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于成龙研究述评

2016-03-29李添文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清史于成龙综述

李添文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近20年于成龙研究述评

李添文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于成龙是清代名臣，近年来有关其吏治思想、法治思想、生平著作等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总的来看，学界对于成龙的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国内外以于成龙研究为专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很少，也没有全面梳理于成龙研究成果的综述文章。本文对近20年来的于成龙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清史；于成龙；研究；综述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山西永宁 (今山西省方山县来堡村) 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副榜贡生”，[1]10083清顺治十八年(1661)以明经科谒选出任广西罗城县令，此后历任黄州同知、武昌知府等职，累官至两江总督。于成龙从政期间积极发展生产、赈穷恤贫、整饬社会风气，为当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康熙二十三年(1684)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治所江宁，即今南京)，“赐祭葬，谥‘清端’”[2]9、“追赠太子太保，生平事迹具国史本传”。[3]1于成龙作为清初政坛的廉吏典范，以清廉正直的人格，卓著务实的政绩闻于世。清代以来，对于成龙的研究有一定进展，据笔者初步统计，除笔记、方志、碑刻等资料的零星记载外，目前仅其传记资料就有30篇。近20年(1995—2015)来，从新的视角对于成龙仕历、思想的研究以及遗留文论的整理逐步展开，取得了一批阶段性成果。本文力求从现存史料出发，对所收集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总结分析近20年来有关于成龙研究的特点、重点、趋势以及不足之处，为进一步研究于成龙的经世思想与吏治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于成龙研究资料与论著

在于成龙文论研究方面，以往学者采用的资料主要是于成龙的传记和其历任地方官细笔亲书的《于山奏牍》和《于清端公政书》。《于山奏牍》成书于于成龙生前，由其门人李中素所辑，于成龙下属三韩流鼎刊刻而成。由于文集中各稿分别写于20多年间，“岁久霉蠹沾蚀，半就脱落”[3]2，李中素伏读十许日，“汇其可识者为若干卷”[3]2，则其难识之原稿或未编入。目前所见有四个不同版本：1.山西大学图书馆藏郑(郑先庆)序本《于山奏牍》七卷，诗词选一卷。此书亦与《四库全书》所收为同一版本。2.中国国家图书馆本。3.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二十二年(1685)无郑序刻本。4.南开大学藏康熙二十四年(1687)家刻本。而《于清端公政书》是于成龙死后由蔡方炳、诸匡鼎编次而成，版本有“康熙本”、“乾隆本”、“四库本”。这两种文集的内容皆为于成龙历任地方官亲笔所撰公文，包括条议、奏疏、劝谕等，所收录内容不尽相同，是研究于成龙的第一手资料，集中反映了顺治末至康熙前期的政治、文化状况和于成龙的仕历。

建国以后的于成龙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8年群众出版社推出了王永泰的长篇历史小说《清官于成龙》，这部小说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广采民间传说，加上作者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联想，以清初百废待举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于成龙的仕途经历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于成龙的一生，塑造了一个绝代廉吏的典型形象。[4]尽管书中所述事件较为真实，但与严谨的历史专著仍有很大差别。

200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若东、刘乃顺、林祥撰写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该书立足于于成龙生平事迹，以其年谱为主线，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突出记叙了于成龙在2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勤抚民、惩腐败、平冤狱、整吏治、行廉政的治政事迹。[5]书后附录于成龙年谱，为研究于成龙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蓝本，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2008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于成龙集》。这是近30年来研究于成龙最为系统和权威的一套资料，书成之后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文献从刊》丛书。全书增补文字皆取自正史、方志、总集、碑刻以及于成龙后人之作。外集共收录于成龙传记11篇，墓志铭1篇，祠祀论赞15篇，各地方志中载于成龙宦绩16篇。书后附录于氏谱系、于氏族规、于氏家训、于成龙大事年表，内容涉及清初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充实了于成龙研究史料，在编纂规范上亦有较多可资借鉴之处。《于成龙集》反映了于成龙为官治政的生平和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研究清初社会史的重要史料。

