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菊 刘楚婷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日本作家的沈阳体验与文学创作
——以安部公房的《野兽们奔向故乡》为中心

王秋菊 刘楚婷1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4）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以中国沈阳为舞台或背景创作的日本文学作为记录那段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殖民地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安部公房在沈阳度过了近二十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在沈阳的长期生活体验和返迁体验不仅孕育和培养了安部公房的文学素养，也为安部公房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素材。《野兽们奔向故乡》中故乡丧失、无国籍漂泊、彷徨在国境线上不知所从的主题，突出体现了战后日本文学的重要特点。

安部公房；沈阳体验；《野兽们奔向故乡》；故乡丧失

沈阳，曾用名为盛京、沈州、奉天，是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也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古都，从春秋战国时期燕国设立方城（侯城前身）起，沈阳的建城史已有2600余年，历史文化底蕴绝不输于中国四大古都西安、南京、北京和洛阳。

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沈阳以曾经的清朝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奉系军阀的政府中心地、现今的东北经济、文化、交通和商业中心地而闻名。然而，二十世纪以来，沈阳却饱经风霜、屡遭磨难：日俄战争的“奉天会战”、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等均在此地发生，加之1931年又沦为了日本殖民地，直至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沈阳这座城市才终见天日。可以说，沈阳是一座其本土文化之中浸透着外来殖民统治的历史与文化、诸多地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岁月印记和精神遗存的城市。探究这座城市在特定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用文字表述的沈阳都市影像以及在这个都市空间中孕育而成的文学，捕捉这些文学中殖民主义思想痕迹和交织着多重复杂的政治性、文化性、精神性葛藤的殖民主义都市体验，揭示日本作家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日本近代性的自我发现，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却少有人研究的课题。

一、沈阳的日本近现代文学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沈阳这座都市作为记录那段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殖民地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存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与谢野晶子就曾在她的《金州以北记》中这样描述沈阳：“奉天是自唐代以来，长期被称作沈州的地方，元代时叫沈阳，自清太祖十四年称奉天。位于辽河源流的浑河的西北向东延伸的沃野之上，西部沿满铁沿线铁路附属地的日本新市街形成从东北向西南的长方形，贯通以奉天火车站为中心呈放射状铺陈的浪华、平安两大街道，其间分布着大小街区，平整的马路、整齐的树木、欧式建筑、上下水道齐全，俨然是一座设施完备的文化都市风景。”（转自志賀直哉等，1979:343）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现代设施完备的沈阳都市风景给与谢野晶子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木下杢太郎（1981:359）则在他的诗集《沈阳杂诗》中留下了春日大雪的沈阳景像：“正春今日大雪，点着壁炉的房中，依偎在青白色窗边，秋海棠安静地呼吸。昨夜到家中，发现寂寞的桌子上，不期而至的明信片。奉天的新市街，路上杳无人影，寒风劲吹，雪中暮色渐浓。”北方大陆自然景观与新兴的都市风景交相辉映，展现了独特的沈阳都市风景。

以沈阳为舞台或背景创作的日本文学除了上述提到的木下杢太郎根据自己沈阳体验创作的《沈阳杂诗》外，还包括八木义德描写中国工人形象的获得芥川奖的《刘广福》，以及八木回国后将在沈阳的生活体验和返迁体验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远远的地平线》、《我的索尼娅》；水上勉依据年轻时在沈阳做苦力监工时的所见所闻书写成的《沈阳之月》、《小孩》；清水良江记录一个家庭主妇带着五个孩子跟随丈夫返迁回国经历的《大陆的小家庭——满洲返迁160万分之一的记录》；石田均基于沈阳都市体验创作的《活在故乡沈阳——一个中学生的终战备忘录》；另外还有三宅丰子的《雪至》、《乱菊》；青木实的《铁警日记》；高木恭造的《奉天城附近》、《鸭的后裔》、《风尘》；牛岛春子的《王属官》、《苦力》、《过去》；田研一的《满洲建国记——奉天城》；大木德的《那个时代，在满洲卖寿司的妇人们》；平野一城的《最后返迁牧师的手记：终战后在奉天的三年》等等，这些曾经在沈阳生活过的日本人的都市体验和战争体验铸成了诸多有关沈阳的日本文学。

