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钧

月夜漫步清华园

1935年，曹禺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执教，他的《雷雨》由我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以下简称“中旅”）在天津公演，获得巨大成功。“中旅”在津期间，曹禺与他们交往密切，积累了许多上层社会丑恶行径的素材。他到过交际花和高级流氓活动的地方进行观察，去得最多的是“中旅”住的惠中饭店。在那儿，他深入观察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类饭店里，就有像陈白露这样的交际花，在这类女人的周围还有张乔治、胡四、顾八奶奶之流的社会渣滓。其中也有潘月亭式的大人物。

“中旅”回北平后，曹禺觉得已有两个月未同女友郑秀见面了，郑秀已来过几次信催他到清华去玩，本来他们每月至少要见一次面，不是他去，就是她来，现在再不去，郑秀真该生气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曹禺专程赶到北平清华大学同郑秀幽会，入夜，皓月当空，清华园郁郁葱葱，宁静而又清新，他与郑秀在园内悠然漫步。

走着走着，两人来到了一座大理石的雕像前。

“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好不好？”郑秀说。

“好。”曹禺拿出两条手帕，铺在雕像前的台阶上，两人并肩席地而坐。

“颖（郑秀别名），谈谈这一阵你听到的有趣的事好吗？”曹禺问。

“有趣的事？我在学校念书，有什么有趣的事。”

“随便谈谈吧，谈什么我都爱听。”

于是，郑秀天南地北扯了起来。她谈起清华有个教授太太，丈夫做过图书馆馆长。“你知道，她也是你们湖北人，可人们背地里骂她‘老妖精，五十多的人了，还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胖胖的身体，让人看了真有点恶心。她还喜欢交际，不论男的、女的，比她年轻的，还是比她大的，她都一见如故，滔滔不绝地同人谈个没完没了。她很喜欢玩，跳舞、打扑克、搓麻将、打网球，什么她都有兴致。可是最喜欢的是抱着青年教师跳舞，一跳跳到半夜……”郑秀还谈到同宿舍的女同学听说上海电影明星阮玲玉死了，都愤愤不平，在宿舍里议论了好一阵，有几个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郑秀越讲越兴奋，几乎忘记了时光的流失。有时，她下意识地看看曹禺，看他是否有兴致听。她每次瞧他，总见他闪烁着一双大眼、聚精会神、兴致勃勃。这样她便愈讲愈带劲，一个接一个漫无边际地，从同学讲到老师，从老师讲到工友，从清华园讲到北平近来发生的社会新闻。不知不觉，晚霞已从天边落下来了。

“好了，别再没完没了扯下去了。家宝，我真奇怪，你干吗对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听得那么有滋有味的？”

“颖，你知道我爱写。动笔的人，就应当关心四周的一切，关心人、留心人们的生活。”

严冬夜闯鸡毛店

从北平回津后，曹禺立即开始《日出》素材的整理。一天上午，他一个人在女师宿舍里聚精会神地翻阅、整理着这一年多积累的素材。理着理着，他感到自己对妓院生活还需进一步了解。对三等妓院特殊的气氛，造成地狱气氛的复杂效果，他所掌握的素材也还不多。他走过几家妓院，总见到乞丐在那儿唱数来宝，那内容以及那特有的艺术形式，是构成地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于是，他约了两个嗜吸毒品的乞丐，约他们明天晚上在贫民区碰头，请他们教唱数来宝，准备将他们唱的内容一字一句记录下来。

第二天，已是三九天，北方的严冬分外寒冷。半夜里，曹禺穿着一件旧大衣来到天津市郊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他将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翻上领子，仍冷得瑟瑟发抖。左等右等，可总不见两个乞丐来，看看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他心里嘀咕，明明讲得好好的，晚上在这儿不见不散，怎么这么晚了还不来呢？再一想，我昨天给他们的赏钱兴许多了些，他们不要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不敢来了？

