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莫妮卡•劳力曾（Monica Kjeldgaard Lauritzen） 著

［瑞典］万 之 译

东吴讲堂

文学传记的艺术
——二○一六年四月六日在云南大学的讲演

［瑞典］莫妮卡•劳力曾（Monica Kjeldgaard Lauritzen） 著

［瑞典］万 之 译

一种受人喜爱的文学体裁

文学传记——有关作家的传记——是一种古老而受人喜爱的文学体裁。为什么如此?我相信理由是很多的。

因为有一点——作家让我们好奇。他们是知名的公众人物。如果我们读过他们的作品，我们会感觉我们几乎对他们个人都认识了解。而我们知道他们是有创造性的，有想象力的。作家们告诉我们故事，介绍给我们不同人物，这些人物成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组成部分。作家们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反观我们自己的状况。所以我们料想他们作为私人性的个体也是很有意思的。这经常也是真的——但不总是真的。

作家们是不同寻常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真事。我们大多数人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小说家。一个作家的创作的迫切感——需要写作的迫切感，是如此之强烈，所以它会克服所有的障碍。这样的障碍可能存在于政治制度，也可能存在于宗教信仰、教育程式、风俗习惯或者就是简单的偏见——经常还结合在一起，防止个人的自由表达，不论他们是男人或女人。

所以，当一个作家的传记是心理的开掘，它也会给你提供一种社会的分析，即这个作家生活的社会的分析。不用说，这样的故事有可能是非常刺激人的。

对于我写的两部作家传记来说，这无疑也全是真实的：一部叫作《一个女人的声音》，另一部叫作《真理的道路》。两部都是写十九世纪瑞典杰出的妇女作家，一位是艾米丽•弗莱格尔•卡尔连（生于一八○七年），另一位是安娜•夏洛特•乐弗勒（生于一八四九年）。以下简称艾米丽和安娜•夏洛特。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十九世纪，瑞典中产阶级的妇女被一系列的枷锁限制到了什么程度，例如在不少手册里，有对妇女的真正本性的广为宣传的描述。女人被看作是和男人极端不同的。女人有社会的和情感的潜力，但是没有智慧的潜力。从这点出发，随后就把女孩子当作妻子和母亲来训练，为的是过家庭生活，而男孩子得到的训练，是要在公共领域里积极生活。

所以年轻姑娘不需要得到良好的教育——不论她们的个性或才能如何都一样。学点法语，学点音乐、绘画和缝纫就足够了。对于很多聪明的女性来说，这是一种苦难。她们的智力发展和自我肯定的机会被剥夺了。

此外，路德新教当时是瑞典的国教，宣称女人低于男人，男人在场的时候女人要保持沉默。法律制度也遵循这样的看法。结婚的女人是没有任何法律权力的。在十九世纪时妇女只是逐步地获得法律地位和经济权力。瑞典妇女的投票权是迟至一九二一年才获得的。

我的两部传记

我就变得越来越好奇了：这两位女性——艾米丽和安娜•夏洛特——怎么可能克服这些障碍而成为成功的女作家呢？

艾米丽出生在瑞典西海岸的一个小镇，一个海员和商人的家庭。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他父亲就带她沿着西海岸随帆船航行，十五岁的时候，她就得到独自掌握自己的货船的权力。

那个时代（一八二○年前后），这对一个姑娘来说是独特的经验，给她很大的自信，而且对沿岸的人的生活有很深刻的认识。此外，在她父亲的船上，在家里的饭桌旁，她也能听到海员们互相讲述的很多戏剧性的故事。这些后来成为她当小说家时运用的写作素材。她得到的正式的学校教育很少，但是她非常爱读浪漫主义时期的小说，多半翻译自德文、法文和英文。很早她就开始写自己的短篇故事。她的兄弟和姐妹还都嘲笑她。

二十八岁的时候，艾米丽嫁给了一个医生，以后又成了寡妇，有过一个情人但很快就被抛弃了。她生过五个孩子，三个早夭，一个送给了亲戚。她过得真是不幸福，很绝望，住在母亲的家里生活，只有很少一点钱养活她自己和一个七岁的儿子。她需要另想办法，找到一种挣钱的方式。这时她开始写她的第一部小说。

