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多重苦难的叙事与承受
——余华《黄昏里的男孩》和《蹦蹦跳跳的游戏》之苦难生存态度

刘亚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余华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和《蹦蹦跳跳的游戏》尽管有着类似的苦难内容与叙事结构，但其中的人物在对待他人和自身苦难的态度和方式并不相同。对这两篇小说进行文本互涉解读，我们发现余华呼唤的是一种在无奈苦难现实中温和实用的反抗绝望、缓解苦难的方式，即人应该在有限的能动性中选择承受苦难前行，用温情善意改善苦难人生，避免人为的凉薄与施难。

关键词：余华；苦难；叙事；生存态度

苦难是余华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其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黄昏里的男孩》和《蹦蹦跳跳的游戏》，就有着相似的苦难内容与叙述结构。但这两篇小说也有不同的特点，即小说中的人物对待自身和他人苦难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反应，体现了人在苦难中不一样的自我选择。与此前的长篇小说不同的是，在这两篇小说中，余华的苦难意识和苦难生存态度有所转变，体现了其对哲学关怀下人的存在本相和出路的思考。将这两篇小说的文本进行互涉解读，有助于我们对余华文学创作中苦难主题和生存态度的理解。

一、嵌套式结构中的多重苦难叙事

《黄昏里的男孩》与《蹦蹦跳跳的游戏》有着类似的叙事结构。这两篇小说在苦难人视角顺时叙述的他人苦难末尾嵌套了自我苦难的回忆性叙事，用“记忆的逻辑”对苦难时间简单“重新排列”赋予故事新的意义，[1]170增加苦难的层次和意蕴。在两篇小说中，两对夫妇均遭遇丧子的精神苦难以及溺水、疾病、瘫痪的宿命苦难，有所不同的是，在《黄昏里的男孩》中男孩所遭遇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是他人施加的人为苦难。在嵌套式苦难叙事中，他人与自身的、宿命与人为的、肉体与精神的苦难层次，是与现实接近的多重苦难的呈现，体现了人的存在本相。

1. 现在的顺时叙事——苦难人眼中的他人苦难

这两篇小说的“叙事进程”都是“在现在的层面上进行”[1]166的：

《黄昏里的男孩》是从水果摊主孙福的视角展开苦难叙事的。小说中的男孩原本有着流浪、饥饿的生存难继的命运苦难，其在偷苹果被抓后又承受了肉体和精神的漫长残忍的人为苦难。余华极尽细致的叙事渲染延长了男孩遭受惩罚的苦难过程：在身体上，遭受殴打、掐着脖子吐出吞下的苹果、扭断中指、捆绑；在精神上，遭遇众人围观、言语辱骂、向路人吼叫 “我是小偷”，男孩的身心遭受了双重苦难创伤。小说还从男孩的视角叙述其恐惧、痛苦的心理，渲染当事人的苦难感受，在孙福解开他收摊扬长而去后，他挣扎着站起来走向未知的命运，继续他未知的苦难旅程。

《蹦蹦跳跳的游戏》则是以食品店主林德顺的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进行苦难叙事的。小说中的林德顺出场后，即透过小店内的窗口，叙述他所看到的对面医院门前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的多重苦难。这一家三口三次出现，均给林德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次是夫妇带着儿子来住院却没有床位，第二次是住进了医院，第三次只看到一对夫妇，儿子已经死去。这一家人所经历的疾病折磨、经济拮据和丧子之痛，通过林德顺的眼睛展现在读者眼前。

小说的叙事并未完结，在读者从孙福和林德顺的眼中看到了他人的苦难之后，接下来的回忆叙事让读者知道，其实孙福和林德顺也是苦难者，之前的顺时叙述呈现的是苦难人视角中的他人苦难，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苦难的意蕴。

2. 结尾回忆叙事——苦难的注脚

如上所述，这两篇小说都在结尾部分使用了相同的回忆性叙事策略，让孙福和林德顺将叙事镜头从他人指向自己。他们被眼前的他人苦难事件所触发，打开了自己尘封的苦难往事。

在惩罚完男孩收摊回家后，孙福在黄昏中独坐喝酒，回忆往事。通过孙福的回忆，读者得知加剧了男孩苦难的他也有着悲惨的、令人同情的苦难人生：儿子溺水意外身亡是他和妻子沉重苦难的开始，而妻子几年后追随剃头匠而去，更让他独自承受家破人亡、孤家寡人的苦难。读者至此恍然大悟，孙福之所以对一个小男孩如此残暴，是因为在接连遭受丧子失妻之痛后的人性扭曲。小说中的孙福曾经有着“一张年轻的脸”，“生机勃勃”[2]33，而在遭受一系列苦难之后，这张脸在 “花白头发”下变得“灰蒙蒙”[2]33的麻木不仁了。孙福的恶有了因——苦难，再导致了果——男孩的苦难，使得小说苦难叙事进入循环的圆形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因是孙福意外丧子的宿命苦难，而男孩承受的却是孙福人为施加的苦难。