另外，田山花袋、夏目漱石、德富苏峰等文学家都曾游历过沈阳，并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沈阳的都市风景。如夏目漱石的《满韩处处》、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田山花袋的《满鲜行乐记》、与谢野晶子的《金州以北记》、里见弴的《漂亮的丑闻》、《满支一见》等等。这些作家大多带着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憧憬来到中国，然而严酷的中国现实却令他们大失所望，游记中表露出了作家们在憧憬与现实间徘徊的矛盾心理。

除此之外，诸如安部公房、宇能鸿一郎、三木卓、山崎正和等这些从小生长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二代日本人，他们把青春记忆和返迁体验书写成诸多作品：如安部公房的《无名诗集》、《野兽们奔向故乡》、《道路尽头的标志》；宇能鸿一郎的《肉壁》；三木卓的《我们亚洲之子》、《炮击之后》、《亡国之旅》；山崎正和的《作为文明的教育》等等。

“日本近现代文学，很重要的一面就是交织、渗透着深刻的战争体验和殖民记忆。其中，较为突出地体现在与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与东北都市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上。”（柴红梅，2013:1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广阔无垠、物产丰富的中国东北大地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殖民者为了永久地占领和统治这里，大力地开发东北的城市建设。呈现着畸形的“繁荣”和现代“摩登”的都市景象为日本作家提供了独特的都市空间图景和殖民体验，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感性基础和灵感来源，记忆中的中国东北都市也成为他们难以割舍的精神“故乡”和创作的源泉。本文以安部公房的文学创作与沈阳都市的关系为中心，深入地挖掘殖民地沈阳都市体验以及返迁体验与安部公房文学创作的关联。

二、“故乡”沈阳体验与安部公房的文学创作

安部公房，日本小说家、剧作家。1924年生于东京，1岁时同家人来到中国东北，在沈阳（奉天）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40年就读于旧制奉天第二中学，1944年回日本旧制成城高等学校学习，年末因得肺浸润回奉天老家疗养。1945年在沈阳迎来了日本的战败。1946年年末乘返迁船回国。主要代表作有《墙》（1951年）、《野兽们奔向故乡》（1957年）、《砂女》（1962年）、《他人的脸》(1964年)、《燃烧的地图》(1967年)、《箱男》(1972年)、《密会》(1977年)、《樱花号方舟》(1984年)、《袋鼠笔记本》(1991年)等等。

其中，处女作短篇小说《墙》受到川端康成和泷井孝作的充分肯定和极力推荐，斩获第25届芥川奖，确立了安部公房在日本文坛的地位。1962年，描述因采集昆虫标本而被困在沙窟中的主人公不断试图逃脱故事的《砂女》获得了第14届“读卖文学奖”，这部作品作为战后“前卫文学”的代表作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的语言，并荣获了法国“最优秀外国文学奖”。安部以此为契机，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长篇小说《他人的脸》叙述的是在事故中因脸部受伤而换上塑料面具的男子引发种种荒唐事件的故事；《燃烧的地图》则陈述的是失踪者与追踪者互为倒置的情节；《箱男》书写了一个头顶纸壳箱子生活的奇妙男子；《密会》则以医院为舞台，描写了得了怪病的病人遇见了奇怪医生的故事。这些长篇小说的主题大都离不开主人公孤独与不安、彷徨与困惑、摇摆的情感、飘忽不定的思绪等等，这些描述现代都市中种种怪诞现象、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城市对人的存在的压抑、人逃离城市的冲动等等特点的长篇小说被翻译成各种国家的语言，受到国外读者的青睐，他的《燃烧的地图》还获得了美国《纽约时报》评出的最受欢迎的外国文学作品第五名。这些卓越成绩的取得，确立了安部公房文坛上的国际性的地位。如果说，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是因为他们的日本文学而受到国际上的关注的话，那么，安部公房的文学本身则是因为具有世界性和国际性而在海外享有盛誉。因而，安部公房被海外誉为最受欢迎的日本作家和世界级文学大师。大江健三郎非常钦佩安部公房的文学造诣，将他与世界级的大作家卡夫卡、福克纳相提并论，并在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感慨地说：“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殊荣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①

