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韵》训释的编排特点

2016-05-14钟韵

辞书研究 2016年5期

摘要：《广韵》作为《切韵》一系韵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是音韵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广韵》中还收集了大量训释，这些训诂材料在选择加工上具有一定特色，在体例编排上多有创新之处。《广韵》的编排体例不仅体现了当时编者对汉字形音义关系的理解，也实现了各种语言关系与辞书实用性的统一、平衡，其训释编排上的思路，对今天的辞书编纂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广韵》训释训释编排辞书学

《广韵》是我国宋代的一部重要的官修韵书，它在《切韵》和《唐韵》的基础上增广而成，是《切韵》系韵书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也是前代韵书的集大成之作。《广韵》流行甚广，对后来的韵书与辞书编纂都有一定的影响。古人将“小学”著作分为“字书”“韵书”“雅书”三类，而《广韵》属于“韵书”，蕴含着非常丰富的音韵材料，学界对《广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韵层面。事实上，在《广韵》中除了音韵材料之外，还存留了大量训诂材料，这些训诂材料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古人对《广韵》的训诂材料已有关注，《广韵》作为当时科举考试的用韵标准，不仅字音上有严格的要求，也重视音义关系的辨析和匹配。在古人的训诂考据中，往往征引《广韵》训释，如段玉裁校订《说文》，便充分援引了《广韵》中的训释。《广韵》之后的大量韵书、字书承袭了《广韵》训释，《康熙字典》中也常常引用《广韵》中的训释。

我们认为，相对于形义结合更紧密的“字书”和多字同训的“雅书”，以音为编排手法的“韵书”的训诂体例，兼顾调节词义、语音、汉字等多个语言要素间的关系，比之“字书”和“雅书”的训诂，“韵书”的做法和思路对我们今天的辞书编纂更具有启发性。

然而在今天的研究中，“韵书”的训诂研究比较薄弱，这些训诂材料因“韵书”之名而被埋没，只有少数人对《广韵》的训释、编排进行探讨。《广韵》一类的“韵书”多给人留下只能用于音韵而无用于其他的印象，价值不能完全呈现。若要更好地拓展和挖掘《广韵》等韵书的价值，不妨从训诂学和辞书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新的思考。

本文以《广韵》为例，从训诂和编排的视角，考察《广韵》一字多训之间的相互关系、训释的排列次序等。我们发现《广韵》在训释选择和编排上，主要有同义异训聚集表义、多义训释有序排列、多音多义分入异韵等突出特点。

一、同义异训聚集表义

《广韵》对单义训释时多用义界，多义时则常用若干个单字直训，这些一字多训的训释有不少具有同义关系，可以归并为一个义项。古人没有明确的“义项”观念，因此很多“异训”实际上是“同义”的。《广韵》中这些同义的异训基本上都聚集联排在一起，共同解释一个对应的词义。从经济的原则来说，同义的训释应当合并为一个训释，然而《广韵》中多以两个以上同义训释联排，并非一定是冗余或不“经济”，而是为了避免单字直训带来的理解误区。汉语单字往往多义，以单字释单字可能会导致理解上的错误或偏差，而将多个同义训释聚集在一起，可以防止直训带来的理解错误，排除其他不相关义项，确定被训释词的具体意义。下举几例：

【虞韵】隅，角也。陬也。

按： “隅”字，《广韵》先训“角也”，但是“角”字本身常用而多义，既可以指“角落”，也可以指“触角”或者形状如“触角”的事物，还可表示“角力”“角斗”等义。单独以“角也”训释“隅”，那么“隅”字的意义具体是哪一种“角”就不明确了。因此在后边又补充了“陬也”这一训释。“陬”，《说文》训为“阪隅也”，为山角、角落的意思，之后引申为“凡隅之称”，即边角、角落的统称。从而前边“角也”这个训释具体所指也明确了，必然指“角落”的“角”。

【钟韵】墉，城也。垣也。

按： “墉”以“城也”为训，然“城”具有多义，或可指“城市”“城池”，或可用作动词表“筑城”，也可以表示“城墙”。以“城”训“墉”，具体指的是“城”的哪个义项并不能明确。因而在“城也”后边补充“垣”这一训释，《说文》：“垣，墙也”，则“城”的具体所指就明确了，所训的必然是“城墙”义。

【盐韵】佥，咸也。皆也。

按：以“咸”训“佥”，而“咸”也是多义词，既可以表示“皆”“全”“都”这样统括的意思，如《说文》：“咸，皆也，悉也”，又有“感化”“咸味”等意义。若单以“咸”释“佥”，则“佥”义不能明。因而又附上“皆也”，《说文》：“皆，俱词也”，则“咸”所训的必然是“统括”之义。

