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与史学史（上）

2015-03-23时培磊史雪

天津史志 2014年4期

时培磊　史雪

摘要：方志学和史学史同为独立而又完整的学科体系，各自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二者皆源自历史学，在产生、发展历程及研究方法和理念等方面颇有诸多相通之处。当下，开展方志学与史学史的跨学科研究，既可以引领新的研究范式，又能推动各自学科研究的深入，还会有益于整个国家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方志学史学史跨学科文化

中国不仅地大物博，而且历史悠久，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方志学和史学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中国的学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也经历了近代艰难的转型。随着西方学术理念和话语的传入，中国近现代学术便在新旧、中西之间成长和发展起来。而方志学和史学史亦借此春风，深入研究，亦被列于20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学科行列之中。因此，搞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对于学术进步和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

一、什么是方志学

方志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方志的一门学问。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方志学则是晚近才出现的学科，它是从历史学学科发展中独立出来的一门学科。从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方志学，它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同其他学科体系一样，方志学也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方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方志，所有与方志产生、发展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归入方志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方志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清理我国自古以来的方志资料，归纳方志的发展历程，进而总结其规律，更好的指导和促进方志编修的实践活动。

方志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都是围绕方志这个中心而展开，所以在具体研究的内容上也完全以方志为目标。在研究活动中，清理方志资料就是要搜集和整理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由于历史的原因，不是所有的方志资料都彰显于世，这就需要对我国自古以来的方志资料进行发掘和整理。对于现存的地方志资料更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包括研究方志的编修人员、编修方法、编修过程、记载内容、编修思想、编修意义、编修影响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整理和研究方志的这一个个“点”之上，还应该将这些“点”联结成“线”，将中国方志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再总结方志的发展规律，并提炼出方志编修的理论与方法，进而为当今的方志编修提供指导和借鉴。对于当下的方志编修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也应该是方志学的研究要义之一。比如像方志评论，对于规范方志活动、评价方志工作都有重要意义，自然是方志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中国方志学史

中国的方志资料浩如烟海，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开展中国的方志学研究尤其重要。中国的方志产生很早，但并非出现方志即意味着方志学的诞生。方志学是伴随着方志的修纂实践进行不断的理论积累，发展到具备一定基础，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之后，才最终成型的。

通常认为，方志之名最早来源于《周礼》，周官五史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后世学者一般将“四方之志”简称为方志，方，地方也，志，记录也，方志由此肇始。此后直到两汉时期，才出现具备现代方志内涵的书籍。《隋书·经籍志》中记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1]由东汉光武帝所诏撰的郡国之书，就是方志的开端。撰写方志，也就成为史官之“末事”，是记录人君之举之余广其所记的结果。

随着方志类书籍的不断增多，在纂修方志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对方志性质、作用和修志方法等理论问题的探讨。东晋时，常璩在其所编修的《华阳国志》中就提出了方志要起到维护纲常礼仪等五种功能。隋唐时期，一些学者提出了方志编修的原则应该是求实无讹，并要具备“资治”的功能。宋元时期，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方志的源头，而且不再简单地认为方志是地理书或者历史书，方志的功能也扩展到“资政”“教化”和“存史”三个方面，并对方志的体例和编纂、资料的收集，修志人员等方面均提出了要求。[2] 当然这些论述尚未构成方志学的系统理论，但却为方志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关于方志学理论的探讨开始逐步走向深入，并最终促成方志学的成立。

随着清朝开始纂修《大清一统志》及谕令全国纂修方志，关于方志学的探讨热潮逐渐兴起。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不仅直接推动了全国的地方志的修纂，而且激发了地方官、士绅、学者纂修方志的责任感和主动积极精神，奠定了方志学理论探讨的基础。特别是康熙、雍正时期围绕初修《大清一统志》展开的关于纂修方志和续修方志必要性的认识、方志撰修基本原则和态度的问题、方志性质与修志义例等等方面的探讨，都对清代的方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乾隆年间章学诚力主方志为一方全史，并按志为史裁的原则研究修志义例，与主张方志应重于考证沿革的戴震、洪亮吉一派辩难争议，形成了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其思想渊源就是直接承袭了康雍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时期已经形成的有关见解。[3] 章学诚对方志学的形成居功至伟，主要贡献在于其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和修志实践，梁启超曾评价称：“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4] 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全史”，将方志的性质进行了阐释，并且认为方志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和总结一方的历史。章学诚还论述了编修方志的原则和方法，并且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另外，他还从事了30余年的修志活动，其中以《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和《湖北通志》最具代表性，并以修志实践丰富其方志学理论。

