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山

《文史通义》中的师道与文道

□李子山

在清代乾嘉考据学风靡一时之际，书院教师章学诚逆风而行，写了一本令当时学坛振聋发聩的巨著《文史通义》。章学诚天赋鲁钝，但自小学习勤奋，23岁问鼎科场，七试不第，直到40岁才考上举人，次年中进士。先后在多地书院事教谋生。《文史通义》是一部有着120余篇文章的文史论集，从中显示了他的师道和文道。对当时及之后的语文教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一、阐述的读书之道对于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二、行文处理之法度颇有益于写作教学；三、他的语言风格，有助于后人借鉴。章学诚的深厚学力和丰富教学经验，不仅仅囿于《文史通义》，他的许多著作，主要如《清漳书院留别条训》《论课蒙学文法》等，对中国的语文教育乃至“浙派语文”的影响，亦是至伟至深，十分难能可贵。

章学诚 文史通义 师道 文道 深厚学力

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独霸学坛风靡一时之际，有一位困顿不堪的书院教师逆风而行，写了一本令当时学坛振聋发聩的巨著——《文史通义》。这位教师就是卓然独立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这在“浙派语文”研究视野里是应当大书一笔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父亲章镳于乾隆四年（1739）从上虞县迁家至绍兴府城会稽县善法弄居住。不久，移家于山阴县塔山之阴辛弄（今故居开放，供人参观）。章镳，系乾隆七年（1739）进士。乾隆十七年任湖北应城知县，四年后因断案手软被罢官，贫不能归，遂侨居应城，主讲天门、应城等书院，维持一家生计。章学诚则随父读书。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藏书，并与往来朱门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遂大进。乾隆四十二年（1777）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增援授国子监典籍，自称“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乃弃去，终身未官。

章学诚天赋鲁钝且体弱多病，但学习勤奋，倍于他人。父亲虽历经坎坷，但对儿子的成长竭尽心力，尤其注意培养儿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父亲的熏陶下，章学诚尤好史学，“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已情乎史学”“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不得当”。他从馆师学习期间，曾偷偷尝试将《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后为馆师发觉所阻止。章学诚对史学的爱好和写作的锻炼，为后来撰写《文史通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学诚于23岁问鼎科场，七试不第，直到40岁才考上举人，次年中进士。父亲病故后，一家十五口的生计落在他身上。他自称“三十年来苦计谋食，借笔墨营生”。先后应聘主讲肥乡清漳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等，用现代的话说，是一位教龄不短的优秀语文教师了。其间他还应聘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49岁时，投书状元出身的封疆大吏毕沅，欲借毕沅之力编写《史籍考》。次年，毕沅任湖广总督，招章入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后又得毕沅资助，编篡《湖北通志》。章学诚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及编修方志。至于《文史通义》一书，在他中举前，于修志时已开始动笔。晚年，他携家带口回到山阴县城辛弄旧房定居时双目失明，只能口授由儿子代笔，直至去世。

《文史通义》是一部有着120余篇文章的文史论集。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才由他的儿子章华绂刻印成书。

章氏之学，以识见长。自谓“神解精识，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此话不夸诞。能见其大，是不局一端，举凡昔人所谓经学、理学、心学、文学之分而综合为一；能见其精，是贵专门，虽合昔人德行、文章、经济、事功诸学而自成一家。（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章学诚一生以教书、写作为业。写作虽专事修志，但能总结前人经验与不足，提出修志义例和理论，从而将修志形成一门学问——方志学。章氏《文史通义》中的《史德》《文德》《文理》《师说》等诸篇，对后世教学、写作都产生很大影响。现代学者胡适、郭绍虞等均对其做过深入研究并发扬其要义。

章氏《文史通义》的全部意义，另当别论。仅就其写作中所表达的师道与文道，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就很值得我们品味探究。

一、阐述的读书之道，对于语文教学很具指导意义

章氏在《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文理》中，认为“学文之事”“读书养气之功”是论文的前提，极言读书之重要：“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乐助之方，则其道矣。”以极简要的文字，尽述读书之益：养气、博古通今、亲师近友、取材乐助……确实，“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语）。人的所有的认知识见、精神成长，大多在读书中得到。但是，读书应如何读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章氏指出：“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他举例说：“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可谓取喻举例浅近，但却要言直中肯肇：一切皆在于“贵在自得”。而不是靠别人的传授，教师的讲说。这才是教学之根本法。

章氏特别强调：“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什么原因呢？“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一时有限之心手也。”意思是说，笔记一类之书，不能替代原著，应提倡读原著为好。

章氏对教学古诗古文，见解颇精。他说：“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于古诗，当自得之。”只有多读，才能品出个中滋味。读书百遍，不仅“其义自现”，其音韵亦能自知了。

