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婷

世界文学

抵抗的诗学
——阅读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小说

方 婷

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的文学创作有明显的思想和诗化倾向，其小说和诗歌常常可以形成互文的阅读。同时，语言困境作为人的潜在困境深深地嵌入在他的作品中，这一困境具有强烈的抵抗色彩，并指向现实困境、权力困境和历史困境的交叉，以及新意义的生成。因此，文学批评能否打破文体的藩篱，基于其作品的独特性，建立诗歌批评与小说批评的互文性批评就具有一定的试验色彩。

谢尔•埃斯普马克；抵抗；语言困境；互文

“抵抗”是一个绷紧的词，带着几分剑拔弩张的气氛，甚至包含着被压抑的人格，它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类似敌手的存在，以神经质的敏感注视。作为一种生活情态，“抵抗”的出现是无意识的，乃人在困境中的不服气和不顺从，但当它成为一种政治选择、生命姿态和自主行动时，就具有了反思与批判的品质，也使得“人物”从“人”中脱颖而出。如果关于“抵抗”的想象和“人物”一起有幸进入小说家的视野，就将和语言一起，重新生成意义。

“抵抗”作为中心意象多次出现在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小说中，甚至在《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中还成为关键词的说明。但他的抵抗意识不只显现在文学母题上对强权、遗忘、良知、仇恨等人类伦理困境的现实描绘与隐喻书写，还试图洞悉这一困境的来源，重建“抵抗”的基座。因此，或可称之为“抵抗的诗学”。

一

语言死亡的时候

死者就跟着再死一次

那些潮湿田野上

掀翻土地的词

——谢尔•埃斯普马克《语言死亡的时候》节选①谢尔•埃斯普马克：《谢尔•埃斯普马克诗选》，李笠译，《诗选刊》（下半月）2009年第1期。本文节选的诗行均来自《语言死亡的时候》一首。

读埃斯普马克的小说，会让我们看到一个集诗性、叙事、寓言、推理和思辨气质于一身的小说家。小说的结构和语言介于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之间，由语言的流动指向意识的流动，并开辟了一边讲故事，一边解释故事的两个声道。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之不同，在于叙述的注意力已经从人物的传奇性和因果联系转向了人物的直觉、意识和潜能。他不吝其功地展现着写作雄心和对词语的想象，甚至还饶有兴致地加入了个人艺术鉴赏和文学阅读的趣味，如巴托克、卡夫卡、契诃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于他都心有戚戚。大量的内心独白、情绪运动和意识活动散布在“人物”周身，成为其小说一以贯之的肖像特写。

对语言的理解定调小说的叙述，语言困境作为人类的潜在困境或第一重困境，也被编织进人物的命运之中。在埃斯普马克笔下，二战时期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贝拉之所以从演奏厅走向田野和乡村并非逃避，是因为他选择抵抗强权的方式是以艺术的感性、直觉和自由迎向意识形态话语的暴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选择。“没有和谐的纪律、也无逻辑发展的责任，前奏的主题素材一再重现”，这样的音乐语言就足以让戈培尔惧怕。特别是当它与自然的语言结合在一起时，还诠释了抵抗的语言之根也可以生动与丰富。“马鬃的温热、犁摩擦石头的声音，小河边姑娘们咯咯的笑声，麦田上吹动的风浪，敞开的墓穴口低垂的头，苦艾的味儿捻碎在歌者出汗的手里”，①谢尔•埃斯普马克：《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第14、30页，王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它们为巴托克的音乐添加了香与涩。

关于巴托克的命题“以音乐四重奏的节拍站在坦克进行路上”，②谢尔•埃斯普马克：《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第14、30页，王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诗人也有过类似的表达，西默斯•希尼说，“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却是无限的”。③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第5页，吴德安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这里的“无限”也指向诗歌创造力的自由与不可限量，艺术的自由游动在讲故事和讲故事的人那里。而约瑟夫•布罗茨基用另一种方式描述了艺术语言如何抵抗强权，“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容越发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的趣味，这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奴役的一种防护手段”，“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可能愈是不幸”。④约瑟夫•布罗茨基：《悲伤与理智》，第50页，刘文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在此，语言选择本身构成了一种伦理选择，诗或艺术的伦理也可以理解为反极权的美学选择。我们试图抓住的是什么？艺术思维如何抵抗权力思维？也许从艺术语言上看，单个人物与强权的对抗并不那么悲观。

这种语言困境也出现在《失忆》中。失忆作为时代症候，在语言上首先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世界命名的可能，“家”成为“那个被称为家的地方”和“那个朝向家的方向”，一再否定着自我的来源。同时，失忆还伴随着失语症的发生，借助词的稻草反复言说，既是为了抵抗失语，也是为了抵抗因失语而造成的局外人命运，但说得越多就越远离真实，健谈掩饰着失忆和失语。主人公克尔维尔凭着手头有限的笔记、照片、菜单、成绩单、护照等信息碎片不断推求，希望回溯出一条通往记忆的逻辑线索，但他越力求精确和固定，陈述越多，就越感觉稀释、磨损和徒劳。抵抗遗忘的努力更显现为通过语言，提供记忆的证词和自我审判，将外部记忆带向内在记忆。这种在言说中不断自我取消的焦虑，何尝不是作家自身的焦虑。

