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泉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01-02

截至目前，国内外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专著已出版甚多，滥觞于赤峰本土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中国内蒙古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名副其实地成为赤峰地区最具代表性与招牌性的顶级文化类型，可以说“提起红山文化就是提起赤峰”。然而作为红山文化研究之“开山”、早在1938年即公之于世的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在漫长的时间里，竟迟迟没有出现中译本，不得不说是奇怪的事。我揣摩，国内专门研究红山文化的某些知名学者不可能越过或绕过这本“打底”的必读书，欲“必读”而又日文，想来知名学者们一定日文水平很高。可直接研读日文原著，而闷声不翻译的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忙于“立一家之言”，无暇做翻译苦差；二是为了信息资源独享，不愿与他人分享；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既不懂日文也坚决不参考日文版《赤峰红山后》。

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编辑出版的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虽被中国学术界冷落多年，但其独有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以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这两位日本考古学家为首的日本考古团队在1935年对“濒临损毁”的红山后古遗址进行的这次“抢救性”发掘，采用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体质人类学”一路治学方法，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珍贵的考古资料。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正式提出“红山文化”这一概念，而实质上红山文化研究从1935年就“深度”开始了，日文版《赤峰红山后》向外界公布了红山文化（即该书副题所示“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的存在。记得民间有一句戏说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这里也可再克隆一句“红山在中国，红山文化研究却在日本”。这当然也是戏说，不值得争辩，但道理还是有的，至少说明日本学者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起步比中国学者早。一门学问往往博大精深，不可能轻易被某一次发掘活动、某一本考古报告所穷尽，但“抢占先机”从来在“以发现为第一要务”的考古行当中极具竞争力。一直关注红山文化的中国著名学者梁思永、裴文中等“考古大咖”，后来翻阅这本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时，不可能不怀有尴尬、遗憾的心情。

其实迷人的学问都是世界性的“公器”，譬如蒙古学、匈奴学，国际上有几十个、上百个国家的学者都沉醉其中，乐研不疲，这也是衡量一门学问是“真显学”还是“伪显学”的重要标准。学术无国界，、考古无国界，它像阳光普照大地一样为全球人服务，实不必在意好东西、好货色究竟是出自哪国学人之手（钱锺书先生有“你如果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一句幽默，这里也可“篡改”成“你如果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计较那只下蛋母鸡的国籍”）。放下其他因素和背景不谈，仅从学术角度讲，面对日本学者在1938年就奉献出来的这本高规格红山文化考古报告，我们的中国同行心里应怀一份“见贤思齐”的敬重。

以苏秉琦、郭大顺等学者为杰出代表的红山文化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红山文化学术成果。目前不但是赤峰显学，更是国际显学。越是显学，其基础工作越要做扎实，及时译介国外有关红山文化的经典学术著作便是基础工作之一，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日文版《赤峰红山后》考古报告问世77年后，今天终于有了优质中译本，从此红山文化研究的“中文学术著作拼图”会更完整一些，这是嘉惠学林的一件盛事，而这件盛事的发起就源自赤峰学院的李俊义博士。俊义君在2007年就动念译介此书，并开始着手准备；2008年末，我们曾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冬阳斜照下一起配合翻拍了许多日文版《赤峰红山后》书中的彩色图片；后来俊义君干脆个人出资豪买下了日文版《赤峰红山后》（系“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6册，全套凡6册，不单卖，全部售价3万元），并通过政府与民间“众筹”方式，与同道联袂主持了日文版《赤峰红山后》的中文翻译与出版工作。生于医学世家的俊义君并非“科班”出身，以物理系专科之起点逐步自修，依靠着精湛的古文与旧学素养，最终成功跨界进入了历史、考古研究领域。据我多年的观察，俊义君最擅长的便是“土拨鼠掘洞一样扑倒身子干活”和“孤狼捕猎一样专注地寻找契机”，日文版《赤峰红山后》中译本的推出正是他这种“土拨鼠+孤狼”性格的凸显。

盘点俊义君近年贡献出来的学术实绩，无论是爬梳类著作（如《赵玉丰年谱》、《旺都特那木济勒年谱》、《贡桑诺尔布史料拾遗》）、校点类著作（如《如许斋集》、《民国林西县地方文献汇编》），还是考证类著作（如《元代全宁路石刻调查与研究》、《内蒙古盟旗名称研究》）、译注类著作（如《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元代追封蓟国公张应瑞墓碑研究》），均贯穿着“注重搜集偏僻史料，耐心打捞历史碎片”的价值取向。2015年，由俊义君主持的赤峰学院“内蒙古东部近现代历史文献研究所”开张运营，更明确以“广泛征集散佚文献资料，持续出版《内蒙古东部历史文献丛书》”为己任。该所计划在今后5至10年整理出版的文献包括《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热河》（译著）、《祖州城：东蒙古满其格山辽代古城址的考古学历史学发掘调查报告》（译著）、《元代达鲁花赤竹温台神道碑研究》（译著）、《元代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研究》、《清朝至民国时期赤峰契约文书汇辑（第一辑）》（上下册）、《清肃亲王善耆巡察东蒙古史料汇辑》（上中下3册）、《清末至民国时期赤峰县地方文献汇编》（10册）、《〈泥莲书室文集〉校笺》（5册）、《漠南访碑录》、《晚清热河金丹道教史料拾遗》、《清朝末科进士张履谦研究》、《贡桑诺尔布年谱长编》（上中下3册）、《内蒙古现存清朝圣旨文书调查与研究》、《清朝热河地区科举人物研究》（上下册）、《民国赤峰县知事叶大匡史料拾遗》、《民国蒙汉合璧五方元音》（上下册）、《民国时期〈政府公报〉中的昭乌达盟史料选辑》（上下册）、《民国时期〈政府公报〉中的卓索图盟史料选辑》（上下册）、《喀喇沁王府文化研究论著选译》（3册）、《东蒙古历代行纪汇编》（10册）……光看这一长串儿“良家妇女脸庞一样端庄”的书名就足以令人振奋，真可谓拾珍珠于草野，还故纸以新魂，为专业研究输氧，为文史阅读添柴。“内蒙古东部近现代历史文献研究所”估计就是仅有几个人的“小米研究所”，但只要有一个明白人在那里主事，就是一支能战斗的队伍，就能做出许多连社科院都未必能做出的大事情。

我把俊义君这种近于清代朴学（即倡导“博古好古”、“实事求是”的乾嘉学派）的治学状态，试称为“赤峰红山后状态”，这也是滨田耕作、水野清一他们这些日本学者当年开掘红山后古遗址行动留给吾乡赤峰的一份特殊的“精神气场”。我想，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不应太贪恋“山前”的风光，因为那里不是学者的舞台，“山后”才是学者的主场。在远离喧嚣的阴坡山脚下，开垦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地，起早贪黑，戴月荷锄，默默地做一些貌似平凡实则高华的稼穑苦工，待秋来必有沉甸甸的收获。一个学者越耐得住寂寞，眼光越长远，其学术成果就越大，成色就越足，反之亦然。明白了这个悖论，也就明白了俊义君所秉持的“赤峰红山后状态”的内涵。

遵俊义君之嘱，滥竽序二，权为《赤峰红山后》中译本书前书后的故事做补白。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断续写毕于呼和浩特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