因为汉语字词具有多义现象，所以只用一个简单的直训可能不能完成解释的任务，而“韵书”训释往往以简明为原则，不方便逐条增加书证以补足语境提示意义，那么增加另外一个同义的训释，使两个同义异训聚集在一起表达同一个具体的义项，就成为《广韵》解决直训理解误区的办法。这种做法体现出编者对词的多义性和不同词之间同义关系的理解。

二、多义训释有序排列

现代辞书中义项的编排是重要环节之一，不同的辞书出于不同的编纂目的，在义项或训释的排列次序上也有不同的讲究。在古代的训诂专书中，多以“广收训”为目的，往往忽略了训释之间的合理编排，使得众多训释处于无序的状态。这种情况在《广韵》中有所改变，《广韵》在训释编排上的一些细节，反映了其编者对词义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通过训释的排列来展现词义关系的有序性。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橃”字下讲到：“《广韵》‘橃下曰： ‘木橃。《说文》云： ‘海中大船。谓《说文》所说者古义，今义则同筏也。凡《广韵》注以今义列于前，《说文》与今义不同者列于后，独得训诂之理。”段玉裁所讲的正是《广韵》在排列训释时为了平衡“常见义”和“本义”而协调出的两种排列多义训释的思路。

（一）若本义就是常用义，那么就以这个意义为首，作为出发点，按照引申等逻辑关系去排列之后的其他意义，与本义引申关系较近的靠前，较远的引申义则靠后排列[1]，如：

【鱼韵】，通也。除也。分也。远也。也。

按： “”即“疏”，《说文》训“通也”，本义为疏导、开通的意思，也是比较常用的意义，尤指对水流的疏导，如《国语·周语下》：“疏为川谷。”韦昭注：“疏，通也。”要疏通河流，就要清除河中的淤泥、杂物，所以“疏”又引申出清除的“除”义，如《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过灵溪而一濯，疏烦不想于心胸。”疏通水流有时需要分流，因此“疏”引申出分开、分散的“分”义，如《淮南子·道应》：“襄子疏队而击之。”高诱注：“疏，分也。”分散开后则不再集中，则“疏”又能表示“疏远”“远”之义，《吕氏春秋·慎行》：“王已夺之而疏太子。”高诱注：“疏，远也。”《广韵》以“”训“疏”可能取窗户本身具有透空、通透的意义，此义可能是由“分散”一义渐渐引申而来的，但是相隔比较远，所以放在了末尾。

引申义列可概括为：

从引申义列上看，《广韵》选择既是常用义、又是《说文》本义的“通”放在首位，而由“通”引申出来的“除”“分”，都是与“通”关系较近的引申义，故列在“通”之后。“远”则是由“分”义引出，所以和“分也”相连接排列。最后则列出了意义相隔比较远的窗户义“”。“疏”字下数训的排列，基本上符合词义引申的远近关系。

（二）若《说文》所训本义为生僻义，《广韵》则多以当时常用义、常见义列于首位，并依次补充与常见义关系密切的其他引申义，只在末尾再补充《说文》本义，如：

【东韵】衷，善也。正也。适也。中也。又衷衣，亵衣也。

按：《说文》训：“里亵衣。”本义应该是亵衣，即内衣、贴身的衣服。“亵衣”穿在内，所以从中声，也有“内”“中”等意思。“中”“中正”能引申出表不偏、公正的“正”，如《左传·昭公六年》：“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杜预注：“辟，邪也；衷，正也。”由“正”又引申出合适、美善的“适”“善”等义，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服之不衷。”杜预注：“衷，犹适也。”又《战国策·齐策二》：“是秦之计中，齐燕之计过矣。”《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孔传：“衷，善也。”

引申的关系为：

“衷”的常见义并不是本义“衷衣”“亵衣”，而是由本义引申出来的相对抽象的“中”“正”等义，所以《广韵》以“善”“正”“适”“中”几训为先，最后才补充其本义“又衷衣，亵衣也”，用了一个“又”字，表示了区别此训与前几训的意图，正符合段玉裁所说的“以今义列于前，《说文》与今义不同者列于后”。

【阳韵】强，健也。暴也。《说文》曰：“蚚也。”

按： “强”，《说文》训“蚚”，“蚚”又训“强也”，两字为互训。《尔雅·释虫》：“强，蚚也。”《玉篇》：“强，米中蠹小虫。”“蚚”为米中黑虫，是“强”的本义，但已不常用。“强”与“彊”不同，“强”训“健”“暴”都是借义，是假借为“彊弱”之“彊”，之后在“强健”这个义上“强”行而“彊”渐废。《广韵》训“健也”“暴也”是“强”常用、常见义，故而虽然是借义，但是放置在了首位，而在后边补充了和前两个训释性质不同的《说文》对本义的训释。

