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秦民

(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006)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风险问题研究

刘秦民

(广州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006)

摘要：在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人类自我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也使得我们身边的风险在不断增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高风险社会，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应更加关心周边的环境，尽可能减少风险，从而提高我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社会发展 ； 风险社会；科学技术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摆在我们面前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严峻现实迫使我们在发展实践中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发展以及摒弃原有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存在的风险特性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思是否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了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

1当代中国社会风险问题凸显

在中国社会面临全球化的今天，风险社会也随之扑面来临，在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可能还存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传统风险伴随着我们，在我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冲突，表现为全球文化相互交织、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西方价值与本土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困扰我们。虽然经过30多年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公平与正义、生态危机等诸多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不确定性。

1.1全球化领域的风险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甚至直接可以说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以跨国生产、跨国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为主要表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刷着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河床，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周期性国际汇率的变化对整个世界带来的冲击，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国家边界的日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民族和地区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相互共存的局面。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不管哪个地区爆发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涉及到其他民族和地区，比如生态污染、跨国犯罪、粮食短缺、人口膨胀、艾滋病传播、各种细菌病蔓延、知识产权侵犯等，根据吉登斯的概括，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危机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大规模贫困人口存在，大概世界有1/4以上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基本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第三，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普遍存在以及暴力的可能性隐约可见的情况等；第四，对民主的权利的大规模压制，“以及哪怕是自己一小部分潜能都无法开发的人数的增加”[1]“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即一个风险社会。“现在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风险的巨大后果，是现代性脱离控制、难以驾驭的关键，而且没有哪个具体的个人或团体能够对他们负责，或能够被要求‘正确地安排’他们”[2]。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自身现代化的发展风险被进一步扩大，日益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全球化在增强全球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进程白热化的近距离竞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在经济上追上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还与西方发达国家一道面临全球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面临共同的全球性风险，从风险社会的角度看，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风险的后果在全球化的支持下超越了政治地理边界，黑格尔认为，历史在民族国家终结了。对中国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冲突、民族冲突、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在全球新的民主化浪潮下，我国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地方分裂势力、邪教组织等制造了多起突发性事件，考验着中国政府在抵御风险、危机干预和应对突发事件等的执政能力。当然这些问题全球其它国家都一无例外地碰到。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改革是一个全球性、共同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局部的、地域的问题，全球各国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全球化的挑战。

1.2实践的不确定性风险

“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3]我们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随着我们人类掌握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理性能力的增强，在客观世界的实践领域的本领将会越来越被拓展，现代社会为何有这么多风险存在于我们身边周围，就是源于我们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我们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既受到人的意志、欲望和人的情感等多种因素相互驱使，同时也受到理性的制约和驱使，从而使人的实践活动可能成为非理性行为。所以社会风险是一种与我们人类实践活动相伴始终的。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最终确证了人的主体性力量通过社会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得到确证，这种主体性力量的显示也是通过对自然世界的改造与征服。但是，当我们实践活动过分强调显示主体性能力的时候，并且又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指向时，人类就有可能面对走向两个极端的风险状态。

随着我国与世界其它各国的交往进一步密切，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技术的同时，国外各种思想和文化都泥沙俱下涌入中国，打破了我国固有的传统的思想观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市场化与西方社会市场化相比，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所以贝克说，中国的社会发展转型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将以历史浓缩的形式爆发出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力图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采取了“打破常规”“跳跃”式的后发方式进入工业化时期，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我们却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困境之中，主要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价值是追求公平，然而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成长过程中，人们又把效率问题放在首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过分追求行为功利化，效益最大化，导致目前我国的贫富分化加剧，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看到，功利的追求在社会转型中一旦超出适度的界限，公平将是空中楼阁，效率本身也就无从谈起。在人们从传统的统一走出来后，体制的不完善使得人们走向新的极端就很容易，尤其是片面化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把发展生产力看成是脱离社会环境和主体精神的唯一要素时，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也就必然出现。

2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中的风险根源

科技的发展促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直接要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其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力，在不断创新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推动下，它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能力，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实践活动内在矛盾冲突的激化和“外显”。在当代，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所以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本身也带来了科技风险。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增强了人改造自然、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能力，使人不再对自然规律逆来顺受，而是似乎获得了支配整个自然的能力。于是，人不再是自然界中的一员，而是要成为凌驾于整个自然界之上的“主人”，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自然不再是人的生命母体，其对人而言似乎已经不再是变幻莫测的神秘力量，而是成为人为了满足无限物欲所要征服的对象，成为人可以不断加以控制并任意施加影响的“客体”。

