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说新语》中出现了许多人名异称，这与其编撰特点有关。《世说新语》以人物为纲，人物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决定了相关称谓；在采撰材料的过程中，对人名称谓的承袭和修改较为明显；异称的多样化还与多录人物对话及较为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有关。

关键词：人名异称 《世说新语》 编撰特点 语料

一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中人名异称的繁复现象，早有学者关注。作为一部以人物的言谈、轶事及风尚为写作中心的笔记小说，阅读者若对其中的人名异称茫然无知，则对书中的内容就无从把握。宋人汪藻所作的《叙录》，就曾考订过其中的称谓问题。清末王先谦据明清两代善本校订重印此书，所附《释名》部分，也是为了便于辨别人物而设。今人所作各种校释整理本，亦将“人名索引”或“人物异称表”设为书中的必备内容。

《世说》[1]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人名异称？单纯利用“人名索引”或“人物异称表”似乎无法回答这一疑问。从以往研究来看，一些学者认为人名称谓不一的缘由是因为《世说》“成于众手”，编撰上有不太一致的地方，曹之、吉川幸次郎等均持此看法。[2]另一些学者如杨勇、范子烨等则认为这是“其时之士人习尚如此”[3]。这些意见均未提及人名异称的使用有无规律可循的问题。

《世说》各条目中出现的人名异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有全称名者，如：

（1）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言语》51）

有全称字者，如：

（2）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文学》25）

有全称官名者：

（3）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天地无知，使伯道无儿。”（《赏誉》140）

更多的，则是名、小字、字、谥号、官名、官地名、爵名等混称者[4]，如：

（4）王绪数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屏人何所道？”绪云：“故是常往来，无它所论。”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果情好日疏，谗言以息。（《谗险》4）

（5）王大将军执司马愍王，夜遣世将载王于车而杀之，当时不尽知也。虽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无忌兄弟皆稚。王胡之与无忌，长甚相昵。胡之尝共游，无忌入告母，请为馔。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将。吾所以积年不告汝者，王氏门强，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声著，盖以避祸耳！」无忌惊号，抽刃而出，胡之去已远。（《仇隙》3）

如上所列，这些异称在使用时确实纷繁多样，单做形式上的分类，并不能解答针对人名异称产生的疑问。试举一例：

（6）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德行》15）

此条中两位人物一称谥，一称字。曾有学者撰文说，《世说》中称司马昭为晋文王，是因为他在生前就被封为文王，而不是死后的谥号，依据为《资治通鉴》：“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礼。”也有人认为司马昭只是去世当年被称为文王。[5]事实上，《世说》中凡提及君王，往往不论其生卒，称谥号者为多，这类内容往往不是实录，而是根据他书材料编撰而成。可见讨论者对于《世说》人名异称的通例不够了解。

二

基于上述理由，辨清《世说》中人名异称使用的规律，不仅能解答这些异称形成的原因，还可以从称谓人名的视角考量《世说》的编撰特点。以下分而述之。

（一）异称多样化与《世说》以人物为纲有关

中古汉语中的人称与称谓较上古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口语人称与称谓大量进入了书面语中，使得原本就庞杂的称谓系统更加复杂。志村良治认为：“这一方面反映出晋的南渡、南北的动乱，另一方面反映出以身份制度的确立为背景而使人称和称谓复杂化了。”[6]人称与称谓的变化背后所隐含着的原因是很深刻的，但究其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人际关系与社会地位等状况所起的作用最大。《世说》正反映了这个特点，身份、地位往往决定了特定人物的称谓，凡具有较高名望或特殊社会地位者，以尊称、谥号、官名、官地名、爵名称之者为多，以此为身份的象征。

王导，《世说》中称其名仅3次，称其字4次，称其官名共66次，尊称王公20次。[7]

谢安，称其名11次，字14次，称其官名38次，尊称“谢公”59次。

桓温，称其名15次，字1次，官、爵名54次，尊称“桓公”39次。

刘惔，称其名2次，字31次，官名50次。

简文帝司马昱，称其历任官、爵名18次，庙号2次，谥号46次。

支遁，《世说》原文中不称名，但称字21次，尊称其为支公、林公、林道人、支法师、林法师等36次。[8]

