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星寰 张一莹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城市空间

傅星寰 张一莹1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彼得堡,不仅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大部分小说中的时空背景，而且它自身也拥有着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内在灵魂。法国当代城市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文本”中，干草市场、陋室与阁楼、“地下室”、小酒馆、瓦西里耶夫岛、涅瓦河及涅瓦大街等城市空间展现着归属于各自空间的人间万象，为作家破解“人之谜”提供场域。在那里，“人间”依托于“空间”生存，而“空间”又反作用“人间”。彼得堡之城与彼得堡的城中之人相互映衬，互为镜像。特定的城市空间是存在于这一空间中的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的表达。

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堡 ；城市空间；空间理论

俄罗斯文学的卓越代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与彼得堡这座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说是作家与城市珠联璧合的范例。作为陀氏作品中暗藏的主人公，彼得堡不仅拥有着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内在灵魂，也与城中之人相互影响，互为镜像。标志着俄罗斯的西欧化、现代化，享有世界性美誉的彼得堡在陀氏的笔下却是遍布黑暗。它折射着资本主义入侵俄国后复杂、动荡的民众心理和混乱、严酷的社会现实，以沉重、阴郁的面貌，传递着陀氏对于“人之谜”和国家何去何从的情感哲思。

文学研究的传统路径，往往习惯于从历史进程中的时间维度考察人的命运轨迹，却忽略了从空间维度切入人的“当下”生存。然而，人虽然在本质上属于时间，但在形式上则属于空间。人活在每一个“当下”的空间里，又是在一个个“当下”的空间里发生际遇。每一个空间的横剖面，都展现出动态的人间万象，对于处在空间的横剖面的人来说，“当下”的感觉虽然是即时性的，但是那切身的体验远比时间进程里的历史记忆更为强烈。所以，考察特定空间与特定空间中的人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陀氏看重空间的特殊意味，在他的笔下，城市人与城市空间更是超出了“一般的逻辑关系,而成为一种情感辩识关系、心理逻辑关系”（傅星寰，2000:25）。陀氏文本中相互阐释的人物与空间，值得一探究竟。

一、干草市场

陀氏作品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空间就是莫依卡河对面、沃兹涅先斯基大街和戈罗霍娃大街圈定的三角地带里的干草市场，在陀氏的时代，这里是彼得堡的贫民区，破烂不堪、肮脏混乱，开设着很多酒馆和妓院，商人、小贩、农民、工匠也都在这里汇集以谋求生计。《罪与罚》中很多故事的发生地都是干草市场区域，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租住的狭窄房间就在这里。看似寻常的干草市场，却是发生着主人公命运的转折处。“它是彼得堡真正意义上的‘腹地’，在《罪与罚》里，它集中了拉斯柯尼科夫在犯罪和经受惩罚的过程中内心转变的关键性时刻。这个场地上发生的一切——是面向所有人、面向世界的。”（波诺马廖娃，2011:154）

“热得可怕”、“闷人的空气”、“使人难受的臭气”、“令人作呕的阴郁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2013:3），这就是干草市场区域的环境，茶坊酒肆密布，人群杂沓，即使再怪异的人在这里出现也不足为奇。

拉斯柯尼科夫对干草市场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难以忍受这里的恶劣环境，他厌恶着这里；而另一方面，这里让他感受到自在，他和干草市场的心理距离莫名地接近，干草市场对他有着难以言说的吸引力。拉斯柯尼科夫在计划杀害老太婆时曾“偏要走没有必要经过的干草市场回家去”（陀思妥耶夫斯基，2013:59），而后来回忆这一时期，他认定这次谋杀前去往干草市场的绕路对他而言重要到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次偶然的相遇“只能对他一生的命运产生最断然和最彻底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2013:59）

干草市场地区的贫民“并不只是由于迫不得已，还因为某种偏好喜欢住在污秽、恶臭、布满各种肮脏东西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2013:70）。这源于这些人自甘堕落、自轻自贱的心理，而这归根结底还是由人的罪性导致。拉斯柯尼科夫对干草市场的病态依恋，也是因为干草市场是从他身上切下的他自身的一部分。他内心的混乱、忧郁，因为罪恶带来的堕落、迷茫和丧失感，都与干草市场的内在精神相合。从这个层面上讲，干草市场显露了人之罪和彼得堡的非理性本质。

