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海月

摘 要：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特殊的一类人群，由宦官发展而来的宦祸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道奇景。历代皆有权宦，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言汉、唐、明三朝是宦祸最剧烈的时代，而明朝的宦祸又大于汉、唐。宦官得以构乱，没有权力必不可为。明代宦官缘何获得如此大的权力？这不是一个单一导向性的问题，需从明代政治生态、宦官自身特质等方面来寻找原因。

关键词：明代；宦官；专权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24-02

明代宦官专权到达何种程度，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经言及：“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之所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1]可见，明代宦官权力触角已涵盖章奏批答、财政、刑狱等各方面，连内阁、六部等都已沦为承接宦官命令的办事机构，宦官专权局面严重。此中原因，自是复杂，既需从明代的政治体制的根源求索，又不能忽略宦官自身的“中人”特质的影响。

一、明代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

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实行一系列措施集中君权，影响最大的便是借胡惟庸案将丞相制度废除，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并规定：“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2]丞相制度废除之后，便产生了巨大的相权空隙。所有的政事都需由皇帝批阅，政务之繁重可想而知。所以皇帝必然会寻求一些人或者机构替他分担这些政事，而在皇帝身边出现的人就是官吏和宦官。官吏自科举入仕，通过政绩逐级升迁，不可避免会与某些势力集团有着或亲或疏的关系，他们的决策和行动自然地要从自身及所属集团的利益出发来考量。而宦官却没有此类的羁绊，他们要么被家人抛弃卖入宫中，要么是因为没有活路而自卖为奴，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羁绊。同时宦官自身文化素质低下，较容易为皇帝掌控，所以更易成为皇帝助手的优先选择。从朱元璋明初的政治设计上看，他最为注重的就是所谓的“分权思想”，不管是在地方和中央都明确而严格地执行着分权制衡的理念。朱元璋在中央设立外朝官员系统之时也注意建设与之相对应的内臣系统，前后共设内官系统十二监、四司、八局，刻意提升内臣地位以图与外臣相抗衡。所以之后的宦官地位不断提升甚至可以到达左右政权的地步，实在是君主专制强化的必然结果，宦官已经成为政权内“分相权”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正如黄宗羲所言：“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3]

二、宦官自身的生理及心理原因

宦官为祸，除了君主专制极端强化、宦官作为辅助从而“窃权”的原因外，宦官自身特殊的生理、心理结构亦是构乱为患的重要原因。《孟子》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经》亦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儒家又将家庭的治理与国家的统治方式相结合，使孝成为封建社会伦理观念的核心，如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宦官入宫必被阉割，身体已然毁伤，无后亦是必然，故其终身都会背负着不孝的罪名；同时，由于“中性人”的特质，在人伦中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整个社会尤其文官集团都对其抱有很强的歧视；再者，宦官都是没有家庭的，他们要么被父母买入宫中为宦，要么便是因生活困顿自卖入宫为宦，他们的内心是破碎的，时时带有没有家庭归属感的悲哀；最后，宦官内部除了那些熬到顶层的个别权宦外，大部分都是在底层进行服侍的，而那些顶层的权宦，也无一不是从底层干起的。以上这些带来的宦官第一个心理特质就是强烈的自卑感。

现代心理学认为，一切形式的神经故障都是失望和自卑的表现，而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社会歧视对其心理是一种“负强化”。这种“负强化”在正常情况下会使被歧视者去追求歧视者难以得到的东西作为补偿。在丧失了正常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交往之后，宦官可以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对权力或者其他特定目标上来，以求凌驾于别人之上，并把在追求中与社会和环境形成的矛盾斗争也看作是一种补偿，从而消除自卑感，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4]。这就构成了宦官的第二个心理特点即权力欲。所以我们看到，宦官一旦入宫，便会开始构想如何接近皇帝，逐步得到皇帝的信任，从而获得权力，获得与外臣同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以满足自己心理需求。除了自卑感和权力欲以外，宦官另一个心理特质便是报复心理。宦官是在忍受了极大痛苦才进入宫廷的，而在宫廷内从最低贱的职位逐渐摸爬滚打到达最高层之后，他们认为他们所获得的，是他们自身所受痛苦的一种回报。所以，当他们看到那些外臣没有像他那样受到如此的痛苦与屈辱，却依旧可以身居高位、娶妻生子、享受荣华富贵时，他们的内心是极端不平衡的，其报复心理是极其强烈的。只有控制人、折磨人，满足报复欲，他们的内心才会平衡。

