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支配下辽代汉人权贵家族的命运演变

2016-05-14洪嘉璐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洪嘉璐

摘要：韩知古家族是辽代最为显赫的汉人权贵家族。韩知古家族成员对皇权的巩固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做出卓越贡献。同时，韩知古家族地位的嬗变与皇权关系紧密相连，由此进一步揭示了皇权对其家族的支配与制约作用。

关键词：皇权支配；辽代；韩知古家族；命运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04-04

辽王朝是由契丹人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在辽政权统治时期活跃着许多的汉人权贵家族，在皇权的支配下这些权贵家族有盛有衰，家族命运演变揭示了皇权支配社会的作用，其中韩知古家族是辽王朝权势最为显赫的汉人权贵大族。自韩知古入辽成为阿保机的佐命功臣，到家族第三代——知古孙韩德让时，家族势力发展到顶点。韩德让曾担任上京皇城使、上京留守、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后拜大丞相，总二枢府事，被赐以国姓耶律氏、出宫籍，拥有像斡鲁朵一样的文忠王府。有辽一代，除9位皇帝、2位皇后（应天太后、承天太后）、1位皇太弟（耶律隆庆）外，惟有韩德让拥有帝王般的地位。然而，至6、7代，韩知古家族已不似辽中期那样如日中天，逐渐呈现衰落之势。韩知古家族在辽朝的兴衰历程与皇权统治密切相关，其命运演变揭示了皇权对辽代汉人权贵家族的支配作用的变化。

一、韩知古家族兴起及其入仕途径

辽代汉人最初大都是从中原被掠夺而进入契丹族控制地区的，其中，显赫的官宦之家并不多，多数为普通的汉人之家。五代时期分裂、动荡局面为契丹人南下侵略提供了机遇，契丹通过南下战争将汉人掠入辽境，成为契丹辽朝统治的基础。韩知古，“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知古六岁，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1]。韩知古被俘后是以家奴的身份跟随在阿保机左右的，可知韩知古家族最初身份并非显赫。其后，韩知古参与辽政权创建的一系列活动，功勋卓著，遂占籍柳城，家族开始显贵，成为辽代仅次于皇族和后族的三大家族之一。

辽代汉人权贵家族成员入仕途径多为荫补。辽朝在未以科举招募贤才之时，统治阶层所需的各方面人才大多由荫补入仕。韩知古家族的后代韩橁墓志载族属“袭世禄”[2]，即荫补入仕。“其余戚属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3]，可见韩知古家族在辽势力的强大。而史料可查的子嗣中唯有韩企先以“进士”[4]的方式入仕。

二、韩知古家族在辽政权建立和巩固过程中的作用

辽兴建伊始，各项典章制度还不完备，入辽汉人群体凭借其文化优势很快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并由此进入仕途，成为辽朝统治者的重要同盟者。“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5]。韩知古将“故典”与“国俗”相糅合，完善了辽朝的相关礼仪典志。此外，辽初期统治者通过修筑城池等手段安置被掠入辽境的汉人，在修建城池方面韩知古亦有所建树[6]。天赞年间，韩知古又因“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7]。韩知古初被授予为彰武军节度使，后被任为总汉儿司事、中书令，为辽初期的佐命功臣之一。

辽中期是辽统治最为兴盛时期，在韩氏第三代子嗣中，韩德让官位尤为显要，被赐以国姓、出宫籍、拥有斡鲁朵（文忠王府）、拜大丞相、担任北院枢密使，权倾朝野。韩德让凭借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为辽王朝屡建奇功，在辽宋高粱河之战中大败宋军，在统治阶层内部政权不稳之际拥立年幼圣宗继位，促成辽宋澶渊之盟的签订，功绩令人瞩目。

其后，韩氏家族数代成员亦多入朝为官担任文臣武将，各以其文韬武略，在辽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皇权的巩固、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竭心尽力，取得了不朽的业绩。

三、韩知古家族命运演变与皇权控制

在辽代，韩知古家族虽然有汉人世家大族难以企及的崇高地位，但也随皇权变化而起起落落，跌宕无常。

（一）韩知古家族的命运演变

1.韩知古为家族基业奠定基础。韩知古家族“起家于燕壤，仕禄于辽廷焉”[8]。韩知古祖父韩懿并未入仕，韩知古之父出任过蓟州司马。韩知古被掠入辽后以述律后媵臣的方式进入阿保机家族，后期韩知古以其才识受到重用，官位也随之不断擢升。史载：“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顷之，拜左仆射，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9]韩知古被委任以汉儿司事、中书令这类要职，成为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身份与地位已与最初入辽时期已大为不同。