又等了一刻钟，曹禺冻得实在受不住，便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地踯躅到一家“鸡毛店”找他们。这“鸡毛店”，是这时北方最破烂的下等客店，多半是乞丐住在那儿，这些乞丐严冬天气租不起被子，只好用鸡毛之类的东西铺在地上睡，每间睡十几个人。今晚也许是天气太冷，这家“鸡毛店”没睡几个人，靠窗的那一头，躺着两个乞丐，睡得像死猪似的，直打呼噜，曹禺走过去看了看，不是他要找的那两位。这间屋里除这两位，就只有一个酒鬼，快半夜了，还在一张小桌上自斟自饮，桌上散着几粒花生米，一只酒瓶已剩下一点点酒。

那人已经喝得醉熏熏的，在哼着淫荡的小调：

“叫声小亲亲，

眼瞅着到五更。

五更打过，

哥哥就起身。……”

“先生，您看见过两个唱数来宝的高个子到过这儿没有？”

“没看见。”那醉鬼头也不回，含含糊糊地回了一句。

曹禺见他一口回绝，也不便多问，便转身就走，拉开破门，迎面又是一阵北风，寒气逼人。他一想，这里荒无人烟，来一次也不易，既然走到这儿了，再详细问问吧。兴许醉鬼能提供一点半点线索。于是，他又折回来，走到小桌子跟前。

“先生，这两个人，一个左眼瞎了，另一个身上长着一个瘤。昨天下午，还在这一带唱数来宝，您再想想，他们现在会在哪儿。”

“不知道！你想干吗？三番五次来盘问老子。”那醉鬼忽然一下将酒瓶摔在地上，砸得粉碎。一把抓住曹禺的领头，死命往上一拎，劈头盖脸地朝他打来。他打人不是用手巴掌，而是用拳头挥。曹禺躲过一旁，挣扎着朝后退，肩上已挨了两拳，脸上又挨了两拳。有一拳正打在左眼边，差一点将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他急忙躲开，几张纸和一支铅笔从口袋里飞了出来。

那醉汉吓了一跳，以为是什么匕首，定神一看，原来是一支铅笔，他捡了起来，用力折成两半，又朝曹禺逼来。一边骂“操你奶奶的”，一边挥起拳头朝他脸上打了两拳。

吃一回苦，学一回乖。遭了这顿打之后，曹禺明白：以后再到这种地方，一定要有人引路，决不能再无意义地去冒险。

第二天下午，曹禺清华同学、好友成已放寒假回到天津看望曹禺，一见他左眼包着纱布，大吃一惊：“家宝，怎么啦，跟谁打架啦？”

曹禺将昨夜遇到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成已说：“啊呀！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怎么能单枪匹马一个人上那种地方去呢。”

曹禺告诉成已，他想写一个新戏，要到天津上中下各等妓院去看一看，上次“中旅”的戴涯他们来了，陪他走了一两次。“这次趁你我都放假，我想请你陪我多看几处，行不行？”

“可以。”成已一口答应。

探地狱，百折不挠

第二天，曹禺与成已一起来到一家著名的二等窑子，找到黑三型（即《日出》中的一个人物、地痞）的李二爷。只见屋里火炕烧得热烘烘的，那位李二爷，躺在炕铺上懒懒散散地自顾自地抽着福寿膏（鸦片），旁若无人。

两人足足等了好大一会儿，这位李二爷才开了腔。

“张贵，给陈先生、金先生宽宽衣！”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曹禺同成已约定，成已改姓陈，他改姓金。谁知道此公一开口就要他们脱衣。

李二爷大声说道：“陈先生、金先生，二位既然来到这儿，干吗还穿得这么衣冠楚楚的！”

仆人将他们身上的外衣全脱光了，幸好还给他们留下贴身的背心和短裤，将他们两个弄得窘极了。

谁知道令人难堪的事接二连三发生。曹禺出入妓院的事，不知怎的给另一位“朋友”瞥见了，他竟添油加醋散布了许多流言蜚语，弄得曹禺有口难辩、好几天无法解释自己。

尽管如此，曹禺并不气馁，仍然继续坚持对生活的观察。他听到过许多农家女子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最后自杀的故事。但对这方面的生活他原不熟悉，为了写好新作，他觉得一定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搜集创作素材。在长达几个月的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同时，也发现了受尽侮辱和损害的妇女蕴藏着一颗善良的心。

最需要阳光的角落

又是一个夜晚，快十一点钟光景，曹禺在成已的陪同下，来到了三等妓院富贵胡同，一到那儿，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长长的胡同里，各种叫卖声、喧嚣声、打情骂俏的声浪，沸油似的煮成一锅，一位叫翠喜的妓女接待了他们。

