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安 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略论新时期史学功用论研究的几个特点
——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

陈 安 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以白寿彝、刘家和、瞿林东等学者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家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就史学功用论所涉及的多方面问题有持续而深入的严肃探讨。虽然他们各有相应的具体研究对象和学术风格,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学术共性:一是将史学功用论置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二是极其重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三是密切关注历史知识普及和历史教育的实践得失,并予以理论的阐述。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学术传统传承的学术集体,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相关论述,是当前开展史学普及工作可以汲取的宝贵资源。

史学功用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白寿彝;史学史学科建设;史学与社会;历史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在教训反思、思想解放、时代大潮、揭示中国史学传统、中外史学对话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大陆学者对于史学社会功用这一影响广泛的重要问题,通过艰苦的探索取得了可观的理论创获。

在当前,有两方面的因素似乎表明有必要对其加以进一步的回顾和梳理。一是史学理论发展和史学史研究的拾遗补缺。虽然已有的相关回顾为人们认识新时期的这笔理论遗产奠定了基础,但限于篇幅和关注视角,也存在某些论述未曾涉及或者个别判断不确之处。如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有学者认为1990年代的讨论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及1980年代[1]。此类判断如不合乎学术史的实际,则不利于明确深入理论探索的讨论基点。二是推进史学走近公众和社会的需要。虽然史学专业工作者一直在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回应社会和公众不断变动的文化需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戏说历史的兴起和火热表明,部分的专业工作者在商业价值至上的取向下几乎“失语”。近些年,“公众史学”应运而生,便代表了一部分史学工作者在吸取域外经验、扬弃“应用史学”的基础上力图有所作为的尝试努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门正在树立中的分支学科的一些提倡者,特别是受西方学术训练较多的一些学者,每每以其突出的“实践性”等特征与“传统专业史学家”、“曲高和寡的学院派史学家”的不同来论证学科成立的依据和特色所在,不仅漠视、割裂了中国史学的学术传统,也不利于凝聚学界共识,共同推进史学服务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学院派”有关史学功用论的新近理论探索加以梳理,作为推进史学走近公众这一工作的理论参考,无疑也是亟待进行的工作。

1979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1919—2000)在北京师范大学创立史学研究所,聚集了多位当代著名史学家,专门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又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专家,被誉为新时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重镇。有鉴于此,拙文拟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为中心,考察这一史家群体在新时期有关史学功用理论探索的相关成就及其特点,以明了进一步研究的应有起点。限于学养和学识,疏漏、不当之处必多有之,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一 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史学功用论

新时期的各类史学理论著作,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历史科学概论》、《史学概论》等及至新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成果《史学概论》,鲜有不将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相关问题加以专门讨论的,充分反映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不过,在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对于历史上有关史学社会功用之认识和实践给予明确的重视和一定地位,则各有不同的处理。在诸家撰述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中,白寿彝及其领导的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史家群体,对史学功用论的重视尤为突出。

对此问题,白寿彝探索不懈,既呼吁提倡,又努力将之落实于实际撰述,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83年,他主编出版的《史学概论》第十章《当前的主要任务》,置“研究和进行历史教育”于首节,并在第二节论史家修养部分专门就“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予以理论阐述[2]383-398,405-410。1984年,他撰《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文,明确地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作为学科发展应当着力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之一[3]。1986年初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分析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其中第五部分专论“史学的社会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并特别强调:“这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教育工作。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忽视这一点,我们应作好拾遗补缺的工作。”[4]28-29他于临近生命终点的1999年12月15日所撰《中国史学史教本·题记》尚言:“史学史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5]1在不同时期,白寿彝就为什么要研究这一问题,应当包含哪些主要内容,怎样从认识和实践两个层次加以展开,皆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切实的设想,堪称这一研究领域的擘划者。