安部公房在中国东北沈阳度过了近二十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可以说，在沈阳（奉天）的长期生活体验是安部的“生命体验”，它为安部公房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固的基石。虽然战后，以中国东北为背景和返迁体验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只有根据返迁体验创作的、抒发逝去青春的苦恼，以及与现实抗争和对决的诗集《无名诗集》；以独白和回忆的形式描述了日本战败后，抛弃国家、抛弃恋人、抛弃故乡，在中国东北放浪后被土匪囚禁的一个日本青年痛苦经历的长篇小说《道路尽头的标志》；以及根据作者的返迁体验创作的，描写失去父母的日本孤儿在饥饿、孤独、彷徨、不安、恐怖连续不断地袭来的苦难中追寻自己“故乡”的《野兽们奔向故乡》等三部作品。而且自从《野兽们奔向故乡》以后，“满洲体验”再没有直接出现在安部公房的作品当中，但是不容否认，安部公房所有作品中永恒的“生存于现代的人类普遍存在的失乡感、彷徨于无际的迷途上的经历、都市的孤独感、自我丧失感”（川村凑，1995:607）都会让人感受到中国东北生活体验和返迁体验化作一种盘踞在安部公房内心的“精神性的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了他的文学作品当中，从而给他的文学世界投下了特异的阴影。日本评论家栗坪良树在评论安部公房的作品时指出：“这些主人公的动向，是战乱中逃脱出来的体验盘踞在了体内，将一种自我运动转化成遗传基因的现象，这实在是殖民地人宿命的写照。”（转自井上靖 等，1990:571）

然而，翻看作家安部公房的履历不难发现，无论是他人为其撰写的年谱，还是安部自书年谱，在他成为职业作家之前，特别是在沈阳度过的青少年时期的记述大都只是只言片语，且“自书年谱本身就误记较多”（木村陽子，2015:218）。对此，安部公房（1999:245）这样表述：“人无论是谁，除外部经历外，还拥有内部经历。当然，毋庸置疑，内部经历最为重要。但是，这两种经历，总会被人们误解为简单的函数关系，从而常易招致不幸。因此，最好忘记外部经历。尤其是，作家已经通过作品，公开了不想让读者误解的经历。那么，除此之外的经历，格外应该保持沉默才对。原本就没有必要忍受被别人以外部经历为线索进行精神分析的屈辱，但是，如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承担的责任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作家说谎。不，进一步说，作家应该尽说谎的义务。”显然，“内部经历”自不必说，即便“外部经历”也不愿被别人“品头论足”，这也都是出自作家自身的考量。但是，除了“误记”之外，安部公房还时常否认，也许是故意掩盖培育和熏陶他文学素养的“故乡”沈阳的学生时代的生活经历，以及这段殖民地生活体验对安部公房文学创作的奠基和影响，安部公房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杂志编辑的提问：

编辑部：学生时代您写过小说吗？

安 部：没写过。

编辑部：那您如何有了文学创作的冲动的呢？

安 部：不知道。

编辑部：那您成名前读过什么书呢？

安 部：那时我可不是文学青年。

（转自木村陽子，2015:222）

事实上，沈阳是培养安部公房文学素养的地方，是安部文学创作的发源地。据说，安部在奉天小学时，就爱读爱伦·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而培养他写作才能的是安部就读于“奉天千代田小学”时代，担当了他6年班主任的宫武城吉。这位老师利用业余时间把学校的精英才子聚集在一起，培训他们作文写作的能力。安部公房是其中的一员，由于安部的文笔很好，宫武老师经常会把安部公房的作文投到《奉天每日新闻》的晚报上发表。关于小学时代安部公房的文学创作活动，安部的同学辻公平回忆说：“我们周六组发行了机关杂志，安部当时就已经发表了名作，而我发表了漫画。”（转自木村陽子，2015:221）而据安部公房的中学和高中的同学回忆，安部始终没有停止过文学创作活动。