2.韩匡嗣使家族势力壮大。韩知古有11子，现今有史料可考的是韩匡嗣、韩匡美、韩匡胤三个支系，其中又属韩匡嗣支系权势最盛。韩匡嗣入仕，“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应历十年，为太祖庙祥稳。后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初，景宗在藩邸，善匡嗣。即位，拜上京留守。顷之，王燕，改南京留守。保宁末，以留守摄枢密使……遥授晋昌军节度使。乾亨三年，改西南面招讨使”[10]。韩匡嗣在穆宗、景宗时期为官，又因在景宗登帝位时立功，由此得到重用。虽在辽宋满城大战中指挥不力致使全军溃败，但最终仍“杖而免之”[11]。去世后，追赠尚书令。韩知古家族在韩匡嗣一代家族势力继续发展，不仅开始拥有私城，且开始与契丹贵族萧姓通婚。契丹贵族耶律与萧姓联姻早已为惯例。韩匡嗣一代开始与契丹贵族通婚映出韩知古家族在辽朝地位的继续攀升。

3.韩德让时期家族势力达到鼎盛。至韩德让一代，韩知古家族势力发展至顶峰。《韩匡嗣墓志》载其子“长曰德源，始平军节度使、太尉；次曰德庆、左监门卫将军、司徒，早亡；次曰德彰，毡毯使、左散骑常侍，早亡；次曰德让，枢密使、太师、兼侍中；次曰德威，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彰武军节度使、太师；次曰德冲，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太尉；次曰德颙，右神武大将军、太尉；次曰德晟，未仕而终；次曰德昌，任卢龙军节院使，后公一年而终”[12]。《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证实“徳冲”与“德崇”二者“官职一致。‘冲与‘崇同音”[13]，故德冲与《辽史》中德崇为同一人。此外，“德顒与《辽史》中的德凝为同一个人”[14]。韩德让在景宗时期入仕，后遥授彰德军节度使，先后担任上京留守、南京留守。高粱河之战中韩德让凭借杰出的军事才能大败宋军，官至辽兴军节度使，后又升任南院枢密使。景宗去世之际，“隆运不俟诏，密召其亲属等十余人并赴行帐……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时年十二，后为圣宗，仍尊后曰仁慈翊圣应天皇太后”[15]。韩德让在被授予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政事令后，又兼北院枢密使并“拜大丞相，进王齐，总二枢府事”[16]。北枢密院是契丹军政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均由契丹贵族担任，韩德让是出任北院枢密使的唯一汉人。韩德让不仅拥有斡鲁朵，且赐姓为耶律，地位与声望登峰造极。

4.德崇子制心时期家族势力得以维持。韩德让无子嗣，但韩知古家族第四代为官者仍不在少数，此辈韩德崇子制心官位最为显要。史载，韩制心“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17]。辽代后族均摄政，时圣宗皇后萧菩萨哥为韩德让外甥女，因此制心的仕途之路得益于齐天皇后的恩宠。韩制心“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封漆水郡王”[18]。后任“中京留守、惕隐、南京留守，徙王燕，迁南院大王”[19]。与德崇子制心同辈的韩橁墓志载韩知古家族“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20]为数甚多。四代时期家族势力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5.韩滌鲁和韩燕五时期家族势力趋于衰落。自韩知古步入仕途、韩匡嗣受到统治者重用、韩德让权势登顶以及制心受惠于齐天太后，韩知古家族仕途之路可谓顺风顺水。但随着圣宗的去世及与韩知古家族有着密切联系的齐天太后的衰败，至第5代韩滌鲁一代，权势呈现下降之势，惩戒之事也开始出现。韩滌鲁为韩德威孙，耶律遂正之子。自幼成长于宫中，受到皇室的喜爱，被赐名为宗福。历任“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拜惕隐，改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21]。兴宗时期，韩滌鲁因私扣回鹘使者獭毛裘、阻卜贡物，被觉察后受到杖刑并削爵免官，这对韩知古家族来说处罚未免有些严重。虽不久韩滌鲁又复起为北院宣徽使，道宗年间拜南府宰相，改封汉王，但韩氏家族的整体势力已趋向衰落。韩滌鲁亦言：“臣叔先朝优遇，身殁之后，不肖子坐罪籍没。”[22]可见，籍没之法这种酷刑也发生在韩氏家族的后代之中。韩知古家族的6代成员中，据记载韩滌鲁子韩燕五官至“南京步军都指挥使”[23]。韩氏家族6、7代，家族子嗣入仕人数明显递减，官位也不如前中期般显赫。

6.自韩企先起家族势力开始转折。韩企先以进士入仕，但却“回翔不振”[24]。金人占领辽地后，韩企先降于金并入仕于金，家族势力出现转折。金世宗对其高度评价，史载“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25]。

终辽一代，韩知古家族的整体势力还是较强势的，家族成员已有契丹化的倾向。韩知古家族的命运演变无不与皇权的支配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韩知古家族的演变亦与辽政权的发展变迁紧密相连。辽政权兴起之时是韩知古家族势力逐渐发展时期，辽中期政权鼎盛时期是韩知古家族权势最为显贵时期，辽后期统治阶层势力开始走向衰败，韩知古家族势力也随之走向衰落。

（二）皇权对韩知古家族的制约

辽代权贵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原王朝来说，更为稳定一些”[26]。但正如《韩橁墓志》所言：“夫物忌大盛，先哲炯诫；事久则便，前代良箴。”[27]韩知古家族也不例外，有其发展变迁之路。

