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凯　张敬　张志颖　魏旭光

摘要：处于经济与制度双重转型期的中国情境下，关系嵌入、风险感知是影响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307例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关系嵌入对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作用以及风险感知的路径传导作用。结果表明：商业关系嵌入、政治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绩效风险感知对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选择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关系风险感知对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选择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治理模式；关系嵌入；风险感知；网络组织；中国情境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5）02005406doi：10.11847/fj.34.2.54

1引言

网络化联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一场“无声的革命”正在发生，传统的企业边界逐渐消失，网络组织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经济组织形态[1]，但网络组织运营过程中存在着重要的现实难题：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冲突，导致难以实现帕累托均衡[2]。如何保障网络组织产生“1+1>2”协同效应？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网络治理[3]。围绕网络治理问题，探索哪些因素影响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并产生正协同效应，逐渐成为政界、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4]。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特征与治理模式相匹配可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经济性”结果，解释了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问题[5，6]。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相对成熟，企业以成本最小化为行为准则，以核心能力与关键资源获取显性支配权，因此交易成本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7]。然而，对于处于经济与制度双重转型期的我国企业而言，网络组织的构建与运行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而非完全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发生成[8，9]。由此可见，在中国情境下，原本只属于资源配置范畴的网络治理问题，成为了涉及经济、政治与社会多方面的管理问题，仅从单一视角透视其本质将难以全面解释。

追溯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网络组织并非存在“真空”中，而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从而角色与利益之间产生了极其微妙的联系[10]。我国企业受到政治、规范与认知的制度压力，企业通过建立社会关系以避免交易伙伴的投机行为，减少政府干预的成本，以合法性获得隐性支配权[11，12]。企业嵌入的社会关系不同，将影响其对可能遭遇风险的主观评价不同，进而影响其组织行为[13]。因此，网络治理模式作为网络组织的制度安排，关系嵌入直接影响治理模式选择行为，风险感知在其影响关系中具有路径传导作用。

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相结合，将关系嵌入与风险感知纳入网络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构建关系嵌入、风险感知与治理模式选择之间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以307个企业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关系嵌入、风险感知对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并对检验结果分析讨论，提出促进我国产业网络化发展的有益建议。

康凯，等：关系嵌入与风险感知对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Vol.34， No.2预测2015年第2期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的历史与制度遗留，我国商业特征异同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关系”（Guanxi）对组织理性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14]。转型经济体中组织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包括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15]。Roath等[16]认为组织间关系行为对社会关系具有强依赖性，并验证了社会关系对关系治理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Claro等[17]指出人际信任、组织际信任对关系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人际信任与组织际信任源自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治理风险的有效工具。Boisot和Child[18]认为企业与政府部门间的政治关系逐渐被制度化，并形成高效的协调经济交易的制度安排，组织需要在获取外部与内部合法性中进行战略选择，甚至放弃股权合作者，让政府官员入股以获取外部合法性[19]。由此可见，嵌入于组织的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在治理模式选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上所述，提出假设：

H1a商业关系嵌入越强，网络组织成员越倾向于网络化治理模式。

H1b政治关系嵌入越强，网络组织成员越倾向于网络化治理模式。

2.2关系嵌入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

中国正处于经济与制度转型过程中，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且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的空缺[20]。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商业关系以获取所需资源、信息与机会，获得政府政策动向的信息，并规避风险[21]；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系以寻求政府的庇护，降低交易不确定性，规避制度风险[22～24]。如上所述，提出假设：

H2a商业关系嵌入越强，网络组织成员感知的关系风险越小。

H2b商业关系嵌入越强，网络组织成员感知的绩效风险越小。

H2c政治关系嵌入越强，网络组织成员感知的关系风险越小。

H2d政治关系嵌入越强，网络组织成员感知的绩效风险越小。

2.3风险感知对治理模式的影响作用

管理的根本在于控制不确定性与规避风险[25]。组织运作过程中不仅关注网络化治理模式能否创造潜在效益，而且关注潜在的机会主义风险，包括关系风险与绩效风险[26]。网络组织治理是预防与控制合作伙伴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保障，通过完备的契约、监督与控制等措施来抑制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27]。特别是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契约交易风险，而网络组织治理具有缓解风险的效能[14]。由此可见，网络组织风险感知越高，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感，导致治理模式网络化程度越低[28]。如上所述，提出假设：

H3a网络组织成员感知的关系风险越小，越倾向于网络化治理模式。

H3b网络组织成员感知的绩效风险越小，越倾向于网络化治理模式。

2.4网络组织成员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

网络组织成员所处的社会基础不同，将直接影响其对未来可能遭遇风险的主观评价不同，进而影响其战略行为[29]。综合以上研究假设，关系嵌入对网络组织治理模式、对网络成员的风险感知，风险感知对治理模式均具有直接影响，从而可以合理推测，网络组织的商业关系嵌入与政治关系嵌入可能是通过影响网络组织成员的风险感知而影响其治理模式的选择，即网络成员的风险感知具有中介作用。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度与互惠度越高，信任水平越高，网络组织成员越倾向于网络化治理模式。如上所述，提出假设：

