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

摘 要：亨廷顿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变革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其政治发展理论亦可在此书中提炼出比较全面的信息。无论是政党观点还是农民政治参与的观点，国内研究者甚多，亦不乏深刻凝练之佳作。然，关于书中知识分子角色与高等教育筹划的研究就比较罕见。本文正是将亨廷顿对于筹划高等教育的相关思想火花与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相结合，以期望能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提供参考，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提出建议。

关键词：亨廷顿；政治稳定；现代化；高等教育

一、亨廷顿建议慎密筹划高等教育

亨廷顿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其文章和著作皆影响深远。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有一句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这句话可以更具体地阐释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带来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城市化意味着扫盲和教育的提高，工业化促进了物质的提升和媒介的普及。人们的政治意识、政治参与和政治要求亦随之提升，因而产生动乱。

亨廷顿书中相关的解读出现多次，如“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2]结合生活经验，我们得知，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又不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往往会对政治提出新颖的观点而博得支持，成为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有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其政治欲求的确会给政府带来压力。另一方面，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庞大，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具体贡献却存在一些与理想相比之下的偏差。亨廷顿说：“凡是未能慎密筹划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与现代化需要不对口的国家，都普遍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3]这句话是否可以拿现阶段的中国来对号入座呢？笔者以为颇有启发意义。

二、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呈现出粗扩招、泛培养、低产出的特点。

所谓粗扩招，开始于我国自1999年以来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理念转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生剧变，社会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也日益增加。[4]中国民众有自古以来的科举——高考崇拜，对于基层民众来说，高等教育是向上层流动的渠道，高考扩招一定程度上具有维系社会公平，维持政治稳定的政策初衷。然而，事与愿违。大量“天之骄子”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仅仅只是普遍的泛化的知识与技能培训。步入社会以后，他们也难以为社会贡献出理想的价值。

泛培养就是普遍且泛化的培训。每一所院校似乎都想竭尽所能开尽天下所有课程，却失去了应具备的院校特色。中国千年前的圣人孔子就曾主张“因材施教”，扩招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却显得僵硬。所谓低产出，顾名思义是对高等教育培养结果的不认同。既不能达到社会精英的标准，基层工作又难以接受，高不成，低不就，个人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

另外，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加剧地域分化与阶层分化。

京津地、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中国经济富裕片区同样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有相关观点认为，我国高校招生中每年会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专门划给中西部或农村等教育欠发达地区，这种传统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其初衷是为了来自中西部及农村的学子毕业后返回家乡支持建设，矛盾的是，现在社会已经相当开放，来到发达地区的中西部学子往往会在城市落地生根，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或者农村地区的发展反而因为此项政策而缺血。

廉思认为家庭出身具有优势的人在接受高等教育及以后的人生发展中往往呈现优势资本叠加的现象[5]，即通过高等教育进入发达城市的异乡人很难与具有优势的城市人进行竞争，“蚁族”们带着骄傲步入社会时将不可避免受到现实的打击。而这些“蚁族”又不具备专业的工匠技能，在大城市的竞争力实在渺小不堪。

可以预见，中国的高等教育现行体制虽然有促进社会公平的设计初衷，但是事实上却加大了地域分化与阶级分层。优秀的人才纷纷从家乡汇集入有限的城市，接受教育后往往选择继续留在这些繁华之地，城市里人才层出不穷，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为了鲜有的晋升机会拼搏挣扎。而产出这些人才的偏落后区域，没有人才的持续供给，甚至没有劳动力补充，发展前景并不乐观。靠近发达城市的小城镇逐渐被大城市吞并，远离城市的乡村就可能面临消亡。

三、现行高等教育动摇政治稳定

第一，现行的高等教育实质造成了政治参与的盲目扩大。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我国政治的民主化轉型，这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符合的。然而，我国现行的制度建设速度还赶不上政治民主化的扩大速度，这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的政治稳定又是不利的。“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内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6]与制度化不相符的高等教育无疑会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需求，不利于政治稳定。

第二，改革高等教育来维持政治稳定要“慎密筹划”。“旨在给学生提供福利的计划却不会减弱他们的革命倾向，反而只会增强身处中上层阶段的学生的经常的潜在的负罪感，并从而加强他们的反对倾向。”[7]仅仅为了暂时满足高等教育相关者的要求而做出的种种妥协，于政府来讲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因为亨廷顿认为这些针对高等教育相关者的轻率的福利只会增加政治参与并且使参与者的欲求越来越大，不“慎密筹划”的高等教育等于自取动乱。

四、“慎密筹划”高等教育的建议

首先应该扶持非发达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由于基础教育的差距，单独为了促进表面上的社会公平将中西部及农村考生安排进名校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妥当的，同时，这些中西部考生入学后以及毕业后面临的问题与压力是被政策制定者所忽略的。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教育条件和基础设施欠缺，应该从当地去解决，而不应该转化和扩大社会矛盾。教育发达地区和重点院校完全可以自洽精准教育扶贫的对接机制，无论是院校教学团队流动或者设备交流合作，或者学生志愿的工程实践都可以尝试建立对接机制，从问题本地缓解教育问题，完善中西部高等教育。

其次要注重职业教育引导，确立院校特色。每所院校的建设都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特色，在不忽视通识教育与社会责任培养的基础之上，着重增强专业技能的培养，并且注意动手操练与实践应用。

第三，民众要理性对待“名校情结”，观念务实。社会民众传统观念的期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民众应该改变传统观念，注意到即使读大学也未必衣食无忧的社会现实。同时，民众应积极关注就业信息，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在人生规划方面采取理性务实且踏实勤恳的态度。

最后，政府应从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两方面入手。转变民众的传统观念要靠政府的积极宣传，前述精准对接机制的建立以及院校定位导向等同样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加以扶持。同时，我国的政治参与扩大已经成为事实，最迫切的还是应该加强政治制度化的建设。在政治参与已成定局之时，唯有加快政治制度化的建设步伐，才能有效地维持政治稳定，降低政治动乱的可能性。在中国转型期，仅仅通过泛化的高等教育无法为国家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甚至会为政治稳定带来隐患。政府应该增强社会保障建设，不仅仅是改善民生，并且要优质民生，解决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忧虑。

[参考文献]

[1]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

[2]廉思：从“蚁族”现象看中国高等教育现状，中国青年[J].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