干草市场同样在拉斯柯尼科夫自首的整个过程中有着标志性意义。拉斯柯尼科夫最终听从索尼娅的劝告，自首前去亲吻干草市场那“被亵渎的大地”有着丰厚的含义，从中可以考察到陀氏的大地意象。一方面，从陀氏的基督教价值观出发，亲吻大地是拉斯柯尼科夫开始认罪悔改的形象化表征，是对只要悔改、神必赦免，人也就可以逐步恢复与地原初属神联系的信心；同时，依据基督教义，因为人不过是神从尘土中所造，所以亲吻大地也意味着人的谦卑己身与敬畏上帝。另一方面，从陀氏的“土壤论”出发，亲吻大地是拉斯柯尼科夫卸下骄傲、寻找根基、回归民众的表现。杀人带来的后果是隔绝，而从亲吻大地的那一刻起，他与“大地”所代表的民众有了实质的联系，孤傲的“超人理论”破产后，他与民众实现和解，也能在祖国的“土壤”里感受到真正助益于社会发展和自己人生的力量。

在朱文一（2010:82-83）的城市空间理论中，“城市广场是广场空间在城市中的体现。它具有广场空间的特征和文化涵义。其文化涵义是科学。如同科学为变动不居的宇宙确立了一个不可摇动的支柱一样，城市广场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支撑点’。市民们以此走向四面八方。”因此，城市广场不仅是市民的活动休闲场所，更是理念沟通表达的地方，喻示着公共性。它具有内外沟通性并且是发散的。

干草市场从只能给拉斯柯尼科夫带去混乱、厌恶和卑琐，到终于能作为一个“支撑点”以袒露内心，变化的是拉斯柯尼科夫自己的眼光和态度，也是作家对一个良好的城市广场空间本该提供给市民这样供应的期许。拉斯柯尼科夫在这样一个可以给他“立足点”的公共空间卸下伪装、实现和解、表达自我、谦卑忏悔，并能迈出朝向广场外“新生”的一步。

二、陋室与阁楼

《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房间“与其说像个住人的屋子，倒不如说像个衣柜”（陀思妥耶夫斯基，2013:2）。“索尼娅的屋子像一问储藏室，形状是极不规则的四边形”（陀思妥耶夫斯基，2013:312），从简陋的陈设、破旧发潮的壁纸都可以看出住户明显的贫穷。总之在《罪与罚》中出现的几处屋室，都有一种憋闷感、窒息感在其中。

《穷人》里，玛卡尔·杰符什金住在一栋到处都是喧哗、叫喊、吵嚷的贫民窟里。而杰符什金的租屋又是这栋“糟透了”的建筑里最差的——厨房用隔板隔出来的角落（陀思妥耶夫斯基，2011:13）。

此外，《少年》、《白夜》、《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等作品中，陋室与阁楼也是比比皆是。这些大同小异的阴暗、狭窄、破败的房屋，天然就可以使得住户内心紧张、压抑莫名、诱发幽闭恐惧心理，身在这种空间里的人几乎不可能持定宏大理想，而是只能被动承接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

“城市天然具有‘区分’的属性，城市人试图通过自身的行为与观念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以示自己的生活方式、资源拥有量、社会地位和交往群体有所不同”（闵学勤，2007:15）。“陋室与阁楼”同样体现了一种区分。这种类型的“私人领域”空间，划拨出的是处在分化严重的俄国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多为平民知识分子和等级低下的文官，而这些人物不得不居住于此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极度贫穷，他们的身份和环境是相符的。私密的空间，一向可以暴露出人最本真的东西，这些“陋室与阁楼”暴露的则是这些贫民住户赤裸裸的物质方面的贫穷以及精神上的困顿与压力。

陀氏笔下的“陋室与阁楼”意蕴丰富。首先，从小说诗学角度看，陀氏将绘画艺术中形与色的构图效果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中，“陋室与阁楼”也是一幅幅由文字组成的绘画，明暗光影意味深长。这些房间无一不是被作家惯用的昏暗低沉的心理色彩所充斥,房间被比作“衣柜”、“储藏室”、“棺材”、“鸽子笼”、“诺亚方舟”的角落等,都是在暗示着一种非人的生存状态,一种贫困压迫下的畸型生活。“昏暗的光线,不仅使室内物象隐隐绰绰,充满不祥的神秘色彩,也增加了空气的混浊度和光线渐渐熄灭的绝望感。”（傅星寰，2000:25）