同样，林德顺在感受到医院门口的夫妇的丧子之痛后，回忆起自己多年前在一个下雨的倒霉夜晚在楼梯上腿一软而永久瘫痪的苦难开始。这是林德顺莫名的宿命苦难，作为多年来承受着身体残缺及其带来的精神重压这双重苦难的人，其何以对他人苦难关注同情也就得到了解释。

正如余华所说：“世界在时间的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1]170这两篇小说将叙事者自身的苦难与他人的苦难事件经由记忆重新排列其时间顺序，为小说文本建立了新的意义。这不仅使得小说呈现嵌套式的苦难叙事结构，增加苦难的多重层次和丰富意味，而且使之成为对待他人苦难态度行为的注脚、人为苦难原因的注脚。在多重苦难的呈现中，小说体现了苦难对人生态度的不同影响。

二、在小说中人物对待苦难的态度

《黄昏里的男孩》与《蹦蹦跳跳的游戏》所呈现的是“与现实最为接近”的苦难叙述，“最令人亲切”，也依然“令人不安”。[2]2相对来说，前者令人不安，后者令人亲切，这也是人物面对苦难的生存态度给人的感受。

1. 对自身苦难的态度——麻木无为与积极反抗

尽管《黄昏里的男孩》中的孙福与《蹦蹦跳跳的游戏》中的那位丈夫都遭遇了丧子之痛，但他们对待苦难的态度和方式却不尽相同。孙福在丧子之后毫无作为，只是“在炎热的黑暗里”与妻子“相对而坐，呜咽着低泣”[2]33，伤痛暂时平复后的几年里还是与其妻漠然以对。而医院门前夫妇中的丈夫，那位病逝男孩的父亲却在承受痛苦的同时担起了作为丈夫的责任，关注同在受难的妻子的感受，为她买面包，劝慰她吃一口，向她伸过去手，搂住肩。而妻子面对这细腻的关爱，其回应是顺从地靠着他、并肩走去，体现了这对夫妻面对苦难的相互依靠和扶持的态度。相比之下，孙福的无所作为并不是文本略写或空白造成的。他自顾自舔舐伤口，对其妻漠不关心，导致妻子跟剃头匠跑了。因为在阳光里剃头匠为孙福的妻子洗发、剪发、按摩等，使孙妻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舒心，就此追随而去。可以想见，正是因为她与孙福之间没有了亲情关怀的温度，没有得到孙福照顾，所以一点点温暖舒展的假象便让她离开了孙福。尽管孙福宿命似的丧子之痛难以避免，但他对待苦难的态度却又导致了接下来的失妻。孙福多年来忍受着苦痛孤独，与一张泛黄的“全家福”为伴，他这种毫无作为的漠然埋下了怨恨和愤怒，埋下了人性恶的种子。

在这两篇小说中，两个男孩面对苦难都是积极反抗的，让人在生存苦难的绝望困境中看到了希望的亮色：二人在饥饿和疾病中都依然有着同样“黑亮的”和“乌黑发亮的”眼睛。黄昏里的男孩在面对饥饿时，先是开口求助，后不得已偷苹果，与严酷的现实进行抗争。尽管男孩反抗失败，被抓住惩罚，但他最后仍然“慢慢地爬了起来”[2]31，把惨绝的暴力惩罚和精神屈辱承受下来，躺在地上缓解痛苦，靠着树喘息疗伤，然后继续前行，“带着悲凉,默默地反抗着绝望”[3]71。这是对顽强生命力的肯定，尽管艰难，却暗含希望。医院门口的男孩则好奇、欢欣，乖巧地配合父母努力治疗，与母亲两次快乐地玩着蹦蹦跳跳的游戏，兴奋地踩母亲的脚，“我能踩着，我能踩着”，“发出胜利的喊叫：‘我踩着了’！”[2]136“充满了欢乐”“清脆欲滴”[2]137的声音是在“脸却是苍白得有些吓人，连嘴唇都几乎是苍白的”[2]136情况下发出的，是真正的苦难的亮色。而同样积极与苦难进行抗争的还有这位男孩的父母。在男孩病逝前，这对夫妇尽了最大的努力：面对疾病和贫困，父亲在煎熬中争取治疗，母亲笑对儿子陪他玩乐。而这篇小说的叙述者林德顺对自己的瘫痪也许有着无奈的绝望，但从他自食其力经营店铺，同时还能对他人苦难予以理解同情的行为，我们或可窥见他在苦难中继续前行的态度。

