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成

遇到疑难杂症，合格的医生会认真诊断、精心治疗；遇到违法犯罪，合格的警察会自觉应对、专业执法。教师也是专业人员，面对学生“告密”问题，教师的专业性是否体现出来了？或者，教师是否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

面对学生“告密”，教师的应对很容易出现缺乏专业性的问题；其不当的处理结果，不仅可能让自己孤立，而且可能会对学生个体与群体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何在新的价值坐标中分析、判断并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化不确定性事件为教育性资源？如何促成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健康发展？这成为摆在当代教师面前的难题。

如何正确看待“告密”行为

在成人的世界中，“告密”是个贬义词，意指向他人出卖本团体或相关人员的秘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未成年人的学生，其“告密”行为的背后往往不是单一的驱动力，更不是在单一情境下发生的。在本文作者的合作研究学校里，曾有教师仔细分析过小学段不同年级学生“告状”的特征与处理方式，呈现出了这一现象的年段特征。[1]也有教师提出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思路，强调教育立场的介入。[2]本文作者认可这样的分析和研究思路，且愿意继续深化这些思考。

对学生个体行为动机及其影响的分析，是教师首先要关注的。“告密”行为往往发生在“告密者”和教师之间，教师是学生“告密”行为的直接受众。同样，教师也有可能直接影响“告密者”的改变与发展。针对“告密”行为，教师需要及时、准确地判断其性质。

有的“告密”，事实上是“告知”。学生并不一定期待教师的特别行为，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很可能是为了让教师了解其没有看到的现象、获得其没有了解到的信息，或者为了获得教师的重视与认可。这类行为往往是无害的，相关信息交流甚至是“公开”的，特别是在小学低段。

有的“告密”，事实上是“告状”。这往往是因为学生的利益受伤害，作为“受害者”，他会向教师寻求帮助与支持，以期实现正义或公平。这种告状，可能是公开的，可能是私下的，但其动机往往是自我保护或补偿。因此，这种告状也可能会夸大一些事实、掩盖一些内容，会出现信息的部分失真。当然，只要教师介入了解，公平合理地解决相关矛盾，是能够促成学生心态的正常化与行为的合理性提升的。

有的“告密”，事实上是“回应”，是为完成教师要求而做出的表达。特别是一些学生干部，因为教师特别是班主任的要求，需要去管理班级纪律、卫生之类的事务，进而要向教师反馈具体信息。此时，学生就不得不向教师反馈一些信息；如果触及部分同学的利益，就会被学生视为“告密”。针对这一现象，教师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与取向，通过教育行为的调整和思想的转变，不把自己变成“告密者”出现的催生因素，不让自己成为“告密”的纵容者。

真正的“告密”，在于个体的算计，在于为自己谋利益而有着伤害他人利益的可能。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需要教师专业地对待。

其一，教师要有对其危害性的敏感。“告密”不仅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健康发展，会恶化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更会影响教师的专业判断与实践，甚至会影响教师的工作生态与发展空间。因此，教师不能仅凭一时工作之便而忽略教育的立场、伦理的原则和长程的效果。要特别重视教师的工作便利与学生健康发展的关系——教师不能因为过度功利化的管理需要、控制需要，而牺牲儿童的健康发展。

其二，教师要对学生的“告密”行为做出迅速而理性的判断。这一是靠教师所积累的经验，二是靠教师的直觉或敏感，三是靠教师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依靠科学理性的调查研究，在大量接触相关信息，综合来自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多方信息之后，教师一般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其三，教师要有对“告密”之人的教育性处理。学生具有未成熟性，也同时具有生长性。教师要从教育立场出发，针对学生的心态、思想、行为与语言，通过合适的方式加以矫正、引导。这又是一项非常敏感、复杂的工作，需要关注具体的师生交往行为，建构儿童发展的良好生态。总之，“告密者”依然是“学生”，教师的天职在于引领发展、促进发展，而不是放纵，也不是放弃，更不是惩罚。

其四，教师要保持思想与行为的自我矫正与更新。鉴于学生培养的长期性，教师需要保持对学生告密行为的高度敏感，并自觉反思：是否自己的语言与行为在鼓励不健康的“告密”行为？在具体的学校生活场景中，教师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事实上在直接引导着学生发展，在直接建构着学校生活世界。因此，当出现学生的“告密”行為时，教师尤其不能纵容自己，不能沉迷于“信息”获得的一时快感，而需要坚守教育的立场和人文的情怀，要勇于反思和重建自我。

处理“告密”问题不仅仅是处理“告密者”

