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曾狂热地想当演员。我去探访过程之、史原，还去过与阮玲玉一道拍过电影的章志直的寓所。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打电话给张瑞芳。她问我有什么事，我竟唐突地问了几句她拍电影的情况。她也没有打断我。最后，我问：听说你有个过房儿子，不知是不是真的？她听了咯咯笑了起来。

后来，我真的去学了表演，学业完成后，在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供职。80年代初，有一回我受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的委托，撰写张瑞芳评传。我去演员剧团找她，找不到。后来到电影局找到了严励，他是艺术处长。说明来意后，严处长有些为难地说，张瑞芳最怕别人来找她写文章，现在她正忙，等以后再说罢。

既然如此，我想也不便为难人家。就这样，在几个月中，我定期向张瑞芳及丈夫严励问候，也没有提写稿子的事情。有一次，张瑞芳主动打电话来，嘱我到她淮海中路的寓所去一次。

此后的30多年，我们就居然成了常有往来的熟人。那时还不兴叫“老师”，我一直叫她“老张”。今年是张瑞芳99岁的纪念日，我常想起她的为人。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率真。一般来说电影演员总会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名演员，常会以为他们多少会有些特别的地方。但是张瑞芳看上去很平常，很普通。她想什么，做什么，总是很透明，很少掩饰。

抗日期间，张瑞芳以出色的演技饰演了不少使观众难忘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中国青艺，后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2年，她同严励结婚。

她先前有过两次婚姻。这两次婚姻，很能看出她的个性。她直爽，完全没有伪君子的色彩。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没有什么拖泥带水。而且我觉得，从婚姻很能看出她的单纯。

严励是个参加过新四军的老同志，他也搞文艺。他对张瑞芳究竟演过一些什么戏也并不清楚，但是他们结婚了。后来，说起他俩的婚姻，张瑞芳对我说：当时我想，是党员，总不会错，就结婚了。

结婚那天，朋友们都来道贺。忽然来了个电话，市委要老张去参加一个活动，她立刻前往。结果，那天11月7日，是庆祝十月革命的日子，众人一起跳舞，许多外宾在场，兴致特别高。她也没说自己今天要结婚的事。后来，眼看天色已晚，她才不好意思地跟领导说了原委。领导一听，顿时一愣，马上要她回家去。

从此，他们一起度过了四十八年的漫长岁月。

张瑞芳的单纯与质朴，在生活上是这样，在舞台上也是如此。有一回她谈到在重庆舞台上演出的剧目，说张骏祥给她排过好几出戏，提议我可以找张骏祥谈谈。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阳光很温柔，我进到复兴路张骏祥先生的寓所，听到琴声和歌唱声，周小燕热情地欢迎我。

张先生看上去是个慈祥的长辈，谈到张瑞芳，他表示，对她的表演艺术很欣赏，而尤其赞扬的，是她的高尚品格。张骏祥说：“一个有着漫长表演生涯的演员能保持如此高贵的品格，实在难能可贵。当时我就想，这同她的家庭教育、全家人（包括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以及周恩来对她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张先生说，瑞芳非常直率，有什么话，心里藏不住，总会说出来。她单纯，看上去就是个会上别人当的人。张骏祥给剧组排过曹禺的《北京人》，张瑞芳扮演善良的愫方。另一个叫曾思懿的角色，由赵蕴如饰演 ，这是一个刻薄、刁钻的人物，张先生说，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很协调，如果要张瑞芳去演思懿，那是不可能的。

过了几天，我把同张导演的谈话告诉张瑞芳，遂勾起了她的回忆。静悄悄的，她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演出《北京人》的情境。愫方是个受压抑的女性，可是对于光明她又有着热烈的追求与憧憬。戏的结尾处有一段她同另一个人物瑞贞倾吐做人道理的戏，瑞芳把这段戏处理成独白，这时候，她从座椅上慢慢站起来，把坐在对面的我当成瑞贞，念起这段台词来。她凝视着前方，双眸充溢着泪水，忧愁的面庞上呈现着真诚的微笑，旁若无人，专注地进入角色。这不禁使我受到很深的感染。

张骏祥那次的谈话，一直使我难忘。他说的张瑞芳的个性，使我想到演员同角色的关系，正因为演员从本人的性格出发，根据对愫方这个人物的深刻理解，努力将自己融化到角色中去，把自身的细致感情，高度集中到人物身上去，于是她的直觉反应，就有可能创造出人的精神生活的有意识部分及无意识部分。

