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飞

摘要：中古汉语的分期具有很大分歧，这既是汉语本体的复杂性使然，又是研究方法的差异性所致。其中，语料观的分殊是其中重要的原因，这涉及中古汉语语料的适用性、口语性和地域性等问题。

关键词：中古汉语 分期 语料 适用性 口语性 地域性

一、前言

汉语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要算是分期研究了，单就语音史的分期而言，就有将近二十种意见。可见，综合考虑了词汇、语法和语音的汉语史，其分期自然是一个异常棘手的问题，更何况汉语史的分期所考虑的还远远不止这三个因素。合理的分期至少还得考虑口语与书面语、通语与方言、文言与白话、旧有语言与新生语言、语言接触与语言感染等几组要素。因此，现有的汉语史分期学说见仁见智，确无定论，即便是一家之言也大多为权宜之计。

在汉语史分期研究中，中古汉语的分歧较为突出，既有“中古汉语”有无的争议，又有期限起讫的争鸣。有无之争涉及对汉语演变发展的整体看法，起讫之异则上关上古汉语，下连近代汉语。从这些见仁见智的纷呈学说中，我们能窥见隐藏其后的语料观，从而了解学者们对语料的选择、价值评估以及分期研究中所涉及的语料问题。

二、中古汉语分期诸家学说

跟整个汉语史的分期一样，中古汉语的分期也见仁见智，分歧巨大，共有十几家：

1.高本汉：六朝到唐（1940《中国音韵学研究》）

2.王力：4C—12C（1958《汉语史稿》）

3.刘世儒：魏晋南北朝（1959《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

4.志村良治：魏晋到唐末五代（1967《中国中世语法研究》）

5.潘允中：两晋到隋唐五代（1982《汉语语法史概要》）

6.吕叔湘：无（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7.周祖谟：魏晋南北朝（1988《语言文史论集》）

8.太田辰夫：魏晋南北朝（1988《汉语史通考》）

9.蒋冀骋：魏晋到中唐（1990《论近代汉语的上限（上）》）

10.朱庆之：东汉魏晋南北朝（1992《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11.王云璐，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隋（1992《中古汉语语词例释》）

12向熹：六朝到宋（1993《简明汉语史》）

13.魏培泉：东汉魏晋南北朝（2000《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14.汪维辉：东汉到隋（2000《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15.赵振铎：三国到唐（2001《论中古汉语》）

中古汉语的分期研究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分歧，从本体上讲，是因为汉语史本身的复杂性，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从方法上讲，不仅在于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划分标准的不统一，还在于所倚重的语料有所差别。不同的语料观，自然就有不同的语料选择和利用，其研究结果也自然存在着差异。反过来说，如果同一种研究存在着差异，那么语料问题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下面就着重探讨中古汉语分期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语料问题。

三、分期中所涉及的语料问题

（一）料的适用性问题

科学合理的汉语史分期必然要综合考虑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要素，然而这三个要素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这给汉语史的分期产生了巨大的障碍。事实上，语言三要素的不平衡性也反映在语料上。某一种具体的语料可能是音韵研究的典型语料，然而在词汇和语法研究方面就缺乏代表性。如诗歌、韵书韵图一类的语料，在音韵和词汇方面能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在语法方面则表现平平。又如一般的散文，虽然在音韵研究方面的作用欠佳，但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必不可少。如此看来，对于具体的某一类语料来说，其适用性是不全面的，往往只适用于一个或两个要素的研究。这种特性尤其表现在音韵研究和语法研究上。研究中古音的典型材料有这样几种，一是韻书韵图，二是对音材料，三是韵文材料。然而，这几类语料在中古语法的研究上发挥的作用就很有限了。而像汉译佛经、小说、历史散文是中古语法必须依据的语料，但对于音韵研究来说，其作用就相形见绌了。

语料的这种特性就导致了语言研究的分离性，即音韵、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根据各自相对独立的典型语料进行相关的研究，这就必然会导致分期的左右为难。科学合理的汉语史分期要以汉语三个要素内部的演变规律为标准，而总结这些规律必然要对相关的语料进分析。然而，一类语料又难以同时作为考察三个要素的依据，如此一来就必须就各自的典型语料分开进行考察。这一分离自然就很难为三个要素的分期划定一个统一的界限，而分期研究的学者又总是试图找到这样的界限，因此存在分歧就自然而然了。