“告密者”生活于具体的群体中。如果群体中缺乏一些健康因子，那么“告密者”就更容易拥有“告密”的资源和通道。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层面的讨论，即教师要通过促进群体的健康发展而影响个体，也通过引导个体的健康回归而促进群体发展，在群体层面处理“告密”问题。

首先，这要求教师加强班级生活中的民主建设。当更多的交流得以发生，当更多公共问题得以公开讨论和决策，当更多的评价公开进行，“告密”的出现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对于教师来说，需要引导学生理解并不断拓展班级、学校生活中的共同利益，形成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真实的民主关系。“告密”现象往往存在于不透明、少沟通、缺少民主性的情境中。对于教师来说，班级和学校民主建设的目的不仅在于减少“告密”现象，而且在于促成班级和学校文化的当代更新。

其次，教师要促成学生群体文化生活的丰富。“告密”往往涉及同学间的利益冲突；而促成学生间的理解、宽容，矫正不良关系，形成合理的文化生活状态，是教师的责任之一。尤其是在当前教育改革背景下，对死读书、读死书的深刻反省，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取向的深度批判，对学生全面发展的真切体悟和自觉追求，是降低“告密”文化之消极影响的基础。教师需要借助多元丰富的班级、学校活动，如春秋游、主题活动、各类小队或项目组活动等，促成同学之间兄弟姐妹情谊的形成。这也就是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化培育的过程，就是消解或至少是矫正“告密”行为的重要基础。

最后，教师要建构更丰富的学生发展平台，促成学生组织的完善。如何从生产性的角度引领学生发展？如何帮助学生拓展利益空间？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可以通过更多元的组织建设和群体发展，帮助学生发展兴趣、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班主任可以促成学生小组、项目组、部门、班级社团、跨年级交往等一系列组织与群体的发展。当一个班级里有丰富的学生组织时，当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得以组织时，当学生的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乃至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当学生的成长需要不断得到拓展时，学生更容易被引导到积极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上去。

介入“告密”背后的复杂情境

尽管教师对于学生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力，但同样要重视学生的家庭生活、社区生活以及在国际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们都在影响着儿童的健康发展。这就进到学生发展的校外生态之中。在这一系统中，教师有其行为与教育功能实现的具体限制，也会有诸多的苦衷；但从教育的立场出发，教师也能够有所为，有可能成为生态更新的关键人。

首先，班主任要有对时代和教育发展的敏感性。对于学生行为的判断与教育性的介入，事实上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在复杂情境下的综合决策与实践。在当前社会转型、国际对话情境与信息技术平台上，如何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交往关系，如何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如何指导学生发展信息素养，都已是时代性的教育需求了。具体到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这一背景，“告密”行为背后的问题就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因为这是个体或群体是否具有了健康的个性、良好的发展生态、自觉的发展意识、高度的学习力的体现。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在日常生活、交往和自我觉知中不断实现发展，是重要的教育主题——而“告密”行为、“告密”文化不仅容易阻碍个体的发展，而且会影响终身教育体系中他人的健康发展。

其次，教师要促成學生家庭生活的更新与家长的发展。学生的言行举止、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价值观，有着家庭的原生性影响。教师在分析和应对“告密”行为时，也需要考虑学生的家庭生活背景。在当前加强教育治理、推动家校合作的背景下，教师要更主动、更有序地影响家长，通过推动家长学习、家长社群建设、亲子作业实践等，以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力量引领家长发展。这份努力尽管会遇到各类困难和挑战，但也会促成教师新能力的发展。在具体实践中，还会涉及如何利用家长群体的差异资源、如何捕捉动态信息、如何基于成年人发展特点而促进相关家长发展问题，更挑战着、也同时发展着教师的专业性。

再次，教师要引导学生直接参与到社区生活之中，促成学生情感与社会性的发展。班级、学校毕竟还是一个“简化”了的社会，学生是在有保护的环境下生活。而真实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人的情感与社会性的要求，则需要学生在更多接触真实世界的过程中感知与体验。教师通过将真实的社会生活资源引入教学工作和班级建设中，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到真实的社区服务学习、问题解决学习中，能让学生有序、有引导地获得各类社会信息，认识各类社会现象，体悟社会发展对于健康的交往关系和良好的个性品质的真实需要，进而促成学生情感和社会性的发育。

总之，对学生的“告密”行为，教师需要有专业的判断，做出专业性的教育行为，进而拓展到对学生发展生态的主动介入。这样的教育过程，也就是教师专业性得以表达的过程，更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