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婷

【摘要】张爱玲译《金锁记》与金凯筠译《倾城之恋》同样采用了异化策略，疏离了西方读者，但两者在西方市场被接受程度迥异，本文从文化转向角度出发分析原因。

【关键词】张爱玲 《金锁记》 金凯筠 《倾城之恋》 译者

【Abstract】Based on researches， Zhang Ailing and Karen S. Kingsbury both adopted foreignized method to translate these two books. However， The Golden Cangue didnt win Zhang her fame， but Love in a Fallen City led her works into New York Book Review and Penguin Classics. The same translation strategy leads to the failed The Golden Cangue but successful Love in a Fallen City.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sis the reason mainly from the translator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culture turn”.

【Key words】Zhang Ailing； The Golden Cangue； Karen S. Kingsbury； Love in a Fallen City； translator.

笔者研究了美国学者、译者、张爱玲研究者金凯筠女士所译《倾城之恋》Love in a Fallen City全文，并研读了张爱玲女士翻译历程及其作品英译本，发现同样采用异化策略翻译出来的The Golden Cangue与Love in a Fallen City在美国市场所获得的反响却大不相同。既然译文本身都采用了疏远读者的异化策略，那为什么译作面对同样的西方读者群时，接受度产生了较大差异？本文主要探讨译者的角度分析原因。

一、理论基础

文化学派发生于 20 世纪中后期， 经历 60 年代的文化主义阶段 、70 年代的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多元研究阶段。1990年，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合编了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正式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 这一概念。该流派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到与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 译者研究方面，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提出foreignization 与domestication，一定范围内可视之为“流畅”或“抵抗”的翻译策略。韦努蒂认为，流畅的翻译掩盖了译者的主观阐释，译者的努力被作者的权威所掩盖，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也被抹去。

二、The Golden Cangue与Love in a Fallen City译文对比

张爱玲笔下的意象丰富多样出奇，是张爱玲的创举。首先列举几个意向翻译的典型：

例1：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To young people the moon of thirty years ago should be a reddish-yellow wet stain the size of a copper coin， like a teardrop on letter paper by To-yun Hsuan， worn and blurred. （The Golden Cangue 张爱玲译）

例2：那扁扁的下弦乐，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

The flat waning moon got lower， lower and larger， and by the time it sank， it was like a red gold basin. （The Golden Cangue 张爱玲译）

例3：今儿当面锣，对面鼓，发过话了，我可没有脸再住下去了！

But now that theyve beat the drums， banged the gongs， and said it straight out， Ive lost too much face to go on living here！ （Love in a Fallen City 金凯筠译）

例4：人身上的水份全给它喝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

It lapped up all the moisture in their bodies， so that they grew light and empty， like dry， golden leaves. （Love in a Fallen City 金凯筠译）

由此可见，张爱玲与金凯筠运用了相似疏离读者的翻译策略，同样面对西方读者，为什么张译的《金锁记》The Golden Cangue和金译的《倾城之恋》Love in a Fallen City的接受度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三、张译与金译的接受度

1956年，根据《金锁记》改写的Pink Tears 投稿遭出版商拒绝，The Rouge of the North 也曾遭退稿，直到1967年才由英国一家出版社出版，但市场反应仍然很冷淡。最后，1971年，应夏志清教授邀请将《金锁记》译为The Golden Cangue，收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夏志清教授主编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之中，然而也没有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

但是，2007年，“发行量大、影响深远，撰稿人多是学界、知识界一时之选”的《纽约书评》出版金译《倾城之恋》译本，被刘绍铭认为是“张爱玲作品‘出口一盛事”。同年，知名的企鹅出版社再版了金译《“倾城之恋”及其他故事》。金凯筠使张爱玲成为钱钟书之后，第二个进入企鹅经典丛书的现当代中国作家。

四、张译与金译接受度差异——译者的原因

当翻译的研究视角从文本转向社会文化因素时，也涉及翻译主体性问题，因为“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因此，本文主要从译者的角度分析张译与金译在西方市场接受度差异的原因。

1.张爱玲的翻译特色：张爱玲三十多岁移居美国。一方面，她出生于清末遗少家庭，祖母为李鸿章之女，她身上的中国文化基因不可谓之不深。反应在译作中表现为张译倾向于直译，违背了西方流传已久的“流畅”原则下的主流诗学。另一方面，她要努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通过译笔得到主流社会认可，所以她的译作中也有“改写”。改写后的《北地胭脂》最终才由Cassel & Company Ltd.出版公司出版。

2.金凯筠的翻译观。金凯筠称翻译时尽量把自己能从原作中体会到的内容全都放进翻译之中，甚至有一点“被（原作）句法奴役”，总想复制原作句法。因此译作中所描述的生活情景与西方读者熟知的生活想起甚远，使读者体会到所读的是译作。翻译《倾城之恋》时参考了张译《金锁记》的翻译方法，力图在英语文化中找到原作中成语和比喻的对等，以求让译文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相似或是一致的反应。

从译者的角度来看，张爱玲与金凯筠有相似的翻译观，但是四五十年前张译没有帮助张爱玲在美国“出名”，四五十年后张学的美国研究者金凯筠将她的作品成功送入“企鹅经典”与“纽约书评”。今天的我们无法估计如果张爱玲活在当下，她的自译作品能否为西方读者接受，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译者的东方译作显然比东方译者的东方译者距离西方读者更近，更容易被主流的意识形态、出版社和读者接受。

五、其他原因

两部作品在美国的接受度却迥然不同的文本之外的原因，除了译者之外，还要考虑到：中西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与语言差异；“冷战”时代背景，张爱玲来自社会主义阵营，The Golden Cangue 中描写的腐败衰落的封建社会被解读为张爱玲支持共产主义的证据，使她遭遇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赛珍珠《大地》三部曲塑造了勤劳、坚毅、质朴、善良、高贵的中国农民形象，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被过分地透析了人性。张爱玲对人性的批判与揭露幻灭了美国读者借用“如田园诗般和平安宁的中国文化救赎欧洲的精神文化危机”；赞助人，Love in a Fallen City由New York Review Book出版。另外，奥斯卡最佳导演李安为Love in a Fallen City撰写了赞助词。

六、总结

本文从文化转向的翻译理论出发，从译者的角度思考探讨张译《金锁记》与金译《倾城之恋》在西方市场接受度差异的原因，张爱玲与金凯筠有相似的翻译观，但是四五十年前张译没有在美国“出名”，四五十年后张学的美国研究者金凯筠将她的作品成功送入“企鹅经典”与“纽约书评”。此文所做的研究虽然有限，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译者的东方译作显然比东方译者的东方译作距离西方读者更近，更容易被主流的意识形态、出版社和读者接受。另外，此文还简略地说明了从文化鸿沟、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国人形象以及译作背后赞助人的角度导致两本译文接受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以期使这一问题有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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