但是，安部公房为什么掩盖沈阳学生时代的文学创作经历呢？抑或说，为什么要遮蔽青少年时期中国沈阳的生活经历呢？这或许有安部公房（1999:245）所说的“作家应该尽说谎的义务。”但是，除此之外，安部“谎言”的背后究竟还有什么呢？

安部公房在回忆培育他成长，并一直爱恋着、久久难以忘怀的都市沈阳时这样写道：

奉天就是现今的沈阳。培育我成长的奉天即使是在满洲，也是最煞风景的城市。……但如果即便如此，也会为这煞风景而魂牵梦绕的话，那它应是我的故乡吧。这的确也是个称得上故乡的街市。但是，我为什么不敢断言奉天就是我故乡呢？我的父亲从个人的角度是个热爱和平的市民。但是，整个日本人的群体却是武装了的侵略移民。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不拥有把奉天称作故乡的资格。但我却没有其他可称作故乡的地方。在奉天的时候做日本的梦，回到日本却又做奉天的梦。 我经常有自己是彷徨在故乡边缘却走不进去的亚洲亡灵的感觉。这也是我每每看到“解锁的亚洲”这一词语总会感到浑身战栗的喜悦的原因吧。

（安部公房，1998a:484）

显而易见，在安部公房的内心之中，奉天（沈阳）是养育他近20年，陪他度过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代的地方，这里并不是异邦之都，而是他的“精神家园”，是回到日本经常在梦里与之相遇的地方，安部（1998a:91）曾经自述:“我的梦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沈阳。”沈阳才是安部公房最难以忘怀和无法抗拒的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认为除此之外也没有可称作故乡的地方。但是，他却没有资格称沈阳（奉天）是自己的故乡。因为，那里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安部公房和所有曾在殖民地的日本人都是殖民者，是“侵略的移民”。随着日本的战败，返迁回到“陌生”的、不得不接受的安身之所日本的安部公房，丧失了自己精神家园的“故乡”，成为了“彷徨在故乡边缘”的“亡灵”。沈阳最终只能永远停泊于他的记忆深处，成为飘缈的“梦幻”和不敢触碰的伤痛。或许是因为沈阳记忆和摆脱这种记忆的情感与理性的格斗深深扎根于安部公房的内心，使他每每想起，内心都会涌起无限的感伤与痛苦，为了防止他人提及或自己想起从而不得不再次尝受痛苦的煎熬。他只好封存了自己对沈阳的一切记忆和情感，冻结了与沈阳的所有关联。而这恰恰反映了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对沈阳的爱着和难以割舍、难以忘怀的情感。或许这就是安部公房不愿过多提及沈阳学生时代的生活和经历的缘故吧。

但是，殖民地二代的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与陌生的日本那个“故乡”同一化，殖民地故乡的风景不断地鲜活地闯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断地与其进行精神的交流与沟通，并不断地聚集成肉体的记忆，逐渐地塑造形成了自我，自我已与培育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内心中真正的故乡汇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与其说祖国日本是自己的“故乡”还不如称之为“异乡”更为贴切。而充满着炽热的情感的殖民地“故乡”也不属于自己真正的扎根之地。那么，哪里才是属于自己的真正“故乡”呢？不，没有，哪里也没有！

因此，无论安部公房怎样阻断或者掩盖自身与培育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那个故乡沈阳的联系，“身份认同”问题仍旧是不断地会拷问着他，使他不得不在诸多时候深入地思考“故乡丧失”、“无国籍漂泊”、“徘徊在境界线上”、“无根草的悲哀”、 “边缘人的命运”等等的问题，而这些心灵的痛苦与格斗都不断地化作安部公房独特的“内部经历”付诸于他的文学创作当中。《野兽们奔向故乡》突出反映了安部公房的矛盾纠葛的心路历程。

