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华先

生存伦理的探寻之旅——解读谭恩美的小说《拯救溺水鱼》

赖华先

［提要］《拯救溺水鱼》（SavingFishfromDrowning）以东西方文化作为叙事底蕴，展示了一幅立体的跨文明、种族、文化的生存图景。通过对权力、文化、两性之间“拯救”与被“拯救”的隐喻性描述，通过“跨文化叙事”和文象化、符号化的叙事解构，表达了作者对生存伦理的多元理解和包容互鉴的开放性心态，是对当代美国社会生存伦理观的一次探寻和反思。其国际化的创作历程对国内小说创作具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拯救溺水鱼》；探险之旅；生存伦理；爱

作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开拓者，谭恩美先后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喜福会》（TheJoyLuckClub，1989）、《灶神之妻》（TheKitchenGod’sWife，1991）、《百种神秘感觉》（TheHundred SecretSenses，1995）、《接骨师的女儿》（The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拯救溺水鱼》（SavingFishfromDrowning，2005）、《惊奇山谷》（TheValleyofAmazement，2013），这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对谭恩美这样的华裔作家来说，她之所以能够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受到美国主流文艺评论界的重视，其英文水平（圣荷西州立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和讲故事的能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谭恩美个人的家庭和身世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她对中国和美国文化元素的处理和运用。谭恩美系列作品的主人公都有美国的华裔，讲述她们在美国的故事，这就注定她们要以“他者”身份，在融入与拒止、顺应与抗争、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命运等一系列重大人生主题上进行一翻痛苦的、血淋淋的、沉默的、隐忍的或爆发式的抉择与磨难，或炼狱或涅槃。谭恩美的创作无疑构成了一部生动具体的美国华裔生活史、血泪史、抗争史、生存史。因此，谭恩美的跨文化身份本身就构成了伦理最核心之要素，其跨文化写作特别指向生存伦理这一严肃而现实的主题。

一、拯救与被拯救的反思：权力、文化、两性与生存伦理的隐喻式描写

《拯救溺水鱼》开篇就将文本置于一种哲学与伦理隐喻的反思性情境。在扉页引用了一个“无名者”讲述的寓言故事：一位虔诚者向他的追随者布道：“夺取生命是邪恶的，拯救生命是高尚的。每一天，我保证要拯救一百条生命，我将网撒向湖里，捞出一百条鱼。我将鱼放在岸上，它们翻跳着。不要害怕，我告诉那些鱼儿，我将你们救起，不至于淹死。一会儿，鱼儿安静下来，死掉了。是的，说起来很悲惨，我总是救得太晚。鱼儿死了。因为浪费任何东西都是邪恶的，所以我将死鱼拿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有了钱，我可以买更多的网，用来拯救更多的鱼。”

论者对“拯救”的悖论进行了分析。如周亚芬的硕士毕业论文在第一章讨论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拯救”的悖论模式，指出“东方”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自在体，有着内在的价值体系，并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也不需要西方那种一厢情愿的“拯救”。所谓的“拯救”只能破坏东方文化自身的完整性，起不到任何作用；相反，西方文化在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过程当中则可以汲取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有效元素，达到“自我拯救”的目的。在第二章她讨论了东西方男女两性“拯救”的悖论模式，从解构西方人的“巨人形象”和东方人的“刻板化印象”入手，对白人的“拯救神话”进行颠覆，并重塑了新东方女性的形象；指出身心均患顽疾的西方人无法担当任何“拯救”的角色，相反，东方人那种和谐、天人合一的内在价值观念恰恰是“拯救”西方人身心顽疾的良药，而爱与沟通理解则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周亚芬对“拯救悖论”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正如一篇访谈谭恩美的文章标题“东方的脸，西方的眼”所揭示的意义，谭恩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第二代华裔，美国文化包括美国主流文化才是她的“第一文化”。这篇文章同样也谈到了谭恩美对中国的认知：她认为刚开始写作时她并不太了解中国，随着理解的深入，她觉得她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已经深入她的血液里［1］。因此，我们切忌用承认此就否认彼的武断方法来评价一个作家的文化认同倾向。毫无疑问的是，谭恩美的文化认同首先是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其次才是对中国文化的感悟，随着她阅历增加和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加深，她可能会相对于美国籍作家而言以一种更加亲和的、理解的甚至是感悟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从而使她的思想能够超越美国性和族裔性，走向更加融合宽广的境界。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拯救溺水鱼》所显示的“拯救悖论”与其说是包含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立场，不如说是超越于此的善意的智慧的心灵启发，是对当代美国人生存方式，价值、伦理观念的一种多元介入。正如有论者指出，《拯救溺水鱼》的写作转向表明谭恩美从一个以西方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束缚妇女人性和男权社会妇女被边缘化的“黑色幽默”式的态度转向了超越族裔性和美国性，从而体现了更为宽广的生命普遍性［2］。