在埃斯普马克的小说中，我们还能看到一种语言翻转的力量，人物独白常给人自动书写的错觉，仿佛作者在演出他笔下的人物，为他提供看待生活的多种可能，或者可以说，作者是作为第一个读者光临了他尚未成型的小说，它们有时是个人戏剧式自说自话，有时是两个“我”的危险对白。作为后来的读者，我们能感到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交流的愿望，甚至能感到一种试图说服读者的压迫感。“好像不是我在选择词汇，而是词汇在选择我。词汇自己把自己放在我的嘴里，既没有怀疑也没有保留，就放在上颚的碎片和差不多完好的舌头之间。”⑤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73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语言提供的修辞动力，也成为推动小说向前的桨。

二

给死者生命的词

鲜活的记忆

刚刚被历史刮落

这么多影子在消散

被迫进入最终的流亡，没名没姓

——谢尔•埃斯普马克《语言死亡的时候》节选

语言的碎片浮载着记录文明崩溃的使命。如此，抵抗文明被践踏的可能办法就是重拾文明的碎片。细读埃斯普马克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一种矛盾，他既试图构造一种宏大的完整，又主动迎向破碎的努力。正如其小说的结构，《失忆的年代》作为系列小说经历了类似《神曲》的结构上升和交叉，同时又形成各自独立的平行宇宙，并承担着续写下去的可能。仿佛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没有边际、难以完成的写作任务，帮助自己保持写作的青春，作者引诱他的读者，围绕着每一个主题词，就像围绕着一个泉眼，阅读也无以穷竭它。系列的每一个局部都着意于细致入微的刻画，有意弱化情节，大量的场景和人物特写，碎片的纹理在语言的放大镜和X光下巨细靡遗。

同时，埃斯普马克还为他笔下的人物培育出发达的听力和内视，大历史的流转隐藏在个人的身体里。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抵抗的变化，他们会根据周遭环境作出各种猜想，各种解说，各种应对，既在谜之中，又成为解谜人。疑心的困扰真切而具体。当某个时刻，我和我的好友在推心置腹地说话时，也会猛然意识到，我们也在他的小说之中。这些人物多靠向一种主动的迷惑，有时还带着献身的悲悯意味。巴托克是“自愿的犹太人”、“颓废音乐家”，主动选择孤独和没有归期的流亡之路。克尔维尔在一次次遗忘中试图穿越无数爱人重新找回爱人L，《误解》中的主人公认为抵抗误解的可能就是堕入更大更糟的误解和自我误解之中，并由此建造一座自我的地狱，越是被误解，就越渴望看到肉身的亲和力。《蔑视》中的抵抗带着荒凉和讽刺的意味，艾琳像“一块皱巴巴的蔬菜”躺在康复收容所时，抵抗蔑视的最后办法就是和垃圾堆一起自我垃圾化，但至死她仍在强调“我还剩下一点抵抗力”。①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289、374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不仅如此，埃斯普马克还借由瑞典社会的现实以及“两个瑞典”的比较展开具体的反讽。复仇作为抵抗的变形或升级，从童年时代被欺凌的过去找到借口，延伸向“家庭”内部。这里的“家庭”是体制、市场、阶层、国家的暧昧称呼。由复仇草稿、复仇欲望到复仇计划，这份复仇的名单一直在增长，尤其克利夫的死为失忆者预备着复仇的时间。可悲的是，通过不断激发对手的贪婪和冒险，复仇的经济学账本才露底，复仇的代价就是这个国家官僚机器上的螺丝钉个体越来越多地丢下自我，直至复仇最终指向“一个没有面目的面孔”和“一个没有面目的权力恩准的赦免证书”。②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289、374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一个剖面，一个修罗场意义的人间。失忆作为其共同的症候，将人从历史中剥离出来，但又构成一种类似尘埃的暂时性历史。我们不能说这种暂时性的历史是毫无价值的，但历史的秩序却不得不由日历和时钟来接管。因为遗忘，历史需要重新不断回到时间的起点，面临不断叠加和被覆盖，同时又构成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下的历史，瞬时的历史。失忆的真正痛苦不是已无法重拾旧时光，而是连自身的来源也遗忘了。遗忘让个体走向绝对的孤独和无家可归，并最终将整个时代的人送上流亡之路，这条路也是奥尔巴赫和萨义德一再提起的。

在抵抗遗忘的流亡之路上，文明史和个人史被压缩为一个个关于语言行囊的隐喻。《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中巴托克拖着他的农人音乐行李，本雅明夹着他的历史公文包，《失忆》中克尔维尔带着他的记忆档案袋，《蔑视》中艾琳躺在她的垃圾堆归宿里，《忠诚》中老马丁小心地保存着装满旧剪报的忠诚文件夹，《复仇》的主人公最后剩下的是装着一本旧日记和信件的手套箱，《欢乐》的主人公则发现他的身上开了一个洞。它们成为我们在世界上移动时随身携带的行李，像驼背或塌陷一样化为身体的一部分。最后被握在手心的是物化的历史、知识化的历史和断片的历史。

