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茜

“应该说，奥斯维辛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涤荡了我所接受过的任何宗教上的教育和修养……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我找不到一种解决此困境的良方。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普里莫·莱维

“‘我幸亏在1944年才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就是他（普里莫·莱维）带着被人诟病的冷漠，写下的《这是不是个人》的第一句。”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见证的艺术》一文中说，“他冷静地借用了fortuna这个词在意大利语里的双关含义——既表示好运，也有命定的意味。”即便是普里莫·莱维这样有着化学家身份，似乎天然就会比常人冷静的人，书写在奥斯维辛的亲身经历时能展示出如此的态度，也难免会被形容为“可怕的冷静”，更未免让人好奇于，是怎样有力的思辨能在残酷的经历面前支撑起“冷静”二字。

1943年，法西斯政府倒台，墨索里尼被捕。普里莫·莱维活跃在未来民族解放阵线的政党之间，参加了在北方山区瓦拉奥斯塔一带活动的游击队，他们的装备和训练都非常有限。12月13日，他和其他两名队友被捕。审讯者告诉他，如果他是游击队员，将被即刻处决，如果他是犹太人，则会被送到集中营，莱维选择坦白犹太身份，被送到摩德纳附近的福索利的集中营。

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犹太人在意大利的境遇远好过欧洲其他地方，虽然墨索里尼接受纳粹的法令与德国人合作，但实则对于屠杀犹太人有所犹豫，在控制地区还给予犹太人政治避难的权利。因此，莱维最初被逮捕并投入集中营时，“情况还是可以忍受的”，那里不光没有强迫劳动，也可以和外界通信。莱维在书中写道：“意大利的国民卫军对犹太人的态度是正派的，也就是没有虐待他们，而且还是人道的。”

但是1944年2月，德国党卫军开始接管集中营，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所有的犹太人被告知要准备两个星期的旅行。2月22日晚上，包括莱维在内的650人被掳上一辆12节车厢的火车前往奥斯维辛。一到那儿，就有500多人被“淘汰”，只剩下96个男人和29个女人活着进了集中营。莱维在当中生活了11个月。1945年1月奥斯维辛解放，他又用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回到都灵家中，成为当初那一批650人里仅存的3名生还者中的一名。

莱维将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那些拒绝回去，甚至不愿意讨论那些事的人，他们想忘记过去，却无法忘记，而被噩梦所折磨。他说，这种人被投入集中营通常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不是政治原因。对他们来说，集中营所带来的痛苦是惨痛的，但却毫无意义。第二种人则包括前政治犯，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基础、宗教信仰，以及有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牢记过去是一种责任，他们不想遗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让世界遗忘，“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

莱维显然属于第二种。甚至于在他完全无法预料自己是否可以幸存下来时，就已经开始了写作。“在集中营里，我是那么强烈地希望讲述这些故事，从而在那里开始描述我的经历，当场记录，在那个充满刺骨的寒冷、战争和警惕的眼睛的德军实验室中。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无法保存这些随意而潦草写就的笔记，而且我必须立刻扔掉它们，因为如果它们被发现，会被当作一种间谍活动，让我送命。”于是，当终于活着回到意大利，莱维立即开始了迫切的正式的书写，几个月的时间，《这是不是个人》就完成了。

当时，很多重要的出版商都拒绝出版莱维的手稿，只有小出版商德·西尔瓦答应付诸印刷，但也只印了2500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一直被人们遗忘。“也许，这也是因为那些年对所有的欧洲人来说都是悲恸和重建的艰难时光，而公众不想回到刚刚结束的战争那令人痛苦的回忆之中。”莱维这样分析。直到1958年，埃诺迪出版社的出版才又使这本书获得新生。自此，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被搬上电台、舞台，翻译成各种语言，并终于在当下有了中文的译本。