200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简体本的《于成龙文史集》。该书不仅扩大了受众范围，而且便于读者全面了解于成龙本人，体现了编者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同年，三晋出版社出版《于成龙研究论文集》。该书收录了有关于成龙研究的18篇含金量较高的论文资料，可惜全书无序，也没有总结于成龙研究的特点、重点以及不足之处，只是一个论文合集，初步展示了于成龙研究的动态。

2014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传》。全书共11章，重点写了于成龙四十岁以后的为官治政，包括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恪守本分的天职、为民请命的胆魄，其主要内容为于成龙的政绩和他对政务的看法，[10]体现了新时期文坛对于成龙的关注。[6]3

2015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振川的《于成龙传》。全书以独特的时代视角、得当的辨析取舍，以传记文学形式的论述，描写了于成龙为官治政的传奇一生，[7]其中还配有部分图片资料和七则附录，史料价值较为可观。此外，该书在参考有关于成龙的史料时对其作了新颖的剖析，如对于成龙出任官职的确切时间和在太原崇善书院读书的史实进行了重新解读。总之，这是一部对于成龙研究大有裨益的清新读本。该书几易其稿，可与作者的另外三本书《天理良心》《于成龙本传》《大清廉吏于成龙》相参照。书成之后被收录于《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显示了当前学界对于成龙研究的最新动态。

二、于成龙思想及实践研究论文

于成龙为官所到之处，皆“绝苞苴，止僭滥，清狱讼，肃军伍，除俍莠，安愿良”。[8]275据笔者初步统计，研究于成龙为官治政的论文计有20篇。

(一)治政思想研究

关于于成龙的治政思想，学者多从其吏治、法治、民本思想等方面着手，尽量把于成龙放到清初这一阶段去探讨，肯定其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揭示其独特的思想成就，从而赋予其思想新的内涵。这也是学者们关注于成龙为官治政思想及实践问题的重点。王晋玲、李峰《清初吏治清明探析——以廉吏于成龙为例》一文从吏治角度入手，通过对于成龙这一个案的剖析，对清初吏治史进行了研究，指出清初统治者为建设清明吏治，进行了“以法治吏”的探索，通过“努力健全官吏选拔考试制度，制定各项处罚贪污犯赃律例，严刑打击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科派勒索和行贿受贿”，[9]同时注重奖励、培养和提拔清廉官吏，“为于成龙这样勤政廉洁的官员开辟了较畅通的经世致用道路……清初统治者励精图治、抑贪扬清、吏治严明的良好风气，使于成龙能够更加坚定地秉持‘以民为本’的精神支柱，更加积极自觉地为建设清明吏治而努力”，[9]认为于成龙是清初吏治清明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张正明、张舒的《于成龙的思想理念与清初吏治》一文准确地对影响于成龙性格形成的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新颖的剖析，认为于成龙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清官典范，与他的成长环境、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他的思想理念有关。[10]王泽刚的《浅析于成龙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从于成龙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对清初的法治建设状况、于成龙法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概括了于成龙法治思想形成的三因素：“一是古代地方官集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于一身的经历；二是有机会专门审勘刑狱，纠正冤假错案，能够公正执法；三是亲自参与了平叛抚乱，处理重大案件的司法实践。”[11]92该文特别强调于成龙在亲自从事刑事司法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法治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归纳了于成龙法治思想的 “一点两面”：“一点”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公正司法；“两面”就是在具体的执法和司法的方法论方面推行法德兼用、以德为先，恩威并用、以恩为主。[11]92文章论述力透纸背，但缺点是只看到于成龙打击奢靡，维护地方稳定的进步性，没有看到其维护集权，镇压人民的消极作用。

(二)诗词研究

张仲伟、耿建华在《诗史相证：在非传统史料中发现于成龙》一文中以诗证史，以史诠诗，从于成龙所作的诗词作品出发，对其生平进行分析，“这就突破了在以往研究中对于成龙单纯政治史书写的重要资料来源”。[12]167全文以时间为主线，将于成龙诗文进行编年，对于年代不可考者，则根据诗文内容与风格分别编排。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成龙的研究多从正史、方志、传记等材料入手，而从其诗词角度研究的论文较少，因此结合于成龙的文学创作研究其人其事，仍然大有可为。

