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建坤 张鸿雁

摘 要：建构特色文化软实力是当代全球竞争的重大战略之一，并已成为国家地域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分析的视角回溯苏南区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自觉”在思想启迪和模式创新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其日渐成为抑制现代城市社会增长的障碍。“城市文化自觉”的建构是苏南乃至当代中国城市实现功能转型以及深化区域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问题：一是将树立特色文化城市定位观作为解决城市结构性问题的切入点；二是注重城市创意阶级和空间场域的有机互动，培育“城市文化资本”①再生产的基础；三是城乡和区域“文化圈—产业链”以及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高端介入模式的双重建构。苏州作为区域经济首位城市不仅应依托“国家级现代化示范区”发挥文化自觉的样本效应，更应注重如何承担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与守望者的时代重任，探索出以特色城市文化引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独特模式。

关键词：苏南区域现代化；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文化自觉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soft power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e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became the element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productivity. From cultural viewpoi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 the rol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hich has the effect on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South of Jiangsu area， however， it has been the obstacle of inhib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ociety. Cit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ssue in the aspect of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function for South of Jiangsu area and China： The first is that building the orientation idea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should be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solving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city； The second i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between creative class in urban and spatial field，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reproduction of city cultural capital； The third is the doubl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nd urban or regional cultural circle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high-end interven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value chain. As the primary economic city in South of Jiangsu area， Suzhou not only show the sample effect based on the first state level modernization demonstration zone in China， but also consider how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heri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eventually exploring a characteristic mode to lead the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the characteristic urban culture.

Key words：regional modernization of South of Jiangsu area ； cultural soft power ； cultural consciousness ；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ity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28（9）

1 苏南区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逻辑

1.1 文化视角：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演进路径

学界关于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讨由来已久，尤以经济学的研究最为活跃。陈晓华和张小林认为，苏南乡村经济形态发生了由内发型转向开放型的转变并带动县域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崛起[1]；袁丰等人指出制造业区位从乡镇向城区的调整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苏南城市化进程[2]；此外，注重自然地理环境要素的比较优势论[3]和经济体制转换的新制度主义论[4]也盛行一时。尽管经济学能够对经济运作模式作出多元性并附有启发性的理论阐释，不过一旦在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区位优势以及同样经历市场化改革的省份或区域却又存在巨大发展差距的反常现象时往往缺乏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应用性。而且，这些经济解释的共同之处在于将苏南现代化进程视为一种宏观层面制度创新的结果。然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广义社会现象无不收到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享誉世界的宗教研究就是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所完成[5]。对于长期占据吴文化中心和中华文明重心之一的苏南地区而言，其积淀并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无疑在形塑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大作用。故有必要建构一种“文化—制度”变迁的视角，重新探寻苏南社会结构的历史轨迹和演进机制。

“苏南模式”概念被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但苏南区域现代化的真正发轫早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便已隐然显现。在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大行其道之时，苏南农村就已经开全国风气之先而集体尝试突破体制束缚，建立以“五小”、“三就地”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农村工业企业，即“社队企业” ②，并且在日后率先抓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契机进一步发展为“乡镇企业”。尽管同为农村地区的安徽小岗村在该时期也对计划体制做出改革的回应，但二者采取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在发展目标上是以市场交换为导向，并且在产品结构、生产方式、管理模式上已经具备初步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运作机理。而后者改革的侧重点是围绕土地经营权的归属所进行的产权关系调整。正是地域历史文化造成了体制转型实践出现地区性变异情况。在历史上，工商业和农业经济分别作为苏南和安徽农村的主导性生产方式并且建构了各自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因而苏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农业”意象则营造小岗村的生活历史进程，两地的文化传统和民众认知结构自然大为相异。并且，待制度变革的现实条件成熟之时，这种内生性力量统将作为领导干部和民众进行改革实践时的“设计摹本”，一个突出表现在苏南乡镇企业中出现了农民身兼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等多重身份，以及乡镇政府参与到决策和经营之中并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现象。

经济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加速蔓延，苏南地区以“产业国际化”战略为依托迅速调整重点推进轻工业、就地城镇化以及乡镇企业等发展方向，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组织方式方面实现巨大突破，典型表现就是外贸加工业的崛起以及作为其生产的基础的“工业园区制”，率先在全国形成了具有强大规模效应的“园区经济”③发展模式。这种敏锐地握经济变迁趋向的能力与苏南地区在历史上因从事大量海外贸易活动而获得的历史经验深刻关联，同时也受益于自百年来与上海等发达城市之间所建立的密切经济文化联系，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经验对苏南地区在此阶段的国际化定位影响颇深，并最终在国际产业分工大调整期间抢占先机，成为世界制造业和投资的主要流向地。