“翠姑娘，我又来了。这位是上次给你说起的金先生，他想同你好好聊聊。”成已介绍说。

曹禺一看，她大约有30岁左右，略胖，满脸涂着粉，头发披在肩上，穿着一件绛红色的棉袍，右手夹着一只烟蒂头。乍一看，曹禺感到她沾染了在地狱里生活的各种坏习惯，说话粗俗，举止轻佻。刚进门的时候，她同一个瘦高个的嫖客说着满嘴的粗话。

“金先生。”翠喜略施一礼。“您请啦。您的来意，上回陈先生同我说过。可干咱们这一行的，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您随便聊，谈谈您自己，您是怎么进到这个地狱一般的地方来的？想到哪儿就扯到哪儿。”曹禺说。

“对，你随便说。我这位朋友，是个爽快人，你不必见外。”成已也补充了一句。

于是，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灵魂，慢慢地在曹禺面前展现了出来。谈着谈着，三个人似乎忘记了时光的流逝。

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翠喜说：“金先生，有钱的大爷们上咱们这儿来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来就这么贱骨头，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

说到这里，翠喜不由得鼻子一酸，低着头，似乎要掉泪。

“您，您别太难过。”曹禺轻声安慰地说。

“我不难过。”翠喜唉出一口气，接着说：“我的眼泪，早流干了，我同您说金先生，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她向曹禺叹息着说。

听着翠喜以心换心、背着鸨儿“掏心窝子”诉说自己的身世，曹禺感到无限的惊异。他发现眼前的这个女人有一颗纯真的心，感受到她善良、诚挚的灵魂，为了养着家里那一群老人、小孩，她宁可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

听着这些令人悲痛欲绝的诉说，曹禺禁不住眼睛湿润起来。他同她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将她的话一字一句地笔录下来，竭力将人物语言的情绪色彩和自己的细致的感觉记载清楚。他似乎感到，自己与她的心贴得更近了。

1985年我在写《青年曹禺评传》一文，采访曹禺时，他在我写的关于《日出》创作过程部分，曹禺用蓝笔在我的文章中特地补写了一段。我一看，先生加了这样的一段：

在三个月的观察中，曹禺见到了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一个个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在曹禺面前展现出来。他的心为之战栗：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最黑暗、最需要阳光的角落啊！

希望在那浩浩荡荡的呼声

《日出》素材的积累工作结束了，开始进入构思和写作阶段。从1933年自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到1936年初构思《日出》，这几年中，曹禺从北平到保定，从保定又到天津，过着辗转的生活，大大开阔了他的生活视野。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事实，说不尽的人间悲惨故事，犹如利刃般直刺曹禺的胸膛，使他按捺不住愤怒，接连几夜失眠。

夜晚，天空昏黑，四周是浓黑的世界，一切似乎埋进了坟墓。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一间笼子般的屋子里，曹禺一个人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着低压在头上的屋顶，人世间种种的不平、邪恶、贪婪、恶毒，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满心是凶杀、诡诈、毒狠的歹徒逍遥法外，而善良，充满了金子般心的人却倍遭凌辱、折磨？梦魇一般可怖的人和事，化成许多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曹禺，灼热着他的情绪，增强他的不平之感，他恨不得立刻能摸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时，他就冥眩不安。这几天，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又像一个热病患者，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鬼低低在耳边催促他、折磨他，让他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曹禺按捺不住了，在情绪爆发时，他接连摔碎了好几件值得纪念的东西，目光不自觉地扫到桌上放着的一只瓷马、一只瓷观音。这是他心爱的东西，是两岁时母亲特地从庙会中买来送给他的护神和玩具，二十几年来他一直带在身边。

他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倒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他觉得世界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他喘不出一口气。他忽然感到紧紧抓着一把土的手，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擦一根火柴一看，他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瓷马的碎片割出一道细沟，殷红的鲜血，缓慢地流了出来。

挨过了许多煎熬的夜晚，人生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一无所获。曹禺又想从书籍中寻找启迪。他废寝忘食地读老子，读佛经，读《圣经》，读一些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书籍。一边读，一边流着眼泪。