三、安部公房的返迁体验与《野兽们奔向故乡》

《野兽们奔向故乡》发表于1957年，在《群像》杂志的1-4月号连载。这部小说是安部公房根据自己的返迁体验，以写实性的手法创作而成的描写曾为殖民地的日本移民在日本战败后，历经千难万险试图回归自己祖国的故事。主人公是生于中国东北的十六岁日本少年久木久三，他在父亲死后，与母亲艰苦度日。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攻入城内，久三的母亲被流弹击中撒手人寰，久三成了孤儿。不仅如此，原来城里居住的800多名日本人转瞬间销声匿迹、不知去向，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久三一个日本人，孤独感与恐惧感阵阵袭来。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久三过早地尝到了远在异国他乡失去亲人，在他民族人群中孤独无助的痛苦。后来，久三从俄罗斯士兵那里得知日本战败，几十万跟久三一样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早已开始了奔向南方的生死大逃亡。同样，对久三来说，向着南方一路前行就意味着奔向日本、奔向故乡。冰天雪地的荒野中，少年如同野兽般本能地向着虚幻的“故乡”——日本奔跑。但是，为什么非要长途跋涉，历尽磨难奔向那从未去过的、只有在书本上看到的、所谓的故乡日本呢？久三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久三在经历了寒冷的冰雪之旅，穿过了漫长的枯草丛生的荒野，熬过了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之后终于来到沈阳，面对着沈阳的大都市风景，他无法控制自己兴奋的心情。安部这样写到：

大街上居然都铺着柏油马路，俨然像星期天的早晨一样，一切都闪着新鲜的光芒。强有力的脚步声仿佛炫耀着征服自然的人的力量。久三居然因为自己是人类而感到自豪起来。穿过高架桥来到了市中心地，希望和喜悦不知何时强烈地沸腾起来。即便是为了与人们分享这种美好的情感也要快点回日本呀。但是，因为现在没有马上可以倾诉的对象，孤独的哀伤不由得袭上心头。

（安部公房，1998b:413）

久三在与大自然进行了漫长的较量和格斗之后，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来到大都市沈阳的时候，为沈阳现代文化都市的风景所打动和震撼了，他深切感受到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并且为之兴奋和自豪。他想把这份喜悦和充满希望的心情与人们分享。然而，沈阳对久三来说，是异邦之都，是不属于久三的地方。在这里谁会倾听一个曾为殖民者，今为被战败国日本抛弃的日本难民的心声呢？“孤独的哀伤”令久三久久不能平静。但是，更令久三痛苦的是，当久三得知沈阳有日本人居住区而兴奋地去找寻的时候，却因为他没有证明而被拒绝入内。如此一来，久三不仅被中国人拒绝，也被日本人拒绝了。那个“带刺的铁丝网”隔绝的不仅是久三和日本人居住区，也象征着久三与日本的隔断，久三被整个世界拒绝和抛弃了。

就像迟到的中学生不敢进教室一样，心慌的不得了。房子到处都是，只要有房子就会有门，只要有门就会牢牢地上了锁。门就在那里，但是里面却是无限的遥远。终究这个孩子跟在荒无人烟的荒野里一样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安部公房，1998b:428）

无论是在荒野，还是在城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久三终究是孤独的。最终，久三虽然搭上了偷渡船漂洋过海，但日本近在咫尺却被拒绝上岸，久三彻底崩溃了。

