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理性行为及其异质性对财政预算的影响研究
2016-07-07汪利锬李延均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6年4期
汪利锬 李延均 李 霞
一、问题提出
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们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和教育水平越来越关心,然而与此相关的财政预算呈现相对不足。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近年来实施了基础教育的“两免一补”、“新农合”等惠民财政政策。然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2012年—2013年)》表明,2013年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为58.71分(总分为100分),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较低。与民生性财政预算不足和满意度较低相对应的是,中国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行政管理成本不断上升(程文浩和卢大鹏,2010[1])。在官员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总额和偏向于投资建设的财政预算不断增加(梅东州等,2014[2])。
针对这种现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建设性财政预算相对过多的主要原因是由地方政府财政间支出竞争造成的,地区间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存在对资本投资的偏好,地方居民的经济福利被忽视了(乔宝云等,2005[3])。有的文献认为是由于中国目前以GDP绩效考核为中心的官员晋升锦标赛制度造成的,县级政府决策者为了获得最大晋升机会,会将财政优势偏向用于经济建设。①对于那些经济禀赋相对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决策者会提高生产性财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最大可能在任期内提高本地区的GDP,获得最大可能晋升机会。[5]对于那些经济禀赋相对稀缺的地区,可能刺激地方政府决策者提高在职消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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