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郑州　450046］

青年学人

男权时代的爱情悲剧
——《伤逝》与《阿道尔夫》的爱情悲剧分析

⊙谢朝坤［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郑州450046］

鲁迅的《伤逝》和法国作家贡斯当的《阿道尔夫》是非常相似的两部爱情悲剧小说，但其悲剧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爱情的失败，而在于爱情失败之后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女主人公伤心绝望地死去，男主人公则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行尸走肉般活着。令人神往的爱情，对女人来说是意味着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与剥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与恐惧；而对于男性来说，爱情则是自己加在肩上的沉重负担。要解放男性，则要首先解放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与恐惧。

鲁迅 《伤逝》 涓生阿道尔夫悲剧

鲁迅的《伤逝》和贡斯当的《阿道尔夫》是两部非常相似的小说，尽管前者写于1925年的中国，后者写于1816年的法国。两部小说讲述的都是爱情悲剧：曾经相爱的恋人度过了激情高涨的热恋之后，男人不再爱女人，因此女人伤心绝望地死去，而男人却背负着精神的炼狱行尸走肉般活着。惊人相似的故事跨越时空由二百年前的法国来到一百年前的中国，其中应有必然的原因。

在中国，《伤逝》无疑是鲁迅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知网显示，从1993年到2014年，关于《伤逝》的研究文章有千篇左右，研究角度也日渐丰富，研究者拿起叙事学、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接受美学等种种理论来分析、解读这一作品，挖掘其中潜藏的大义。其中大部分研究都将《伤逝》中爱情的失败视为悲剧的原因，并从各个层面、角度分析其爱情失败的原因。

毫无疑问，《伤逝》是爱情悲剧。但悲剧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爱情的失败，而在于爱情失败之后的人生命运：女性于伤心绝望中死去，而男性虽然活着，却背负着难以摆脱的道德包袱与精神上沉重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感伤意味与凄婉色彩，从而反映了两性之间休戚相关、生死相依的深切联系，而不是如有些研究所说的揭示了两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冲突①。源自法国的《阿道尔夫》同样如此。对照阅读两书，当能更显意味深长之处。

两篇小说都是主人公的忏悔书。《阿道尔夫》是作者贡斯当的自传。《伤逝》虽不是鲁迅先生的自传，但也具有浓重的心灵史的色彩。《伤逝》写于鲁迅先生和许广平热恋的1925年，书中表现涓生与子君热恋的那一段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应是其自身恋爱的体验。处于热恋中的鲁迅先生应该是比较幸福的，但不可忽略的是，他的幸福却以粉碎朱安的希望为背景。一向敏感的鲁迅先生对此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朱安一生的悲剧，虽非鲁迅先生本人的过错，但和他却有不可否认的联系。面对需“设法妥善安置”的朱安②，鲁迅不可能没有忏悔或自责。《伤逝》中涓生对子君的悔恨应该就是鲁迅先生自己对朱安的忏悔的文学表现。

如果对《伤逝》和《阿道尔夫》加以详细地考察，我们会发现，这并非是简单地对一段逝去的爱情的忏悔与追悼。在忏悔与追悼之背后，隐藏的是作者对整个人类社会与文化，或小而言之，对男女两性关系及伦理体系的深刻反思。就此而言，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一语中的：“《阿道尔夫》里处理的就是不变心的条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爱情会继续下去，在什么条件下不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变成了对社会的控诉。”③

爱情是人类最美丽也最强烈的情感之一，也是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还是贡斯当笔下的阿道尔夫和爱蕾诺尔，在爱情这道温暖光芒的照耀下，他们都脱胎换骨，摆脱了过去纠缠他们的痛苦与纠结，鼓起了反抗社会压力与开创新生活的勇气。在爱情的鼓励下，生活成长于封建旧社会的子君大胆喊出了：“我是我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女性解放的先声，是女性勇敢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先锋。对这一点，涓生十分自豪，他赞扬说：“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这赞扬中包含着对子君的肯定与认可。子君和涓生同居了，他们实现了理想中的完美生活，两情相悦，诗情画意。在爱情的滋润下，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而对于阿道尔夫和爱蕾诺尔来说，他们的结合也让后者有了摆脱种种束缚的勇气。为了追寻完美的理想爱情，爱蕾诺尔抛弃了家庭和儿女，不畏周围的讽刺与冷眼，他们过着童话般的日子。“幸福的生活总是相似的”，他们幸福的爱情和大部分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爱情并无太大的不同。