他用双臂抱着船舱的墙壁,他把脸颊贴上去并将胸膛紧紧压在上面.他妈的！几厘米对面就是日本！

（安部公房，1998b:450）

他突然挥起拳头砸向紫红色的铁船壁……他变成了野兽，嚎叫着不停地竭尽全力敲打，全然不顾手上皮破血流。

（安部公房，1998b:451）

小说就此终结。久三经历了国家丧失、故乡丧失、母亲去世、被朋友抛弃、历尽苦难的结局却是被关在封闭的船舱中无处可逃，久三究竟将去向何方呢？

其实，《野兽们奔向故乡》中的很多描写都来自于安部公房的亲身经历，因此带有浓厚的传记色彩。战争结束时安部21岁，父亲感染上伤寒去世。1945年，苏联军队入城，他的家被苏军占据，母亲带着他多次搬家，靠做汽水为生。1946年年末，终于可以乘坐返迁船回国，但却因船上发生霍乱而近十天没有被允许登陆，返迁者当中竟然有因为忍受不了如此的折磨而精神错乱的。安部被封闭在狭窄而黑暗的船舱中备受煎熬，那种身心的折磨令安部终生难忘。他在随笔中这样描述那段经历：

人和人就像层层叠叠的沙丁鱼，身体不规则地纠结在一起。如果谁上厕所(伸出甲板、挖了洞的杉木板)不留神时间长了点，回来之后自己的领地就只剩下一半儿了。偶尔有人死掉，死人周围的人就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重病患者的周围常常是被关注的焦点。空间实在是仅次于食物的贵重品。

（安部公房，1995:48）

如此拥挤封闭的船舱内霍乱横行，船到达港口也不允许上岸，眼看着希望即将来临却戛然而止。希望破灭的绝望、担心染上霍乱的恐惧、腐烂的气息、黑暗的笼罩、人与人之间的残忍冷酷、弱肉强食……，这种极限处境中的恐怖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安部公房将这种伤痛经历栩栩如生地描述在了《野兽们奔向故乡》中。不过，作为小说的最终结局，久三没有到达日本，而实际生活中，安部公房终于回到了日本。但是，安部公房真的就有了安身之所了吗？安部（1995:5）不无感慨地说：“现代哪里都不存在安定之所，所有的地方都是‘境界线上’。”安部公房将这个思想贯穿于《野兽们奔向故乡》中，并在小说的结尾这样写到：

……妈的，简直就像在同一个地方来回地转圈……，无论怎么走也没离开荒野一步……，或许日本并不存在……。我一走荒野就跟着我一起走，日本就逃得越来越远了……。

（安部公房，1998b:451）

国家崩溃、故乡丧失、无国籍漂泊、彷徨在国境线的边缘不知所从……，曾为殖民地移民的日本人，以及二代殖民者身上都有着同样的痛楚：“故乡日本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表现，那是一个永远不能到达的虚幻的场所。即便身体回到了日本，但是被祖国欺骗与抛弃的怨恨，丧失真正故乡的迷茫，无国籍漂泊的不安，曾为殖民地人的体验……，所有的一切将永远成为日本返迁民解不开的心结，使得这些人最终面临自我丧失的残酷现实。”（柴红梅，2011:69）

正如上节所述，安部不敢称沈阳为自己的故乡，他认为自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他说：

我生于东京，长于旧满洲，但是原籍是北海道，在那里也有数年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说，出生地、出身地、原籍各有不同。托这个的福，我的履历都很难写。我认为本质上说，我是不拥有故乡的人。在我的情感深处流淌着故乡憎恶感，大概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的缘故吧。

（转自佐々木基一，1978:154）

“故乡憎恶感”恰恰是因为没有故乡而带来的憎恶，恰恰是因为对故乡的无限憧憬与企盼而带来的逆反心理。而这种“无根草”的悲哀心理成为安部公房很多作品中的本质诉求。安部公房通过《野兽们奔向故乡》这部小说表达了自我的思想：“战败的体验让我更多地思考，没有国家和乡土归属的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呢？”（安部公房，1981-10-14）他阐明了对于二十世纪的人类而言，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将讲，根本不存在作为“安定空间”的故乡。

同样有过战争体验、将内心的格斗与苦恼倾诉于文学创作当中的野间宏非常理解安部公房的内心独白，他对安部公房做出了高度的评价：“那时，战后的日本文学究竟走向何方？我时常感到不知所从。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部公房的存在，日本战后的文学马上就会像掉箍的木桶一样四分五裂。”（转自佐々木基一，1978:189）川村凑（1998:181）对曾有过殖民地体验的作家们所创作的文学本质属性作了精辟概括：战后创作的大量殖民地体验文学重要特点便是带有浓厚的“故乡丧失感”、“强烈的无国籍性”、“欠缺天然与自然润泽的机械的人工性”、“色彩浓郁的异邦人的流浪性”。安部公房的文学正是极其鲜明和充分的表象。

