晔　枫，郝若平

(1.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2.太原师范学院 教育系，太原 030006)

生态人类学视域中的贵州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晔枫1，郝若平2

(1.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2.太原师范学院 教育系，太原 030006)

摘要：从生态人类学视域出发，探讨贵州区域历史文化之古且兰文化影响下的生态文化现象——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和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阐释其在生态人类学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贵州；且兰文化；共生

一、引言

贵州区域历史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内容。贵州既有闻名遐迩的夜郎文化，又有历史悠久的且兰传统；既有自古以来儒、释、道思想的传播，又有色彩斑斓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习俗；既有楚文化的交融，又有黔东南木商文化的浸染；既有红色文化的浓墨重彩，又有抗战文化的炫目与耀眼。正是由于贵州区域历史文化的千姿百态，其才享有了“文化千岛”之美誉，其复杂多样性甚至使文化人类学各学派理论均可在此找到依据。且兰文化作为贵州区域历史文化之一，对该区域历史文化的影响巨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古到今在古且兰国地域中的各民族一直奉行 “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思想，保存了完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二是千百年来形成并且持续至今的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生态。本文拟从生态人类学视域出发，探讨且兰文化的这种影响在生态人类学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生态人类学与且兰文化遗风

生态人类学为研究人类群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从生态学那里移植了“生态”概念，并将自然界看成由相互依赖的各种因素所组成的网络系统，抑或生态系统。该学派认为，一个生态系统就是一个由生物体的社会——植物和动物以及其他的物质和能源在生态系统不同的组成部分(非生物的、生物的)中不断地流动，并且以有组织方式流动所出现的相互依赖的系统。[1]105这个系统可从两个方面对区域历史文化或区域文化人类学现象的研究发挥作用：其一，其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任何环境的分析与讨论方面；其二，其系统有助于探索区域历史文化之中生物体和其他生物体及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因此，在区域历史文化中经过考证的种种实物形态将会为我们提供一定意义的客观依据，则生态人类学将从该区域各种互动的关系抑或生态系统关系中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我们将要讨论的“生态人类学与且兰文化遗风”，就将依据生态人类学理论所提供的基本思路分析问题。因为这种思路既有助于我们把握区域历史文化特征，又可借此 “历史文化DNA” 厘清贵州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传承的基本状况以及历史文化的源流和依据。可见，生态人类学的理论观点不仅适合于贵州且兰文化的讨论和认知，而且适合于贵州区域历史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与探讨。

生态人类学不仅要求考察生物体和其他生物体及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而且要求考察这种互动关系的历史文化传承及作用。据此，我们将了解且兰文化的一些基本特性及其遗风对贵州各民族的影响情况。贵州且兰文化研究院编撰的《且兰文化研究资料》和潘年英先生撰写的《寻访且兰古都》显示，在古且兰境内很早就有众多民族共栖此地。在这里，少数民族虽然较多，但也广泛流传着体现真善美，并能为这些民族普遍认同、接受和共同享用的原生态文学传说。在这些原生态文学传说中尽管有部分少数民族巫文化的内容，但却具有教育人们相互包容，积极向善，和睦相处，敬畏树木，敬畏自然等早期伦理学思想的精神内涵。事实上，古且兰文化的精华就蕴含于那些动人的文学传说或巫文化思想内容之中。

当然，随着历史的演化，文化传播也会像且兰地域原生态文学那样对该地域众多民族的教化产生影响。譬如，儒、释、道中劝人向善的伦理学观念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思想在古代传播于此地，便会形成这样一种结果。倘若如此，这将会最终导致且兰文化有可能被演化成文化融合与交汇的产物，而且这种经融合与交汇后的且兰历史文化，会以相似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对共栖此地众多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就像最初意义上可资共享的原生态文学传说对其产生影响那样，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且兰文化遗风。