《世说》中的人物及故事并非杂乱无章地被辑录在一起，同一门内上下数条中往往会出现一个主要的人物[9]，对人物的称谓自然也受到“以人物为纲”串联上下文的影响。倘若在上下文中一直以一种称谓称呼主要人物，会显得较为死板，故而《世说》多变换称谓方式，如《德行》门40～43条，《文学》门60～63、65条，皆以殷仲堪为线索人物。试将其中人物称谓罗列于下：

殷仲堪，荆州（《德行》40）

桓南郡，扬广，殷荆州，殷觊（《德行》41）

王仆射，殷、桓，王绥（《德行》42）

桓南郡，殷荆州，罗企生，桓公（《德行》43）

殷仲堪（《文学》60）

殷荆州，远公（《文学》61）

羊孚，王永言，东阳，殷仲堪（《文学》62）

殷仲堪（《文学》63）

桓南郡，殷荆州（《文学》65）

以上称呼殷仲堪，有直称其名，称姓氏加官名，也有称官名的。同一条中，不同人物的称呼也各异，读来显得自然，不至于板滞。但可以看出，称“桓南郡”时，每以“殷荆州”对之，既呼应了彼此的身份地位，也使音律齐整。

《德行》43条尤其可说明《世说》编撰者对人名称谓的安排有自己的考量，并非随意而为。

（7）“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德行》43）

（8）“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见遇以国士，不能共殄丑逆，致此奔败，何面目就桓求生乎？”（（《德行》43刘孝标注引《中兴书》）

同为罗企生称呼殷仲堪，为何《世说》称“殷荆州”而《中兴书》称“殷侯”？查《世说》全书，称“殷侯”者凡二见，所指的均是殷浩，见于《品藻》门。可见《世说》虽然异称众多，但通贯全书，仍有一定的条例讲究。

（二）异称的多样化与《世说》纂辑异文有关

吕思勉先生曾总结古人著书的一个特点，认为“古人著书，有所本者，大抵直录其辞，不加更定。”[10]《世说》之撰述，自然也“有所本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世说》“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所纂辑的“旧文”具体指什么？王能宪、范子烨、刘强等皆对此有过分析。王能宪认为《世说》材料的来源主要来自于记载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史书及杂史等，刘强将这类“旧文”称为《世说》的前源文献，分为正史材料、杂史别传、志人小说及其他文献。[11]将《世说》所依据的原材料与《世说》本文加以比对，就能发现一些人名异称是直接抄自原有材料的。例如，以《世说》与裴启《语林》相比较，考察其中重出的内容共80条，可以发现《世说》中有52条称谓与《语林》相同。[12]

另一方面，《世说》在采撰各种材料的过程中，对人名称谓的修改也较为明显。有学者认为“《世说》本具史传之特点，但称谓之不一致，则有别于史传”[13]，其实，史传的称谓问题有时未必与《世说》有别，因为史传中的材料来源也比较庞杂，对人名的称法会受到编撰材料的影响。[14]所以，从编撰材料去反观《世说》中的称谓问题，就能明确《世说》在撰述的过程中做了哪些修改。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世说》对原材料中人名的修改，往往可以使前后人名的称法更加整齐协调。

（9）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雅量》15）

此条《语林》作：祖约、阮遥集。

（10）太傅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赏誉》28）

此条《语林》作：裴邈、潘阳仲、刘庆孙。

此外，这种修改的目的往往更加凸显人物的身份、地位，较为注意人物的尊称、敬称。

如《世说》谈及李膺凡5次，皆称字而不称名，其中《德行》门下两条如下：

（11）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德行》4）

（12）李元礼尝叹荀淑、锺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锺君至德可师。”（《德行》5）

后一条中荀淑、锺皓为名，李元礼为字，而刘孝标注中引《海内先贤传》，则称为“李膺”。《世说》极有可能取材于《海内先贤传》，但却改其称谓与上条相呼应，可见编撰之痕迹。

（13）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德行》3）

此条内容应当是综合了《郭泰别传》和《谢承书》而成，《后汉书·郭泰传》李贤注引《谢承书》，称“泰”与“袁奉高”，而《世说》则称其字“郭林宗”。

（14）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明，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言语》2）

孔融见李膺的故事，《后汉书·孔融传》直称名，而《世说》则皆称字，这条材料应当是采自《孔融别传》。

（15）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已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赏誉》23）