从安部公房的文学创作的个案可见，历经殖民体验和返迁体验的日本殖民地文学是日本文学中的独特的精神存在，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与情感深度。它的特殊性源自于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大起大落的生命之旅所带来的殖民体验，以及寻找已经丧失的精神故乡的痛苦而独特的精神体验。它的深度在于它既是哭诉的文学，又是反省的文学，它游走在内心世界分裂的状态的边缘，痛彻心扉地感受到了在死亡中挣扎，浴火重生的煎熬。这种文学处在情感的矛盾的纠结之处，表面更多的是书写生命的磨难，但是，在其背后，在痛苦述说和故乡的艰难确认中，在残酷现实里寻找精神故乡的迷茫而审视的目光中，依稀可见反省的目光，它深刻地烛照了真实的内心灵魂，洞见了痛苦情感之下的人的悲剧性的命运归宿，隐含着对于战争的憎恶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使其创作具有了形而上的精神分量。如同成长于中国沈阳的安部公房一样，这一“丧失故乡”的群体创作出了大量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和集大成之作，在战后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无法撼动的重要地位。而沈阳也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注释：

① 引自珠海出版社出版的《安部公房文集》封面的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安部公房.1997.杨炳辰 郑民钦 申非等译.安部公房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

[1] 安部公房.1981.新人国記[N].朝日新聞（夕刊），1981-10-14.

[2] 安部公房.1995.笑い月[M].東京：新潮社.

[3] 安部公房.1998a.安部公房全集4[M].東京：新潮社.

[4] 安部公房.1998b.安部公房全集6[M].東京：新潮社.

[5] 安部公房.1999.安部公房全集18[M].東京：新潮社.

[6] 井上靖等編.1990.昭和文学全集・別巻[M]. 東京：小学館.

[7] 川村湊.1995.ふるさと文学館[M].東京：ぎょうせい.

[8] 川村湊.1998.文学から見る『満州』[M].東京：吉川弘文館.

[9] 木下杢太郎.1981. 木下杢太郎全集（第一巻）[M].東京：岩波書店.

[10] 木村陽子.2015.瀋陽の安部公房——作家となる以前の執筆活動を中心に─[J].人文学研究，(11):217-235.

[11] 佐々木基一編.1978.作家の世界——安部公房[M].東京：番町書房.

[12] 志賀直哉 佐藤春夫 川端康成 小林秀雄 井上靖編.1979.世界紀行文学全集（第十一巻）中国Ⅰ[M].東京：ほるぷ出版.

[13] 柴红梅.2011.大连的日本“返迁体验文学”论——以松下满连子的《再见®大连》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3):68-73.

[14] 柴红梅.2013.都市空间与殖民体验——日本殖民时期大连都市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J].东北亚外语研究，(4):14-20.

Japanese Writers’ Experiences in Shenyang and Their Literary Creations——Centering on Abe Kōbō’s Novel: Animals are Going to Their Home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creations with Shenyang as the background are indispensible in the colonial literature which records the wars of aggression and the colonial domination. These creations have left an indelible mark. Abe Kōbō, a great figure in Japanese literature, spent nearly 20 years of his precious youth in Shenyang. The experiences of living there and returning to Japan not only cultivate his literary mind but als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s literary creations by providing important writingmaterial. In his novel Animals Are Going to Their Home, themes like home loss, stateless wandering and hesitation around the state border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post-war Japanese literature.

Abe Kobo; experiences in Shenyang; Animals Are Going to Their Home; home loss

I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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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948（2016）01-0009-0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北都市空间与日本作家殖民体验的文学书写”（13BWW020）的阶段性成果。

王秋菊，女，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化研究、科技文化研究；刘楚婷，女，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