白寿彝的有关论断和学科建设构想,多为学界同仁或后继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路径所关注、发展和落实。除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外,其他如刘家和所著《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论历史教育与素质教育》、《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瞿林东所著《中国史学史纲》、《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吴怀祺所撰《历史学、历史观与20世纪社会变动》,陈其泰所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罗炳良所撰《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历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周文玖所撰《“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尤学工著《20世纪中国历史教育研究》,北师大史学研究所集体之作《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等,无论从专题研究,还是从文献建设来讲,都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白氏的相关论点和理论。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一学术群体研究成果的丰厚和规模的宏大,至少有如下三方面当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立足点。一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借鉴。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文所言:“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3],就是从史学和史家的角度建议如何开展相关研究。瞿林东在《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一文中指出:“‘史学自觉’,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能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层含义是: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在史学工作上作出积极的努力以至于做出相应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6]推而广之,无疑可视为怎样考察历代政治家对于史学功用的认识及其实践的研究门径,在思维方式上承继白寿彝,又拓展了研究对象。至于在微观考辨与宏观思辨互济、中西史学比较、逻辑论理与认识论视角方面的研究路径,刘家和等人的相关论著则树立了典范。二是构建了贯穿古今、内容相对完整的层次体系。从横向而言,涉及史学与社会、史学与政治、史学与文化传承、史学与民族精神等多个方面;从内在结构来看,涉及史学自身提高与历史知识普及、历史教育等多个层次。三是出版专题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第二册《史学理论总部》将“史学功用论”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四大基本内容之一,下分“史学与蓄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学与惩劝”、“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历史”等六个类别,末附“杂录”,搜罗文献除史部而外,兼及经、子、集部,广泛、系统而全面[7]。这既是已有研究的系统总结,也将嘉惠学林,推进研究的深度。

二 重视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

关于史学是否应该面向社会和现实,可以发挥哪些方面的功用,应该接受怎样的制约等问题,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文革”结束之初,不乏鉴于惨痛的教训而否定者。随着学术环境的好转,研究者则从学理上分析史学学术品格与社会价值品格的对立以否定史学的社会价值[8];而肯定二者之联系者,多强调史学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9]。对于这一复杂问题,白寿彝及其后学结合纷繁复杂的史学实践,即在史学史的深入研究中,旗帜鲜明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第一,既肯定史学的社会功用,也清醒地看到史学根植于社会的现实。这从两个言简意赅的理论命题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一是“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脱”[4]28;二是“与时代互动是史学发展的动力”[10]。

第二,对于史学之社会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关注史学有哪些方面功能转向史学为何有用、历史何以有用。关于史学有哪些方面的作用?其论述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一、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史学与认识历史、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积累、史学与人生修养、史学与历史教育、史学与以史为鉴等方面;二、今人将史学作为记录、承载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化之流,根据时代进步不断发掘出其本身所蕴涵但又不为古人所特别意识到(并非完全未意识到)的作用。尤当注意者,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集体修撰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11]一书,在世界史背景下看待历史文化认同之于民族凝聚的重要性,也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关于由史学为何有用到历史何以有用的问题,刘知幾指出:“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12]303-304实即从认识主体借由史学而自我反省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史学缘何有用。史学为何有用,追根溯源,则需要回答历史何以有用。刘家和说:“‘今’是‘古’的延续,‘今’不能凭空而起,对于‘古’必然有所继承;历史不能割断,‘古’‘今’是相沿而来的。唯其相沿,所以可以为用。”[13]

第三,特别强调史学致用与求真的辩证统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群体对于中国古代史学重视社会功用而并重求真之传统的表现、内涵和诸家论述有了充分的分析,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五章专论“历史知识的运用”,系较早在史学史著作中予“中国史学之求真与致用传统”以“专门而充分的论述”[14]373。在深入认识中国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在中外史学传统的深入比较中,揭示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固有限度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可以刘家和所撰《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等文为代表。鉴于学界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之关系的认识不乏亟待辨析者,刘家和打破各家论述的内在逻辑,主要谈及以下三点。

一、坚持史学求真与致用乃史学本身所固有之属性的两面,二者不可分离。刘家和指出,史学作为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真,而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服务,其目的在于求善。这明确地将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加以区分,避免了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举的常见做法。因为价值必有主客体的相对性,所谓“学术价值”针对史学自身的不同部分而言,而“社会价值”则针对史学整体而言,二者逻辑层次明显不同。进而,他从逻辑和事实两个维度,分析论证了史学“即用见体,即体见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13]的特性。这一认识,与某些学者“求真与致用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它们实际上是可以分离的”[15]的见解,是显著不同的。