单纯从文化和男女两性关系上谈“拯救悖论”还有不足。有研究者对谭恩美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权力与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评价［3］。谭恩美的成功得益于美国社会20世纪60－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解放和女权主义是美国主流社会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我们不能主观地为谭恩美贴上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标签，其作品《喜福会》、《灶神之妻》和《接骨师之女》就是写移民到美国的母女两代的爱恨情愁，母亲性格中的中国传统三从四德的文化熏陶和女儿接受美国文化中崇尚自由、争取独立自主的女性觉醒之间的矛盾，这种“女性的觉醒”与上述两者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拯救溺水鱼》中，权力、文化、两性之间“拯救”与“被拯救”的隐喻性描写痕迹非常明显。如对于“溺水鱼”的拯救，鱼本来就要生存在水里，但人类却主观地认为把鱼从水里捞上岸来是完全出于善意的“拯救”它，这是人类对于自然生物的权力滥用。12个旧金山的中产美国人，他们坚信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无名部落所受到的悲惨待遇很同情，经过讨论，他们一致同意向无名部落捐点钱，可是他们不知道，钱对这个部落根本无用，还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因为如果他们身上有钱，被国王的士兵抓到的话，这些钱只会给他们买来一个坟墓。美国人遇险获救后，全世界都知道了无名部落的悲惨境况，国王也答应给他们新的土地、新的自由，美国人带领他们到美国的现代社会做一个最热门的节目，他们出于善意帮助他们，可是无名部落回来后却被兰那政府军杀害，这是文化上的误解而导致的拯救悖论。这群事业成功的美国人士，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和感情生活上大都是失败者，这群美国游客有生物学家、心理学者、同性恋者、成为电视明星的驯狗师，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或多或少地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病态：傲慢、挑剔、自负、自私、冷漠、失恋、忧郁、不育、性饥渴等等。经过九死一生的旅途经历，他们反而领悟到了爱的真谛：柏哈利和玛琳真正相爱了，他不再自恋的想证明自己的魅力，而是和玛琳真正心灵的相通；怀亚特想起了患乳腺癌的妈妈；本尼只想着回家——是爱的力量使奇迹发生；莫非真正明白了儿子鲁伯特的重要，领悟了父子之间的深情。小说的结尾晃如神性的光芒照亮了这群现代社会异化的“成功人士”，让他们领悟到了爱的真谛，这是两性之间，亲情、友情、爱情的拯救。

这次带有东方异国情调的旅行及旅行途中的意外冒险，让这群美国成功人士体验到的不仅是异国的美丽风景，还有远离美国、远离他们平时生活情境的风土人情、文化内涵，让他们体验到了东方人、社会、自然的另一种生存叙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达成一种更为宽广的沟通与理解，如同作者于扉页位置引用的当代美国学者AlbertCamus的话：“世上的邪恶差不多都源于无知，如果缺乏了解，好意可能和恶意带来的伤害一样多。”这样，作品叙事的能指与所指是非常明显的——它意在向美国读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世界之大包含了多元的文化文明，同样，人性之丰富包含了其原生态的生存情境和生存伦理，片面的以种族优越论或西方中心论来臆断其他种族及其文化，臆想西方的“拯救”神话很容易产生类似“拯救溺水鱼”式的悖论。作品所呈现的这群现代美国中产阶级人士的人生与人性感悟，在更普遍的母题上指向了精神与情感的回归——面向自然、面向更本原的亲情、友情、爱情，面向超越自恋、自大、自负、自私，从而与他人达成更宽广的一致与理解。