千百年来，积淀于此地并经古代传播和交融的且兰文化遗风，在这里持续发酵并代代相传，进而也持续性地对此地众多少数民族形成伦理思想方面的教化。这些伦理思想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古代此地各民族的精神世界，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并陶冶了居住此地的人们基本相似的精神品质。在且兰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精神品质突出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各族人民普遍具有“敬畏自然”的早期自然观思想和意识。这种早期自然观思想和意识的形成，无疑对后来贵州各族人民普遍爱护自己的生态家园，共同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行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二，各族人民普遍养成了基于民族包容基础上和睦共处的习惯。正是这种包容性和与邻为善的精神品质，才使得且兰古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和睦共处的社会现象得以形成并延续千年。

本文对且兰历史文化遗风和古代贵州各民族精神品质的认知，是基于前述生态人类学有关“生物体和其他生物体及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的基本原理来展开的。应该说，生态人类学为我们探讨且兰历史文化遗风对当代贵州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一方面使我们了解到且兰文化遗风的生态人类学意义和理论属性，另一方面使我们得出贵州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且兰精神品质却经久不衰的生态人类学认知结果。

三、且兰文化遗风与贵州当代文明

结合当代贵州特点，从生态人类学视域了解且兰历史文化遗风发挥的作用，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第一，考察它对自然生态范畴的影响所形成的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特征；第二，考察它对社会生态范畴的影响而形成的各少数民族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情况。从总体上说，具有古代生态文明特性的且兰历史文化遗风，深刻地影响了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都在延续着“敬畏自然”和“多民族和睦相处”的优秀传统。这种源于且兰文化遗风的优秀传统或曰“历史文化DNA”，确保了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之树常青”(歌德语)。因此，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认知贵州区域历史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一)古且兰自然观与当代贵州和谐共生思想

从生态人类学视域出发，了解当代贵州少数民族自然观及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的事例，旨在回答第一个方面涉及的问题，即了解且兰历史文化遗风对当代贵州自然生态范畴的影响，了解这里的人们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特征。我们知道，且兰历史文化遗风自古铸就了共栖于此的众多少数民族相似的精神品质。这种可贵的精神品质之一，就是敬畏自然、崇尚自然的自然观思想和意识。这种自然观思想和意识，事实上对当代贵州生态环境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成了当代贵州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时刻都在潜意识里引导着这里的人们爱护环境的种种现实行为。换言之，且兰历史文化中早期自然观思想的传承，无疑对今天贵州各族人民普遍爱护自己的生态家园，共同追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现实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2014岁末的“古且兰文化高峰论坛”上，贵州省黄平县委的有关领导在介绍少数民族习俗时说：“在这里，少数民族有‘拜树’的习惯，他们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拜树’仪式”。“拜树”，就是当代贵州一些少数民族族群中教育族人关爱环境的类似节日的一种民俗文化。这种民俗文化，一方面反映了古且兰自然观精神品质的历史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少数民族通过祭拜习俗和巫文化仪式，对族人保护树木和森林，以及其所生存自然环境的现实行为的积极促进。显然，以“拜树” 习俗为特征的自然观教育方式，与古且兰各民族“共享的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拜树”，尽管具有一定巫文化的性质，但它所释放的教育人们爱护环境的“正能量” (理查德·怀斯曼语)，体现的是少数民族“敬畏树木”、“敬畏自然”，与环境友好相处的基本意识。另外，它也是指这里的人们爱护环境行为的众多事例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在贵州，尤其是在黔东南苗侗自治州，侗族教育族人爱护环境则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的。当我们到锦屏县瑶白村侗族山寨参观时，该山寨侗族头领给我们演示了侗族传统节日——“摆古节”。陪同我们参观的当地同志介绍说：“侗族的‘摆古节’通常一年一‘小摆’，三年一‘大摆’。侗族就是藉此方式传承其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伦理道德和保护环境的种种知识。”而在锦屏县文斗村苗族山寨考察时，所看到的则是更为突出的环保事例。这个山寨于清朝光绪年间就已经立了“六禁碑”。 “六禁碑”的碑文明确要求族人保护环境，并镌刻有“禁止砍伐树木”的相关条文等。