进入到21世纪之后，苏南地区的经济累积优势在本土性文化的助力下更加明显。苏南不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且为中国现代社会培育了大量的知识精英，其丰富的智力资源以及深厚的的科研实力对加快区域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目前，苏南力图将高端战略性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打造为驱动经济的核心“引擎”，并已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快速推进城镇化等领域取得全面进步。一方面，在2013年，苏南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④这两项关键指标上位居江苏省前列，表明苏南区域产业结构比例持续优化，发展态势良性稳健。而在当年，首个“国家级现代化示范区”⑤的设立标志着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正式步入顶层设计序列，制度投入所产生的政策性红利将深挖苏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

苏南区域现代化演进历程实质上体现出承继和创新地方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1949年之后发生的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中迅速崩溃，而苏南数千年历史积淀所孕育的强烈区域文化身份认同使其历史文脉受到了良好地保护和延续，文化资源的富集性、商业文化的浓厚性、文化心理结构的统一性都成为其更新发展理念、明确目标导向和设计实践路径提供了历史源泉。毋庸讳言，文化意义的启蒙是苏南区域现代化从开源肇起到屹立崛起，再到领军全国的底层动力与内在逻辑。

1.2 全球化视角：“路径依赖”与“结构性空洞”

尽管文化传统赋予了苏南地区开启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动力，但在当前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分工体系话语权争夺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期，保持和提升苏南区域竞争力正面临严峻挑战，而苏州作为区域经济首位城市所遭遇的冲击效果尤为突出。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更具有典型意义，能够深刻揭示苏南区域现代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及其发展模式的内在局限。

区域核心城市竞争力下滑。截止到2014年，尽管苏南地区依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区域整体竞争力⑥，但其单体城市竞争力距离现代化发展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从纵向历史维度来看，作为区域经济首位城市的苏州在近5年内的GDP增长率实际上处于持续下滑态势，城市排名也从2010年最高的第5位下滑至第7位⑦，从一线城市的“追赶者”变为一、二线城市之间的“夹缝者”。这种较为尴尬的城市能级水平反映出其在横向的城市竞争维度上正处于由发达城市和后发展城市共同构筑的“紧缩型”经济发展空间，“双重挤压”困境已经成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真实状态和最严峻的遏制力量。一方面，中国东部发达城市的发展具有极强的“马太效应”⑧，这主要是由于地理区位条件、经济文化基础、现代化起步时间和国家制度投入等多重因素所引致，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就是这一类城市的代表。虽然一线城市近5年的GDP增长率都有所下滑，但GDP增量始终高于苏州，先发型城市的“积累优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时期内充分体现⑨。而苏州的GDP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普遍高于一线城市，表明其在城市竞争中存在“增长乏力，后劲不足”问题。并且在“提质增效、持续发展”作为今后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首要任务的背景下，缺乏新经济热点的苏州与一线城市的发展差距可能会进一步被拉大。另一方面，近年来得益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度投入，中西部城市迅速崛起，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西部城市群和以武汉、长沙为代表的中部城市群的GDP在近5年内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⑩，对苏州以及其它苏南城市的传统经济优势地位构成强烈冲击。

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形塑下的产业“路径依赖”和“结构性空洞”。苏南区域发展模式实际上呈现为一种在特定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6]突出表现就是其长期依赖出口制造业作为驱动经济的核心力量。并且“苏州模式”呈现为先引进生产原料带动出口加工、再向外出口制成品的“两头在外”的发展形态，主要是由外资经济所拉动，绝大多数的原材料和资金都通过外资企业而非本土企业所提供。这明显区别于日韩等国以技术引进为导向的“FDI”11外资加工贸易模式，进而造成了苏州的外向型经济主要表现为以劳动力为主体生产要素的制造业经济结构，以及由于长期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产生的经济运行风险，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特别是出口依存度高以及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主体高度集中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出口贸易结构高度集中导致苏州的产业形式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并处于全球制造业的低端环节，产业结构失衡进一步加剧。此外，外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主导地位极易“形成外资挤压性的二元化发展格局，引发本土企业空心化和边缘化的危机” [7]。进而对提升本土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和参与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竞争能力产生抑制作用。苏州在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