我们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大部分以情侣的死亡结束，悲剧性所带来的悲壮的审美效果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涓生与子君、阿道尔夫与爱蕾诺尔的爱情也是如此。执子之手后，他们也未能白首偕老。在涓生看来，“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了，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正的隔膜了”。熟悉之后的厌倦像阴影般慢慢弥漫开来，并渐渐遮盖了爱情的骄阳。他们性格上的矛盾也在并不漫长的同居之后日渐显露。追求与爱好的不同让他们曾经心心相印的结合出现罅隙，鲁迅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暴露了他们爱好志趣的差异。涓生爱花，而子君爱动物，动物的吵闹和由动物而引起的邻里纠纷更加重了涓生对生活及对子君的反感与不耐烦，使原本就因经济贫困而显得沉闷的生活更加无味。只是厌倦在起初并不强烈，而他们也能压抑住自己的真实情感，尽力避免直接的冲突，对彼此残存的爱让他们还照顾着对方的感受与反应。但他们的爱已悄无声息地慢慢溜走了。

对阿道尔夫和爱蕾诺尔来说，情况也一样的糟糕。度过激情的初恋，理智的复苏让他们，尤其是阿道尔夫的目光转移到了男性更为广阔的空间。爱蕾诺尔的爱逐渐变成了一种束缚，他不愿再与爱蕾诺尔相会：“我在渴望中一天天、一小时一小时地计算着逝去的时日，我祈求时间走得再慢些，一想到离我承诺回去的日期越来越近，我就不寒而栗。我……感到那时深受她的热情的折磨。”

爱的消失使女人们成了男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涓生认为自己的贫困正是因为子君的拖累：“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且还在责怪着女人们的不领情：“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而阿尔道夫也认为在这场爱情中，他付出了、牺牲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为了爱蕾诺尔，我什么事情没做过？为了她，我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为了她，我伤透了一位年迈的父亲的心，直到现在他还在远方为我伤心；为了她，我住在这个地方，任青春悄声流逝，孤孤单单，名声扫地，没有荣誉，毫无乐趣……”

爱情消失之后，道明真相还是隐瞒实情成了最令男主人公们头疼的问题，也是他们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最让读者惊心动魄之处。两位男主人公现在都处于两难选择的处境，而正是这种两难选择增加了作品的震撼力，也取得了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说还是不说，成了一个哈姆雷特似的难题。男人们的心灵倍受熬煎，他们都犹豫不决：如果隐瞒真相，继续欺骗她们，让她们误以为自己对她们的爱一如往昔，她们虽不会很幸福，但至少不会死去。而这无异于给自己加上难以承受的精神重担。而道明真相呢？他们深知道明真相的后果，对他们来说，道明真相，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亲手将他们的爱人推向深渊置于死地。

他们都以谎言或消沉来掩盖自己的内心，缓解自己情绪的紧张。面对子君，涓生“要明告她，但还没有敢，决心要说的时候，看见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暂且改作勉强的欢容”。在此，涓生那欲言又止的狼狈相尽现笔底。而阿尔道夫的处境更是如此：“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的烦躁有增无减。爱蕾诺尔总想刨根问底，找出我烦躁的原因来，但没有得逞。她一次次地追问，我的回答总是能不说就不开口，能简短则尽量短。我硬起心肠对付她的再三恳求，因为我十分清楚，一旦我说实话，必定会给她带来痛苦，而一旦她出现痛苦，必定会使我再次撒谎。”

一味地回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也使女主人公受到更多更深的伤害。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表达着他们的内心：爱已经消失了。当两位女主人公清醒地知道爱情的失败，所爱的人已经不再爱她们时，她们如坠万丈深渊，精神完全溃败。子君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但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而爱蕾诺尔则“昏了过去”，病情加重终至死去。