三、皇帝的昏乱与大臣的软弱

宦官专权必要的条件是皇帝的昏乱不理政以及外臣的软弱无争，如果皇帝英明善治或者以内阁为首的外臣强大，敢于制衡宦官的权力，那么便不会有宦官专权现象的发生。明朝前期的几任皇帝，能够做到英明决策、勤勉工作，所有政事都亲自决断。如英宗朝前半期有名的大臣“三杨”来处理政事，那么宦官也没有机会插手朝政。但是宣宗之后的皇帝便渐趋无能，不理政事，朝政便逐渐被宦官窃取。如武宗一生纵情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朝廷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5]。刘瑾趁机专断独行，不必奏闻。又如熹宗朱由校“性好盖房屋，自操斧凿削，巧匠不能及”，魏忠贤趁着他盖房时去传奏文书，朱由校则答：“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6]这样，宦官趁着主上的昏庸无能以及对其的绝对信任，便轻而易举地将朝廷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

皇帝昏乱，那么朝政的希望便落在外臣身上。内外朝的斗争上，由于宦官掌管着特务机构厂卫，因而始终对正直的官员进行迫害。王振擅权时，薛暄正言历色说：“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7]后来在东阁议事，“公卿见王振多趋拜”，惟薛暄屹立不动，王振怀恨于心，指使言官弹劾他，将他下狱处死。又如正德时工部尚书兼大理寺卿杨宇上书弹劾刘瑾：“或掌团营，或主两厂，或典司礼，或督仓场，大权在手，彼复何惮。于是大行杀戮，广肆诛求。府藏竭于上，财力匮于下，武勇疲于边。上下胥谗，神人共愤。”[8]刘瑾先矫诏使他“致仕”，不久又逮捕进入诏狱，迫害致死。通过这样的对外臣的强力镇压迫害，使得外臣大部分没有胆量去反抗宦官，导致了一种外臣的软弱状态，面对宦官的专权要么置身事外，要么是反而不顾廉耻去投靠和巴结权宦。正统时吏科给事中刘睿路遇王振跪于道旁，开朝官跪拜宦官的先例。王振大喜，不久升他任户部尚书。而正德朝的焦芳开创了阁臣依附宦官的先例：“居内阁数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每过瑾，言必称千岁，自称曰门下。裁阅章奏，一阿瑾意。四方贿瑾者先贿芳。”[9]到了熹宗朝内阁宰辅首先谄附魏忠贤的是顾秉谦，其为人“曲奉忠贤，若奴役然”[10]。甚至对魏忠贤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攀附之嘴脸，可见一斑。

需要注意的一个特别的情况是，明朝的外臣们到中后期越发腐化无能，无法对朝政事做出正确、有力的决策，在政事军务等方面的处理上也毫无建树，故而导致皇帝对外臣失去信心，只得依仗内宦。实际上明代中后期曾经有几个皇帝认识到了宦官所带来的祸患，并且曾经欲图改变这种局面，重用廷臣，但是最终没能成功。如孝宗即位后，鉴于成化时宦官用事，也想加以控制，凡事责任文臣，当他召见吏部尚书屠滽，让屠滽帮助筹划边务之时，却是“滽渐赧，久不能对，阉竖掩口笑”，导致后来孝宗“至是召见大臣鲜矣，凡遇大事，上径自裁之”[11]。又如崇祯帝时期：“帝初即位，鉴忠贤祸败，尽撤镇守中官，委任大臣。继而廷臣兢门户，兵败粮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当吏部尚书闵洪学率群臣上疏力争时，崇祯帝自然理直气壮地责问：“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12]所以，除了皇帝的昏庸和大臣畏惧不敢反抗之外，还存在着大臣无才不堪任用的事实，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帝对宦官的信任以及宦官专权的形成。

明朝的宦官是明朝历史颇为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对宦官专权的原因作一个简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明朝宦官制度乃至整个明朝政治的理解。黄宗羲说：“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13]我们需要对古代制度进行深刻反思，以便今人更好地走下去。

参考文献：

〔1〕〔3〕〔13〕（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译著[M].长沙：岳麓书社，2008.184，30，192.

〔2〕（明）解缙，等.明太祖实录（卷239）[M].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477.

〔4〕冷冬.论宦官生理与心理特点[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5）：47.

〔5〕（明）张廷玉，等.明史（卷304宦官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89.

〔6〕〔12〕（明）张廷玉，等.明史（卷305宦官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24，7828.

〔7〕（明）张廷玉，等.明史（卷282儒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28.

〔8〕（明）张廷玉，等.明史（卷186杨守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4922.

〔9〕〔10〕（明）张廷玉，等.明史（卷306阉党）[M].北京：中华书局，1974.7835，7844.

〔11〕（明）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