鲁迅在伪满洲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

2016-07-16谢朝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450046

名作欣赏 2016年26期

⊙谢朝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　450046］

鲁迅在伪满洲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

⊙谢朝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郑州450046］

鲁迅对于东亚殖民地作家们具有持久而巨大的魅力，东亚殖民地作家们将鲁迅作为文学创作或抵抗殖民的思想资源，他们或模仿鲁迅文风，或改写鲁迅作品，或继写鲁迅小说，也都有着较大的影响，研究者已经关注到这一点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曾被日本帝国主义暴力侵占并事实上成为殖民地的中国东北沦陷区，青年作家们同样热爱鲁迅，他们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冒险传阅鲁迅作品，将鲁迅作为精神反抗的资源。伪满洲国的作家们在鲁迅作品被禁的语境下，采取了将鲁迅“合法化”的策略，视鲁迅为反抗的明灯，在文学创作方面学习鲁迅，使伪满洲国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不俗的实绩。

鲁迅伪满洲国爵青

对于被日本殖民过的东亚诸国（地区）的知识分子而言，鲁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韩国金良守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与鲁迅》、张松建的《国民性、个人主义与社会性别：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王德威的《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等研究成果揭示了鲁迅对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影响。同为日本的殖民地，伪满洲国作家们对鲁迅也持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或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为躲避日本的审查，对外称L·S或灵莎文学研究社，由花喜露组织），或冒着风险热情传阅鲁迅作品。鲁迅对伪满洲国作家们的影响，无可置疑。伪满洲国作家们的回忆及一些研究成果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李凤吾、刘中树的《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在东北》一文就曾挖掘丰富的史料，说明鲁迅在东北沦陷区的巨大影响。挖掘列举史料自属不易，但更难之处尤在于如何具体深入地说明、论证鲁迅究竟如何影响了伪满洲国作家，这是应该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背景：被禁的鲁迅

1932年3月至6月，“满洲国”当局查禁带有民族意识的进步书籍，据“满洲国”文教部记载，其间焚书达650万余册。凡收藏或传阅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关内进步书刊者，一经发现立即予以严厉处罚，重者收监判刑。①

1941年，伪满弘报处的职能再次扩大，伪治安部加强了对新闻通讯的审查，还监听国外短波，伪民生部加强了对文艺、美术、音乐、戏剧等文化行政工作的监控，伪外交部外务局的对外宣传归弘报处统一管辖。不仅如此，对出版界也进行了严厉控制。伪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发表文章认为，内地中国作家作品在“满洲国”被翻印出版“是异常烦恼的事”，声称已向出版部警告，并决定通过“满洲艺文家协会”的成立和日“满”文艺交流来改变此种状况，要严控内地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满洲国”的传播。鲁迅的作品自然在列。

但翻开当时的报纸及期刊，就会发现，鲁迅作品及关于鲁迅的研究、消息频频出现，鲁迅的书也经常被印刷出版。如沈阳盛京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选》、沈阳文艺书局出版的《学生时代》都收录了鲁迅作品，沈阳艺光书局出版了鲁迅的《两地书》，沈阳振兴排印局出版了《鲁迅自选集》等。《大同报》上刊载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酒及药之关系》、《阿Q正传》漫画（连载52期，丰子恺作），以及研究鲁迅的文章，如方壁的《鲁迅论》、萧红（当时用的笔名是S.W）的《鲁迅先生忆略》等，而关于鲁迅的小文章，更是难以统计。尽管鲁迅于伪满洲国成立四年后便逝世，但这并未影响其成为伪满洲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鲁迅的“出镜率”和对鲁迅的关注程度，其他任何作家都难以与其相提并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日本的文化审查工作出现了疏漏？还是日本殖民者发布的禁令都是唬人的摆设？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是鲁迅难以抗拒的巨大魅力，使得伪满洲国作家们甘冒投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去传阅鲁迅，如田贲，他在伪满洲国成立了鲁迅研究会；第二，是伪满洲国作家们在传播鲁迅时采用了一些使鲁迅“合法化”的策略。