(三)佛学思想研究

于成龙的思想无疑是根植于儒家的，但他深信天命鬼神，从不懈怠人事，动辄以因果报应教化生民，其为官治政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李三谋、刘刚在《造就于成龙品德才能之诸因素》一文中，认为于成龙为官为人之道的形成与家庭文化熏陶和儒学思想的影响、清初国家政策制度的作用、地域传统风气的熏染、社会实践的历练这四个方面有关。“于成龙受家庭熏陶儒学影响形成集忠、孝、仁、义于一体的思想品德；开明公正、顾全大局之可贵精神，不屑空谈、崇尚实践的务实作风为于成龙为官治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成为其奉命治理地方、为国效力所必备的主观条件。儒学思想及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内容培育了于成龙为官理政之道。”[13]7清初的国家制度、政策引导是造就于成龙清廉操守的客观条件。冯巧英的《于成龙与佛教》一文结合于成龙所颁发的官方文告中透露的佛学思想与佛教教义，对于成龙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探究，指出评价于成龙不能回避其宗教感情问题。于成龙的人品、作为和他在文牍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正是中国汉传佛教大乘菩萨精神的表现。该文以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为背景，结合于成龙对自己省俭苛刻，但对百姓则倾囊随施，对利于百姓的事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一心为公，多次镇压、招抚作乱的乱民，对为首者毫不宽纵，但一再对胁从者宽咎等事例，[14]64论证了于成龙的佛学思想产生的合理性，指出于成龙精神内涵远远超越了儒家理学家的精神境界。

(四)社会治理专题研究

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以突出的政绩、廉洁的作风蜚声朝野，深得百姓爱戴和朝廷赞誉，部分论文对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社会治理进行了专题研究。龚晓峰《清前期两江总督及其对江苏发展的影响》一文，对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采取具体政策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研究，充分肯定了他的治世功绩，认为于成龙督两江后，“整顿吏治、倡导清廉之风节”，[15]使得江苏积弊顿除，吏治一清，各项政务得到很大改观，不仅是康熙时清官的典范，而且是后任江督效仿的楷模。“在清代各省贪污案迭出的情况下，江苏从未发生过因江督贪污而被革职或斩首的事情”，[15]一度出现了一个稳定清明的局面，不得不归功于于成龙的开启之风。冀满红、辛超的《试论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一文论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政绩至纤至细，捎带总结了学界对其研究的现状，进而从于成龙对两江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社会风气的整治及对地域文化教育的重视这三个方面详细分析，认为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政绩虽然只是其“作为国家官吏以来的一个简短的缩影，但从中可以窥探出于成龙一生勤政爱民始终如一的胸怀气度，自甘淡泊严于律己的道德情操”，[16]显示了其卓尔不群的操守。

三、于成龙祖籍考述论文

近年来，学界对于成龙遗留文论方面的整理和研究有所突破，由此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于成龙祖籍、宗族文化、出仕之前的求学过程等方面的研究。