老子在《道德经》一章中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读到这儿，曹禺不禁拍案叫绝，“讲得太对了！”他又将这段话反复吟诵了几遍，损不足以奉有余。这不正是不公平世道的本相吗？

然而，我就这样慌慌张张地开始写了吗？曹禺自己问自己。

他沉思良久，他感到，他还不能只是在台上诅咒腐烂的人们。人毕竟要生活，并且应该幸福地生活。腐肉挖去，应该长出新细胞，迎来的是充满欢笑的好生活。于是，他决定将未来的剧本取名为《日出》。

怎样在剧本中暗示新的细胞、新的生命的诞生呢？曹禺又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等戏剧大师常用的象征手法，他何不用象征，向人们暗示未来属于劳苦大众，光明属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如何在剧本中形象地体现这一点呢？曹禺想起了他经常看见的砸夯工人的劳动。

就在曹禺任教的女子师范学院附近，有一家公司在新建大楼，他几乎天天听见砸夯的声音。砸夯，是天津地道的东西，是一种艰苦的劳动，曹禺看见建筑工人们盖房子，打地基，那可真苦啊！没有机器，用一块大铁饼，分四个方向系绳，由四个人用力举起，然后砸下。稍微干一会儿，就会浑身冒汗，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协调相互之间的动作，工人们一面劳动一面唱，节奏感很强，唱起来蛮有劲，曹禺曾多次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观看。

思考再三，曹禺决定用夯歌贯串未来剧本的全剧，在那浩浩荡荡的呼声中寄托着他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1936年6月，《日出》开始在北京《文季月刊》第一期连载，直至9月第四期载毕。

这年八月，《日出》的撰写在日以继夜地进行着，第四幕后记写完之后，阳光已洒满他的小屋，他走到窗口一看，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不一会，女子师范学院附近工地上的夯歌又传了过来。那高亢、洪亮的夯歌，配合着沉重的铁饼一下一下落在土里，传到曹禺耳中，犹如一个伟大的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向前，洋洋溢溢地充满人间。这雄壮的声音，似乎向人们暗示，旧的终将死去，新的必然来临。

上海首演的成功与遗憾

1937年初，曹禺正在准备写《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忽然接到靳以从上海来的信，请他去看上海戏剧工作社演出的《日出》。收到这封信，曹禺喜出望外。茅盾先生在《渴望早日排演》一文中，渴望《日出》这剧本“能够早日排演，使它在已经很多的读者而外获得万千的观众”。这也是曹禺的心愿，他希望通过舞台检验《日出》的成败得失。

到上海的当天晚上，曹禺就兴冲冲由靳以陪同去看《日出》的首演。路上，靳以告诉曹禺，戏剧工作社是复旦校友们组织的一个业余剧团。复旦的几个学生吴铁翼、凤子、包时等毕业离校后，对戏剧仍十分热心，自行组织了这个剧团。剧团第一个戏选的就是《日出》。

“这次，你能专程到上海来看戏，他们高兴极了。现在一定早在门口恭候你了。”靳以显得也很兴奋。

一到卡尔登戏院门口，导演欧阳予倩和凤子等演员果然都已站在门口。

“这就是万家宝先生，这是欧阳予倩先生。”靳以介绍说。

“欧阳予倩先生，您好！辛苦你们了。”曹禺紧紧握住欧阳予倩先生的手。他早就知道欧阳予倩先生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者。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参加了春柳社的演剧活动。他们演出的我国第一部多幕话剧《黑奴吁天录》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万先生，您是作者，对演出请多多批评。”欧阳先生微笑着谦和地说。

离开幕时间尚早，欧阳先生请曹禺、靳以先到后台休息室坐坐。到了后台，凤子将一份说明书双手交给曹禺，“万先生，这是我们戏剧工作社第一次公演的演出特刊，请您批评。”

“谢谢！”曹禺接过特刊一看，这是一份相当详尽考究的说明书，足有二十几页，犹如一本小册子。除了《日出》梗概，演职员表外，还有剧照、导演的话、演员的感想等等。为了帮助观众理解《日出》，还附了《大公报》上《日出》集体评论专栏上发表的几位前辈、专家的评论。