二、坚守“东洋的鲁迅”——日本殖民语境下鲁迅的合法化策略

1935年10月31日，《大同报》刊载了这样一则短文：“现在鲁迅的文章，在上海很少被印出……在东京，以杂文为其渊薮，杂文每一期都有他的压卷文字，有时还想办法来绑他的文，那就是用什么文学社的名义，提出一个文学的问题，请他答复，据说杂文第三期的那篇答问就是用这个法子勾来的。”文章虽短，标题却很醒目：《鲁迅的文章在日本很有地位》。

且不管文章内容的真伪，在鲁迅作品被禁的语境中，《大同报》刊载这样一则消息，至少透露出两层意思：第一，鲁迅在日本很受欢迎，既然如此，作为日本的“亲邦”，伪满洲国当然也可以传阅鲁迅；第二，文章那洋洋自得的语气，可隐约体会到作者对中国的认同。

1936年10月25日，为悼念鲁迅去世，《大同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滨江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进行了报道，尤其是《大同报》，以一整版对鲁迅的生平、创作及身后之事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报道。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鲁迅氏以东洋之著作家，虽受西洋近代文明之感化，而决不因此丝毫失其为东洋之精神，就此点而言，乃现代第一流之著作家也，在日本亦不见有一人可以与彼对抗之人物，今而后之日本文学，想必将因彼而受大影响。”②这段话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写，但无论是谁，这说明《大同报》认同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以及上述所引的短文，皆可看作伪满洲国知识分子为使鲁迅在伪满洲国“合法化”而采取的策略，以此消减日本殖民者对鲁迅的敌视，使鲁迅作品能以稍稍“合法”的面目流传于伪满洲国。

在伪满洲国，日本殖民者一直鼓吹“大东亚共荣”“五族协和”及“抗击英美”等极具欺骗性的口号，但根本无法取信于伪满洲国内的知识分子。如爵青，在评论别人的文学作品时，他说：“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一字一行都是歼灭美英的力量，应该是包蕴了大东亚魂的誓词。同时，也唯有这增强战力歼灭美英的文学作品，才是包蕴了大东亚魂的作品，才是深湛了国心的作品。”③而爵青自己的创作，却没有任何媚日的内容。正像萧军所说的，无论日本殖民者说什么，在伪满洲国知识分子的心中，这些“全是虚假”④。这些知识分子对待日本的这些口号，恰似那群百姓看“皇帝的新衣”，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皇帝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只是他们故意缄口不说，只有皇帝洋洋自得，自以为穿上了世上最漂亮的衣服。给鲁迅披上一个坚守“东洋之精神”的“新衣”，为鲁迅在伪满洲国的“合法化”开了绿灯，使鲁迅作品能够在伪满洲国内流传阅读。至于何谓“东洋之精神”，鲁迅与所谓“东洋之精神”是否有关系，又有谁注意这些呢？

将鲁迅“合法化”的手段，大致有三种：

第一，刊载日本人著作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如《大同报》刊载了日本作家野口米次郎的《与鲁迅谈——T有老梅之感》⑤、池田幸子的《最后一会的鲁迅》⑥、增田涉的《鲁迅书简一束》⑦、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和版画》⑧以及英国人莎地库的《鲁迅的一个评价》⑨等。

《大同报》所刊载的这些文章都经过了特意的挑选。如野口米次郎，他是鼓吹战争与所谓“大东亚共荣”的，登载他的文章应该很容易通过审查，甚至根本不用审查，但其所写的《与鲁迅谈——T有老梅之感》却透露了鲁迅的民族主义态度。池田幸子虽是个日本人，却是一位反战人士。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朋友，众人皆知，且他的文章谈的是鲁迅与版画，与政治无涉。而英国人莎地库写的鲁迅文章，也只是对鲁迅的一些文学作品做些艺术分析，也与现实无关。

第二，故意“误读”鲁迅。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大同报》刊载了几篇纪念文章，有王则的《人类的热爱与悲悯》⑩、小松的《怀念》⑪、吴郎的《语鲁迅翁的力》⑫，在对鲁迅的接受中，他们采取了有意“误读”的策略。在《狂人日记》中，针对中国古老传统中的吃人文化，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以抨击旧中国吃人的礼教，使中国从旧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王则却断章取义，有意“误读”：“‘救救孩子！’他为了这句话而开始向摧残孩子的人挥动他那只匕首之笔了。”这种“误读”式的阐释，，使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脱离了原先的语境而具有了一番新的意义。文章最后，王则说：“这一个非民族主义的文学者，他始终用‘救救孩子’四个字去向全人类的悲悯去激起热爱。”再次强调了鲁迅的“非民族主义”，意在拉远鲁迅与中国的关系，使传阅鲁迅变得光明正大。鲁迅因此成为在伪满洲国最受关注、影响最大的作家，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⑬