H4a关系风险感知对商业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H4b关系风险感知对政治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H5a绩效风险感知对商业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H5b绩效风险感知对政治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3.1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对象对行业没有特殊限制，以制造企业为主。考虑问卷回收的可能性与便利性，采用方便抽样法，以电子问卷与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数据收集工作。发放问卷700份，回收问卷439份，剔除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3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43.85%。

3.2样本描述

采用频次与百分比等统计方法，对有效样本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下：（1）网络组织上下游企业合作时间分布。合作1～5年企业111家，占36.16%；合作6～10年企业84家，占27.36%；合作11年以上企业112家，占36.48%。（2）样本填写者所属职位。高层管理者74人，占24.10%；中层管理者85人，占27.69%；基层管理者75人，占24.43%；普通员工73人，占23.78%。（3）样本企业性质。国有企业80家，占26.06%；国有控股61家，占19.87%；三资企业68家，占22.15%；民营企业79家，占25.73%；其他企业19家，占6.19%。

3.3变量测度

（1）因变量：治理模式（Governance Mode，GM）。由于治理模式具有隐性特质，使其操作测量困难，难以实现对治理模式的分析、判断与决策。参照Barney[30]的划分标准，按照治理模式网络化程度依次递减划分为市场化治理模式、单边契约式治理模式、双边契约式治理模式、单方持股式治理模式、双方持股式治理模式、合资式治理模式与一体化治理模式。由于不同治理模式代表不同的科层水平，为便于后期分析，通过一体化治理模式（Integration Governance Mode，IGM）与网络化治理模式（Network Governance Mode，NGM）两方面测量。

（2）自变量：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NE）。Peng和Luo[15]关于管理者社会关系（Managerial Ties）的量表是标志性研究成果，是量化转型经济体中管理者社会关系的开创性研究，被验证中国情境下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关系嵌入采用此量表，通过商业关系嵌入（Business Ties Embeddedness，BTE）与政治关系嵌入（Political Ties Embeddedness，PTE）两方面测量。

（3）中介变量：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RP）。按照风险的来源不同，Miller[31]将其分为关系风险与绩效风险，在此基础上，Das和Teng[21]根据网络成员对风险的感知，详细地定义了关系风险感知与绩效风险感知。学者们沿袭了Das和Teng的研究模式，但具体刻画指标依据各自情境有所不同。综合采用Miller[31]与Das和Teng[21]的量表测度，通过关系风险感知（Relational Risk Perception，RRP）与绩效风险感知（Performance Risk Perception，PRP）两方面测度。

4实证结果

4.1数据特征统计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需要样本数据呈正态分布，按照Kline[32]的观点，当偏度系数（Skewness）绝对值小于3、峰度系数（Kurtosis）绝对值小于10时，数据服从正态分布。根据该标准，两项指标的绝对值远小于标准值，说明各题项的数据接近于正态分布，适合于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4.2测量模型检验

测量模型质量评价主要是信度评价与效度评价[33]。构念信度（CR）是测量模型内在质量的重要判别标准之一，通过标准化因子负荷值计算因子信度，达0.5以上即可接受[34]。平均方差抽取量（AVE）直接显示被潜在变量所解释的方差中来自测量误差的程度，达0.5以上即可接受[35]。由信度指标计算结果不难看出：观测变量信度指标平方复相关系数均达到0.5的标准，表明量表具有内在一致性；潜变量构念信度大于判别标准0.5，表明模型内在质量非常好；平均变异抽取量大于判别标准0.5，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系统性，信度水平良好。

量表效度是实际测量值反映测量特征的程度，表现为测量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由效度指标计算结果不难看出：首先，治理模式、关系嵌入与风险感知所包含的观测变量标准化负荷最大值为0.86，小于判别标准0.9；各构念一阶因子间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上限小于1，因子间具有显著差异，表明各量表具有区分效度；测量误差整体介于0.20～0.67之间，不存在太大标准误差或负误差协方差，表明各构念测量模型不存在违犯估计现象。其次，治理模式、关系嵌入与风险感知的因子结构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均达理想的拟合标准，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良好。最后，观测变量因子负荷估计值在0.63～0.86之间，表明单一观测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均具有较高的显著水平，可作为各因子的测量指标。

4.3结构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关系嵌入与风险感知对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按照“初始模型构建→研究模型识别→模型初步拟合→模型修改确定→模型效应解释”的五步策略[35]分别验证关系嵌入、风险感知与治理模式之间的影响作用，运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6]验证风险感知在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之间的中介作用。