“想得真周到。”曹禺心中暗暗敬佩这些热忱的业余话剧爱好者。

“万先生，我有一点要请您谅解的。”欧阳予倩先生走过来略带歉意地说，“您的戏，大家很喜欢，我也喜欢导。您的戏篇幅特别长。读的时候，我认为一个字不减才好，可是，搬上舞台，为着看起来格外精采，格外集中，不使演出时间过长起见，就不得不加以删改了。”

“您是导演，您认为不合适的尽管删。”曹禺爽快地说。

“那就谢谢您了。这次演出，我们将第三幕割爱了。”

“喔——”曹禺听了一愣。他没想到会整整删掉一幕戏，而那又是怎样的一幕啊！他沉吟了半晌，没开腔。

“我知道，这一幕您想写一个三等妓院，与陈白露那种半娼妓的生活相对照，显示出黑社会的严酷，也使戏奇峰突起。不过，演起来不容易与其他三幕相调和；还有一层，这是一幕写北方窑子的戏，南方演员也不容易演得像，……”欧阳先生将他所以删第三幕的苦衷，向曹禺作了简要的说明。

“喔，喔。”曹禺脑子嗡嗡作响，欧阳先生的解释他其实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只是下意识地礼貌地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演出结束以后，欧阳予倩和演员们将曹禺、靳以请到后台休息室，请他们谈谈感觉。

“谢谢诸位的辛劳，演出相当成功。”曹禺说。

“万先生，我演的陈白露像一个生活放荡的交际花吗？”主演凤子迫不及待的问。

“像，像陈白露。特别是最后自杀，演得更为得体。”

“总的来说，都不错，你们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业余排出这个大戏，真不易。八奶奶是您演的吧？”曹禺对着一位形体微胖的漂亮姑娘说。她叫黛丽莎。

“是的。”黛丽莎回答的声音低低的，有点胆怯，与她刚才在台上那种放得开的情形判若两人。

“你把顾八奶奶装腔作势的肉麻劲，演得入木三分，恰到好处。好，真不错！”曹禺由衷地夸奖说。

“潘经理演得也不错。像个银行家的样子，一举一动颇有气派，实在难得。还有演张乔治的，演福升的，都相当称职。”曹禺逐一评论。

回到南京后，曹禺白天教书，晚上动手撰写《我怎样写〈日出〉》一文。《大公报》的评论文章，上海之行，都引起他许多思考。他觉得自己应该直率地将写作《日出》的动机和经过公之于世，让人们更加了解《日出》。对《日出》在上海的首演，曹禺又高兴又有一种难言之痛。在执笔为《大公报》撰文时，他思考再三，要不要将他的真实感受诉诸笔端。因为是首演，他担心以后的演出，会照上海那样演法，也删去第三幕。那就太伤他的心了。最后，他决定坦率写出他的愿望，用相当长的篇幅，强调第三幕的重要性。他秉笔直言：

“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脏，任它惨亡。”他想起欧阳先生向他作的种种解释，又写道：“如若为着某种原因，必须肢解这个剧本才能把一些罪恶暴露在观众面前，那么就砍掉其余的三幕吧。请演出的人们容谅这帮‘可怜的动物，在饱食暖衣，有余暇看戏的先生们面前哀诉一下，使人们睁开自己昏聩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了什么田地。”

他想到《日出》在《文学季刊》发表时，为了避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他曾在第三幕附记中搞了一个“障眼法”，故作一声明：“这一幕我自认为写得非常拙陋的，而写前材料的收集也确实感到莫大的困难。幸亏遇见一位爽快的朋友（在此地我感谢他善意的帮助和同情），他大量地供给我许多珍贵的资料。”现在为了申述请不要删除第三幕的内衷，他决定出来“自首”，告诉人们那位“供给我大量材料的“朋友”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他将自己为了写第三幕收集素材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折磨、伤害以至侮辱，相当详细地在这篇长文中描述了出来，让人们感到从情感上看，第三幕是最贴近作者的心的。

最后，曹禺特意地写了这样一句：

“我愿意把这本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

写完这篇一万余字的长文，曹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到异常的舒畅。

“当，当，当，当……”室内的座钟敲了五下，他推开窗户，东方已经呈现朦胧的亮光。他决定向余校长提出，由他在剧校毕业班排《日出》，将被挖去的“心”补上去，排一个完整的《日出》同观众见面。他的请求很快获得余上沅校长的赞同。

