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从“闷声发大财”式的规则跟随者、执行者到主动利用主场外交、争取话语权、全面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外交似乎进入一个质变的新时代。《文化纵横》2016年4月号关于“中国外交新时代”的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回应了这个问题，各自的指向既有重合也有分歧。作者们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的高度崛起给外交带来了三个层面的挑战甚至危机，一是如何认识自己，本质上是“中国是什么？”问题的当代翻版；二是如何有效合理地将对自我的定位和认知传递给外部世界； 第三则是在高度认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相互构成”性质基础上，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相互认知、尤其是如何缓解和消除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种种误解猜忌和不合理的想象。

换言之，几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无法清楚和谐地认知中国自身的性质也不可能形成对外连贯的外交政策，更不可能说服他人；而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本身也需要自我认知之外的眼界和能力。杨成笔下对中国的定位落在“坚持社会主义、迅速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开放性、发展中的负责任大国”。蔡孟翰强调的对于“国体”“政体”概念认知上的落后和混淆，“没有适当辨别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异以及掌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困境与危机”。石之瑜、王宏仁笔下中国自身希望对外塑造形象和西方世界强加的“中华帝国”标签进一步引发的恐惧也部分反映在沙伯力和严海蓉对于中资企业在非洲带来的诸多意料之外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