小说写得很好，很符合常规。她把小说寄给了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正在发迹的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决定把她的小说推到市场上，让她搬到首都来。她一到首都，这个美丽而有才能的女性就被一个欣赏她的年轻作家和批评家的圈子接受了，在他们中间，她也选择了她的第二位丈夫。这个时候，有同情心的男人的支持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在出版了七部小说之后，决定利用儿童时期的经验，她创作了《奶蓟草岛上的玫瑰》。至今为止，这是能最好表现这个地区氛围的小说。这也是很有戏剧性的小说。小说是根据一个古老的谋杀故事，而她结合了《罗密欧和朱丽叶》类型的爱情故事，也介绍了走私、航海的险情和渔夫的贫困生活等等。这是她的突破性的作品，在男人和女人中都赢得广大而热情的读者。

在后来的一部小说《西海岸的一个商人的房子》中，她描写了一个商人家庭的生活。这部作品多少可能——间接地——为托马斯•曼创作《布登布鲁克斯一家》提供了灵感。这两部小说是瑞典文学经典作品。

但是，艾米丽如何在妇女还应保持沉默的时代就做到这些？这当然和她的才能、她的勇气、她的意志力、她的写作能力以及周围支持她的环境有关系。不过，这也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当艾米丽在瑞典文坛上出现的时候，出版业正在兴起。很多人可以读书——所以有一个潜在的市场。有一两个企业家发明了新的印刷方式和发行方式。新书有大量的需求。妇女作家写的小说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艾米丽是幸运的，成为最早出现的瑞典文学世界的妇女之一。

大约在一八六○年前后，艾米丽是瑞典的首屈一指的小说家。但是她到后来就有点过时。至少这是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比如安娜•夏洛特的看法。后者也成为我下一部传记的题目。安娜•夏洛特生于一八四九年，比艾米丽要年轻两代，她有新的不同的文学雄心。

安娜•夏洛特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她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不过，和艾米丽不同，她非常渴望一种有智性的教育。她的三个兄弟都成了学术界的学者。但是她不得不在十五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但为了补偿这个缺憾，她读了大量流行的书籍，有关宗教的，有关政治的，社会学的和文学理论的她都读。当然加上同时代的散文小说和戏剧。

二十三岁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律师。丈夫是个善良和传统的男人，但是想到他的太太会出现在文坛上他就非常着急。所以，当安娜•夏洛特的剧本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剧院（匿名）上演的时候，他甚至不敢去出席首演。这是一八七三年。这个剧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安娜•夏洛特在文学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一八八○年左右。

当时，因为工业革命和技术发明，斯堪迪纳维亚的社会正发生激烈迅猛的变化。与阶级矛盾相关的问题，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都成为当时的主要话题，同时人们还辩论人口过剩、娼妓卖淫、婚姻机构和妇女状况等等问题。年轻作家要对一个更好的未来有所作为。安娜•夏洛特在短篇小说和剧作里对这些问题都进行讨论。有一个批评家把她说成是“当代的文学母狮子”。在八十年代中期，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备受称赞。就是今天，她的作品也给人新鲜和现代的感觉。

但是到了一八八七年，时代氛围有了转变，变得充满了敌意。她对自己的乏味的丈夫也厌倦了，所以她出走到了意大利去。在拿波里斯她遇到并爱上了一个贵族出身的数学家。她在和天主教廷作了长期斗争之后和丈夫离了婚——她获得允许和所爱的人结婚。她们在拿波里斯度过了很幸福的几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她们身边都是知识分子朋友，时刻准备支持她。她的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她的未来看起来很丰富和富有希望。但是，就在一八九二年十月她还仅仅四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阑尾炎而突然去世了。

像一个侦探那样写作

你们可以看到，这两本书都是比较大部头的著作。它们都是根据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材料写成的。一部文学传记背后的工作和一个探险家——或者一个侦探——的工作过程确实是一样的。你被好奇心驱使。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寻找信息，把这些信息总结起来，然后得出你的结论。我相信，推动传记作家写作的好奇心实际上是一把钥匙，能打开读者从完成的作品里得到的那种惊喜和激动。

一个传记作家，总是在搜寻所写的这个主人公留下来的个人材料：书信、日记、手稿、自传，能让你看到他们的人生场景后面的东西。写作的过程——以及写作的结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找到了什么。对我的这两部作品，其条件是很不一样的。艾米丽没有留下很多原本的材料。而在安娜•夏洛特的情况下，材料则特别丰富。

关于艾米丽，我有幸在哥德堡找到一小部分收集起来的信札。是这个作家的一个远亲碰巧收藏在家里的。我把信札复制到光碟上。仔细阅读这些信件，能得到大量信息。但是收信人只是同一个人，是作家的一个弟弟——那么视角还是有限的。此外还找到了一些手稿。而我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她自己已经出版的两本自传。