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国立剧校排练室。曹禺正在紧张地给毕业班学生排《日出》。

排练演出并不太顺，尤其是第三幕遇到角色的抵触。一天下午排《日出》的第三幕，由林倩扮翠喜，戴卿扮小东西。他看见林倩正在排练室一角，认真地背台词，不由得微微一笑。

曹禺想起前几天他刚分完角色，林倩就噘起小嘴，老大不高兴。下课后，曹禺将她喊到办公室，问她；

“怎么，不想演翠喜吗？”

“谁愿意演这么个下三烂！”

“下三烂？翠喜是下三烂？”曹禺一听很生气，脸涨得红红的。但很快又平静下来，心平气和地对林倩说：

“你再好好看看剧本。翠喜虽说是个妓女，可令人尊敬。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虽然只在第三幕出现，但你要想象她悲惨的一生。”

接着曹禺帮助她分析这个人物的身世，并且对她说：

“你对人物想象得越真实，越具体，越合情合理，经得起推敲，这个人物就越有深度。”

一番话说得林倩口服心服，感到这确是一个很有深度可挖的角色。

“现在，从第三幕开头排起。”曹禺对同学们说。二班的同学马上集中起注意力，开始排练。

第三幕一开头，翠喜在门口拦生意，正和一个胖子打情骂俏。翠喜高声叫着一位嫖客：“胖子，你明儿来‘回丫头，准来吗？两位二爷一起陪来玩呀！”扮演翠喜的林倩冷冷地说。

“不对！”曹禺叫林倩停一下，“感情不对。林倩，这个时候你应该笑，要记住你要有一副献媚的脸，假情假意的一套，不能冷冷地板着脸。”

“我还笑，恨都恨不过来呢。反正他已经走了！”林倩不赞成地说。

“不能这么理解。要知道，这时候需要用这一副脸谋生，不拉拢嫖客，往后她就没有活路。”曹禺解释说。

林倩点了点头。

“再重新来一下。”曹禺坚决地说。

林倩不满意，又来了一遍。

排到翠喜开导、安慰小东西一段，翠喜说；“我跟你说，咱们姐妹不是什么亲的热的。东来西往的，你在老姐姐我的屋子搭住这三天，也是咱们姐儿们的情分。”

“林倩，这句话要讲得很有感情，真诚极了，脸上的表情这时才是自己的，真的。有自己感情的脸，也可以这么说，翠喜有两张脸，一张职业的脸，一张本色的脸，这是环境逼迫她，才造成这样的。”曹禺又打断林倩的表演，点拨她。“好，这段台词再来一遍。”曹禺掏出一条手帕，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珠。

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勤排练，《日出》终于公演了。各家报纸登出了醒目的广告，不少报纸发了消息和评论，尤其引起曹禺注意的是《南京日报》“每日电影”副刊还为《日出》的公演出了专号。一位参观过《日出》排演的记者在专号中撰写长文赞扬说：

“……这次演员的分配，非常整齐逼真。饰陈白露的是叶仲寅女士（即今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叶子）。叶女士曾主演过《狄四娘》和《自救》。她的演技的优秀，是为一般人所赞赏的，这次担任陈白露一定能给我们一个完满的印象。

林倩女士担任翠喜一角，我们在中国戏剧学会公演时已见到她的成绩了。她的技巧的熟练、表演的细致早有定评。这是全剧最难表演的一个角色，而林女士能应付自如。在这里她是十二分的成功了。……”

这些热情的赞誉，不但是对这些行将毕业的青年学子的鼓励，而且也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肯定，而这里面，哪一个学生成绩的取得不包含着他们的万先生的心血和汗水啊！

《日出》的公演场场满座，无缘一睹为快者仍很多。应观众要求，又加演了两场，观众仍然十分踊跃。

尤其让曹禺感到欣慰的是不少观众领略了此剧的寓意。他们在报上撰文说这出戏比《雷雨》“对我们亲切多了。在舞台上出来的这样多人物，我们四周随时都可以遇到。……它不仅暴露了这社会的黑暗面，它还隐约地指示了我们一个光明的希望，在叫我们担当起一种更严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