二是严格区别史学之“致用”与“滥用”,进而对于借所谓“文革”史学否定史学之致用的看法加以否定。刘家和在分析史学之致用与求真互为条件时指出:“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史学不须求真也能致用,过去这样致用之例甚多。我们说:不求真的‘史学致用’,不是真的史学的致用,而是假史学的致用或史学的滥用。这里的界限必须清楚。”[13]瞿林东对此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文化大革命’以后,有很多朋友讲到史学要超越政治、远离社会,以弄清历史真相为唯一目的,否则就会像‘文革’中那样被利用。……其实,‘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不是史学的‘繁荣’,而是史学完全被践踏的结果。‘儒法斗争史’是政治,是打着‘史学’的旗号,披着‘史学’的外衣的一种政治行为。”[16]二者均将史学的致用和滥用加以区分,否定“文革史学”为真史学,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三是对致用加以层次区分,澄清人们有关“考据之学不关致用”的一般误解。对于考据之学,专注宏观思辨、社会关怀强烈的学者,多认为其“无用”;而欲论证史学可以“只问真不真、不问用不用”的学者,则以其为论证之资。刘家和就此指出:“史学致用有两个层次:其一层是为社会所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致用;其二层是为史学发展自身所用”,二者只是直接致用与间接致用之别,并非致用与不致用之别,并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关系是“磨刀不误砍柴工”[13]。这一认识,对于克服二元对立地看待微观考证与对现实有启迪的宏观思辨研究,不乏启示。

三 持续关注历史知识普及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连接史学与社会桥梁的历史教育工作,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在北师大史学所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大量专题论文的持续发表、主题讲座、决策咨询、历史纪录片等,还表现在:(1)主办专门刊物《史学史研究》,一直将“历史教育”作为核心采编内容之一;(2)通过人才培养,推进相关研究,如指导《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20世纪历史教育研究》、《宋代书院历史教育研究》等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撰写;(3)多次举办相关专题的专门学术会议,如“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社会化和社会进步”(2010)、“历史·史学·社会”(2012)等。在实用理性至上、人文学科被轻忽的当前,有关国民历史教育内容的体系选择、施教方式存在较多争议,历史知识普及现状引起史学界焦虑、纷争的情况下,重温其中某些理论色彩突出的论述,当有助益。

第一,从理论上高度重视史学普及工作,强调普及与提高二者的互相制约和互为促进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概论》编撰者便明确指出:“如果普及工作不能提高,那就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史学水平的提高;当然,史学普及工作的提高,是不能离开史学提高工作的指导的。这是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2]412在201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刘家和在大会发言中又特意讲到:“提高,首先在于研究的深入性,包括微观的历史考证和对于历史当下性意义的领悟的两个方面。没有深入,就谈不上提高。普及,包括正负两个面向,当前尤其要防止历史的滥用倾向。具有正面价值的普及,则要很好地思考‘深入浅出’的问题。因此,历史学家首先要时时给自己‘立法’,培育自身的独立自主精神,养成研究历史和传播历史知识的自律态度。”[17]强调史学家所应有的态度和肩负的责任,这是推动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总的认识前提。如果具有专业素养者不积极主动地与出版方、传媒合作,承担起普及历史知识工作的重任,期待从非专业工作者那里获得“深入浅出”而又能反映学术前沿的普及成果,无疑是妄图不劳而获的守株待兔。

第二,从社会全局看待历史教育的地位,阐述历史教育功能发挥的内在机制。《白寿彝史学论集》第二部分“历史教育”,收录的论文即多达20篇。作者特意指出,他意在超越历史知识传授,从更为广泛的层面看待这一问题[18]题记。白寿彝全局在胸、立意高远,为后来者指示了研究方向。刘家和所撰《论素质教育与历史教育》一文,采用语义考辨、逻辑分析、历史比较相结合的方法,由辨析“素质教育”、“历史教育”,进而论及“历史的专业教育”与“历史的素质教育”,两者哲理意味浓厚而不脱离史学与教育的实际。首先,指出素质教育的性质在于基础而非专业性,本质是调整原有知识的有序安排,没有任何专门性的目的。其次,指出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皆具有社会性、历史性,这正是素质教育与历史教育得以联系的内在基础。历史的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又依赖于人的素质的发展,人的素质得以超越自身的关键则在于人对于历史的自觉,这种自觉的培养则来自于历史教育。最后,指出历史的教育包括历史的专业教育与历史的素质教育,两者相互联系而又各有其不同的使命。“历史素质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培育人民对于本国或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的情感与自我超越的自觉”,历史素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最好的施教方式是“润物细无声”[19]77-88。此文析理透彻,史学工作者、教学论研究者、教育决策者皆能从中获得启发。