这两种多义训释排列思路说明《广韵》是以“实用性”为首要出发点的，“先志导扬素风，设教崇文，悬科取士，考核程准，兹实用焉”[2]。《广韵》是为了适用于科举考试而诞生的，因此其现实性意义较大，属于“应用型”韵书，以方便人们查阅和使用为主要目的。这一性质反应在训释编排次序上，就是多把常用义、常见义列于前面。至于《广韵》在常用训释后加入的《说文》等本义、古义训释，则是受到了传统字书“形义统一”和“本义意识”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广韵》还有一些训释次序排列，受到了韵书历史传承的影响。《广韵》由前代韵书多次删改增补而来，但后人在《唐韵》基础上修订《广韵》时，对之前已有训释做的改动并不多，保留了大部分原有训释的次序和内容，只在末尾增加了《说文》训。药丽霞（2006）对比了《广韵》和《唐韵》去入两卷的相关内容，证实了《广韵》确实有在《唐韵》训释后附《说文》训释的做法，如：

【径韵】罄，《唐韵》“尽也”；《广韵》“尽也，《说文》曰：器中空也”。

【沃韵】酷，《唐韵》“虐也”；《广韵》“虐也，《说文》曰：酒味厚也”。

【月韵】厥，《唐韵》“其也，亦短也”；《广韵》“其也，亦短也，《说文》曰：发石也”。

虽然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广韵》的训释处于不同的层次上，但实际上《唐韵》的释义正是该字当时的常用义，而《广韵》所加的《说文》义则是该字的本义。当然，尽管有历史传承因素的一定影响，但是通过在这些常用义后补充《说文》本义，使这类训释的排列仍然与《广韵》“以常用义为主为先，以本义为辅”的思路相吻合。

三、多音多义分入异韵

《广韵》按韵编排，有不少“又音”“又切”的情况，这些“又音”有的是反映古今音、方音的问题，还有一些是专门为了区别多音多义字而设置的。广泛收音必然会带来广泛收义，方音就会有对应的方言词义，古音则可能对应着古义或本义，这也使得《广韵》所训义的来源变得相对复杂，如何处理和辨析这些不同层次的音、义就成为重要问题。《广韵》的编排体例是把一字的不同意义分别列入与之相对应的音（小韵）下，通过“分入异韵”的方式，完成对词义的区分和对音义关系的辨析。

【元韵附袁切】番，《说文》曰：“兽足谓之番。”经典作“番”。又翻、盘、潘三音，《书》亦音波。

【元韵孚袁切】番，数也。递也。又盘、潘、烦三音。

【桓韵普官切】番，番禺县，在广州。

【戈韵博禾切】番，《书》曰：“番番良士。”《尔雅》曰：“番番、矫矫，勇也。”

按： “番”在《广韵》中几次出现，意义各相别，也体现出《广韵》在收音、收义上的广度和复杂性：《元韵》下有“附袁切”，引《说文》训释，即为“兽足”之义也，今读作“fán”，是训其本字、本义，明确的是其本字的读音。又《元韵》下“孚袁切”，今读为“fān”，训“数也”“遞也”，为次序、交替轮流的意思，这个音对应的是其常用、常见义。《桓韵》下“普官切”今读“pán”，则为地名，即今天广州市的番禺区，是兼顾方言音而收的方言义。《戈韵》下“博禾切”，今音“bō”，《广韵》引《书·秦誓》“番番”之说，又引《尔雅》训释，则音“bō”的“番”用为“番番”，是勇猛之貌，这里所收的是经典中所呈现出来的意义。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一个词的各种意义都得以彰显，既辨析了音与义之间的关系，防止读者混淆，同时也揭示了各种意义的不同来源，是《广韵》训诂中极为精彩的一点。

【霰韵】燕，《说文》云“玄鸟也”，作巢避戊己。

【先韵】燕，国名。亦州。又姓……又於荐切。

按： “燕”字《广韵》两切，一是“於甸切”，在《霰韵》的“宴”小韵下，《广韵》引用《说文》训“玄鸟”，即“燕子”，读为去声“yàn”。又在《先韵》下有“於荐切”，为平声，以“燕”为地名、国名等时，则读此音，今读为“yān”。两个读音的“燕”为同形字，分入两韵以对应不同的意义。