于成龙一生践行儒家的经世思想但又信奉因果报应、行善积德的佛道观念，这都与其幼年的学习环境有关。张怀琴、陈雷的《于清端公(成龙)安国寺读书之确切时间探考》一文从小处着手，对于成龙在安国寺读书的确切时间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合理推断，明确了于成龙在安国寺读书的时间是顺治八年至顺治十三年(1651—1656)，兼论了佛教文化对于成龙人格魅力的影响。[17]张生高、张艳梅的《今古第一廉吏于成龙祖柳林籍考略》一文尽管篇幅短小，仅1500余字，却从史料考证、石刻佐证、故里探讨这三个方面对于成龙的祖籍进行了考证，认为于成龙祖籍应为柳林县柳林镇于家沟村。[18]但文章并未明确于氏因何迁徙，何时迁到方山县来堡村，是今后于成龙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高艳峰、陈雷的《两江总督于成龙祖籍小考》一文从作者多年潜心收集到的于氏宗谱资料入手，详细考证了于氏宗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驳论了于成龙祖籍为即墨(山东即墨市)之说，[19]文章配有文物图片，论述多有创新之处。刘利利、陈雷的《于成龙之子于廷宣身世之解》一文对有关于成龙“三子说”与“四子说”之观点进行了考证。文章将于成龙故里遗存碑刻、于氏家谱、族规资料与地方志、正史资料相佐证，认定于廷宣非于成龙第四子，而是其胞侄——长兄于化龙之子，只是因为于化龙早逝过继给了于成龙，[20]印证了正史记载于成龙只有三子的正确性。耿建华的《清于成龙〈于清端公政书〉版本考略》一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将于成龙所著分为奏牍和政书两大系统，进行了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版本比较，论证了其异同产生的背景和原因。[21]姜亚沙的《从〈于山奏牍〉研究于成龙》一文则结合文本细致梳理了《于山奏牍》的内容及成书过程，兼论其史料价值，着重论述了于成龙在各地的为政举措，认为该文本不仅是研究清初历史、平定吴三桂之乱及广西、四川、湖北、福建、河北、江苏、江西等地政治、经济、社会的重要史料库，也是研究于成龙的直接史料[22]。

四、于成龙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选题相对集中，研究面不宽

其一，缺乏对于成龙军事思想的研究。陈廷敬曾对于成龙的军事才能作过精要概括：“公悉意擘画，羽书交驰，师旅云集，军资亿万，皆咄磋而具。”[8]248然而近20年尚未有以于成龙军事思想为专题的研究，只是在研究于成龙社会治理思想的论文中有所涉及，但用笔不多。

其二，缺乏对于成龙的生平事迹的详实考订。有关史书中对于成龙的生平事迹记载不少，但并不全面确切。如于成龙赴广西任职的确切时间到底是顺治十三年(1656)还是顺治十八年(1661)，就仍需新材料的补充和佐证。

其三，有关于成龙经济思想、人才思想、荒政思想及实践的研究尚有不足。如对于成龙民本思想的探讨，没有人从“传统—近代”角度对其进行诠释。于成龙在署理两江时，对漕粮制度中的关键环节漕运的弊端进行了改革、整顿，当前还没有对其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受益对象进行分析。于成龙在柳州罗城整顿盐政的想法是否获准施行，尚没有考证，等等。

(二)对比研究较少

于成龙以其“清严忠直，勤劳国家，利济民生”[24]604被誉为“清官第一”，只针对其个人政绩进行研究，不一定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的人格和为官风格。只有将于成龙和其同一时期为官的其他官吏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得出其中的差异性，使自己的分析、论证与结论更有说服力。如于成龙、和珅、刘墉同为“康乾盛世”时的朝廷重臣，他们最终结局和得到后人的评价却有天壤之别。

(三)有关于氏家训、宗谱资料的专题性研究较少

李志安在于氏家谱的基础上，参照多种于成龙史传，重新梳理了于成龙的家世与行事，增补改正了旧谱的遗漏和舛误，编为《于成龙集》。这是有关于成龙的最权威、最系统研究，且为收集于成龙资料最全的书籍。除此之外，还没有此类研究的单篇论文，运用这些资料对于成龙的家学源渊及传承、个人感情魅力进行深入细致的论述。

综上所述，在近20年来的有关于成龙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传记类的著作较多，但大多偏重于文学性，学术性相对不足；研究论文的选题相对集中，大多聚焦于成龙的治政思想，尤其是其廉政思想，而对其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等的研究相对欠缺；反映于成龙生平事迹的著述不少，但其中尚待考订之处不在少数。因此，于成龙研究仍然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将其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姚启瑞.永宁州志[M].光绪七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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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永泰.清官于成龙[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5]王若东，刘乃顺，林祥.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6]代言.大清第一廉吏于成龙传[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7]王振川.于成龙传[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8]于成龙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

[9]王晋玲，李峰.清初吏治清明探析——以廉吏于成龙为例[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10]张正明，张舒.于成龙的思想理念与清初吏治[G]//于成龙研究论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

[11]王泽刚.浅析于成龙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内容[G]//于成龙研究论文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