苏州对于劳动力密集性制造业的“路径依赖”也必然会造成新兴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占比不足而形成的产业“结构性空洞”，进而严重制约产业结构转型的动机和速度，而一些后发展城市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优化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以重庆为例，2014年该市基本形成了“三二一”的高服务型产业发展格局，而苏州仍旧维持以第二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态。从现代服务业来看，重庆在金融资产规模规模、增加值以及占GDP比重等重要指标上都高于苏州。一些客观评价体系所公布的数据（如中国金融中心指数12）也从侧面印证了其在服务性经济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并且其工业内部结构调整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行业获得升级增值，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3。

全球化加速进程中特色文化城市价值的失落与同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全球化的影响下，包括苏州在内的、与世界市场和分工体系存在密切关联的经济主体极易受到全球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侵袭，本土性精神和文化完整性可能遭受削蚀，进而导致城市出现特色消失和定位趋同等问题，突出表现就是在中国一些中小型城市严重忽视本地环境承载限度和民生服务配套，盲目推进“国际化都市”、“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等项目上马，“贪大求全”的城建之风愈演愈烈。 而且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的相互抄袭和移植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形象塑造和品牌营销也日趋行政化、空泛化和低俗化。这种超越实际、过度追求“虚无国际化”的城市定位策略必然导致以“产业同质竞争、项目重复建设、空间批量生产、功能华而不实为特征的‘城市大跃进” [8]。

另一方面，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也不断受到“唯经济论”的形塑并日益主导了城市的狂飙式发展，致使一切以提高GDP速度为中心的“经济驱动型”城市化模式长期占据着城市建设和管理战略规划的首要位置。这种经济功能的过度扩张必然使城市资源集中于能够带来短期经济绩效的“表层”建设，其他功能势必会急剧萎缩，城市结构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关系遭到破坏，文化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失调现象尤为明显。近年来，一味追求西方格调的城市定位策略对中国城市建筑形态和文化风格造成了巨大破坏，引发了城市历史文脉和生活方式“自我解构”等突出问题。关注现世价值的“唯现在性”成为了许多城市中的街道、广场、雕塑等文化要素的唯一表达，城市丰富的时间结构性被抛弃和遗忘，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精神气质、审美情趣面临消亡，“千城一面”的中国城市景观使城市个性与特色可能消失殆尽。

1.3 文化自觉视角：以提升城市文化核心竞争力为目的

全球视野内特色文化发展战略的崛起。城市作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一种通过调整内部结构关系以动态适应外部环境，最终完成整体性的变迁和进化过程。而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要素比例关系的“功能转型”过程来完成，具体而言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市场、经济、文化 等综合要素的转型与更新。[9]”而在其中，文化转型的意义尤为关键。自20世纪末以来“硬实力”在国家竞争中逐渐“退场”，而“软实力”的概念开始作为国家综合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正式提出并得到普遍认同。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国家发展力量的第二层面” [10]，能够“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迫使别国和城市接受自己的价值观，渴望达到所希望的繁荣和开放程度” [11]。“软实力”之于城市发展的意义则体现在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以及重塑城市精神和市民人格结构两个方面。自20世纪中后期成功摆脱“二战”危机进而崛起的伦敦、巴黎、巴塞罗那、新加坡等城市先后采取“文化城市”的定位策略，将具备无限开发性与经济转化性的文化资源作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生产性要素，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融合产业发展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另一方面，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贮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最精华部分，反过来“给予城市社会以自豪感，凝聚人们的精神，紧紧地把社会联系在一起[12]”。文化在精神意义上的社会整合作用赋予每一个生活个体以城市独特气质来培植精神根柢，在建构极具创造力和想象力又不失整体协调性的市民阶层的过程中推动着城市向更高的文明层级进化。例如伦敦“充满机会的城市”的发展理念就在创造着复合社会全员利益的空间价值[13]，这种极具人本主义精神的城市发展观改进了市民的社会空间认知，对城市的整体性认同也在不断升华。这些成功的范例表明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增长方式和竞争焦点已出现重大转变，即“文化将超越政治和经济成为国家、地域和城市间竞争的最有力武器” [14]，并以为核心竞争力的特色文化城市正成为新一轮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和重点建设目标。