随着科技发展速度的加快，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效应时，也日益感受到身边存在着巨大的威胁，乔治·萨顿曾言：“就建设性而论，科学技术的精神是最强的力量，就破坏性而言，它也是最强的力量。”[4]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利用强大的自然力成为可能，本来在工业化以前，由于人类的实践能力有限，人们对自然界的各种负面影响，自然界都会以强大的修复力加以“修复”，并且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修复”仅仅表现为局部的、有限的、偶然的自然灾难；而现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蕴含的“负效果”的影响是自然界在短期内根本无法“抹平”或“修复”的。因此，对于现代人而言，所面临的不是局部的、有限的、偶然的自然灾害，而可能是直接危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灾难。因为随着核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带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是与工业社会和传统社会所没有的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新风险。在这里毁灭整个人类的新风险不可能通过纯粹技术性手段来消除，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人类社会对科学技术效应的重新审视与反思。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高度关联越来越紧密，所以形成了全球的高度风险性。正如贝克所说：“在科技全球化时代，世界的疆域也随之消失，风险也必将越过国界成为全球风险。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全球风险世界慢慢形成”[5]。随着人类对科学技术及其现代化设施改造自然的应用度越来越高，使得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冲突激化。这一点恩格斯早就发出了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6]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视角来看，科学技术造成的风险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引起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必须“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7]。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把科技风险视为当代新风险的一种非常突出的表现形式，并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在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关键作用。贝克认为，科技风险的产生是源于我们生活中对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副作用。贝克对现代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发展逻辑进行了探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要害，认为是由“社会关系”引起的。然而，遗憾的是他仅仅将其与所谓的传统工业现代性联系在一起加以探究，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没有揭示科学技术发展被扭曲和滥用的社会根源，不愿对其背后的支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的资本增值逻辑做更深入的批判和反思。因此，贝克可以生动地描述现代“风险社会”的种种特征，但是却无法把握其本质和根源。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完全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服务的，它首先考虑的是资本而不是人，以资本无限增值为根本支配性逻辑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奠定了现代社会风险常态化和必然性的基调。其实，科学技术本身是被人类用来达到一种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而已，可是它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新风险和所有的不良后果都源于我们人类对它的滥用和不适当的规定。对此，E·梅森写到：“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了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8]实际上，在我们依靠科学技术取得成绩的同时而有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而忘却了道德、哲学、信念等因素的力量对人类的支持。如前所述，科学技术的确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物质利益，也可以反过来反作用于人类自身，从而毁灭人类，所以我们应必须牢牢地把它控制在人的手中，成为创造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工具，唯此才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并发挥更大的社会积极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9]。违背了这一宗旨和价值维度，科技的负效应就会被人类的盲目乐观主义的情绪和狭隘的意识所蒙蔽，从而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可能的破坏性力量，也就是新风险即科技风险。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来看，新的风险即科学技术风险所产生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过度追求利润从而导致的生产力“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所谓科学技术的“去道德化”也是资本家为了掩盖自己的真正的目的而去无限度的追求资本增值，制造大量实际并不需要但却“强制牵引消费”的产品，从而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发和浪费。科技的发明和应用在资本主义时代都注入了一种利益导向，从而丧失了追求最终“人的发展”的这一价值宗旨。所以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去道德化”到最后必然使科学技术异化，奥尔利欧·佩克奇指出：“当今社会从事的科学，主要是为强者服务的。在很大的程度上，科学的发明和使用都是为增加强者的财富和福利，扩大其权力和威望，同时也服务于他们物质或所谓文化方面超级消费的怪念。因此，科学变得如此高贵，以致于穷人再也不能享用，而几乎成为工业化国家的专利。”换言之，“现代科学的极大发展并不是为了优先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而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那些特权阶层的利益，从中获取巨大收益。”[10]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当科学技术服务于当代社会人的本真需要和满足于其个性发展之时，那么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人的发展，同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将会达到非常的和谐高度。但是，当其不是用来满足人的发展之需而是去满足于一种“外在目的”时，如为了占有、为了私利、为了资本增值等目的时，就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对峙状态从而引发科技所带来的风险。当这种对峙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就可能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从而使得自身不堪重负导致自身生存受到及其严重的威胁。当代社会风险的产生正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盲目追求利润增值的情况下，由于现代社会的无节制的满足自身的消费欲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负面后果。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消除科学技术带来的新风险问题，就必须要从源头上变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3跨越风险社会，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取得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牵引出种种社会矛盾。这是因为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将工业化、市场化与现代化和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压缩在同一历史时期来进行，正如风险社会学家贝克所说，中国社会转型是“压缩饼干”，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在把现代性注入中国社会的同时，使得全球文化相互交织、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西方价值与本土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这些因素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不确定性、危险性——社会风险的主要来源。与传统社会比较，随着现代化进程在我国的推进使得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城乡经济差距失衡、地区经济结构失衡、社会成员意识形态的失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关系等诸多风险问题的产生。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导致个体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在社会上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并随着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出现了细化和分裂，特别是在深化改革、社会结构转型进入重要阶段后，个体更加关注经济利益，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社会风险将会越来越多，社会各个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十分明显。此时一些违法活动、社会越轨行为、犯罪现象等社会风险问题将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运而生，各社会主体围绕利益问题而引发的矛盾和风险将日益增多，并且会越来越表面化和激烈化，这是我国目前社会产生矛盾和风险的基础。“据公安部统计，在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潜在的风险，如因工资福利事件而爆发一些群体事件，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而引起民间纠纷不断，因资源分配不均或对行政执法不满而产生利益上的矛盾等风险事件经常发生。从这些事件参与的人员来看，农民占32.4%，在岗职工占16.5%，下岗职工占15.9%，离退休占10.4%，其他人员占24.8%。”[11]2005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3年到2003年间，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73万人增加到307万人，10年间增长了将近5倍，社会矛盾在我国越来越多，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社会风险因素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成为蛰伏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种子。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在制度上实现对社会风险的预警和管理，完善社会各项管理系统，走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困境。