二、跨文化叙事：“幽灵”与生存伦理阐释

跨文化叙事是美籍华裔作家的显著特点，比较著名的作家有林语堂、赛珍珠、汤亭亭、谭恩美，他们用英语写作，作品的第一阅读对象是美国读者。乐黛云说：“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处境和文化框架。”［4］高鸿认为：“在赛珍珠、林语堂以及汤亭亭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文化身份的不同方式。虽然赛珍珠的“中国形象”与林语堂的“自塑形象”的文化立场完全不同，但是透过文本显示出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认同方式，即对同一历史与祖先的民族共同文化的追寻。［5］”谭恩美当然也不例外，有研究者揭示了其作品“中国形象”的流变，［6］指出在谭的理解中，中国神秘的陋习、迷信和愚昧、落后的婚姻观是其负面的形象，而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各种传统节日、瓷器、茶道、丝织艺术、绘画、中医、儒释道思想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正面的形象。和前几部小说不同，在《拯救溺水鱼》中，作者进行跨文化叙事使用的既不是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而是一个幽灵。

“幽灵”作为跨文化叙事的讲述者具有几个功能：一、幽灵陈璧璧原本就是这次旅行的召集人，而且是原定的旅行团的领队，也就是说她熟悉这些人，更主要的她对这次旅行做了精心的准备，因此是当仁不让的最好的“导游”。二、幽灵的身份使她既有人性又有超人性——如神灵一般，也具有某种超能力——能洞悉其他人的心理变化，也能预知未来，只不过她不能说话，她说的话其他人也听不到，但她却是本故事的唯一讲述者。三、她还是个心灵导师、旅游的导游，洞悉旅行团成员的心理活动，并能够分析评价，也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

在文中，除了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对东方文化及其风土人情、文化习俗的描述也成就了本书一大特色。如在云南游览时，幽灵着重介绍了“彩云之南”的丽江，认为“丽江像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写的香格里拉一样的虚构城市”，香格里拉帖上了“飘渺的美丽，难以触摸，无比珍贵”的标签，用“长寿、克制自己欲望、醉心于追求物质的解毒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其人文风景内涵。引用了纳兰性德的词“人生若只如初见”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在石钟山游览时，她特意介绍了云南的少数民族白族文化及儒教、佛教、道教文化。从中可以体现她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幽灵还以评述的口吻介绍了她对中国的认知：“中国就像棵古老的松树，需要慢慢地感受和领悟——古老又充满活力，如五千年的历史那样无比宏伟。”、“这些寺庙是纯中国的，如孔子般谦卑而典雅，这些混合使中国具有无穷的魅力。世界上所有的早期文明中，只有中国是连绵不断地延续着自己的独特文明。中国人不会随意抛弃传统，但会不断修正并加以完善——这就是中国的审美，也是她的精髓，将影响所有来中国旅行的游客”。［7］幽灵是这样理解古代的中国及其文化，也介绍了当代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繁华的都市，现代化的交通设施，良好的旅游环境，这些表明一个现代化中国的生机和活力。

幽灵陈璧璧对中国当代发展面貌和博大的传统文化进行介绍，是从超越“人”及其意识形态的层面进行的描写，这种跨文化的视角更容易超越中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樊篱。能够让读者从容的、感性的阅读中国，客观上起到了介绍中国形象的效果。以西方之眼观中国魅力与活力，对习惯于“妖魔化中国”的西方读者来说是观感上的一次修正。