苏南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迫切性。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是建构一个国家或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培育土壤。但是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不仅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文化领域的交融合作，同时也意味着冲突和碰撞也可能进一步激化，集中表现为地方场域文化正面临由全球化“文化定制”[15]所带来的规训风险，最终因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全盘西化而解构消亡。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费孝通就主张通过“文化自觉”运动予以回应，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6]苏南地区也正是在文化自觉的指引下探索出特色现代化发展模式并成为中国区域现代化建设的典范，在全球和地方文化的协调平衡中获得了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同时，“文化自觉”也表明建构文化软实力的根本在于激发出本土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觉醒意识，并在思想观念上形成对区域历史传统的“先知先觉”。然而，当前苏南地区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反映出其现代化发展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耦合交互关系正在破裂。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自觉的内涵更多地是在反思中国乡土文化的过程得到阐释和实践。对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回溯固然可以促使苏南地区在改革初期通过创新农村经济体制而独领风骚。但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快速上升，城市对社会经济的驱动效应日益增强；而乡村社会却由于自身结构具有封闭性和群体关系的同质性，造成创新活力被锁于传统桎梏之中，乡土文化自觉对于区域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日益减弱。从英国伦敦市政府制定的《伦敦： 文化资本，市长文化战略草案》计划以及新加坡提出的“创意城市国家”的顶层设计概念之中可以发现，文化创意、文化资本和文化战略已成为现代全球性文化城市的重要方略，“城市文化自觉”的意义与价值正在凸显。尽管苏南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但直到《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才首先提出以建设“文化强市”为攻坚任务的系统性文化发展战略。顶层规划的长期缺失对苏南围绕自主创新能力建构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模式构成制度性障碍，并不断拉大与那些以城市作为现代化驱动核心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其文化内核也可能在全球化的裹挟之下发生解构和崩溃。

以“城市文化自觉”作为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文化动力因”。我们认为，作为苏南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底层机制的“文化自觉”仍能展现“内在文化价值驱动性，并且作为区域社会发展的不同层级的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动力而存在”[17]。由于苏南乡土文化自觉在快速城市化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够完全表达现代社会变迁的有效性和代表性” [18]，因而必须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重新挖掘本土性文化之于城市特色发展的时代价值，重点是围绕文化自觉的主客体两方面进行创新。一方面，随着世界整体以及中国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数量差距愈发明显14，社会问题的主要策源地正从城乡矛盾转移到城市社会。无论是在全球视域，还是在本土环境中，文化自觉的客体必然要进行从“乡村”到“城市”的时代性转换。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在城市多元异质性文化空间受到各种文化价值的形塑，对于本土文化的感知能力不断衰退，主体的文化自觉问题也需要得到关注，即自觉主体必然与客体发生同步性转换，从传统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向城市社会的精英阶层更替。特别是创意经济成长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支柱的背景下，作为其灵魂的“创意阶层”[19]不仅是作为驱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主体力量并对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能力至关重要，而且其所表现出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能够引领城市整体文化的创新发展，塑造真正现代化的市民阶层，赋予城市生活以无限可能。

总之，要扭转经济创新能力下降和地方文化日趋边缘化的趋势，不仅要在发展战略上进行文化转型，更为重要地是以城市为基底，运用时代性视角和观念认知自身以及竞争性城市历史文脉的文化经济价值，通过“知已”和“知彼”来促成“城市文化自觉”的创新和利用，从而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塑造构建精神和思想基础。

2 特色文化城市建构路径选择：从“场所精神”[20]到“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

创新“城市文化自觉”和加强城市文化功能，不能囿于单一无力的“文化修葺”，必须运用开发性保护、市场化经营、国际化运作等综合性、交互性、系统性的理念和行动，形成从精神意象到实体价值、文化遗产到经济资本、区域发展到国际竞争的循环递推式提升路径。只有如此，才能为苏州以及整个苏南地区加速转型发展并且深度、良性地参与区域性竞争和世界市场分工体系创造稳定持久、有机协调的经济社会增长机制。