这一系列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如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对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到处充满风险的社会，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中国社会在面临社会转型的同时，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它可能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诸多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所不可避免的。贝克认为，“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和广泛影响性，因此风险治理的主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由政府来承担。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新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赢利性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12]。由此可见，针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矛盾多发的现实，必须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来合理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同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法律和调控机制来保障个体利益。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集中社会分散的力量，把他们两者有机相结合形成新的调控机制，使社会机体活力得到增强。同时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在社会转型期，要利用各种手段来调节社会矛盾，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和公民个体进行相关工作的防治和疏导，对一些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的社会活动或行为，充分利用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机构来协调各方利益，使得社会发展有序，进而达到发展目标。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专门就“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体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才会相互协调发展，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13]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要转变思维方式，要正视矛盾，因为矛盾无处不在，并不是去否认矛盾的存在，而是处理好各种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困扰我们的深层问题是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矛盾，如果过分张扬工具理性，则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必然产生，从而导致道德的缺失，虽然一定时期可能推动生产力发展，但社会变革和生产力发展在失去道德理性的联系时，也必然造成固守传统，否定变革，这样也会失去它的意义。

在我国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应调动一切积极有利因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活力；同时正确处理好社会公平正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和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应积极面对各种可能的风险，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强化公民责任意识，提高现有制度的效力和责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惠斌,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1-104.

[2]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4]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陈桓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5.

[5]薛晓源.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贝克教授访谈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1):4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8]高亮华.技术的伦理与政治意含[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4):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10]奥尔利欧·佩克奇.世界的未来[M].王肖萍,蔡荣生,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5:62.

[11]夏文斌.公平、效率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5.

[12]应星.国外建设理论述评[J].高校理论战线，2005(11)：31.

[13]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5-02-19(1).

责任编辑：沈宏梅

Research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isk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LIU Qinmi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In modern societ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k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be more and more close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human self-cognition makes the risk around us increase constantl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nature and society. At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is at a high risk stage, we should be clearly aware of our environment,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reduce risk as much as possible, so as to improve our living and life quality.

Keywords：social development; risk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907(2016)01-0084-05

作者简介：刘秦民(1976-)男，江西余干人，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GD12XMK14)

收稿日期：201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