自传的问题当然在于它们只包含了作家自己要给后世看到的内容。很多事情被排除在外，也有些事情被夸张了，对自己的介绍涂上了色彩，以便创造出特别的效果。所以，我必须很小心地阅读这些文件，只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要根据其他已经知道的事实来核对。

对于安娜•夏洛特，情况就极为不同。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有关于这个莱夫勒家庭的大量资料。我可以读到安娜•夏洛特和她的家庭、朋友和情人之间的几乎全部通信。此外，我也能看到她的日记、很多手稿，一部自传的稿子。我真的不得不选择我感觉重要的材料。

阅读别人的私人文件，是非常有亲密感的事情——也是一种刺探别人的私事。我一直把这点记在心里，尽量地尊重别人的隐私。但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需要考虑。就是说，在何种程度上，你可以相信这些信件和日记？信件会被寄信人添加色彩。它未必提供真相——只是作家想要的那种真相的版本。通过不同信件的对照对比，传记作家可以有更深的理解。

手稿是非常让人着迷的，因为它们经常提供对作家创作情况的内在审视。艾米丽只留下不多的一些手稿。她曾经烧掉了很多手稿。有可能是她不希望让后世知道，她丈夫帮助过她编辑手稿。文学在那个时代被视为是神圣启示的结果。而今天，编辑已经是常规程序。安娜•夏洛特就没有这样的感到良心不安的问题。她的手稿里有很多有意思的信息，说明她写作的发展情况。

除了皇家图书馆，我们在瑞典还有很多其他的档案馆包藏着对传记作家非常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有范围非常广的教堂记录，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有关人们的出生、死亡和埋葬地以及婚姻的登记材料。在其他的官方的正式记录里，你可以找到商业活动的信息，有关税收和居民的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大都现在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

我对安娜•夏洛特的研究引导我找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档案馆：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因为他们收藏的历史文件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所以查阅限制很严。我很激动地发现了有关莱夫勒和她的瑞典丈夫离婚的所有文件，以及她的第二次婚姻的婚礼程序的文件。我有幸可以看到并复制所有这些文件。

但是，一个作家的虚构的作品会怎么样呢。它是否可以用作研究一个人生平的资源？这也常常是很诱惑人的。但是我愿意说不——肯定不应该。虚构作品的作家从来不会在写作中直接运用现实。这就简直不会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打动人的任务或环境描写，通常是从不同灵感冲动里跳出来的。一个特别的场景，可能是一个小事件引起的，或者是一厢情愿的考虑，或者完全是想象。所以，小说内容不是作家经历过这些的证明。不能作为传记的材料！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有意思的事情是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追踪一个文学创作生涯的出现。我试图追踪某些众所周知的时间或者创伤是如何反映到不断使用的文学主题中的。如果你要在这个作家的生活的语境中研究一部文学作品，它经常可能就是看到意外的变化，就能更好地理解。

媒体的反应也是另一个重要的信息资源。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里，我能读到和我要写的作家有关的所有的书评和有关的文章。我对于有关作家的性别的看法特别好奇。女性作家读起来就和男作家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读这些评论会让人很吃惊。读老报纸和杂志让你作一次穿越时间的旅行。你对你研究的生活的整个背景越熟悉，你对你找到的事实就能理解和解释得更好。

如何找到一个结构

信息的收集是激动人心的工作，你可以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但是在某些时刻，你必须选择一种介绍你的材料的策略。你要讲的故事到底是什么？你必须决定一个结构。

一个按主题的规划有时会是很有效的——特别是你的主要兴趣对要写的作家的思想的研究。制定这样一个主题规划，你要在时间里前后移动，这样读者就会失去对于整个生活故事的追踪。

如果你用编年顺序的方法来介绍你的材料，你可以从你正描写的人的种种雄心、成功与失败里面的自然动力中得到很多好处。

在我的两部传记中，我都是使用一种经过修订的编年顺序的介绍。我尝试过观察这两个女人的社交、感情、智性和创作进展中的重要阶段。我也对她们生活的互动的不同方面作了介绍。我在我的故事中也有中断的地方，在那种感觉有这种需要的地方。我对某些时期会扩展开来描述，而另外一些时期则只是简单介绍。在这两部书里，我关注的重点是决定性的能给人启发的关系和事件。这当然意味着，这两部书反应我对两位作家生活的个人的诠释。