2.1 从塑造历史文化空间到文化资本再生产场域创新升级

“场所精神”的作用在于使处于某一凝聚着人类集体记忆的各种文化要素所构成的文化场域中的个体或群体，能够自发地形成对于该地域空间及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据此，必须以传承、整合和创新各类文化要素并从城市物质结构层面规划和设计专属性文化空间的方式来打造“特色苏州”。首先，苏州城区及代管县市必须在生态环境、景观建筑、地标建筑、文娱活动等方面融入特色文化意象，依据整体性城市规划方案和功能区发展实际打造以广场、街道、园林等要素为支点的城市物质文化空间体系，并逐渐深入到城市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整体肌理，在推动区隔性文化要素借助场域性互动所形成的“文化场”使潜在的文化资本价值获得指数级增长。其次，对以姑苏区为主的老城区加强开发性修缮保护工作，引入现代化的商业模式和竞争机制，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文化品牌包装和推广，提升苏州古城的人文内涵和高端品味，进而由表及里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可以通过与高新技术区、工业园区内的相关文化创意产业在生产、销售环节进行深度协作，发挥产业融合发展的联动效应，打造中国古城文化的“旗舰航母”。再者，乡镇文化必须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赋予全新内涵，保证在城乡规划、发展战略、制度设置、政策安排、资源投入等方面的共享性与协同性，实现城乡文化互补式发展，使苏州城市文化资本获得新鲜血液的补充。最后，苏南五市不仅要在区域整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突破地理格局障碍，合理布局城市发展序列，建立城市自然空间有机体系，更要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屏障找寻共同文化之根。具体来说，以南京、苏州为区域文化辐射中心、以市场供求联系进行文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建立人才、科技、教育等资源长效流动机制，形成优势互补、深度联动的苏南区域文化圈层体系和城市生态体系。

2.2 从建构文化创意阶级到培育城市文化自觉的创新土壤

作为“文化容器”意义上的城市不仅传承和积淀着历史意义上人类文明成果，而且在全球化作用下推动国际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加速流动和汇聚。城市这种“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 [20]的功能对培育文化创意阶级及文化自觉至关重要，进而为城市社会发展提供创新智慧和进化动力。一方面，必须抓紧制定《苏州市人才培养与文化创新规划》，进一步健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加强对市场导向的行业性学校和技能培训机构的预算投入，夯实本市的科研基础实力。而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必须定位于城市规划、工业设计、动漫游戏、影视制作、移动互联网、生态旅游、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市场需求旺盛、发展前景广阔的创意型和科技型的文化产业。

同时，依托于苏州地处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带、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的交叉地带和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高强度、宽领域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努力打造跨区域、跨国界的经济文化资源流动高地，使经济和人力资本通过本土培养和外部流动得到充分补充，从而为深度参与区域性和世界性分工和协作提供了基础性条件。此外，应对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开放、包容、活力、进步”等思想财富必须进行实体化操作，深度融入到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产业发展、区域和国际竞争的战略制定和具体实践，为塑造历史精神与时代价值兼具的文化“智识”阶层创造滋养土壤。

2.3 从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到介入全球文化城市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只有当苏州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积淀所造就的宝贵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文化价值积累的时候，才能真正意义上创造社会进步的价值。”[21]一方面，苏州在创造具有唯一性和高辨识度的文化符号的同时，需要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思维进行产业融合，与其他关联性行业形成交叉融合型产业链条以适应不断变动的市场需求，并且综合利用商业包装、传媒推广等多种手段深度挖掘其经济价值。首先，苏州必须充分利用产业体系齐备和消费市场庞大的优势，推动文化产业与休闲、旅游、娱乐、时尚、体育等行业的横向联动和跨界融合。其次，苏州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必须形成“国家—省—市”多层次、多主题的产业园区体系，明确优先发展方向，打造特色差异化竞争优势。并且以“龙头文化企业+次属文化企业”的层级式产业协作机制整合区域文化资源，重点发展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化项目。其三，提升文化科技产业的孵化能力，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品牌塑造、创意人才培养等工作，建设“工业创意化、服务增值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基地，提高产出效益和产业能级水平。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苏州核心竞争力的建构必须从单体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跃升至全球城市网络，以扩充文化资本的价值能级[22]。其中产业转型和区域一体化协作是苏州联结全球特色文化城市价值链的两项关键举措。其一，苏州必须依托于江苏省的人才、教育、科研和资本优势，以创新和科技为引擎，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和国际融合性的文化科技产业。扶持策略可以通过文化基金、金融文化产品等金融衍生品的形式集聚社会资本以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困难。同时，必须扎根于苏州市区和乡镇优质的生态和文化资源，围绕各级文化遗产着力打造以旅游、休闲、健身、现代农业为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和精品项目，创造“中国内核，国际品味”的文化品牌。其二，为深化苏南区域经济社会协作能力，在经济分工层面必须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来提升产业转型速度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在文化建设上应以打造吴文化差异化圈层体系为目标。苏州应提升区域文化首位度，联合无锡和常州打造“吴文化次级都市圈”，在等级规模、发展导向、产业设置上与“大南京文化核心都市圈”实现差异化融合。这必须加强苏南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并且克服文化价值观念、城市空间规划、行政管理模式等障碍，特别是要加紧建立“乡域-县域-市域”现代交通运输和信息流动的“高速通道”。此外，苏州可以利用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通过产业协作、人员交流、交通互达等方式，降低自主发展成本，促进两大区域文化核心地带的融合共通，打造面向世界文化市场的国际化层级的区域文化协作体系，带动整体城市文化实力的有效提升。