第三，替换敏感字眼。在伪满洲国，一些汉字是禁用的，举凡“中国”“救国”“革命”等敏感字眼，都会以“××”代替。如池田幸子的《最后一会的鲁迅》，为规避审查，文中将“中国”写作“×国”⑭。方壁（茅盾）的《鲁迅论》中，多处出现“××”字样，如原文中：“《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儿，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神圣的口号。”《大同报》中，最后一句则改为“没有呼喊××××最那个”的口号。

这当然体现了日本殖民者文化控制的森严，但伪满洲国作家却也利用了其中的缝隙来传达自身隐秘的企图。如王秋萤的《末路》，主人公要去投“××军”，这里“××军”中的“××”无论是理解成地名或部队番号，还是理解成“革命”“中国”等敏感字眼，并不影响阅读，但王秋萤（也可能是报纸编辑）用了“××军”，导致的结果就是：诱使读者将“××”理解成“中国”或“革命”等敏感字眼。这样一来，这些尽力回避的字眼反倒显得引人注目了。

伪满洲国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这些合法化的策略很是有效。1937年，《国际协报》的《读者问答》栏目登载了一则消息，一位青年学生“欲进文艺之园”，请教两个问题，其二则是：“要使文艺能有进步，当阅何书？”编辑回答：“鲁迅的书很好也很有生命。”消息虽短，但可证明：第一，鲁迅的书在伪满洲国应该不难获得，编者不会给一位读者推荐难以获得的书籍；第二，鲁迅的价值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对于伪满洲国人来说，鲁迅已成为他们进行反抗的思想资源。

三、“我们的明灯”——作为反抗资源的鲁迅

韩外文有一篇纪念鲁迅的诗歌《遥祭》⑮：

我们的明灯熄灭了

在风雨的猛袭里

受尽了毁谤和虐待

死了

从来不悲伤

更是丝毫不泄气

在一个整的愤怒里

在火般的胜利的愤怒里

来致我们的遥祭

对于伪满洲国作家们来说，鲁迅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战士。如王则的评论：“鲁迅一生的事迹是很少‘叫’人们去怎样怎样，却时常把事体摆在人们面前，暴露出整个的面目，而指给人们自己去走。”而小松则直接引用鲁迅的原话：“‘能发光的发光，能发热的发热，有一分光，发一分光，有一分热，发一分热。’‘肩着黑暗的铁闸，放艺术到光明里去。’……最热情，最宝贵的遗产，鲁迅给我们的最丰富……这些都是用血的代价，为群众换取的经典。”⑯这些评论展现出了强烈的战斗精神。

在伪满洲国，鲁迅常常与反抗联系在一起。即使看来与反抗没有关系的文章，若仔细分析，也能品出反抗的意味来。如幽默写的《阿Q墓志铭》⑰，全文以文言写就，戏谑幽默，表面看去，完全和反抗无关，但微言大义正夹杂在这貌似戏谑的言词背后。⑱

1940年10月26日，《大同报》刊载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鲁迅的一篇很著名的学术色彩颇浓的演讲稿，其中未含什么反抗的因素。但在正文之前，刊载了一段编者的话，很有意味：“这篇东西，是鲁迅翁在广州夏期学术讲演会的讲演稿，无庸说这是‘旧的不堪的’，‘旧的’是因为时在今日，鲁迅翁的作品，已经成为‘历史的’了，同时，还是一九三七年代中鲁迅翁的时感文字，不过呢，其人虽死，其精神不死，其文章虽旧，其思想不旧，那么，我们直以‘新的’视之，亦未为不可……大概关于鲁迅翁的这篇作品，没有看见的人还有（而且很多吧）。那么，没有看见的，看一看也‘好’，就是看见过的，在这儿夹当，‘温读’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吧？”⑲