1.以科举取士为主的政治制度变革。辽代的官员选任中契丹贵族凭借“世选”入仕，掌控核心权力，汉人权贵家族则通过恩荫得以重用。据史料记载：“匡嗣，加至尚父秦王……生九子，并袭箕裘，皆为将相。”[28]可知韩氏这种名门大族以荫补入仕的不在少数，且文武皆有。伴随社会的发展，世选与荫补的弊端也渐趋显现，面对各阶层的利益纷争，统治者急需缓和社会矛盾，笼络各层社会人士，完善相关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由此产生。史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29]圣宗年间开科取士是针对汉人与渤海人的。“是岁（统和六年），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30]。辽代科举取士为广大汉民提供了入仕之途，“对于一般的汉族、渤海族士人来说，是进入辽朝官僚机构的便捷途径，也是提高或改变汉族、渤海族士人社会地位的有效仕宦途径”[31]。如张俭，“统和中，一举冠进士甲科，一命试顺州从事”[32]。开科取士一方面促进中下阶层的优秀汉士加入官僚队伍，利于改革僵化的选任方式；另一方面，辽后期一些世家子弟也以科举为荣积极备考，促进了辽代官僚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虽然科举制度的施行并没有完全影响汉人权贵家族的利益，但在制度层面对荫补入仕的权贵家族仍有一定的冲击。韩知古家族至圣宗朝势力达到鼎盛，但至5代韩滌鲁开始权势开始下降，虽然6代、7代仍出现担任要职的韩氏子嗣，但相对于辽前中期来说，韩氏家族入朝为政者已大为减少。除韩氏后代自身潜能有限外，外部社会制度变革亦对韩氏后代的入仕产生一定影响。科举制度施行“使辽朝的选官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33]。受科举取士影响的不只是韩氏一家，但对于以荫补为主要入仕途径的韩氏家族来讲所受到的冲击最大。

2.以齐天太后权势衰落为标志的宫廷政治斗争。历来统治阶层内部权力争斗都会给其他大族造成打击，韩知古家族也不例外。终辽一世，后族萧氏权力非同小可，甚至与皇族势力不相上下。史载：“辽之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34]而《辽史·卓行传》更是指出：“辽之共国任事，耶律、萧二族而已。”[35]辽代后族不仅享有较大权力，且后族间的宫闱斗争频繁：“仁德被害前后，韩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齐天后（仁德）在宫廷斗争中的失败致使韩知古家族后期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

齐天皇后是承天太后弟萧猥恩之女，是韩德让外甥女，即萧菩萨哥。齐天皇后生二皇子，却皆早卒。“宫人耨斤生兴宗，后养为子”[36]。齐天后视耨斤子兴宗如己出。圣宗时期，元妃（耨斤）便百般诋毁齐天后，但“圣宗终不之信”[37]。兴宗时期元妃自立为皇太后（钦哀皇后），随之向齐天后展开攻势：“护卫冯家奴、喜孙等希旨，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国舅萧匹敌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钦哀不从，迁后于上京……钦哀虑帝怀鞠育恩，驰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实无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后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38]齐天后在权力争斗中的败北，虽不足以导致韩知古家族权势轰然坍塌，但韩德让的过世以及失去了有力的后族“支持者”，不免影响韩知古家族势力。在专制体制下，皇后的地位之争同皇权斗争相比同样是残酷而惨烈的，有时候，失势的一方连同其臣属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就是说，臣属所依附的势力一旦风光不再，则自身也就难以为继了。

3.韩氏家族势力是在皇权控制下得以维系与发展的。韩知古家族成员数代入仕担任朝臣，为辽王朝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韩知古家族3代韩德让时期势力达到顶峰，家族地位仅次于皇族和后族。家族成员的位高权重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政治势力强大。家族数代成员入朝为官，官位显赫且文武皆有。第二，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韩知古家族不但政绩赫赫，且拥有州城，统合九年（991），“以秦王韩匡嗣私城为全州”[39]，可见韩知古家族经济实力不容小窥。第三，拥有斡鲁朵。辽代共设立十三个斡鲁朵，韩德让拥其一，为文忠王府。但总体来说，韩知古家族势力对皇权的影响与威胁还是可控的。由于辽代统治者历来由亲族掌控军事大权，朝权又由皇族、后族秉持，“皇族势力的强大，自然使皇族以外的势力不敢轻易觊觎、争夺皇权”[40]。因此，强势的韩知古家族仍不足以构成对辽朝统治者的绝对威胁，韩知古家族势力仍在皇权掌控之下。

韩知古家族的命运演变之路揭示了皇权在辽代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的变化。“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41]。韩知古家族就是在这种君主专制制度体系下，家族成员由最初的媵臣逐渐改变身份走向兴盛后又趋于衰落的，其家族命运的演变印证了刘泽华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在辽代，皇权支配下的其他汉人权贵家族的兴衰演变亦如此。韩知古家族早期多以文武之长或建功立业等手段得以显贵，在皇权的支配下兴起、发展、变迁，家族成员的命运演变同样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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