3 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顶层定位

作为苏南区域经济“发展极”城市，苏州在战略区位、国际制造、开放平台、历史人文、生态本底等方面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将成为建构特色文化城市的战略依托。而且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也为转型进程增加“势能”，全球城市化趋势也提供了介入全球文化城市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现实路径。因此，苏州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塑造“守望者”角色，充分发挥本土文化优势和依托国际高端定位制定特色文化发展的顶层方略。具体包括：

3.1 守望东方古典文化：塑造中华城市文化的本体样板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到宋代之后的吴文化不仅奠定了苏州在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构成了苏州向特色文化城市转型的专享性优势，涉及建筑、手工艺术、戏剧、诗词、宗教、绘画、民俗、饮食等各个门类。因此，“中国吴文化中心城市”应成为苏州未来的精准定位，并以此作为涵容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基点。而在实践行动上应采取“文化战略规划+文化法制建设”的“组合拳”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和有重点的保护和开发工作。首先，推进古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对具备协作联系的文化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比如将苏州的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和名街与有关苏州的名流贤达、诗词和民俗艺术塑造为“体验式文化展示空间”，通过文化遗产的联动效应增强游客的代入感和实地感受，推动保护性空间向生产性保护基地升级。其二，立足于苏州“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战略性文化资源体系打造“世界遗产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城市文化形象标识。并且加强与行业领导性企业在品牌推广、运营管理、商业开放等方面的合作，促进遗产保护与商业价值开发的有机融合。最后，以“崇文睿智”为核心苏州精神应融入进城市整体规划和细节设计，构造苏州特色专属性文化场域，在城市商业设施、居家住宅、公共建筑的规划过程中突出吴文化“秀丽典雅”、“自然山水”和“开放包容”的特质与风貌，形成具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和“中西合璧”等高辨识度的城市文化符号，提升苏州城市形象和国际知名度。

3.2 守望江南文化传统：打造水韵人文空间的集体记忆

京杭运河与长江纵横于苏州大地，太湖身处其侧，园林之水和小桥流水又点缀其间，这“一江四水”是苏州建城之开端和兴盛之根本。而在当下，以“一江四水”为主题概念进行品牌塑造和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能够以战略资源储备的意义为苏州积累和创新特色核心竞争力。首先，必须将水元素应作为核心意象融入进古城、古镇的规划设计，不仅要对苏州城内长存千年的水路并行双棋盘交通体系进行有效保护，而且石拱桥，石驳岸，石板路等也需要进行恢复性重建。而针对水乡古镇的旅游开发应以“体验参与”为核心思路，加强与一、二产业的资源融合发展，探索“水乡乐”、民宿体验等融合发展模式。并且在主题设置上体现各自特色优势，打造错位互补式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群落。其次，在京杭运河的苏州段建设沿河步行街，扩大绿化面积和完善服务设施，融合名人故迹和著名诗词的人文意趣，打造中国首条“京杭运河—吴文化”双主题的步行文化街。此外，由于苏州园林的山水意趣和昆曲的水磨调在水文化韵味上相得益彰，可以在园林设计中将山水以及昆曲等传统艺术融入其中，达到“园林须邻水，昆曲绕花厅”的效果，真正发扬吴地水文化的精髓。最后，打造“环城游憩”主题旅游项目，推进环太湖、环阳澄湖等旅游集聚区建设，创新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构建水文化循环型经济体系。