对这么一篇学术色彩浓厚的文章，编者加这么长的按语力劝读者阅读，不仅劝未读者阅读，且劝读过者“温读”，这种情况实为罕见。

编者此举大有深意。魏晋时期，文人生存环境恶劣，他们或纵酒佯狂，或服药求仙，或委曲求生，或惨遭杀戮，朝不虑夕，恐慌不已，这与伪满洲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十分相似。文中，鲁迅对以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魏晋士人险恶的生存境遇及内心态度进行的细致分析，应能引起伪满洲国作家们的深切共鸣。再联想阮籍、嵇康等对司马政权的态度，当能领悟编者刊载这一文章的苦心。

后来，古丁以嵇康、阮籍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竹林》，其反抗意味更为明显，不知是不是受了鲁迅这一文章的启发。

除了这些隐晦的反抗，一些直接大胆的有反抗色彩的言论也会出现于报刊中，如崔束在《鲁迅先生》⑳中就坦言：“在看鲁迅、蔡元培、萧伯纳的照片时，心中很不舒服，我恨我们的鲁迅先生个子矮呵！”“注视着（鲁迅的）像片，我渴望民族的英雄，领着整个民族抢饭吃的英雄，我渴望大哲人、大思想家、大作家，对民族的灵魂注射，像起死回生的医生，像爱抚一大群儿女的母亲。”这些言论显示了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且表达了对像鲁迅一样的“民族英雄”的崇拜与渴望。在一个连“中国”都要以“×国”来代替的“异态时空”里，作者将一个中国作家视为“我们”，不仅表现了对鲁迅的极为爱戴，且展现了不畏牺牲的勇气。

文中，可能是针对黄舟的鲁迅“亲日论”㉑，崔束为鲁迅进行了辩护：“记得先生生前，曾愤慨文人死后，多被人利用，如今先生死了，确实已经被人利用，有人说他亲日，有人骂他是汉奸，然而先生究竟是鲁迅，他没有跳出民族与民族当间的隔壁，因为他自己是属于落后的弱瘦的被欺的民族，但是他的膀翅下的温暖，并不是只限于隘狭的一个民族的，只要能够生存，能够温饱，能够发展，是没有民族和地境的界限的。”

1940年的崔束还是一个青年学生，他应该没有见过鲁迅，但对鲁迅怀有深深的感情，文章最后，崔束写道：“今个外头大风，去鲁迅先生逝世的日子十多天了？家里打豆子，我脱懒没有上场园，自个坐在东墙下写这篇文章……先生死多年了，我总做梦。做梦先生在这时候出来，明知不能，而偏觉着能够，不以为先生死。”寥寥数语，简洁朴实，但情真意长，尤为感人，颇得归有光之风致。

四、“伟大的指导者”——鲁迅对伪满洲国作家的影响

日本作家冈本隆三说：“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鲁迅，在东北文坛上，也是个伟大的指导者。……今日仍在活跃的有小松、山丁、石军、疑迟、爵青五人，这些人大约由于学着鲁迅而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㉒

因对古丁的研究相对较多，这里就不谈他。我们以爵青为例，来考察一下鲁迅对爵青的影响。

鲁迅与爵青有许多相似之处。二人都是少年丧父，待母至孝，鲁迅顺从母亲娶了朱安，成了一辈子的负累，爵青听从母亲与恋爱了几年的女孩子分手，娶了一个纯朴的农村女孩；鲁迅21岁去日本学医接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爵青少年进了长春日本公学堂，接受了日本的教育。审美追求上，鲁迅和爵青都十分推崇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并且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性格上，两个人都有些敏感忧郁，都关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鲁迅说：“我的确时时在解剖别人，但我也在时时解剖自己。”爵青也有类似的话：“纪德……好像在自己心中设立一个实验室，用苛烈的方法化验自己，分析自己。至于我……也曾似是而非地化验过自己，分析过自己。”㉓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爵青也“对文学创作本身有独到深刻的关注。他推崇文体创新，进行各种文体实验”㉔。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爵青刻意学习、模仿过鲁迅，但从二人作品本身来看，有许多可以比较之处。