此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及王隐《晋书》，皆称名“卫瓘”而不称字。

这种修改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受到篇幅限制，《世说》对人物的介绍更加突出人物性格的描写，往往直接从能够体现人物性格的言行入手，故而刻意模糊了人物背景资料的介绍，以区别于普通的史传材料。[15]

另一方面，《世说》不是少数人物的个人史传，而是汇集了魏晋时期人物言行风尚的著作，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言谈、举止等来表现人物，而要营造出一种较为“动态”的交游过程，自然需要考虑不同人物在社会上的身份及声名，以便在庞杂的人物系统中，直接从称呼上凸显人物。

（三）异称的多样化与《世说》多录人物对话有关

《世说》中的人名异称，有时出现在不同门类中，有时则在同一门类上下数条中异称杂出，此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状况：

（16）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免。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政事》20）

余嘉锡《笺疏》指出：“上称‘简文，下云‘太宗，一简之内，称谓互见，此左氏之旧法，世说亦往往有之。如言语篇‘元帝始过江条，上称顾骠骑，下称荣是也”。余嘉锡指出的“一简之内，称谓互见”的状况，即一人在《世说》的同一条内容中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异称，《世说》中用例很多。如：

（17）王长史求东阳，抚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方正》49）

（18）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识鉴》18）

（19）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品藻》12）

（20）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12）

“一简之内，称谓互见”的状况是否独见于《世说》？并非如此。

（21）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上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言语》39）

此条孝标注中引《高坐别传》，称：

（22）“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丞相王公一见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周仆射领选，抚其背而叹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对其灵坐，作胡祝数千言。”

周顗一作周仆射，一作周侯，这或许是当时这类志人典籍中对人物称谓的惯用表达。

那么，“一简之内，称谓互见”的现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除了以上两条所分析的原因外，在粗略统计了《世说》中“称谓互见”的56个条目后，可以发现超过半数的条目中人物重出的异称都出现在人物对话中，达到38次之多，可见《世说》中异称的多样与较为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有关。

三

以上分析，可以对探究《世说》的编撰方式提供一定的证据，也可以让我们借助人名异称进一步思考汉语史研究中语料的复杂性问题。

由前所述，《世说》虽然有直接取材于其他典籍材料的内容，但撰述者对这些材料并非照搬全录，而是做了必要的改动，以符合书中情节需要的语态。正如袁褧《刻世说新语序》所说“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述，明畅不繁”“采掇综述”的过程，必然加入了撰述者的叙事意图，甚至其语言习惯也会对撰述有所影响。[16]前人已有述及，例如：

（23）南郡庞士元闻司马德操在颍川，故二千里侯之……士元曰：“仆生出边垂，寡见大义，若不一叩洪锺，伐雷鼓，则不识其音响也！”（《言语》9）

此条中记录庞士元语中“边垂”一词，余嘉锡《笺疏》已辨之：“襄阳之在汉世，不得谓之边垂，此明是魏晋人语。

（24）中朝有小儿，父病，行乞药。主人问病，曰：患疟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言语》27）

（25）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文学》11）

此用“中朝”，是晋帝室南渡后称西晋的话，可见这条材料的编撰者当为南渡后追录西晋事而成。[17]

这种后人追录撰述时自身语言习惯的影响，自然也会表现在人物称谓上：

（26）顾司空未知名，诣王丞相。丞相小极，对之疲睡。顾思所以叩会之，因谓同坐曰：“昔每闻元公道公协赞中宗，保全江表。体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觉，谓顾曰：“此子珪璋特达，机警有锋。”（《言语》33）

对话中顾和称中宗（晋元帝庙号），而此时不可能有元帝庙号。王导任扬州刺史时，始召顾和为从事，则顾和诣王时王导未成丞相，但《世说》中凡述及王导，往往不考虑其称呼所对应的历史年代及事件，多称其为“丞相”。[18]述及简文帝，《世说》对其称呼的处理亦同，无论其是封为会稽王时，或只是作抚军未登帝位时，一概以“简文”呼之。[19]

（27）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德行》42）

（28）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着重服，竟日涕泗流涟，见者以为真孝子。（《德行》46）