“幽灵叙事”特别精彩的是对这群美国成功人士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分析和引导。众所周知，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价值，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开拓和竞争，讲求理性和实用。其核心是个人中心主义——个人至上、私欲至上、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设计，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独身主义、享乐主义婚恋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旅行团的十二个美国人中，除了一对夫妻，其他都是单身，或者单身带一个孩子。莫非和柏哈利曾经都追求同一个女店主，莫非用哈雷摩托带她到蒙特利海滩，销魂了两个多月，便以“人生目标太远”为由把她给甩了。柏哈利博士是一电视驯狗明星，得了前列腺增生症，为了缓解前列腺增生，他决定找一个情人，能够合得来，长相厮守的女性。幽灵陈璧璧本人虽然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名人，但她也只是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性伴侣，从来没有坚贞不渝的爱情。

谭恩美通过幽灵这一叙事媒介，对美国人的婚恋伦理及恋爱心理进行了引导。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引导并不仅是一名作家基于普遍人性和爱的永恒主题而呈现出的理解、宽容、慈悲和怜悯，在小说叙事的文化图谱中，很明显地带有东方文化的血缘基因，这是谭恩美在《拯救溺水鱼》中进行生存伦理探寻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表明谭恩美在本部小说中有意识地强化了东方文化传统的移植和互相借鉴。它的内涵是，如果说谭恩美过去是通过西方文化之眼来进行东方文化的“苦难叙事”，那么，现在谭恩美则通过将东方文化传统的“他山之石”移植入西方文化，试图呈现一种开放的、包容的、互鉴的叙事图谋。为此，小说精心虚构了“幽灵”这一叙事媒介，通过“幽灵”的东方血统和生长环境，通过东方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来消解美国婚恋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独身主义、享乐主义。［8］正是在东方文化环境中的一系列旅行遭遇，身陷困境中的旅行团从东方生存叙事的局外人被动或主动地参与，成为局内人，这种生存融合给予旅行团成员以巨大的心理和人生的启迪。在小说第五部的标题《不是终局》中，作者共用了11个小标题，介绍了人物的“在场”结局：莫非从美国式的标准享乐主义者变成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他和海蒂的恋爱也是慎之又慎的；温迪和怀亚特离婚了，而怀亚特遇见了他的初恋情人雪琳恩，并且知道她带着他11岁的儿子——他甚至不知道他有儿子，因此他决定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而和雪琳恩结合。马塞夫妇回到美国后就离婚了，但洛可已经怀孕，马塞回到家里，为她做着一切仆人般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从未替对方做过！小孩出生后，马塞悉心照顾孩子，曾经互相之间的爱慕和信任的眼神又出现在他们眼中……这些回归家庭责任、对待婚姻大事慎重、迁就对方等等伦理内容显然并不是美国婚恋文化所提倡的，而相反是东方婚恋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三、“导游”与文象：符号与伦理表达

《拯救溺水鱼》是一部包罗丰富的旅行冒险小说，包含了诸多文化元素，如旅行文化、冒险文化、佛教文化。小说人物和情节跨越了东西方多元文明和种族，如何将这些元素统一在一起确实是一个难题。好在谭恩美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她精心设计了“导游”形象，通过以陈璧璧为核心的几位导游，将众多人物和情节，以及分布在人物和情节之中的文化内涵、民族风情很好的统一在一起，通过“文象”的象征化、隐喻化、符号化来精心架构。