这种荒诞性持续在现实生活中上演。每天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离奇新闻都提供着类似小说的情节素材，而小说作为讲故事的手艺重拾对“人物”的热情，无异于试图重回个体的心灵秘境。这些被历史刮落的“人物”和保存着“人物”记忆的词语一起跟随小说家重生又再次经历死亡。当小说进入最后一篇《欢乐》时，作者写到：认下了失忆症的人同意让可怜的生活被挖掉一大块，他们“坐在那里，脸上空空的，什么也没了，嘴里还要嘟嘟哝哝骂骂咧咧”。①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557、565、97、290、120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这一幕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更多的人。

三

没人知道风想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为何来过这里

是的，我们听见树上的鸟鸣

但声音落向何处？

——谢尔•埃斯普马克《语言死亡的时候》节选

“抵抗有什么用呢？”“是什么给了我力量去抵抗？”②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557、565、97、290、120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主题最终回到了讲故事的声音里，陪伴在讲故事人身边的是一个记录词语的小本子。在过去，讲故事与记忆术息息相关，口口相传的经验来自明心默会的记忆，它让故事的未来保持悬念。为了这点悬念，每个个体都需要使尽浑身解数去完成一个自己的故事，或续写一个新的故事。不只是为了抵抗失忆，还是为了抵抗“平庸之恶”和“局外人”的命运。

但同时这些小说又有一个相似的尾声。主人公发现，不是我们需要误解、蔑视、复仇等，而是被这些词语需要。人被语言书写的命运，浮动在现实命运之下，以秘而不宣的方式构成困境的来源。“词汇不用问就会来看着你，一句句会闪电一样迅速地寻找和另一个在遥远的地方闪烁的句子的关联，就像是在黑暗的水中。”③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557、565、97、290、120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推动克尔维尔思想的不只是记忆碎片，还有语言碎片，不断耗散他的也是这些语言碎片。这些语言碎片最终指向最后的词语，在这些词语中可以读到全部的生活，正如从最后的那些困难的呼吸中，可以讲述出一个人的生活。关键时刻，语言还承担着保存命运的责任。而语法规则甚至会反过来充当人世法则，以主语、宾语、表语安排着整个生活，如李贽《焚书》如何以造就新句法的方式完成对时代的抵抗。这种被词汇推动和增殖的言说方式也成为埃斯普马克的写作方式，并最终走向对语言残余和语言寂静的体认。

从语言哲学上来看，新句法和词汇增殖的另一形态是更深的语言沉默。在埃斯普马克的小说中，沉默作为语言的终极形态形成最后的抵抗。它以语言的嘟哝、叫喊、否定和虚空出现，并伴随在死亡身边。《蔑视》中艾琳最后在意的是自己的牙齿，因为“能够说话，让人听到我的话”是她最后的价值，“我的末日就是一个没有词的叫喊，一个有点收缩在一起的叫喊”。④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557、565、97、290、120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复仇》中母亲最后的孤独是“不”、“不”、“不”的总和。好几次，小说中的人物都试图说出“拒绝服务”，而《忠诚》的主人公最后听到的声音也是一种被尖利的声音划过沉默。这些沉默在乔治•斯坦纳那里被理解为自杀性的修辞，传递出语言的危机和脆弱，也是语言最后的尊严。

即便失忆已成现实，我们仍期待还剩下一点什么类似烙印的东西，至少记忆的伤疤不会失忆，至少阅读这些伤痕产生的误解，还需要用语言去不断辩护。语言成为人身上的疤痕，并走向语言残余。“语言本身是充满伤痕的，充满暴力和背叛和失败留下的痕迹，而我们无意识地去抚摸它们，阅读它们，这些伤痕使我们有可能为自己找到方向。”⑤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第557、565、97、290、120页，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尤其特别的是，《复仇》中曾借一个骑士屠龙的故事说明一类语言的“感性”，当蘸了龙血的手指塞到嘴里时，就突然听懂了鸟和树叶之间的话语，这是一种新的没有词汇的语言，或没有语言的语言，能听懂这个语言的人，内心被巨大的空虚占据。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禅宗对语言的体认，使语言重新回到枝头。同样，只有好的故事和好的讲故事人才能说出无以言辞的痛苦。

由此可见，在埃斯普马克的小说中，人存身于世的困境，不只是单一的权力困境，还是现实困境、语言困境和历史困境的交叉，并直观地显现为语言困境。小说将结构与解构并置，对语言本性和语言困境的沉思最终指向“抵抗”的中心意象，并由（艺术）语言思维对权力思维的抵抗，失忆和失语的同构，个人抵抗史如何走向语言寂灭和语言残余的历史，这三个方面构成其抵抗的诗学。埃斯普马克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途径和方向，他对语言困境的体验也建构了一条人对自身命运理解力的道路，并成为其抵抗的来源。

二○一六年三月于昆明

方婷，文学博士，现为云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曾有评论发表于《作家》、《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