按此二条所述事中，王愉、孔安国皆未为仆射，后记追述也。此外，如阮籍丧母在司马昭加九锡前，而《世说》径称司马昭为文帝（《任诞》2）；明帝少时未为帝而径称之谥号（《豪爽》5，《夙惠》3）；桓玄五岁时事即称之为南郡（《夙惠》7）等，均与史传称人之追述后记的特点有关。

明确了这一特点，则可以对如下疑惑提出解释：

（29）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一婢。（《言语》85）

针对此条，程炎震提出疑问说，桓温与顾恺之相遇时，桓温未做征西大将军。而余嘉锡《笺疏》则以为加桓温侍中之句，意桓温虽为大司马，仍未失去征西之号。但即使已经失去此号，此说若为后人所记，也可能将后有之称呼“提前”使用，《世说》中各种用例可以证明之。

以后来之称谓冠以史事之“现在发生时”的例子，不仅在记事材料中可见，甚至也出现在人物对话中。《世说》既以人物言行为重要内容，为了表现生动的情境，人物对话自然是最常见的撰述内容之一。但在对话中，撰述者无法避免因后世印象对人物身份的认知，便会经常发生以后有之称谓称呼人物的“虚拟”对话[20]，此类状况不在少数。例如：

（30）刘公干以失敬罹罪，文帝问曰：“卿何以不谨于文宪？”桢答曰：“臣诚庸短，亦由陛下纲目不疏。”（《言语》10）

此处，刘桢因得罪曹操获罪，称之为“陛下”，按照注中引《魏志》所言：“桢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后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谓桢得罪黄初之时，谬矣。”事实上，曹丕不可能以“文帝”的身份与刘桢对话，撰述加工痕迹十分明显。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如：

（31）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言语》29）

顾荣死于元帝称帝之前，此处却对晋元帝称陛下，亦后人撰述之痕迹。[21]

（32）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尤悔》1）

按此条，曹植为东阿王时，曹丕已卒八年，而卞后与曹丕对话中称“东阿”，此明显是史臣叙事之误，或后人因其事而增饰之耳。

（33）简文作相王时，与谢公共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语王：“卿尝欲见相王，可住帐里。”二客既去。桓谓王曰：“定如何？”王曰：“相王作辅自然湛若神君。公亦万夫之望，不然，仆射何得自没？”（《容止》34）

此条余嘉锡《笺疏》引程炎震语，辨谢安此时不当为仆射，而简文以太和元年始为丞相，前此不得称相王也。

（34）桓南郡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乃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问，果如之。

此条余嘉锡《笺疏》引吴承仕云：“车骑口中，何云南郡，此记事不中律令处。”此处记事的不中律令，又是后人撰述改写导致。

这些异称的例证均出于人物对话，也即“记言材料”中。关于史传中记言记事语料的鉴别问题，前人讨论已多，其中以柳士镇、方一新、胡敕瑞等先生所述最具代表性。如方一新认为，记言材料“既已经过作者之手，则很难保证原汁原味，毫不走样，难于排除其增删改易乃至再创作的可能性。……在未作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把记言或记事材料当作史书所记载年代的语料来使用，是值得商讨的”。[22]对《世说》称谓的分析也支持了这一看法，这提醒我们对于史传语料的可靠性应当细查，不可一概认为能够反映当时的语言状况。

注释：

[1]为行文简洁，以下提及《世说新语》，皆简称《世说》。此

外，本文所讨论的人名异称，单就《世说》本文而言，不包括刘孝标注。

[2]曹之认为：“从内容上看，《世说新语》前后重复，或近似各

类篇幅悬殊、分类不当、人名多用异称等，留下了成于众手的痕迹。”参看氏著“《世说新语》编撰考”，《河南图书馆学刊》第18卷第1期，1998年，第38页。吉川幸次郎认为：“此书之撰述，当非出刘义庆一人之手，据梁刘孝标注解中所引书籍已可证明。又如同一人物，而称谓不一。例如谢安，或称谢公，或直呼谢安，即其显证。此说转引自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3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此说见于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39页，文中征引唐张彦

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用参军、阮光禄、许中郎、庾君等，又《淳化阁帖》第五《晋右军将军琅琊王羲之书》，用桓公、殷生、安西等称呼，对吉川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杨勇也提出：“《世说新语》中所载之人物名称，多以官名、地名、字号、或小名出之，此固时人之风尚如此，实亦增加言谈间之亲切感，或用以显示对方之尊贵也。”参看氏著《阿大为谢安考》，收入《杨勇学术论文集》，第472页，中华书局，2006年。