张瑞芳的率真在许多场合都能表现出来。上世纪50年代，陈西禾导演拍影片《家》，张瑞芳与孙道临合作，分别扮演瑞珏和觉新。在准备工作中，瑞芳喜欢同对手多交流，而孙道临习惯于先做好案头工作，然后两人对戏。想法不一样，就经常发生矛盾。一次张瑞芳火了，对孙道临说：“你再写，我把本子给扔了。”当然，后来他俩的戏配得很不错。老张就是这样的人，她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自已，说真话，所以人家都乐于同她合作。谢晋曾多次表示，要跟她一起拍一次电影，但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瑞芳一直引以为憾。

她同赵丹认识很早，也很知心。上世纪60年代郑君里要拍《聂耳》，本来这部作品没有为张瑞芳安排角色，但她看了本子后，被作品描写的情景所感染，便主动向导演提出要演角色。郑君里说，《聂耳》中郑雷电这个人物，戏不是很多，所以开始没有考虑你来演，既然你想演，当然好。由于对这样的人物，她和赵丹部非常熟悉，所以仅仅在现场走走位，很顺利地就拍成了。

就在这个时期，赵丹遇到了心里非常纠结的事。剧组准备拍《鲁迅》，准备工作差不多已就绪，突然上面改变了计划，决定不拍了。当时赵丹已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心里想不通，很颓伤。一次他从家里出来，想去张瑞芳寓所同她谈谈。快到了，又返回，如此走了好几个来回，最终还是没去。

回忆起这段岁月，老张始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有一回她说：那时我被关在少教所，一次，广播里传来我的声音，我一听，正是我在《南征北战》中扮演的游击队长，在号召老百姓打敌人。当时我想，奋不顾身动员老百姓打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现在怎么变成反革命被关在监狱了？那段时间，我特别想念那些老同志。

时光进入90年代。出版社要为张瑞芳出一本书名为《瑞草芳华》的画册，老张嘱我为她写一篇序，为此他与丈夫严励到我住处来了一次。我家同儿艺写《马兰花》的任德耀是邻居，他同老张是国立剧专的同学。他们多年没见面，就开心地聊了起来。他们说到了张骏祥、吴祖光的往事，任德耀还要老张有空去看看戏。

张瑞芳有一回叫我陪她去看电影《红高梁》，那时这部片子刚出炉，放映前买票的人很多。我挤进去买票，座位比较差，她也没在意。电影放毕，一路上她似乎一直在思考什么。我问她电影怎么样，她点点头表示不错。后来说到现在的青年演员，我说他们比起你们年轻时的水平来怎么样？她连声说：很好，很好。

她八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去看她，她显得很高兴，她说七十三、八十四，都是关口，这两个关口我都过来了。她要我跟她一起在书房里照了相。还拿出一本新出的书来送我。书拿在手上，她还想了一想：写哪几个字好呢？旋即写下：“李涵老友留念”。

虽已高龄，但她仍想着别人。中国福利会有个活动，希望有几位知名人士参加，我去请了张瑞芳和袁雪芬。她俩分别住在淮海中路的对面，我先去接袁雪芬，然后去接张瑞芳。到了张家，一说缘由，老张却愣了一下，说，我忘了。我立刻说，这不要紧，类似的活动以后有的是机会，今天晚上你就在家中休息吧。等到活动结束，夜已深，瑞芳却专门打了电话来，说对不起，忘记了。我连忙说不要紧，不要放在心上。过了两天，因有别的事，我去她那里，她又一次表示了歉意，这实在使我感到不好意思。

老张就是这样的脾气，看上去是名演员，那时又有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但她从不摆架子，对一般工作人员总是很客气。不过，如果是她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再说，她还是不会答应。一次有个她认识的人，来要求她在某一个公司挂个名，她没有答应。那人反复恳求她帮帮忙，她火了，说不行就是不行，一下把电话挂了。张瑞芳为人就是这样率真。

她九十岁之后，大抵住在华东医院，那地方离我家很近，我有时就去陪她说说话。我知道她喜欢吃我包的馄饨，她吃了之后还留下一张便条：“老友李涵 馄饨鲜美”。

不久我去了洛杉矶长住，据说她已不大能言语。最后能断断续续听见的话是：秦怡，你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