时至近代，中国方志学逐渐走向成熟，对于方志的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都有深入的研讨，形成了较为活跃的方志学理论研究局面。梁启超是近代方志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方志学”的名词，并且对方志的性质、渊源、功用和编纂方法都提出了开创性的看法，引领了方志学研究的潮流。近代还对中国传统的方志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对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出现了诸多的方志学专著和论文，涌现了大批的方志学家。寿鹏飞、黎锦熙、吴宗慈、李泰棻等，都是近代做出重要贡献的方志学家，特别是朱士嘉的《中国方志综录》和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是近代方志学发展中里程碑式的论著。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志学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在贯彻马列主义的原则下，方志学界开始倡导用新思想、新认识和新方法进行新方志的编修与研究。“如何认识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如何编纂新方志，如何利用地方志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 等问题，成为新时期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中的热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编修新方志的热潮，现代方志学也进入全面兴起的发展阶段，不仅继续深入探讨方志学的基本理论，而且还对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进行了研讨。从20世纪末至今，方志学进入了系统和深入发展的阶段，大批的方志学理论专著与论文纷纷面世，方志编修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代方志学既奠定了方志编修的组织基础，也培养了大量方志学人才，而且在方志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3. 方志编修的理论与实践

编修方志是方志学研究的落脚点，同时，方志学的理论需要运用到具体的方志编修实践中去，而编修方志的实践活动又可以丰富方志学理论。

（1）方志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进行方志的编修，首先应该重视资料的收集工作，这是编修方志的基础。收集资料时，应该重视对本地原有资料的搜集，包括古代的方志、相关的古籍、近代的书刊等。其次，要注意对档案文献的发掘和收集，这是编修方志的可靠依据。同时，还应该注意实地的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既要包括对遗址遗迹的考察，也要包括对普通民众的口述资料收集。资料收集时既要注意搜集范围的广泛性、材料来源的多样性，又要注意辨别材料的可靠程度，尽量掌握原始资料。

方志资料的整理工作可以在收集的同时就逐步展开。进行资料整理是为了编修方志时更方便的加以利用，并且要遵循科学的整理原则的方法。首先，要对收集来的资料进行归类整理，一般常用的方法是制作统一的登记卡，进行材料登记。就是将资料按收集来的日期顺序，记录资料的名称、来源、摘要、类型等内容。然后，进行资料的汇编。根据不同类型将资料进行分类汇总，比如资料的存在形式、出现时间、内容主题等等，从而便于保存和使用。最后，则是资料的考证和选用。这就是在研究和使用过程中对资料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深加工，以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当然，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进步，计算机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资料收集和整理过程中来，可以更加方便的进行资料整理，并且通过文字录入、拍照等手段能够更加长久的保存资料。计算机技术还可以在编修方志时快捷的查找和调阅资料，大大节省人力资源。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方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也会与时俱进。

（2）方志编修的理论原则

关于方志的编写原则，1980年4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要求是“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6]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地方志编修提出的新要求。2014年4月，李克强同志作出批示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7]这是对新形势下我国地方志发展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存史、育人、资政”是地方志编修的三维目标，“修志问道，以启未来”明确了地方志编修的基本价值取向。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要求，方志编修应该遵循以下基本理论原则。

①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前，方志的编修基本上都是站在当权者立场上的，多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现实政治服务。然而，长期的历史发展事实已经证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主，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方志编修工作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科学客观地记述社会主义新方志。新时期的方志编修工作，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方志编修还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②继承与创新

当今新方志的编纂工作过程中，并不是完全抛弃过去方志的编写方式和原则，而应秉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客观态度。我国古代方志的编写内容涉及广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有记载，这为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说，在该方面，方志学的学科综合性很强。故我们应继续发扬此优势并加以发展，充分发挥其内容丰富详实、学科领域跨度大的优点，并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要求进行新方志的编纂工作。例如编写“专志”。旧的方志虽涉及面广，但多为统治者和政治服务。如今，我们编写各门专志，不仅记载政治领域，还要突出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要性和特点。此外，在编写方志过程中进行分门别类时，可以将经济、政治等门类更加细化具体，如经济还可划分为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等。因为各行各业、各门各类的研究内容、社会地位、发展方向都有不同和侧重点，所以不可能有统一模式来规范。同时，这样细化的“专志”编写也进一步发展了方志内容丰富的特点，也为今后的历史研究提供更真实详尽的资料，更总结了古代社会发展各领域、各门类的经验教训，对指导当代国家和民族发展都大有裨益。