“分入异韵”是以《广韵》本身按韵编排的体系为基础的，其背景是古代音韵学的发展，随着《经典释文》等“音义”类作品的出现，人们已经开始利用注音去辨析词义，“音义关系”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广韵》将“同词异训”分入不同韵下的体例，体现出古人对汉语复杂的音义关系进行的探索。

辨析了《广韵》训释的编排体例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些体例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总体说来，影响《广韵》训释编排的因素有三：一是实用功能，这是《广韵》作为官方韵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宋初多以诗赋取士，为便于诗赋创作用韵、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自然要以当时词义的常用性、社会通行性为优先，因而才有“今义列于前”之说。二是“小学”的学术传统，即“形音义”诸多语言要素之间的“互求”和“统一”。同义训释的聚集及若干多义训释的排列次序，都涉及了对“同义”和“近义”关系的认识；而对多音多义词，通过别音来别义的做法，则是基于对汉语复杂音义关系的深入理解；增补以《说文》为主的古训、本义，则是在传统字书学“本义意识”及古人对汉字与汉语关系理解的影响下形成的体例。三是韵书的历史传统。《广韵》继承前代韵书，肯定会受到一些历史传承的制约，对《切韵》和《唐韵》一些训释的体例和次序，可能只做了补充性的改动。

四、《广韵》训释编排对当代辞书编纂的启发

辞书编纂的重要环节是要把动态的词义整理转化为静态的训释，而要以尽量合理的方式去展现出词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必定要以一定的语言理论为基础。同时，辞书又要满足人们应用上的各种需求。用什么样的体例去组织辞书，使其在满足应用性的基础上又不搅乱语言事实，就变得至关重要。因此辞书的体例应当是理论和应用的统一，既要从多个角度去协调词义、语音、汉字字形、语境、训诂等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与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

就我国古代字书、辞书的体例来说，虽然各具特色，但是都因为定位和目的不同，难以达到应用和理论上的平衡：《说文》偏向于对“形”的解释，以“本义”为主。《尔雅》是多个字同训，一字多义的关系在《尔雅》的体例中是无法呈现的。顾野王的《玉篇》一字之下数训，但是《玉篇》的训释多引自前代训释，每一项训释内容较长，在排列上也是以时间为顺序，并不注重意义间的相互关系。直到《广韵》等韵书的出现，虽然仍未脱古代训诂专书的一些特点，但是在训释排列和处理上却体现出了优于前代辞书的体例，如在简化训释的基础上重视训释的选择、搭配及排序等问题，通过自身体例调和了义与训、义与义、音与义、形与义、形音义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兼顾突出词义的常用性以满足社会需求，具体表现在：

（1）虽然《广韵》以单字直训为主，但是利用两个（或以上）同义训释的聚集来区分、确定所训的意义，既保持了训释用语的精简，也达到了训释的相对准确。（2）相关意义的聚集及远近意义的编排，可以看出当时编者对“语义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能够辨析一些意义之间的远近关系，而多音多义词的“分入异韵”更是标志着对“音义关系”的深化理解。这些对“意义关系”和“音义关系”的认识，在《广韵》中作为编排的依据，实际上也是“概括义项”的萌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分义项”的作用。（3）在意义训释的整体排列次序上，《广韵》在综合考虑多要素的基础上以“实用”为目的而设定，常用义排在前，但又不完全抛弃原来字书“形义统一”的观念，形成了一种比较和谐的模式。

以上这些做法对我们现代辞书编纂而言，无疑也是具有启发性的。

《广韵》中还有很多的“训”还没有能达到“义项”的高度，也有一些堆砌训释，不能区别“义”和“训”的情况，这是其不足之处，也使《广韵》难逃“训典”的范围，仍然不能算是“词典”。这是传统“小学”由于理论研究不足而带来的历史局限。但我们更应看到和重视的是《广韵》编排体例中体现出来的“理论与应用的统一”，这正是其训释编排上的特色，也是其训诂材料的价值所在。《广韵》的体例标志着它正处在从“训典”逐渐过渡到“词典”的过程，其训诂上的特色，逐渐被后来的字书、韵书及词典所吸收、借鉴、改良，对今天的辞书研究和编纂而言，《广韵》的训诂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思考。

附注

[1]“引申”“引申义列”等概念，请参考：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2]陈彭年（宋），丘雍（宋）.《大宋重修广韵》牒文.∥《宋本广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 蔡梦麒.古代语文辞书注音释义研究刍议.古汉语研究，2012（4）.

2. 陈彭年（宋），丘雍（宋）.宋本广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3. 李运富.训诂材料的分析与汉语学术史的研究.∥李运富.汉字汉语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4.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03.

5. 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6. 王宁.训诂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 药丽霞.唐韵与广韵词义训释比较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 赵诚.中国古代韵书.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