[4]这类混称的条目也可分为多种类型，但与本文主旨无太大关联，

故此处不再细分。

[5]任国征“‘魏武王是流行称谓吗？”，参看《中华读书报》

2010年10月13日第15版。

[6]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第31页，中华书局，1995年。

[7]《世说》中尊称“公”如郗公（郗鉴）、庾公（庾亮）、褚公

（褚裒）、桓公（桓温、桓彝）、谢公（谢安）、山公（山涛）、王公（王导）、陶公（陶侃）、张公（张华）、蔡公（蔡谟）、阮公（阮籍、阮裕）、曹公（曹操）、裴公（裴楷）、羊公（羊祜）、戴公（戴逵）、温公（温峤）等，皆一时权贵。

[8]《世说》对僧侣的尊称如远公（释惠远）、壹公（道壹）、林

公、林道人（支道林）、支公（支道林）、深公（竺法深）、汰法师（竺法汰）。

[9]刘强在分析《世说》人物与编目方式的关系时指出两种方式：

一是连续的几条故事有同一个人物作为记述的主体；二是连续的几条故事虽不共有一个“主人公”，但却有一往来穿梭的“线索人物”，表明所记载的人物大体处在相同的时段和空间，只是“主”、“宾”的位置在不断变换。所言较允当，参看氏著《世说学引论》，第40-41页，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10]其下还说：“《史记·陈涉世家》，谓其子孙至今血食，而

《汉书·涉传》，沿袭其文，是其一例。今《史》、《汉》辞句同异，非传写伪误，即妄人改易，而为钞胥所删节者尤多，《汉书》虚字，恒较《史记》为少以此。”参看《吕思勉读史札记》，第6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1]参见刘强《世说学引论》，第12页。

[12]刘强《世说学引论》对材料的文献来源分析最为详尽，可参看

第一章“《世说》文献学研究”部分，此章附录有“《世说新语》条目取材文献一览表”。另外，翟秀丽《<世说新语>编撰研究》一文重点考察了《世说》对《郭子》、《语林》的采录情况，文后附录了三者重出材料对照表，河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13]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39页。

[14]如钱大昕曾引《晋书·郗超传》“王文度”，《隐逸·范乔

传》“刘公荣”，《王弥传》“董仲道”等，说明“史传称人字”，参看《十驾斋养新录》，第4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史通·采撰》曾对《晋书》“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的编撰特点有所说明：“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参看《史通通释》，第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可见钱大昕所指出的特点与《晋书》的编撰材料来源有关。

[15]刘强及翟秀丽等对此皆有申说。

[16]《世说》有没有一个超于材料之上的主动的叙述者？刘强已谈

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世说》的作者“他仿佛是一个事实的转述者，除了控制叙事的速度与节奏（如尽快由对过去事态的叙述过渡至对人物现在时态的言行的刻画，前己详论），并不愿意抛头露面，对所叙人物及其言行发表议论”，参见《世说学引论》，第78页。另外，书中“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的错位”一节，也与本条所述有关。

[17]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已释其详，参见氏著，第431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18]如《言语》37条，称其司徒、丞相府的官僚，王导于王敦叛变

时为司空、扬州刺史，明帝时调任为司徒，成帝时为丞相，此时未为丞相明矣。

[19]参见《言语》48、56条。

[20]本文开头所引以谥号称皇帝的对话，就属于这种情况。

[21]此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已有按语，认为：“顾荣卒于元

帝未即位以前，不当称陛下。世说此条已为敬胤所驳，见汪藻《考异》。”但也有不同看法，如王子今就指出：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的始皇确定皇帝称谓的内容，秦王政刚刚令诸臣讨论更定名号的事情，王绾、冯劫、李斯等人就在对话中称其为“陛下”了。他还列举了《史记·留侯世家》中刘邦为汉王时，臣下便称之为“陛下”的十四次例证，认为“或许‘王在有的情形下也可以称为‘陛下”，参看氏著《秦汉称谓研究》，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2]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第9-10页，黄山

书社。

（胡晓华 浙江杭州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31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