此外，我们不仅要继承过去方志编写的优良方法和原则，当代新方志的编修更要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并结合时代精神和地方特征。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指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集中表现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但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中的现象都代表着时代精神，只有那些代表时代发展潮流，标志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历史的特点，就是它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发展，推陈出新。因此，方志学如若不想被淹没于历史进步的大潮中，其研究发展必然要秉承时代精神。同时，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人们在文明创建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优良品格，是激励民族奋发图强、振兴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构成同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中，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也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是故，在继承过去方志优良传统的同时，我们更强调结合时代精神，突出地方特色，走出一条方志创新之路。突出地方特色就是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地方特有文化资源。进行地方文化研究和资料整理时，不必拘泥于传统编写方式，应着意突出地方特色。如陕西延安、江西南昌和河北西柏坡等地的“红色文化”；广西、云南和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甘肃、宁夏的“丝绸之路”。如以“丝绸之路”为例，“丝绸之路”的地方研究不仅可以联系古今，还可以沟通中外，将研究视野拓宽，在与周边中亚、西亚诸国的交流中探寻地方新的文化点，体现方志编修的新特点。

③严守志体，秉笔直书，寓论于述

自古以来，秉笔直书就是我国修史的优秀传统，方志也不例外。编写方志首要原则就是客观求实，坚持如实记载，不妄加分析，不作专业知识介绍，不擅作论断。重在自身行业或事业的记述，不记或尽量少记有间接关系的事物，只负责志书本身的任务内容。当然，撰述纯客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只是作为复制历史的机器也并非历史研究的初衷，任何人都会受到时代背景、个人知识水平和文献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们应该力求真实客观，并且做到寓论于述。也就是不直接阐明观点，但要寓观点于资料的记述之中，用翔实的资料来说话，用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资料来体现正确的观点。这一原则，也是由志书的资料性、真实性和著述性所决定的。

（3）方志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

无论是在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方志学在社会实践、研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系统理论，其最终目的还是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方志理论与实践之间其实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在实践丰富理论方面，清代的浙东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浙东史学，在清代史学发展中占据一席重要之地。清代许多有价值、有创见的史学观点多出自浙东史学。“特别是吕东莱的文献之学，陈博良、叶适的经制之学，陈亮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清代浙东史学影响尤大。”[8] 仓修良先生在《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一书中根据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将浙东史学的特点归结为：一是反对门户之见，二是贵专家之学，三是主张学术要经世致用。这里我们突出的是浙东史学的经世致用，这一特点在不同代表人物身上表现不同，与其所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在黄、万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黄宗羲在清兵南下后，曾纠合同志共同抗清，组织世忠营，据四明山寨防守，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明朝既亡，即闭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奔走国难，死里逃生，不受清朝的诏旨，坚持‘身遭国难，期于速死的爱国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具有十分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他总结了东林、复社的思想，树立了富有启蒙色彩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9]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种动荡背景下，黄宗羲丰富多舛的反清复明经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其形成这种学术思想理论。

在当代社会，方志理论研究对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也有着很大指导作用。“山东枣庄所据旧志资料发现了优质漆树；江苏常熟从地方志中找到了发展鳗鱼的信息资料。四川什邡县兴办山茶花社，陕西柞水县开办银矿，无不得益于地方志。我国科学家竺可桢关于两千年中国气候变化规律的著名论文，很多论据来自地方志资料。”[10]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方志理论研究对现代社会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突破与发展。

二、什么是史学史

从简单的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史学史就是历史学的历史，那么广义上的史学史就应该指整个世界范围内历史学发展的历史，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史学史则将范围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主要关注中国史学史。

1.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因此，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指历史学产生、发展以及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探寻每一时期的修史制度、重要史家、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书体裁、体例的变化等。通过整理汇集这些史料和思想，总结出史学发展规律和思想特性，从而更好地指导历史学的研究，指明方向，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了解了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可以得知其研究内容必然是以历史学为中心展开的相关领域的研究。目前，史学史学界关于研究内容的总结并未完全统一，但大体上来讲，一般认为包括以下几项内容：即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学评论、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等 [11]。