2. 对他人苦难的态度——凉薄残忍与温情善意

鲁迅曾致力揭露“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面对他人苦难，周围的人多为看客。《黄昏里的男孩》也有对看客的描写，尽管着墨不多却依然让人心惊胆寒。在围观孙福惩罚男孩的看客中，尽管有个别善意者提醒孙福不要卡死男孩，但大多数人都是听之任之，点头认同孙福占据道德高地的义正词严的演说，助长其威风，缺乏对一个苦人尤其是苦难儿童的怜悯之心。孙福自己身为苦难之人，面对饥饿的男孩的求助无动于衷，继而对偷了苹果的男孩残暴无情地惩罚施难，并以捆绑男孩为乐，在令人痛恨之余，却又怜悯其苦难所导致的心理的扭曲。孙福在男孩偷苹果一事上借题发挥，咬牙切齿地斥责社会上的偷窃行为进而残忍体罚男孩，冠冕堂皇的表面伦理价值体系的道德制裁背后其实是创伤性心理的暴力转移。孙福自称“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2]27，其实是其潜意识里怨恨上天偷走孩子、剃头匠偷走妻子和妻子“偷人”私奔的一种反映。如鲁迅所言：“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4]162孙福正是鲁迅所言的怯者，自己面对苦难消极无为却怨天尤人怒向弱者施恶。

在《黄昏里的男孩》中的这种凉薄与残忍是现实给人的不安，而《蹦蹦跳跳的游戏》中的一些细部描写则让人体味到了现实亲切与温情的一面。林德顺关注着患病男孩一家的一举一动。在第一次交集中，男孩的父亲来买一个橘子，他一开始困惑以为听错了，想了想后要了两毛钱，这个反应细节以及他观察到的父亲的满脸胡碴、浮肿的眼、掉出的毛衣线头等细节表明他大概看到了这位父亲贫困的窘迫苦难，“给两毛钱吧”的回答和语气是他选择给予理解和略微的帮助。在第二次交集中，他问来买面包的父亲：“孩子好吗？”这句充满关切和善意的询问使得男孩的父亲吃惊地转回脸来。林德顺对于这一家人的苦难与欢乐的三次全程关注，一次理解，一句询问，是其对苦难中生命亮色的渴求，也是对同为苦难之人的理解和善意关心。

孙福与林德顺同为受难者，面对他人的苦难，孙冷漠无视、主动加剧男孩苦难，而林则善意关怀增添温情，这是苦难者的不同自我选择，也是他们经受苦难后不同的生存态度。

三、作者的苦难生存态度及哲学关怀

苦难是余华小说的母题之一。小说中的多重苦难叙事表达了余华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理解，反映了余华对苦难的思考及其情感偏向，体现了余华对苦难生存的哲学关怀。

在《黄昏里的男孩》与《蹦蹦跳跳的游戏》这两篇小说中，余华关注了两个少年的生存苦难，反映了社会底层家庭以及弱者的生存之苦。小说中的多重苦难大多是不期而至的宿命苦难，是世事无常的命运悲剧，意外和疾病导致的死亡或者瘫痪，让人措手不及，无从反抗。加上一般社会的凉薄、抽刀向弱者的暴力、人与人之间的漠然等人为施加的苦难，宿命苦难可以导致人性恶，再造成他人苦难，使得苦难循环加剧与扩散。于是，苦难层层叠叠包围着人，充斥于现实世界。托尔斯泰曾说：“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在痛苦中长大的，他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系列的痛苦，有的是加在他身上的，有的是他加给别人的。”[5]234苦难就是基本现实，是人的普遍生存状态，是世界深层的暴力意志强加于人的绝望境遇。在这种现实和绝望境遇中，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人除掉采取行动外没有任何希望”，必须“自我承担责任”。[6]125面对降临在生命中的苦难，所有人都是无奈的，必须先被动承受，而接下来对待苦难的态度却因人而异，体现出自我选择的能动性差异。正如孙福和医院夫妇对丧子苦难有着不同的态度，孙福和林德顺面对宿命苦难的态度也不相同。前者只是被动忍耐，绝望压抑而毫无作为，后者承受苦难的同时主动承担责任去反抗绝望，争取改善生存状态、抚慰创伤救赎精神,在苦难中前行。对于这两种对待苦难的不同态度，余华均给予充分理解和包容，但其情感明显倾向于后一种态度。