在爵青的《溃走》中，医生吕奋本来是个有志于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但理想连连碰壁之后，只好改变初衷，做起了救死扶伤的医生（这让人想起鲁迅本人由医生转而为文人的经历），但他并未彻底放弃对社会与国家的关怀，而是将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寄托于弟弟身上。但当弟弟被一学校校长像宠物一样豢养起来，吕奋再也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再加上目睹耳闻了许多平民的苦难，他绝望了。在绝望中，吕奋阴谋杀死了校长，自己心神不宁，唯靠麻醉药物来维持生命。爵青笔下的吕奋和鲁迅塑造的魏连殳十分相似。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他们既受“修身治国平天下”传统思想的影响，但又不能实现这些理想，他们关怀这个国家与社会，但国家与社会却毫不关心他们。绝望之余，他们只能以自残的方式慢慢杀死自己。虽然爵青还没有达到鲁迅的高度，但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作品中，他展示了日本开拓民政策为中国东北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暗暗批判了日本殖民主义者所实施的东北开发政策，戳破了日本殖民者一直宣扬的“大东亚共荣”“五族协和”的谎言。

模式上，鲁迅所擅长的“归乡”模式也为爵青所继承，其《归乡》《荡儿归来的日子》以及《麦》等作品都采用了“归乡”模式。就文本的复杂性而言，爵青的小说不及鲁迅，但在殖民现代性的背景下，爵青的《归乡》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在《归乡》中，“我”为解决因财产而引起的家族纠纷，回到了从未踏足过的故土，见识了故乡的贫穷与落后，但从未谋面的堂兄等亲人待“我”极为亲热，血浓于水，让长久漂泊的“我”感觉到了“家”的温暖与家族的亲近。作品结尾，爵青写道：“缅想祖先或崇拜祖先不会给我们留下什么。但是追寻生命的由来，以及那一脉类似哀愁的淡淡的幸福，也决不是徒然的。”现代性将人从家园里连根拔起，使人漂泊无根，家园不再。生性敏感且阅读广博的爵青可能体验到了现代性的负面，其《归乡》是对日薄西山的农业文明的一种眷恋与回望。虽然挂念家乡，但“我”还是必须回到象征现代性的都市里谋求生路，而故乡，只是一种再也回不去的念想。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爵青的《归乡》与鲁迅的《故乡》也有相似之处。《故乡》中，“我”与儿时的玩伴闰土之间产生了大壁障，但“我”的侄儿鸿儿与闰土的孩子却相互思念；《归乡》中的“我”与自己的叔叔之间有着矛盾，“我”的侄儿与叔父的孩子却是极好的玩伴。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山，曾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从1920年代到21世纪，新马作家不断从鲁迅经典那里寻获灵感，加以重写、转化与再创造。”㉕在伪满洲国，喜爱并熟知鲁迅的作家很多，除了古丁和爵青，“陈因与王秋萤都酷爱鲁迅的杂文”㉖，王孟素对鲁迅“十分谙熟，动辄曰鲁迅如何如何说”㉗，袁犀自幼便熟读鲁迅㉘，他们肯定会受到鲁迅的影响或启发，从鲁迅那里汲取过创作或思想资源，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则是鲁迅研究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课题。

①⑭㉘陈言：《“五四”脉络中的“满洲国”叙事》，《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② 《大同报》1936年10月25日。

③爵青：《感想》，《青年文化》第2卷第8期，1944年8月号。

④三郎：《全是虚假》，《大同报》1933年9月17日。

⑤野口米次郎著，更夫（即作家外文）译：《与鲁迅谈——T有老梅之感》，《大同报》1939年10月24日第6版。

⑥池田幸子著，古丁译：《最后一会的鲁迅》，《大同报》1936 年11月21日第6版。

⑦增田涉著，古丁译：《鲁迅书简一束》，《满洲报》1937年3 月5日，文艺专刊。

⑧内山完造著，龙孙译：《鲁迅先生和版画》，《大同报》1939 年10月28日第6版。

⑨［英］莎地库著，龙南莘译：《鲁迅的一个评价》，《大同报》1936年12月5日第6版。

⑩王则：《人类的热爱与悲悯》，《大同报》1939年10月26日第6版。

⑪小松：《怀念》，《大同报》1939年10月26日第6版。

⑫吴郎：《语鲁迅翁的力》，《大同报》1939年10月2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