（二）语料的口语性问题

语料的口语性问题是中古汉语史分期必须关照的，它不仅涉及中古汉语分期的标准问题，还涉及分期的对象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先生就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以文体为标准将汉语作了两分。他以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转化为依据，将汉语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时期，没有独立分出中古汉语来。吕叔湘先生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取决于白话语料的出现及其书面语地位的获取。事实上，后来那些把中古汉语化作独立阶段的学者，也十分倚重汉译佛经、敦煌变文这类口语性强于文言文的语料。

语料的口语性已然成为语料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而这归根到底又源于他们对汉语史研究对象的根本认识。一些学者们认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汉语史就是口语发展史，所以据以得出结论的材料理应是口语性语料。”“对于汉语史研究来说，所需要的仅仅是用当时活生生的口语记载的即时语料；相反，如果记录事实的语言文字不是该时期口语的直接反映，那么这种类型的史料是被排斥在汉语史语料之外的。”这种以口语为宗的语料观，使得学者们更倾向于选用比文言文具有口语性质的语料（如汉译佛经，敦煌变文，禅宗语录，宋元话本等）来作为汉语史的分期对象，而将东汉以后的文言文，尤其是唐代的仿古文言排斥在古汉语的研究范围之外。endprint

正是基于这样的语料选择，在中古汉语的分期研究中才会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分段倾向，即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者大多把中古汉语的上限定在魏晋，把下限定在唐代或五代：而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把中古汉语的上限提前到东汉，把下限提前到南北朝或随代。中古汉语的分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整体前移”的现象，正是出于口语性语料的考虑。“大致说来，先秦到西汉的文献语言基本与口语一致，东汉以后逐渐形成言、文分离的局面，书面文献也渐分为两大系统：一为以先秦到西汉文献语言为模仿对象的文言系统，一为以当时口语为基础的古白话系统。”学者们认识到东汉以后的言文分离，将中古汉语的上限提前到东汉，因为言文分离所形成的具有口语性质的语料为这种判定提供了材料上的支持。而将下限提前到唐代，大概就是基于相对于文言而言的另一书面系统——古白话的形成。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认为古代汉语有两个书面系统，“一个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言；一个是唐宋以来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古白话”。事实上，唐宋以来的古白话正是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研究近代汉语的典型语料，近代汉语的上限也就是中古汉语的下限（没有划分出独立的中古汉语另当别论）。

（三）语料的地域性问题

虽然中古汉语的上下限存在着分歧，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几乎每一位研究者的分期都包含了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古汉语的核心时段，而问题也随之而来。

魏晋南北朝虽然在时间跨度上很短，然而在空间接触上却甚为复杂。社会动荡引起的人口规模流动，由此到来的民族大融合，必然会促进语言的深度接触，进而就有可能导致语言发生演变。且不论这次语言接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汉语，但这个时期语料在地域上的复杂性却是不证自明的，通语和方言之间的交叉感染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样一来，中古汉语的语料就存在一个地域问题了。

一般而言，“汉语史所要研究的，乃是商周以来、主要是周秦以来的汉语主流即‘通語的发展历史”。那么对于魏晋南北朝这样缺乏明显的政治统一中心的历史时期，我们又该以哪个朝代哪个区域的语言来作为当时的“通语”呢？正是存在这种选择上的困难，相关学者在给中古汉语确定上限时，在具体的朝代选择上微有差异，或为六朝，或为魏晋，或为两晋，或为三国。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就在于“通语”和“方言”方面的考虑。总之，我们若要对中古汉语的上限划定一个科学合理的上限，就得考虑这个时期的通语和方言。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时期的语料进行分域处理，试着分出“通语语料”和“方言语料”。

四、结语

语料是语言研究凭借的依据，某一语言现象的产生、发展甚至衰微，只有通过语料的分析证明，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汉语史的分期涉及的正是汉语的产生、发展和衰微等诸多问题，因此科学的汉语史分期，必然要对相关的语料进行分析和证明。既有的中古汉语分期研究存在诸多分歧，语料问题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进一步的分期研究中，要给中古汉语划分合理的界限，就得综合考虑中古语料的适用性、口语性和地域性等诸多问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