无论是“拜树”，还是“摆古节”抑或“碑文镌刻”的方式，从观念上说，它所体现的正是“敬畏自然”的基本思想。也就是说，其所蕴含的是这里的少数民族通过“敬畏树木”的具体方式来保护环境的强烈观念和意识。从生态人类学理论上说，它反映了此地各民族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一种生态人类学理论意义上的互动关系，所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情结。“共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态学概念，也是生态人类学的重要概念，早在1949年就被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A.利奥波德所强调。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土地伦理学”一章中明确指出：“事物在各种相互依存的个体向相互合作的模式发展的意向中，是有其根源的。生态学家把它称为共生现象。”同时他又说：“在这种共生现象中，原有的自由竞争的一部分被带有伦理意义的各种协调方式所取代了。”[2]192在此，利奥波德所说的“共生”是从生态学意义上谈及的，它明显具有生态学上“范畴”的含义，因而意指生态系统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共生”外延。除了利奥波德，德国学者H.哈肯对共生也有论及，他在《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不是最适者也能生存”的章节中指出：“大自然设下无数的妙计，击败了适者生存这个论点。”同时他又说：“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是共生现象，其中不同的物种相互帮助，而且甚至只有这样大家才可能生存。”[3]71

如果说，利奥波德论及的是作为生态系统范畴的共生理论，那么，哈肯所做的则是对“种际”间共生现象的确证，这是二者对共生概念解读的不同之处。显然，哈肯以“不同的物种相互帮助”所揭示的“种际”间的共生现象，更贴近贵州少数民族通过“拜树”方式所追求的与作为自然物的“树木”之间的共生倾向，因为他们以“种际共生”这种方式体现对树木这一物种之生命的关爱，就像法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史怀泽通过《敬畏生命》批评人类无情地杀戮动物的种种行为，宣扬人与动物这一物种之间的“种际共生”一样。哈肯的“种际共生”思想，更有利于解读贵州一些少数民族通过“拜树”所体现的蕴含“种际共生”思想的人与自然关系情结。在贵州，无论朴素的民俗文化仪式，还是严肃的碑文镌刻方式，都反映了少数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意义上的共生性互动关系，并使之能够代代相传。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人们通过不同方式所表现出的当代自然观思想时，也就不难理解如今贵州各地出现的种种环保奇迹了。

上述内容使我们看到了当代贵州少数民族自然观教育的一些典型案例，也看到了生态人类学视域中的贵州各少数民族和“其他生物体及其物质环境或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及特征”。事实上，贵州生态环境之所以能够保护得如此完好，除从生态人类学认知视域获得的结果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政府决策的重要主导作用。限于文章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二)贵州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

从生态人类学视域出发，我们除了考察且兰历史文化遗风对当代贵州自然生态产生的影响外，还要了解它对社会生态产生的影响，了解它对促进各少数民族族群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换言之，也就是要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考察共栖此地的各少数民族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以及形成现存共生性社会生态状况的内在原因，从而回答前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且兰历史文化遗风的考察，我们大体得知其精神品质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方面，而且体现于共栖此地的各民族自古就有的基于包容精神基础上和睦相处的习惯上。这种基于包容精神习惯的形成无疑有着贵州区域历史文化根源上的相似性。这种基于且兰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范畴的精神品质，对这一带各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就像对他们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样。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说，共栖于此地的各民族的社会生态，就是客观上的一幅具有共生性动态互动关系特征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每个民族都历经历史文化积淀而业已形成了和睦相处的习惯，甚至成了每个民族中所有成员的“集体无意识”(精神分析心理学派荣格用语)。在贵州各地的发展中，即使会有一些后来的民族融入此地，也将会因受其区域历史文化之影响从而形成进化论生态学上的同化现象，亦即哈佛大学理查德·李等人学说理论意义上的“同一现象——适应”[1]103的结果。应该说，贵州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生态人类学理论意义上的多民族共生性社会样态，并使之不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古且兰具有包容精神的历史文化原因，抑或“历史文化DNA”传承与影响的结果。