在有关艾米丽的书里有五大部分，每个部分都用一张作家的照片来开头。这可以显示时间的流逝。每个部分都有关于儿童时代、爱情生活、家庭、友谊、出版、政治和宗教的章节。有关她写作的章节则是分开的。在我有关安娜•夏洛特书里有十一个章节，还有子段落。对于她的文学作品的讨论是穿插在她的生活故事里的。

至于这些书的物质形状，我很荣幸地是在阿尔伯特•博涅什出版社出版这些书，这是瑞典最大的也是最老的出版社。这意味着我在修订我的手稿和核对事实的时候得到非常专业的支持。排版也是用清晰和优雅的角度来作选择。

注释和扩张阅读书目是根据最大限度的可获得性来编排的。插图也很重要。在这两本书里，都有很多照片，有些是从私人手里找到的，有些是从不同的档案馆找到的。大多数的照片都收集在特别的章节里——而不是分散在这个文本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照片本身能讲述出它们自己的小故事。

封面设计都非常漂亮，而且是精心考虑出来的。封里（内封）都突出了主题，目的是围绕文本创造出一种吸引读者的氛围。我应该补充说，这两部书都有一个序言，我在序言中也解释了我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理由，还有我的材料的性质和研究的状况。

我作为叙述者的角色

从我到现在为止的介绍，你们可能理解，我的两部传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我自己的故事。我挖掘了事实，对这些材料作出了反应，我选择了我要呈现给读者什么，也选择了如何去呈现的方法。这当然对于任何传记都可能是真的。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平，如果由两本不同的传记来描写，会变得非常不同——因为它们的特别的重点和同情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得不确定我作为叙述者的态度。我和我要描写的这些女人的关系必须非常清晰。从一方面来看，我不要我的书是非个人的，是冒着客观之名的报告。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当然不要咄咄逼人、轻率和不公平。我的雄心是把我的读者纳入到一个我和我的主角的真正对话之中，也是一个跨越了年代的会面。

我也不得不决定，对于这些书，我可以想象出什么样的读者。这些书是不是那种给小众读者和专家看的知识性学术性的书，或者我要争取更广大的读者群？我当然希望得到尽可能广泛的读者——不论男人或女人，年轻或年老，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读者。

因为我的专业背景，我还是很幸运的。我是作为哥德堡大学的一个学者开始写作的，我的专业是英语文学。这个背景给了我处理档案和分析文本方面的训练。离开大学之后我在瑞典公共广播电台工作了二十年，当批评家和节目制作人。我学会了如何清晰地和直率地表达自己，不用学术界的那种行话。在写作我这些传记时我可以把这些不同的专业技巧结合起来，这些书的实际写作也变得容易和愉快。我收集了材料，给它们安排结构，决定了我要说什么——而我说的时候就好像对我的丈夫、朋友和听众说话。

有一天，我和我的孙女步行穿过斯德哥尔摩，我告诉她我写的传记，还有自从一八六○年以来这个城市的变化。她说，在你的头脑里，你有两个斯德哥尔摩，这样的生活一定很精彩——一个是旧的斯德哥尔摩，一个是新的斯德哥尔摩！她说的对。这正是我在做的事情——在我的头脑里，我平行地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写一部文学传记，非常像是一个把失去的世界再拉回到生活里来的过程。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做了这些之后，我在瑞典文化、瑞典历史和文学里有比过去更大的归宿感。我并不是没有批评——我对它有了更好的了解。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重新塑造了这两个女性的先驱形象，是她们铺平了后来的几代妇女的道路。我想到她们的时候充满敬意和感谢。我希望，也相信，我的传记会把这些感情传达给我的读者。

【译者简介】万之，本名陈迈平（Chen Mauping），为长期居住在瑞典的中文作家、文学编辑和翻译家，获二〇一五年瑞典文学院翻译奖。

莫妮卡•劳力曾（Monica Kjeldgaard Lauritzen），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瑞典林舍平市，是瑞典文学评论家、传记文学作家和记者。一九六〇年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以后曾留学法国索伯恩大学，并于一九七一年在瑞典哥德堡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名为《梅瑞狄斯小说中的代际关系研究》。八十年代继续在哥德堡大学作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过论述简•奥斯汀小说的专著。九十年代出任瑞典国家广播电台文化记者，并创建了瑞典国家广播电台小说奖。作为传记文学作家，劳力曾的主要著作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介绍瑞典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弗利格尔•卡尔连的生平和创作，以及《真相的道路》，介绍同时期瑞典女作家安娜•夏洛特•莱夫勒的生平和创作。后者曾获得二〇一二年瑞典奥古斯特文学奖提名，是最后入围的五部著作之一。 劳力曾近年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作过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