书里的讲述开始于1943年莱维被捕，结束于1945年俄国人解放集中营，大量关于集中营的细节呈现成为文本中最为基础的建构。莱维在叙述上有他明显的迷人之处，这是他能在众多的奥斯维辛创伤书写之中占据独特位置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他曾说这些书似乎就在他的脑子里，自己只要把它们倾倒在纸张之上，因而写作风格之类的问题在他看来是荒唐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非但不荒唐，对于看待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讲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詹姆斯·伍德就曾指出：“莱维的作品卓越之处在于他非凡的叙事能力，这一点因为很多幸存者并不去讲述故事而更加突出；很多人经常会选择诗歌的形式，或者从分析性的、报道的、人类学或哲学的视角来讲述这段经历。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的重点落在了哀悼和充满血泪的礼拜仪式上，要么则是讲究快速精确，向外界呈现确凿的信息，并试图理解这一切。”

具体到语言上，中文译者沈萼梅认为，莱维表述的感染力在于他不光采用了第一人称自传体，还时常会用到“我们”“你想想”“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人称变化，就像是在和读者对话，而不仅仅是叙述。同时，在意大利语的表达中，讲过去的事时应该采用过去时，翻译中对应的中文是“曾经”“往昔”“做了”“做过”等等，但莱维并没有这样，而是经常采用现在时表示过去的动作，在意大利语中是“历史现在时”，过去的事就好像在此刻真实地发生在眼前。此外，译本的语调平实且克制，沈萼梅说这正是莱维的语言特质。“他非常低调、淡定、理性，每一句都是说话人在极端环境中的伤痛，长期压抑的情绪，扭曲的心理，非正常的意识。并不是提起法西斯就一定要大声疾呼的控诉和声嘶力竭的呐喊，相比之下，莱维这样的语言更加有力。”

“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莱维提到，希望读者最终能够给出“公正的判决”，很显然，他并非只想让自己的书写停留在历史层面的见证，并不是在写或补充一本历史书。

事实上，如果莱维只是对那些发生的事件加以证明，也并不能构成我们一定要去阅读他的理由：同样可怖的事实在其他见证者的笔下或是证词中也可以见到，甚至更加丰富——莱维只谈及德国集中营，而不曾谈苏联集中营，他始终没有将焚尸炉、毒气室形象化，也并不引用在奥斯维辛遭到屠杀的人数等等。他始终严格地将自己限制于只报道他亲身经历的事情，而摒除之后从书籍或报纸上读到的故事。

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炎所说：“对于这样一段历史，仅仅是作为见证者看到发生了什么、看到毁灭的残酷度是不够的，需要的是抽离出去进行反思的可能性，这本书就是这样。虽然书里没有一点概念和理论，但它是富有哲思的。这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他想得更多的恐怕不是纳粹、集中营怎么可能如此，而是人怎么可能、人性怎么可能如此，他想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

《这是不是个人》，莱维早在书名里抛出了他思考的核心，詹姆斯·伍德形容它“带着一种明显的踌躇和战栗”。这是不是个人？折磨他人的施虐者是不是人？被折磨成那般的受虐者还是不是人？最重要的是，那些为了活下去，由受虐者转而成为施虐者帮凶的人——做清洁工、守夜人来换取额外的食物的囚犯、自身也是囚犯的囚犯看守，及负责运营焚尸炉、毒气室直到消灭自己的特遣队里的犹太人——作者没有加以谴责，而是将其划归在灰色地带的他们——还是不是人？这个问题既针对个体，也是面向整个人类的。

莱维在其最后一部书《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说道，奥斯维辛里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和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作为幸存者，莱维将反思和责问抛给了他人，也指向了自己。虽然他一方面确信自己的无辜：“我能够幸存并安然无恙地回来，主要是由于我的运气不坏。先前已经存在的因素也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而接受的训练，以及我作为一名化学家的职业，这些在我身处集中营的最后几个月中为我赢得了一些特权。也许，我那从未凋萎的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还有不仅要活下来（很多人有相同的意志），而且要向人们倾诉我们所见证和忍受的事实的意志，也有助于我的幸存。而最后，我的决心，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坚定地保持着的决心，坚持把我的同伴和我自己视为人，而不是物品，从而避免了导致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消沉。”但这依然没有阻止他在另一方面，为幸存感到羞愧，多次采访中他都提及这种羞愧，以至于最终选择自杀，也被解读为对这种情绪的无法克服。詹姆斯·伍德说：“这最后的行动也许并非和他的幸存相悖，而是这种幸存的延伸：他决定在自己选择的时间离开他的监狱。”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与他的著作《这是不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