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华

数亿农民工的辛勤劳作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有论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其低人力成本的优势。就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的生产潜力被充分挖掘，其作为城市公民和企业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需求却被忽略。但站在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看，这种制度安排在改革开放初期并非不可接受。毕竟对于当时的农民和农民工而言，家庭的生计、生存远比一时的生活需求更重要。 [1]

那么，上述问题何时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呢？学界普遍认为，这一过程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 [2]进入城市打工，这时，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正在逐渐地铺展开来，农村的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在这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其生活体验、教育经历均与父辈迥异，这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接受“只有生产没有生活”的“农民工生产体制”。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形态和生活需求中，评估当前产业关系、社会阶层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当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进而讨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可能出路。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方的城镇化以核心家庭的举家迁移为主要形式。即便在一些后发国家，如巴西、南非等，家庭依然是农村移民的主要生活单位，尽管在移民集聚区充满了贫困和疾病，但移民的家庭生活仍是相对完整的。但在中国，一方面为了在全球资本体系激烈的代工竞争中取得成本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延续，打工城市和企业只承担部分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相当一部分成本被转移到农民工的农村老家，这便是学界所谓的“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