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娣　谷野平（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29）



论《喜福会》中他者化的中式婚嫁习俗

赵娣谷野平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文章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他者”的角度对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中的中式婚嫁习俗进行了论述。谭恩美完全将中式婚嫁习俗他者化，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的东方主义色彩，她之所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他者化，主要受华裔和作家双重身份所限。

关键词：《喜福会》；“他者”；中式婚嫁习俗

一、引言

谭恩美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长篇小说《喜福会》是她的成名作，主要描述了解放前夕从中国大陆移居到美国的四位女性的生活经历，以及与她们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们之间的感情冲突。在西方人眼中，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的，与西方文化不可相提并论，作为第二代华裔美国人，谭恩美显然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将中国传统文化他者化。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喜福会》中他者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如阴阳、五行和风水等，本文主要从后殖民主义理论“他者”的角度，结合文本分析，对小说中的中式婚嫁习俗进行了具体探讨，指出其他者化的身份，带有神秘的东方主义色彩，以及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华裔和作家双重身份。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他者”

“他者”属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概念，与其相对应的则是“自我”，赛义德在他的东方主义中对此做了阐释，西方作为殖民者，是“自我”，具有优越性，而东方作为被殖民者，是“他者”，具有落后性。赛义德指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1](P8)西方之所以将东方看作为他者，目的是对东方文化的控制与重建，以此来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捍卫自己的权威。

“他者”东方形象是西方借以实现自我意识的手段，就如同黑格尔所定义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主人是“自我”，奴隶是“他者”。黑格尔指出：“一个纯粹存在着的自我意识与一个以物的形态出现的非纯粹自为的意识虽然最初是不等同的，并且相对独立，但他们都是主要的。不同的是，前者是独立的，他的本质是自为存在的，后者是依赖的意识，他的本质是为对立而存在，前者是主人，而后者是奴隶。”[2](P41)人为了提高自我意识，就必须扬弃奴隶的存在，相同的，西方为了提高“自我”地位，就必须构建东方“他者”身份。自身优越感都是建立在比较之上的。

三、《喜福会》中他者化的中式婚嫁习俗

中式婚嫁习俗是汉传统文化精粹之一，具有美好寓意。中式婚礼极其繁复，其为“三书六礼”，“三书”分别指“聘书”“礼书”“迎书”“六礼”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与亲迎。《易经》的《渐》卦中说：“女归吉，利贞。”[3](P308)六礼缺一不可，此为明媒正娶，以示对美满婚姻的企盼。作为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小说《喜福会》中完全将中式婚嫁习俗置于一个他者的境地，母亲龚林达和许安梅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说明。

（一）他者化的“红蜡烛”。作者将龚琳达成亲时的“红蜡烛”描绘成一个魔咒：“它意味着我岂但不能离婚，即使天余死了，我也不能再婚。这根红蜡烛似就此永远用它的烛油，将我黏在丈夫身上，黏在洪家，永无解脱之日。”[4](P325)在中式婚礼中，“红蜡烛”亦称为龙凤喜烛，一阴一阳，具有祥瑞之意，人们用它来见证爱情，祈福婚姻，希冀幸福。而且喜烛必须在洞房以前就点上，以祝福新人永结同好，永不分离，白头偕老。而依作者的描述，“红蜡烛”俨然变成了束缚新娘子的锁链，承载了她今后的命运，一经点燃，她就会永远被所在牢笼之中，永无脱身之日，这正是他者形象的体现。

（二）他者化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有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5](P147)古代男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由媒人说和。在中国古代时期，未出嫁的女子鲜少有机会外出，女子抛头露面乃为非礼，而且父母的阅历广，识人真切，易谋得良缘。《诗经》中有论断：“娶妻之如何？必告父母。娶妻之如何？匪媒不得。”[6](P88-89)汤显祖的《牡丹亭》中也有类似的描述，秀才可记得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7](P175)由此看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在《喜福会》中，作者以许安梅的视角表达了对此习俗的不赞同，描写媒婆“脸庞粗糙得就像开裂的树皮”，[4](P31-47)洪太太则是“一对骨碌碌的睁得滚圆的眼睛”[4](P31-47)细细察看许安梅，在当时，自由婚姻都“被指责为伤风败俗”。[4](P31-47)在现代人的思想中，另一半是要与自己携手一生的伴侣，必须得自己亲身相处过和了解过，而和一个素昧谋面的人结婚就是无稽之谈，很荒谬。与自由婚姻相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一个纯粹的他者形象。

（三）他者化的“八字合婚”。所谓的“八字合婚”是指将男女双方各自的生辰八字写在庚帖上交换测吉凶。八字就是生辰八字，每个人的出生日期都有年、月、日、时四部分，每一部分占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各一个字，共八个字。我们中国有五行说，世间万物金木水火土，或相合相生，或相克相冲。天干地支记录了五行之气的状态，所以合婚就是测五行是否和谐，目的自然也是企盼婚姻的幸福美满。我国南京就有这样的民俗：“男家欲迎娶，先将男女八字送星家诹吉，必使无冲犯，无刑克之良辰，以全红柬上记新人沐浴宜何时、水倾何方，新人上轿何时，合卺何时，避忌何人，谓之送日子。”[8](P536)