3.3 守望中华传统智慧：创新民族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示范区的顶层设计势必将弥补苏州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短板，从而稳步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高端化和增值化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的尖端化和信息化。其一，重点建设国家高新开发区，提高文化产业的集聚度，建设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特别是要快速推进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上下游产业链的协作能力，形成全市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融合发展格局。其二，合理布局文化产业的发展序列，实行整体规划和错位发展，在重点发展战略性、紧缺性、高利润性的主导产业的同时加大对小微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三，政府在鼓励和扶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的基础上，必须围绕融资服务、人才培养、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加大服务力度；推动技术研发的协同机制创新，深入开展企业与江苏省重点高校、研究院所在应用型技术领域的深度协作，通过优质人才技术、教育等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来建立和健全产学研体系，提升技术转化效率和附加值。其四，大力开展对外文化贸易，积极介入国际文化产业链的高端环节。紧密依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打造具有中国内核与世界精神的文化贸易品牌，利用多级资源扩展全球文化营销网络，扶持并鼓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以及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并以推介会、展览会、新媒体营销等方式提展现苏州古今交汇、中西荟萃、刚柔并济的城市魅力。

3.4 守望中国大同社会理念，构筑福民富民型市民社会

在苏州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仁善友爱”的儒道伦理与“开拓进取”的市民精神已经熔铸在苏州及其市民的灵魂之中，各界精英才俊引领中国进步的潮流，而且普通民众也形成了统一紧密的区域文化身份认同。苏州不仅要打造中国经济强市，而且要在以“文明”、“和谐”、“幸福”作为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也是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文明未来趋势走向的根本之道。首先，坚持以惠民为根本的城市发展规划设计理念。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建立覆盖城乡的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对特定人群的特殊困境进行精准帮扶。加快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建设，对“15分钟健康服务圈”和“10分钟体育健身圈”持续优化改进。其次，推动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升级，增强行政部门的服务职能，加大社区自治力度，构建稳定和谐的基层社会秩序。最后，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展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样板效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文化供给效率；着眼于服务人口规模和服务需求划定服务半径，合理设置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点，提升文化供给速率，推进城乡一体化“文化圈”建设；深入开展展现苏州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鼓励市民参与文艺创作，强化人文关怀与文化认同，提升市民文化水准和城市文明程度，营造守法知礼、明德互助的和谐氛围。

注释：

①“城市文化资本”概念由张鸿雁教授首创，它强调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财富的“资本性”意义，如城市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名人及其精神价值，以及城市自身创造的一系列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都具有鲜明的资本属性。

②社队企业诞生于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是由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其特点是“五小”（ 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使用），主要向农民提供初级工业品。

③园区经济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而兴起的市场竞争主体，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承载平台，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是以典型的以招商为主题的园区。

④数据来源：《2013年江苏省科技统计公报》。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常州市、镇江市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指标上分别为4.38%、46.02%、45.73%、45.22%、42.66%；“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这一指标上分别为46.00%、43.38%、41.59%、41.10%、41.02%。五市均在两项指标上位居全省前5位。

⑤2013年5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标志着我国第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区域规划正式颁布实施。《规划》明确，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和镇江等苏南五市将共建现代化示范区，到2020年苏南建成全国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到2030年全面实现区域现代化、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⑥2014年，苏南五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8万亿元，经济总量占江苏省的近六成，约占全国的6.1%，人均GDP已全部突破10万元。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在全国城市GDP排名中位列第7、11、12、33和51名。数据来源： 2014年苏南五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⑦数据来源：2010—2015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⑧罗伯特·莫顿将“马太效应”归纳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⑨数据来源：2010—2015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⑩数据来源：2010—2015年上海、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1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12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hina Financial Center Index，CFCI）是对中国城市综合金融竞争力的衡量指数，在2015年9月23日第七期中“中国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中，重庆（35.66分）超越苏州（34.2分）位列第九名。

13 数据来源：2014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4 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4年修正版》公布的数据，全世界的城市居民在2014年已达到54%。预测到2050年，将会有66%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中国城市化率截止到2014年末已经达到54.77%。

15 “创意阶层”是由Richard Florida 于2002 年提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从事“创造有意义的新形式的工作”，包含“具有特别创造力的核心”和“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人员”两个组成部分，涵盖了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文化人等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群体[19]。

16 挪威著名的建筑学家诺伯舒兹曾在1979年提出了“场所精神”概念，指的是一定的地域性空间，通过建筑、文化习俗、精神理念等文化要素构成的包容性的记忆空间，形成了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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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