当然，在此我们并不排除建国后党和政府有关民族大团结政策的推动作用，因为它是政治方面确保民族大团结和多民族间和睦相处的强有力的保障。不过，从生态文化人类学理论意义上说，由区域自身历史文化范畴的“生物体和其他生物体及其物质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形成的共生性社会样态的环节，那是贵州区域历史文化研究中绝对不可忽视的方面。当生态人类学所说的“生物体和其他生物体的互动关系”被运用于对贵州区域历史文化范畴社会生态内涵的认知时，探寻的正是受此区域“历史文化DNA”影响的各民族普遍相似的社会范畴的精神品质，以及形成现存共生性社会生态的内在原因。这也是贵州区域历史文化研究理应注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利奥波德有关“共生现象”的相关论述，肯定有助于我们探明这一问题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因。故此，正如它在探析贵州“自然生态范畴”的“种际”间的共生现象非常适用那样，在认知贵州民族与民族之间作为社会生态范畴共生性合作关系之群体时同样适用，因为它从事物的内因方面提供了寻找答案的理论依据。因此，“共生”这一生态学抑或生态人类学的理论知识和概念，无疑是探析贵州现存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生态现象的核心概念。

但是，在运用生态人类学理论上的“共生”概念解读贵州当代“自然生态”和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现象时，需要注意二者之间所存在的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差别。如果说，哈肯所说的“不同的物种相互帮助”所揭示的“种际”间的共生现象更贴近解读贵州少数民族借“拜树”仪式追求的自然观情结，亦即，更能贴近解读作为“人”的这一高级物种与作为“树木”的这一植物学物种之间的“种际”间的共生情结(因为它体现对人之外的“树木”这一物种之生命体的关爱)，那么，解读贵州社会生态范畴的共生现象则与之不同，它指该特定区域(受古且兰历史文化影响之区域)中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意义上的“种内多异族”之间的共生性理论问题。显然，它与“种际”共生的区别就在于明确将自身定位为旨在揭示社会范畴的生态人类学现象。具体说，贵州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社会现象正是一种生态人类学上“同种异族”间的和谐共生现象。这种社会现象的典型意义非常突出，因为贵州有40多个民族在此和睦相处。因此，贵州的区域历史文化和人类学现象有着特殊文化人类学意义和价值，其特殊性不仅对达尔文学说形成了逻辑学上的事实反驳，并可借此反驳对其学说形成理论上的“证伪”(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语)，而且构成了生态人类学上的典型案例，所以，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区域历史文化和生态人类学现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贵州且兰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自古且兰国伊始就有众多民族共栖此地，形成了多民族共享的原生态文学传说和经文化传播融入其中的儒、释、道等思想。这些特殊的文化人类学特征和条件，使得贵州自古且兰国时就陶冶了此地共栖的众多民族的精神品质——“敬畏自然”的自然观品质和基于民族包容精神基础上的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社会观品质。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说，这两个方面也成了且兰历史文化遗风的十分关键的方面，它直接促进了当代贵州各民族爱护环境、敬畏自然的自然生态整体行为，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风貌的形成。贵州区域历史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人类学现象，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生态系统学说和思想，以及生态系统学说范畴的“共生”概念，有助于解读贵州这种独特的区域历史文化现象和文化人类学特征。

参考文献：

[1]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A.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H.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文川]

收稿日期：2015-10-28

作者简介：晔枫(1950-)，男，山西洪洞人，研究员,研究方向:管理哲学；郝若平(1957-)，女，山西大同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3-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