（1）史学史所要研究的历史观是指历史上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系统的历史理论和重要史家的历史观点。主要是解决历史如何发展变化，及其动力、原因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观点，以期更好地指导人类的发展。

（2）史学思想是对历史学本身的一种客观认识，主要研究历史的性质、功能、研究方法等。它与历史观相互联系，历史观提升于史学思想，并系统化、理论化地概括出史学思想。但二者的认知对象不同，很明显，历史观认知历史，史学思想研究历史学。

（3）历史编纂学以历史典籍为主要对象，揭示典籍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客观整理和表述真实的历史内容，涉及历史编写方法、体例和语言组织方式等。

（4）中国史学发展始于官方，因此研究中国官方史学发展历程对于现今史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主要涉及官方的史官和史馆设置、历代修史的制度和措施以及官方对史学的政治性干预等。

（5）史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史家的努力与实践，研究史家的史学活动就是形象、具体地活化历史观、史学思想等理论概念，从社会角度反映史学的发展过程。

（6）史学评论属于历史学的反思学科的一类，这种评议和反思对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这是在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历史后对史料进行辨伪存真、评定分析后提升史学理论和观点的一个过程，是史学家对自身的史学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研究，以考察史学实践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并评论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7）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事物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史学作为一门极其重要的学科，自古以来就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因素有着密切联系。研究史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史学的演进过程，并更好地发挥其与各领域的相互促进作用。

（8）史学发展的运行机制，即探寻史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只有明晰史学是在怎样的一种机制中运行和发展的，才能有效把握史学发展和研究方向，突出其积极影响。

这八项内容相互联系、有机结合、不可分离，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结构类型。只有明确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学科内容，从而搞好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

2.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和研究意义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因此，史学史的历史任务也可谓任重而道远，其学术任务与历史产生发展脉络密切相关。首先，在研究某个学科之前，基础性任务就是收集和整理资料，所以清理相关史学资料是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更何况我国史海浩瀚，故分门别类、去伪存真地发掘和考察史学资料是必然前提。其次，掌握了较为完备的史学资料后，就要将历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状况进行具体、清晰的表述和分析，使分散的零星史实以连续、完整而又清楚的史学发展过程向人们展现出来。最后，史学史作为一门学术科学，不可能仅停留在史实整理和阐述方面，更重要的是深化史学思想，表达深刻史观。同时，史学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还与其他社会科学及社会因素密切关联、相互影响。因此，从历史发展和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中提炼史学思想，归纳史学发展规律，也是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任务，是史学史研究相当深入的一个必经之路和重要表现。从历史中凝结出重要思想观点和规律，才能更好地引导史学研究发展和社会进步，别开生面。

中国史学史虽然学科成立较晚，但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起伏而又扎实的发展起来，因此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首先，在学术方面，史学史的产生和发展丰富了历史学学科门类和理论体系，使研究方向呈现多元化，完备了学科体系结构，有助于学科研究的全面与深入。同时，由于史学史与其他社会因素和学科门类密切相关，故有利于对其他历史学科，以及社会科学进行补充和完善。其次，在社会人文方面，有利于形成求真求实、坚韧不拔的认真学术精神，培养一批勤奋敬业、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史学人才。最著名的可以说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编著《史记》的过程中不幸遭遇人生变故，被处以宫刑，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但他不畏强势，反而愈挫愈勇、发愤著史。同时，仍恪守史家原则，秉笔直书，客观记述历史，并不过多掺杂个人感情。这种精神不论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还是常人角度都由衷令人钦佩。“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2] 这些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不仅对后世有着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工作岗位的人们也有相当的激励作用。（未完待续）

注释：

[1]魏徵等：《隋书》卷33《经籍二》，中华书局，1973年，第982页。

[2]陈佳祺、汪桂琴：《试述中国古代方志学理论和思想》，《云南档案》，2010年第5期，第5页。

[3]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第121页。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2页。

[5]许卫平：《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2期，第9页。

[6]胡乔木：《把历史著作的出版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讲话的部分内容》，《出版工作》，1980年第7期，第2页。

[7]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

19/c_1110315590.htm

[8]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5页。

[9]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00页。

[10]要子瑾：《地方志编纂系统工程——方志学》，《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S1期，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