直言真相后的男人们将难题交给了女人，暂时逃脱了精神的重压，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明了真相的子君于几天后搬离了他们同居的小院并最终死亡。没有人关心她是怎么死的：“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在一个视出格的女人为妖魔恶鬼的时代，这样一个女人的死亡自然没有人放在心上。子君的死亡像针一样刺戳着涓生的灵魂，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卑怯”，并心甘情愿地下地狱赎罪，即使“地狱的毒焰围绕着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也要向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与悲哀，祈求她的饶恕”。而阿道尔夫呢，在爱他的爱蕾诺尔死后，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在死去的爱蕾诺尔身边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久。我的心里还没有接受她已经去世的现实，我惊异万分，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她那已经失去生命的躯体……现在，再也没有人关注我的言行举止了，再也没有人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兴趣了，再也没有人质疑我怎么打发时间，当我离开的时候，再也听不到呼唤我回来的声音了。我确实自由了，没有人再爱我，对于所有人来说，我都是个局外人。”再深情款款的忏悔也于事无补，他再也唤不回那个一心对他一意爱他的女人了。

在这两篇作品中，女人们都以生命祭奠了自己的爱情，但她们的死并非因经济贫困所导致。《阿道尔夫》中，爱蕾诺尔死前刚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其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较子君小些，但她却死了。在中国古典爱情悲剧《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送回家，有人前来为县官的儿子求亲，刘兰芝完全可以答应并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但她坚决拒绝，她在对焦仲卿无望的等待中殉情了。对于子君她们来说，与其说是经济困顿和周围的生存压力导致她们的死亡，毋宁说是其对爱情、对人生理想的绝望导致她们的死亡更适合。在此，鲁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予以文学解答，这不仅是经济、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问题。

在看似平等的男女爱情里，隐藏着深刻的不平等。在爱情中，女性的付出与牺牲往往较男性要大。她们往往以其物质上的所有和精神上的所能来经营爱情，期望对方给予自己同样的爱，期望一份完美的爱情给她们带来幸福。而一旦爱情消亡，她们往往没有退路，或者根本没有从精神上为自己准备退路。所以面对爱情的消亡，女性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也相应地比男性要沉重得多，她们的结局也往往要比男性更悲惨。而男性则不同，男性的空间是广阔的，爱情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且他们对爱情的态度也远没有女性专一。《伤逝》中，涓生很快就将他们恋爱的细节抛诸脑后，子君却将其牢牢记住并时常像回放电影一般体会爱情的甜蜜。而《阿道尔夫》中，阿道尔夫追求爱蕾诺尔的动机本来就不够纯正，他追求她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实一下自己的男性魅力，排遣心中的寂寞与空虚。

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男性并没有给女性提供多少生存的空间。几句耳熟能详的名言道出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如“大门不出，小门不迈”旨在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女子无才便是德”旨在压抑女性的智慧；“三纲五常”是束缚女性的道德戒律。在种种复杂严厉而又系统的规训下，女性的智慧被压抑，才情被剥夺，只有狭小的家庭才是她们活动的空间。如子君，“虽然勇敢地冲出了家庭，但她没有自我，总是依附于男人，志趣平庸，没有理想。她时常在眼前的平庸与逝去的梦之间徘徊，因此，不断强迫男人回忆初恋时那一幕。子君从这里寻求满足，此外再没有别的世界”④。她们犹如鲁迅笔下的笼中鸟，即使被放了出去，却也无力振翅高飞。离开了爱情，也就是离开了男人的庇护之后，她们如离开了水的鱼儿，根本无法生存于社会。于是她们只能汲汲于爱情，爱情成了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唯一的依靠，甚至生命本身。爱情的消亡打碎了她们生存的脊柱，她们也只能随着爱情的消亡而死去。她们以死亡摆脱了社会强加于她们身上的种种不幸，她们的死亡给男人们带来了无法摆脱且无比沉重的道德包袱，让他们无时无刻不活在悔恨、自责与伤心欲绝的地狱里。这才是爱情悲剧的真正所在。