第三,把脉历史知识普及的症结,澄清误解,呼吁重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鉴于史学普及工作主要由通俗历史读物承担,《史学概论》撰稿者明确指出:“所谓‘通俗’,它往往被看作是肤浅的同意语,这是不恰当的。有的作品,拼拼凑凑,粗制滥造,也被目为‘通俗读物’,那简直是对通俗读物的亵渎。我们认为,所谓‘通俗的历史读物’,应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一般读者都能看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有一些新的收获。”[2]410针对专业工作者对于通俗化工作的误解和消极态度,白寿彝特意强调:“我们研究历史,成个专家、成个学者,不是要高高在上,而是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更好地把历史介绍给群众。正因为专家们研究得比较深了,才能更好地用通俗的语言跟大家说清楚。……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并不表示你的水平低了,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可以说是水平更高了。因为这表示你能深入浅出。深入不一定能浅出,而浅出却必须先有深入,是很不容易的。”[20]克服认识的误区,正视通俗读物的价值,是更多史学工作者参与这一工作的认识前提。这一认识,不仅为今日的一些史学理论工作者所认可、深化阐述[21]38-50,也为一些具有深厚专业素养的百家讲坛主讲者所一再强调[22]。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认识背后,也反映了论者学术评价观的开放。这与近些年来科研评价重研究而轻普及是不同的。

第四,敢于批判各种乱象,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新时期史学普及工作的开展,虽然其总体面貌并非像有些学者所批判的那么严重,但内容媚俗、语言戏谑、史观偏差等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其根源则在于名利的追求和学风、社会公德的败坏。联系到《史学概论》关于撰写通俗历史读物的三条具体建议,即“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书中”,“不求面面俱到,而应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在文字表述上应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2]410-411,足见这一学术集体对这一工作的关注是持续而严肃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史学普及工作的表现形态和方式已远远突破了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所存在的问题也远比单一传播载体时代复杂而影响也更为广泛[23]。一个尤为严峻的现实是,一些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网络写手、传媒制作者一味地迎合部分大众的低级趣味、市场卖点,宫闱秘闻、权术争斗、帝王将相充斥于“论著”和荧屏,遑论充分吸收20世纪史学变革以来严肃、严谨的研究成果。怎样看待并解决其中的问题,引领史学普及工作的健康发展,前述“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的基本原则仍然不乏借鉴价值。

作为有着独特学术传统传承的学术集体,北师大史学所史家们的不同代际、不同个体间学术共性中必有其鲜明的个性。如白寿彝作为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在中国通史、民族史、史学史等多个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其在史学功用论方面的研究,留下精深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处处展现了擘划者的角色,给后继者留下了大量的充实空间。刘家和则以其深厚的小学功底和语言文字素养,在中西历史比较中逻辑论理,直面史学实践和思想史上的重大核心理论挑战,足为来者之轨辙。瞿林东承继通识家风,敏锐把握时代和社会的脉搏,站在文化传承、民族认同、历史前途抉择、民众素质提升的高度,严肃看待史学普及工作和历史教育事业,字里行间饱含良史之忧。本文展现的如上认识,仅仅是他们及其所在学术群体在史学功能论上的若干方面,不过已足以表明这一事实:有社会责任感的“学院派”史学家从未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国家、民族孤立起来,而是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如何更好地履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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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Function Theory since 1980s

CHEN An-m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Since the 1980s,many scholars of Institute of Historiograph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uch as BAI Shou-yi,LIU Jia-he and QU Lin-dong,have continuously and seriously discussed on many aspects of the problems in historiographical function theory.Despite of their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s and academic styles,their research on this issue shares some common features:firstly,the issue is viewed from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Secondly,great importance are taken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relations between truth-seeking and application.Lastly,clos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practice on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service to society.As an academic community with the unique academic tradition,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oretical books are 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ongoing causes.

historiographical function theory;Institute of Historiograph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AI Shou-yi;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and society;historical education

K09

A

1000-5315(2016)03-0040-06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6-01-04

陈安民(1984—),男,四川通江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