余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小说更多沉迷于极端的暴力、血腥、死亡的表现，注重“虚伪的形式”，将苦难轻易纳入人性恶的领域，破坏常理，揭示世界的非理性、荒谬，在流淌冰碴子血液的冷漠叙事中消解亲情、伦理价值、希望等一切意义，以决绝和玩味的姿态表现生存的绝望本质，与现实关系十分紧张。而从《两个人的历史》和《在细雨中呼喊》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7]138随着在长篇写作中发现“人物有他们自己的声音”而变为“感同身受的记录者”[8]114，余华开始用创作主体意识去感受人物和苦难，无奈与体恤开始从冷静叙事中不自觉流出，《活着》确立了这种悲悯情怀，《许三观卖血记》也用亲情的温暖去救赎缓解苦难。在这些作品之后创作的《黄昏里的男孩》和《蹦蹦跳跳的游戏》的苦难叙事表现出最为接近现实的亲切，即使有不安也绝不如前期与现实关系的紧张敌对。而后来的《第七天》在批判冷酷现实、勾勒众人生前苦难百态的同时延续了悲悯与温情的叙述。

有人认为余华冷静的叙事缺乏道德审判的明确态度，也有人认为其执着于孙福对男孩暴力惩罚过程的细致渲染过于冷酷，让人察觉不到悲悯，一味沉迷于苦难与恶的因果主题和形式的处理[9]68-69。其实余华的悲悯如他自己所说，“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10]3。这与传统的道德判断有区别，如果余华将孙福的苦难放在小说叙事的开头，其文本的意义也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重在“怒”的道德审判。而回忆叙事的重新排列生成新的意义，令人对“恶人”同时也是苦难人的孙福产生理解和悲悯。当然这不代表余华就此认同恶。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体现的不是余华冷漠和价值判断缺席的态度，而只是因为他看到了苦难难以消除的绝望本质，没有太大的信心和信念，反抗是微弱甚至无效的，态度也只能缓解而不能消除苦难。尽管如此，余华也没有舍弃反抗、希望，也并不认同恶。在《黄昏里的男孩》中孙福的案例的确说明宿命苦难可能导致人性恶的因果主题，但这只是余华所表达的一种情况与自我选择。文本互涉，《蹦蹦跳跳的游戏》即与之互相补充。宿命难以抗拒，但不一定导致恶。苦难对人生态度有影响，但不是导致必然的方向，即使人的行动有局限性，反抗的可能很微弱，但人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人面对苦难生活是可以自主选择应对的态度和方式的。余华在苦难生存境遇的绝望中不愿意放弃希望，不愿意完全否定意义，无法舍弃温情，不再如血液流淌冰碴子的前期那样否认亲情、善、希望的可能，而是辩证地看到了其存在的事实和缓解苦难的价值意义。因此，余华才会在《蹦蹦跳跳的游戏》中给出另一种情况与自我选择，即林德顺苦难之后的善之留存以及对他人和医院夫妇温情的依靠扶持。林德顺的关怀询问，夫妇依偎相携慢慢走去的背影，在苦难的沉重氛围中，温情也在默默流淌。所以，即使在《黄昏里的男孩》中也会有男孩艰难顽强站起来的那份默默反抗绝望的超凡忍耐力和生命力，也会有看客的善意提醒。苦难也可以与希望和温情并存。在包容悲悯苦难、善恶、不同态度之时，余华是有偏向性地相信和呼唤温情与善意的。

尽管宿命苦难无法抗拒，但承受苦难之后人们可以选择继续前行，用温情去抚慰治疗苦难的创伤，用行动改善受难之后的人生，避免人为的凉薄与施难。这是余华指出的比较温和而实用的反抗绝望、缓解苦难的方式，他呼唤用温情缓解苦难，即使这样的态度和行动是微弱的，却是苦难现实中实用的民间哲学，是余华在哲学关怀下对人类苦难境遇中的生存方式所做出的不懈探索。

参考文献：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2]余华.黄昏里的男孩[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

[3]张学听，陈宝文.反抗绝望:无法直面的存在本相——读余华《黄昏里的男孩》和莫言《拇指铐》[J].作家，2003(11).

[4]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九州出版社，1995.

[5]列夫·托尔斯泰.人生论——人类真理的探索[M].许海燕，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萨特.萨特哲学论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7]洪志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8]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9]南宋.他为什么如此痛恨小偷[J].福建文学，2013(1).

[10]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于湘]

收稿日期：2015-11-20

作者简介：刘亚平(1991-)，女，四川西昌人，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3-009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