然而在小说中，原本的良辰吉日却成了不祥之兆，日本人逼近，雨水淅淅沥沥，雷声隆隆，闪电咆哮。由始至终，许安梅和洪天余的婚姻都预示着破灭，可笑的是婚礼主持居然还宣说两位新人的八字相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里的“八字合婚”毫无权威可言，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伊始。

（四）他者化的“另嫁。寡妇另嫁也叫作“再蘸”，在古代这是非礼的。《礼记》中有这样的叙述：“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9](P325)在民间也有“好马不备二鞍，烈女不嫁两男”的说法，寡妇另嫁是为不贞，无论于个人或是家族，都会蒙羞。然而，这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道德观，从某种程度上说，寡妇守贞是对丈夫与整个家族的尊重，是对道德与文化的尊重，甚至是对自身的尊重。可在谭恩美笔下，许露丝的外婆是这样指骂母亲许安梅的：“你这只妖精，不老老实实地在家守寡，却去做人家的第三房姨太太，还想带走你的女儿，跟着你，她也会变得像你一样丢人现眼的，会一辈子也抬不起头的。”[4](P31-47)还有许露丝舅母对安梅的评价则是：“这个连祖宗都不认的女人，这个贱女人。”[4](P31-47)就这样被称作“妖精”，被说成“连祖宗都不认”“贱女人”，这是极大的侮辱。

在现代，寡妇另嫁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根本不会有谁予以阻挠，只取决于你自己的意愿，这也算是西方价值观中个人主义与民主的体现。然而在中国古时，女子一旦婚配，就不得再改嫁，除非是被夫家休弃，否则即使丈夫去世了，妻子也绝对不可以再嫁，此为守贞，贞洁对于古时女子而言重于一切乃至生命，另嫁则是大忌。这个习俗就是一种对女性的压迫，对女性人权的侵略。不言而喻，这里又形成了一组鲜明的“自我”与“他者”的对立。

四、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他者化的原因

（一）美籍华裔身份——边缘人。作为第二代移民，谭恩美接受的是美国教育，接触的是美国文化，属于一个文化边缘人，而正是由于身份的尴尬，她与美国当地人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为了填平这种差异，华裔要努力跟随美国文化的脚步，有意识地拒绝一切中国文化，无论言行或是思想，都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就像谭恩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将人们完全同化，而忽略中国的东西。而且就作者本身而言，她无法直接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仅仅是从父母那里略有体会，也不可能真正地有所了解。

美国一直将中国看做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他者形象，在美国人的观念里，他们美国文化就是优越先进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落后守旧的。从这一点分析，谭恩美将中国传统文化他者化也是理所当然的。

（二）作家身份——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喜福会》一书的主要读者显然是西方人，而西方读者所向往的正是神秘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描述，只要神秘感十足，其他的东西没有人会去深究的，特别是其真正的实质。从19世纪开始，中国和中国文化都与世界相互脱离，在西方人的思维中，中国就是封建与落后的代名词，而西方读者所感兴趣的正是其封建、落后之所在，所以当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诸如阴阳五行、神话传说和儒道思想之类，就会激起他们思想中神秘感的共鸣，他们从中获得的不是文化精髓，而是相较之下的优越感。因此身为作家，谭恩美需要竭力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来获取作品的成功。

五、结语

《喜福会》是现代极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其作者谭恩美则是现代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之一。可以说小说《喜福会》的成功极大地取决于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他者塑造上面。通过他者化中国传统文化，谭恩美向读者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神秘的东方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华裔，她具有中国血统，之所以要塑造他者中国，主要原因就是受美籍华裔和作家两重身份的制约，既无法切身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违背读者的期望，他者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此而生。

参考文献：

[1]赛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黑格尔，著.段远鸿，译.读懂黑格尔的第一本书：《精神现象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1987.

[3]臧守虎.《易经》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白平.孟子详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6]严明.《诗经》精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胡朴安.中国风俗（上、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

[9]丁鼎.礼记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王占峰]

The Othering Chinese Marriage Customs in the Joy Luck Club

Zhao Di Gu Yeping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116029）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Chinese marriage customs in the novel the Joy Luck Club written by Amy T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of post-colonialism. Amy Tan has molded an othering Chinese marriage customs, and they reveal the mysterious Orientalis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henomenon is restricted by the author’s dual identity of an ethnic Chinese and a writer.

Key words:The Joy Luck Club; the other; Chinese marriage customs

作者简介：赵娣（1991-），女，辽宁庄河人，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谷野平（1965-），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17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2-006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