（1）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通过模型1的路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除了绝对拟合指标在可接受范围内外，其他指标均未在拟合接受范围内，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没有通过检验。本文将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的影响，而中介作用判定的第一个条件即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显然不符合该要求。基于此，将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适当修正，剔除一体化治理模式维度，将网络化治理模式作为一个整合概念探讨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各变量之间的标准路径系数如表1所示。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路径系数为0.76，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政治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路径系数为0.58，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但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影响相对更大。由此，假设H1a、H1b获得支持。

（2）关系嵌入对风险感知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通过模型2的路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除了绝对拟合指标在可接受范围内外，其他指标均未在拟合接受范围内，说明初始结构方程模型没有通过检验。此外，政治关系嵌入对绩效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影响（β=-0.29，p=0.783），这与本文的先前假设不相符，但其路径的CR值较低，p值偏高，可通过增加残差间协方差关系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微调，以逐步消除模拟偏差。基于此，本文将根据修正指数最大的“关系风险感知←商业关系嵌入”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适当修正，各变量之间的标准路径系数如表1所示。商业关系嵌入对关系风险感知、绩效风险感知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54与-0.63，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政治关系嵌入对关系风险感知、绩效风险感知的路径系数为-0.70与-0.32，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由此，假设H2a、H2b、H2c与H2d获得支持。

（3）风险感知对治理模式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通过模型3的路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初始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达到可接受水平。关系风险感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路径系数为-0.78，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绩效风险感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路径系数为-0.83，显著性概率小于0.01，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由此，假设H3a与H3b获得支持。

（4）关系风险感知在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模型4的路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路径系数为0.24，小于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直接影响模型中的路径系数0.76，且不显著，因此，关系风险感知在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支持假设H4a。同理，可以推导出关系风险感知在政治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0.17小于0.58，且不显著），支持假设H4b。

（5）绩效风险感知在关系嵌入与治理模式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模型5的路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路径系数为0.32，小于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的直接影响模型中的路径系数0.76，且显著，绩效风险感知在商业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支持假设H5a。同理，可以推导出绩效风险感知在政治关系嵌入对网络化治理模式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0.19小于0.58，且显著），支持H5b。

5结论与展望

本文研究重点不仅是假设的证真或证伪，而是其背后隐藏的含义与逻辑，有必要对数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讨论，以揭示其内涵，同时推导出探索性的研究结论。

第一，关系嵌入是影响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突破以往研究过多关注于核心能力与资源基础问题，将视角前移到治理模式选择机制的本源性问题。研究表明，商业关系嵌入与政治关系嵌入等结构性因素对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与制度双重转型期，虽然市场机制发挥一定作用，但企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非市场机制获取资源[37]。本文认为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过程中，企业亟需考虑外部制度环境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与供应商、顾客、竞争者、行业协会，甚至当地政府、银行、税务部门建立社会关系，以降低市场、制度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在中国情境下，将社会关系纳入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并验证其重要作用，检验了西方理论对我国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的适用性，有助于启发基于东西方不同制度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

第二，绩效风险感知在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选择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突破以往研究仅关注网络组织协同效应问题，将视角转移到风险感知的路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绩效风险感知在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选择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网络组织嵌入于社会关系，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不确定性引起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绩效风险感知，网络组织成员倾向于网络化治理模式，反之，倾向于一体化治理模式。然而，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若嵌入过深，则可能形成“嵌入惰性”，从而丧失自主性与感知能力，或者即使感知到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嵌入而无法应对。

第三，关系风险感知在关系嵌入对治理模式选择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突破以往研究仅关注经济效益与效率问题，将视角扩展到关系风险感知的中介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关系风险感知在关系嵌入对网络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充分证明了关系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亲密度与互惠度越高，信任水平越高，网络组织成员越倾向于网络化治理模式，反之，倾向于一体化治理模式。充分解释了中国情境下关系成本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大于绩效成本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该结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形成对话，丰富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

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与企业具有以下实践指导作用：

第一，对政府管理实践的启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迫切需要通过网络化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大多产业难以形成企业网络组织，或已经形成的企业网络组织规模偏小，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将培育社会资本、完善行业协会等作为重点工作，引导当地产业的网络化发展，带动本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最终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启示。面对网络组织的负面效应以及高失败率，我国企业迫切需要选择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模式以减少运作风险。网络组织作为企业间紧密型合作组织，社会关系能够促使企业间进行合作，但由于社会关系是以“小圈子效应”为基础对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约束，难以形成整体网络的协同效应。我国企业在合作竞争中应充分利用资源，降低风险成本，提高竞争优势，保证我国企业网络组织的有效运作，促进组织网络化的进程。

虽然本文得出了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结论，并提炼出上述理论价值与实践贡献，但仍存在不足之处：本文重点针对制造行业进行调研与数据收集，包括汽车制造、家电生产、机械加工等产业，样本不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从而使得数据对真实情况的反映能力受到局限。此外，尚未考虑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与社会关系对网络组织治理模式选择的交互作用。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在扩宽样本面的基础上，将权变理论融入分析框架，采用两阶段实证研究方法，在控制自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网络组织治理模式的效能机制，从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相匹配的“权变”视角来解释特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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