类似的文学作品很多。除了上文所提及的，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美狄亚》和纪德的《背德者》等。在爱情消亡之后，死亡是这些女性共同的结局。而男性或死亡，如伊阿宋和焦仲卿；或一生背着沉重的负罪感行尸走肉般活着直至生命最终走向毁灭，如涓生、李甲和阿道尔夫。

当然，不可否认，这些男性对女性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他们的怯懦、自私等缺点。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赘述。

而如果将这悲剧的罪责全部推给男人们，显然有失公允。毕竟，这些男人们并没有亲手将她们谋杀。但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将她们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并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这是为什么？

爱情之花的生发和凋零，自然且正常。这是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存在的现象，也是古往今来文学艺术加以表现的主题之一，社会的变迁并不能将之彻底消灭。但如何评价恋爱中的人，尤其是男人的移情别恋，恐怕非“负心薄幸”之类肤浅的道德谴责所能概括。

让人心驰神往的爱情以两情相悦、山盟海誓的喜剧开始，却以女性死亡，男性或死亡或痛不欲生的悲剧结束。对恋爱中的他或她来说，他（她）既可以是天堂，也可以成为地狱。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原因。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男性虽然竭力剥夺女性争取生存能力的权利与机会，从而达到控制其人身自由，使其只能紧紧依附于男性的目的。但是，男性在一只手压制女性的同时，另一只手也不得不接过供养家庭、保证女性生活甚至幸福的沉重责任。女性就如男性养在笼中的鸟儿，虽然男性可以随时欣赏其美丽的羽毛，聆听其婉转的啼鸣，但也必须为其提供食物与饮水以保证其生存。在《伤逝》中，涓生和子君同居后，涓生辛苦上班养家，而子君则居家操持家务。在涓生被辞退后，他依然必须挣钱养家糊口：“译书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决计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不到半月，边上便有了一大片乌黑的指痕，这就证明着我的工作的切实。”而当他抱怨自己没有安宁的环境专心写作译书时，他也只能归罪于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无独有偶，在《包法利夫人》中，当包法利东奔西跑、披星戴月医治病人挣钱养家时，他的夫人却在花园中做着绮丽多彩的梦，一边享受着生活的富足，一边抱怨着生活的无聊与乏味。而如果一个男人不能尽到这义务或责任，这个男人要么是个笨蛋、低能儿，要么是个道德卑劣之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爱情虽魅力四射令人心醉神迷，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与剥夺，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与恐惧。而对于男性来说，爱情则是自己加在肩上的沉重的负担。

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与女性之间就一定是非此即彼的矛盾与你死我活的斗争。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妇女运动的要旨并不像妇女运动之外的某些人所解释的那样，只是妇女应该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女权主义不是一个可以孤立起来的问题，一个与其他政治计划并行的特定‘攻势’，而是形成着和质疑着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的一个向度。妇女运动乃是对所有这些权利和地位本身的质疑。”⑤

在女权主义看来，由男性创造的男权社会和文化给女性打造了重重枷锁，但被这枷锁所禁锢的，又岂止女性而已？男性自身一样不能脱身事外获得自由。在不可避免的结合中，男性也于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脖颈伸入这枷锁之中，成了自身所造枷锁的囚犯。而要获得自由，势必要先打碎自己所造的套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女性重归自由，这是男性解放自身的条件，也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前提。要成功获得这一条件与前提，还要男性与女性携手奋斗，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两性之间更深刻也更紧密的关联，是《伤逝》和《阿道尔夫》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①李泉：《男性难以逾越的心灵樊篱——〈伤逝〉主题新论》，《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②系许广平提出的，见1926年11月22日致鲁迅的信（《鲁迅景宋通信集》第241页），鲁迅接信后，“觉得H·M（许广平——引者）比我有决断得多”。（见《鲁迅景宋通信集》第251页）鲁迅、许广平：《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④蓝棣之：《“万不可做将来的梦”——论〈伤逝〉》，《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0期。

⑤［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

作者：谢朝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3级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当代文学。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

中国诗趣理论研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