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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及发展方向

2016-04-13邹天伦金虎城刘大军

关键词:治校办学学术

邹天伦,金虎城,刘大军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沈阳 110818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及发展方向

邹天伦,金虎城,刘大军

沈阳音乐学院,辽宁沈阳 110818

近年来,法治中国的一系列顶层设计,特别是《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对依法治校提出的要求,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出的要求,使得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及发展方向,成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关键问题。通过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研究,来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有关基本理论问题,以明晰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方向。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发展方向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

“现代大学制度”一词始见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称谓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学制度而言的,相对模糊的概念。“现代”非历史分期意义上的时间含义,只是表明与过去的大学制度,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制度不同而已。现代大学制度可以从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来理解。从个体层面来看,主要是指一所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从整体层面来看,主要是指某个地域高等教育的治理及其发展等一整套体制系统,是解决政府与大学、大学自身管理、社会与大学三个问题的制度。其中,大学内部管理体制建设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关键,政府的宏观管理、指导和社会广泛的参与,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大学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之下,独立自主地面向社会依法办学,在大学内部实行科学管理,合理划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实现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是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组织基础是课程和学科(专业),它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其它工作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和进行。因此,这一质的规定性就决定了现代大学必须坚持以学术权力为基础,实行学校自治。其实,说到底就是学术自治,政府则起到确保其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中心地位实现的作用。

依法治校是社会发展对大学管理的新要求,是依法治国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延伸。这里的法既包括教育规律,国家制定的教育法规,还包括大学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因此,依法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标志,大学自治是现代大学的根本特征,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灵魂。

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方向

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既不是19世纪的德国大学制度,不是20世纪的美国大学制度,也不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我国大学制度,而是针对我国大学所承担的现实使命,在解决数十年来大学制度存在积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大学制度,是基于我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上的大学制度,旨在解决我国大学发展过程中,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问题。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根据国家高等教育方针建立起来的,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大学特征的,关于大学的规范和秩序。“中国特色”蕴含“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需求”的本意。因此,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高校党委的领导下,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发展法制化要求相适应的大学外部关系、内部组织结构及大学组成人员行为规范所构成的体系。需要高校把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现代化发展大局中去谋划,需要在依法治校的视域下,在坚持开放办学的基础上,形成以大学章程为龙头的一套自主办学、自主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制度体系,完善大学内部的工作运行机制。基于此,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府需以建立健全权力清单为抓手,做好简政放权

要理清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建立健全权力清单,明确界定政府在教育管理上的职责权力有哪些,政府不能任意干预哪些方面;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具体事项有哪些,哪些方面学校不能超越底线。对于权力清单未涵盖的内容应允许大学积极探索。凡是有利于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提高办学水平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发展改革、财政、人社、科技等相关政府部门需要给大学“松绑”,从注重微观管理转向注重宏观管理,加强高等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保障教育投入稳定增长,通过改进教育评估和高校信息公开制度,来完善对高校的事中事后监管。

(二)高校需以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一是加强章程的制定和修缮,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大学章程是上承国家法律法规,下启学校规章制度的“宪法性”文件,是实现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据,是大学诸多利益相关者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在章程的制定和修缮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章程与教育法律法规及校内规章制度的关系,并在实施过程中要保持章程的有效性、连续性、权威性。同时,要构建并完善以大学章程为龙头的制度体系,使大学的治理从人治模式走向法治模式。在制度体系中,要通过一定方式,明确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特色、教育理念和历史传统,准确定位大学与政府管理部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学校经费的来源渠道、财产性质、使用原则、管理方式、接受赠与的办法和规则;明确学校举办者对学校的管理和考核方式、标准;明确学校负责人的产生和任命机制、组织机构的设定原则和方法,举办者的投入与保障机制;完善大学的领导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充分体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原则,明确党委会与校长办公会的议事规则,规范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的组织形式。同时,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及时公布制度的立改废情况,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长效机制,形成动态化、信息化管理。

二是建立理事会,作为支持学校发展的咨询、协商、审议与监督机构。高校内部的理事会应由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杰出校友、社会知名人士、国内外知名专家,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相关学术组织负责人,教师、学生代表组成,加强对学校的发展愿景、专业规划、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前瞻性、适应经济社会需要等问题的研究、实践,保障在学校重大事项决策前,充分听取相关方面意见,而不仅限于学校内部师生员工的讨论;丰富社会参与和支持办学的途径,更好地融入社会;健全社会对学校办学与管理活动的监督、评价机制,来形成社会广泛参与、资源共建共享、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的办学模式,确保学校重大决策时,按照师生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程序进行,也可以使大学更好地借力而行。

三是强化学术委员会职能,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互相制约。应按照《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要求,进一步明确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能。采用校、院学术委员会统分结合模式,强化校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立法、程序性审查批准职能,强化院学术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立法执行和实质性审查评定职能。学校在做出与学术事务相关的决策前,需要通报学术委员会,由学术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同时,要通过行政权力,使学术资源的分配能够顾及大学整体发展的需要,为学校的总目标服务,在学术权力失范时给予补济,防止学术权力运行不当。

四是行政权力重心下移,实行分级管理制度。要处理好学校和院、系的关系,适应高校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协调好垂直管理和扁平管理关系,改造原有行政色彩浓厚的科层制,实行重心下移,充分调动院、系的积极性,让院、系能够按照学科领域的特点和规律办出特色、展现活力,从校办院、系,向院、系办校转变。

(三)完善第三方机制,提高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度

积极发展由政府资助的半官方社会中介机构,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在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双向沟通、协调、服务作用。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标准,高校按标准办学,第三方机构即社会中介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将社会力量吸收到大学经营管理中,有效实施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及中外合作的协同育人机制,重视社会咨询管理,充分发挥社会各界人士的作用,拓宽办学资金的渠道,扩大办学的视野、保障大学贴近市场、贴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人才、出成果,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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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琳琳)

邹天伦(1979-),女,山东龙口人,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党建研究;金虎城(1965-),男,辽宁抚顺人,沈阳音乐学院乐器工艺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党建研究。

本文系2014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课题“高校党委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中推进依法治校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L14ASZ004)的研究成果。

2016-10-19

G6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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