小说明线是旅游文化和冒险文化，旅游对美国人来说是追求现代生活内涵的一种体现。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人们追求财富，财富成为人生成功的象征，在利益的追求与追逐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金钱为纽带，甚至爱情、亲情、友情都不可避免地世俗化。旅行恰恰是一种生活与自然、文化与人文的密切结合，是调养身心的绝佳方式。幽灵陈璧璧不仅是这次旅游的发起人，也是旅途当中当仁不让的导游，我们从她对东方文化精要的点评和叙述中可以看出来，在小说叙事当中，精心地嵌入了与东方文化精髓有关的“文象”，首先是“追随佛祖的脚步”的旅行，从云南省到兰那王国，在这条旅游路上，可以追踪各种文化对佛教艺术的奇妙影响，这将是一次跨越数千年和数千里，通向过去的美妙旅途。而“幽灵”既是领队又是讲解员，将尽力使这次远征变成真正通往我们灵魂的机会。随着旅途的进行，一部充满东方特有的神奇魅力的文化篇章得到了展现：繁华的中国大上海，彩云之南的云南，“稀有、原始、遥远、奇特”的香格里拉，神秘的白族文化，子宫洞，兰那王国佛教与自然结合的与物俱化的“原始生活”。其次是生存伦理的隐喻和象征，在兰那王国，美国游客集体讨论兰那人杀鱼，美其名曰拯救鱼免于被溺死，由动物生存伦理引申到政治伦理、种族伦理，特有的文化和民俗造就了独特的生存伦理，但出于某种意图和某种价值观的“帮助”或“拯救”，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损害了其原有的生存秩序。兰那王国这个佛教国家对鱼和动物宰杀有其独特的文化来进行解释，如果说这种“拯救文化”尚局限于人类生存的“本能”情境，其结果尚且是可持续和无害的；而现代自由国家如美国干涉他国内政，不惜发动战争的“拯救文化”则造成了破坏性后果。小说描述的美国现代社会对原始部落的“拯救”则反而造成了悲惨的灾难。如此种种，小说含蓄而隐讳地提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人类生存伦理的主题，这是现代社会人为造成的客观悖论。再次是现代人的生存伦理，这群成功的美国游客有小麦大王、大企业高管、电视明星、高校教授、艺术名流，但在他们的财富和成功背后，暴露出他们情感世界、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畸形和扭曲。当面对东方古老佛教文化的洗礼，东方农业文明的生存秩序和生存现状，苦难生存和现代自由生存之间的精神反差，让这群现代自由国度的人们得到了“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通过能够透析别人思想的“幽灵”导游的叙事，把东西方不同文明，不同生存情境、不同生存文化的人，通过特定的生存“文象”来加以隐喻、象征、描述、对比，读者从中获得的感悟是心灵上的，精神上的，这也许是作者通过本书的写作想达到的最终目的。小说通过多重多维的立体架构，尽可能的展示一幅立体的生存图景，在其中，多元文明、种族、文化、生存秩序、生命精神、心理欲望都动态的交织地活跃着，展示了作者对生存伦理的多元理解和包容互鉴的开放性心态。

这种立体的叙事结构和符号化的叙事手段显示了谭恩美思想和艺术境界的纯熟。我们可以判断：正是对于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倾心接受，熟谙西方小说叙事、传播学、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谭恩美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笔者认为，《拯救溺水鱼》这部小说代表了谭恩美小说创作的高峰，其思想内容，艺术境界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1］Author：Willyoucontinuewritingnovelsaboutyourmother，oryourfamily？Tan：Yes，andmanyofmystoriesareaboutchina. whenibegantowritestories，iwasnotsofamiliarwithchina.My understandingofchinagraduallydeepened，asikeptgoingback，I guessmaybemyobsessionwithchinawasinmyblood.《Women》，2007，（11）.

［2］王菲.族裔外的探求——评《拯救溺水鱼》中的去族裔化［J］.作家杂志，2012，（1）.

［3］董丽丽.电影《喜福会》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文化纵横，2014，（11）；耿莹.后殖民意境中《拯救溺水鱼》的抵抗模拟策略研究［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4）.

［4］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发展透视［J］.东方丛刊，1998，（2）.

［5］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J］.博士毕业论文（福建师范大学），.

［6］张春梅.美国文化中的一抹中国色彩［J］.海外英语，2013，（1）；葛丽萍.美国华裔文学的中国形象［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5）；吴贵武.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及成因探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5，（7）.

［7］谭恩美.沉没之鱼［M］.蔡骏，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3）.

［8］邹建军.“和”：谭恩美长篇小说伦理思想的核心［J］.外国文学研究，2008，（5）.

赖华先（1976—），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象思维。（江西南昌330077）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文象思维研究”（14WX13）

［责任编辑：于龙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