章氏说：“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

章氏还不无感慨地认为：“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于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但若以“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则不足取”。……所有这些对读书的真知灼见，在《文史通义》中比比皆是。

二、行文处理之法度，颇有益于写作教学

章氏对写作中的文道关系、引述关系、文辞与志识之间的关系、古为今用的考证关系等均有精辟的见解。他在《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说林》中详有论述。如：“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术同而趣异者，子张难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说，张仪破苏秦之从，宗旨不殊，而新主互异者也。”他从“道同而术异”“术同而趣异”强调了文章表达的多样性。天下文章极尽变化。变是常态，变是恒定的。我们的写作姿态应当面对的正是复杂多变的写作任务去随物赋形，随情说理，深入细致地去体察不同的事物，不陷入一成不变的表达模式。

章氏对文辞运用之利弊，以喻见示，言简意赅。对“文辞”与“志识”这一写作根本关系的处理，有十分深刻的比拟。他认为：“文辞，犹三军也；志识（意义、认识），其将帅也。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旗壁垒一新焉，固未尝物物而变，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袭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在另一处则比拟为：“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轮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车，莫不然也。东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义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段我者矣。”

他还作了这样的喻解：“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如橙橘楂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病也。知此义者，可以同取异用，而不滞真迹者也。”

由于“文辞”与“志识”的关系在写作中地位之重要，故章学诚要以多度的类比，作反复的形象描摹，自然可以促进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在《文史通义》中对写作要义的阐述，可谓见解深睿、入木三分。

三、章学诚的语言风格有益于后人借鉴

章氏的《文史通义》一书包括对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的品评与校雠。文章疏畅条达，以议论胜。议论中以喻见示，言简意赅，形神兼备。在这方面也足以提升人们的语文素养。兹举数例说明之。

“学问成家，则发挥而成文辞，证实而谓考据。比如人身，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作。”（《诗话附录》）

“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陈琳为袁绍草檄，声曹操之罪状，辞采未尝不壮烈也；他日见操，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也。使为曹操檄袁绍，其工亦必犹是尔。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适燕与粤，未可知也。”（《言公中》）

“演口技者，能于一时并作人畜、水火、男妇、老稚千万声态，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千万声态，齐于人耳，势必有所止也。取其齐于耳者以为止，故操约而致声多也。工绘事者，能于尺幅并见远近、深浅、正侧，回互千万形状，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千万形状齐于人目，势亦有所止也。取其齐于目者以为止，故简笔而著形众也。夫声色齐于耳目，义理齐于人心，等也。诚得义理之所齐，而文辞以是为止焉，可以与言著作矣。”（《说林》）

以上各节，文中多以比喻，深入浅出，描摹之形象，规避了说理之文难免陷入枯燥之弊端；而言辞之生动，又可防止论述的说教味道。这样形成的章氏的语言风格，也大有益于后人的借鉴。

当然，章学诚的深厚学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绝不仅仅囿于《文史通义》这一宏著之中。他还有许多与教学（在古代主要是语文教学）有关的专著、言论。其中主要如《清漳书院留别条训》《论课蒙学文法》等。前者是他离开事教的清漳书院时对学生的训语。而《论课蒙学文法》则是在当时八股文体教育的大环境里，表达了章学诚与时人不同的一些见解，不主张局限于八股文体的教育，而是认为应以通过学习古文来教育学生。在这些著作中包含了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其中尤为脍炙人口、广为传颂的如：

“凡天下事，俱当求其根本，得其本则功省而效多，失其本则功勤而效寡。”

“学者工夫，贵于铢积存累，涓涓不息，终至江河。”

“人生诵读之功，须在二十内外，若年近三十或三十外者，人事日多，记诵之功亦减，自不能如童子塾时专且习也。然年齿既长，文义亦明，及此施功，亦有易于童年记诵之处也。”

“博学守约，万事皆然。即举业一道，博约二者，阙一不可。所谓守约，即揣摩之文，贵于简练，是矣。所谓博学，则泛阅之文，又不可不广也。”

“为童幼之初，天质未泯，遽强以所本元，而穿凿以人事，揠苗助长，槁固可立而待也。”

“童稚知识初开，甫学为文，必有天籁自然之妙，非雕琢以后所能及也。譬如小儿初学字画，时或近于篆籀，非工楷以后所能为也。”

……

总之，在章学诚的教育思想中有很多足以令人深思品味的师道、文道。特别是作为教师应当如何尊重儿童的天性，积极地依性引导，强调教师要从儿童的特点出发，帮助儿童打好根基。这在当时以死读八股文力求科举成仕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章学诚在“浙派语文”的历史发展中，确实有他不可小觑的一席之地。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教师退管中心 312000）

* 本栏目特约周一贯先生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