其次，隐喻义上，这样的居住环境衬托和暗示了这些人物的“边缘”处境。一方面，“陋室与阁楼”是社会黑暗和人物遭受困苦的具象化表现，是人物做出人生选择时压迫性力量的表征，另一方面，“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处在‘边缘’，就可以用‘双重视角’看世界。自由的视角更广阔、更深刻、更公正”（傅星寰，2010:221）。正是因为挣扎在生命的“边沿”，这些小人物才会爆发出各自强劲的反作用力作为宣泄的出口，例如行为反“规则”的典型拉斯柯尼科夫在自己的头脑中幻化出“超人哲学”，而“少年” 为保持自己的思想，也始终坚持住在阁楼和陋室。“时空的‘错位’，使这类人物获得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超越常人的意识，特殊的空间位置作用成特殊的反抗环境”（傅星寰，2010:223）。

再次，闵学勤（2007:17）在其城市理念与形象研究中，曾引用过台湾作家罗兰使用过的三个城市意象来揭示现代城市的弊病，其中就包括“铁桶”、“监狱”意象。他们是大都市密布而无个性的房屋或家庭的表征，是城市静态的象征，也形象地暗示出城市是物质化的、压抑的、无生命的存在实体。“陋室与阁楼”同样归属于这样类型的意象，他们是彼得堡华美外表下顽固生长的暗疮，是社会物化、异化现象的反映，而这正是彼得堡“欠发达的现代主义”（马歇尔·伯曼，2013:222）的弊端与真实。

三、“地下室”

《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的“地下室”糟糕而偏远。“地下人”厌恶抽象臆想的都城，却依然蜗居于此，对自己的“地下室”怀有一种特殊的病态的迷恋，正是因为作为一种理念和象征的彼得堡及“地下室”与“地下人”有着精神世界的契合。见不得光、蜷缩躲藏、孤独缺乏关爱的“地下人”属于这座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发展起来的京都，他不再相信还有可称之为神圣之物，丧失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献身他自己的理念，固守在凄苦的“地下室”，自生自灭般堕落。 于是，违背自然规律兴起的“反城市”与脱离正常生活的“非英雄”之间存在着本体论上的共鸣，甚至互为因果。

与“陋室与阁楼”相类似，“地下室”这种特定的生存环境同样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显明了其所处位置的边缘状态，这也是这类空间位置的诗学特征。不论是“陋室与阁楼”还是“地下室”，这些人物固守方寸之地，尽管被“边缘”也能甘之如饴，是因为边缘处境极具诱惑——这种特殊的空间位置可以使其以自由知识分子的姿态与主流社会拉开距离，冷眼旁观，看向边界以外；可以使其保持自身的意志自由，获得“生命意识爆喷”机会。“地下人”对西方理性颠覆性的洞见，正是人物在这种具有“狂欢化”特质的边缘状态下可以爆发出超强思想创造力的例证。“地下室”是意识反“规则”的典型“地下人”的反抗环境，“地下室”更是一种隐喻。

从空间方位上看，“地下室”居下，“陋室与阁楼”居上，两相对比，“地下室”里更无活跃的人际交往和大事件，只剩非理性的混沌虚空、无意义；“地下人”也更缺乏人际交流，更无关系密切的亲朋，更为孤独。“地下人”眼中的彼得堡总是雨雪霏霏，龌龊而孤绝，充满着阴谋。“城市中这种病态隔绝的潮湿的原始力与地下室相辅相成，加深了人在人群中的孤独感，同时促成了‘自我’人格的分裂。”（波诺马廖娃，2011:117）“地下室”是“地下人”将其“自我”极端封闭起来的小世界，放大他存在的孤独。

下文中会论述到“地下人”难得的地上活动空间。正因为“地下室”的隔离性如此之强，所以“地下人”从地下步入地上，表达“私人政治”诉求的行动才更为难能可贵。

四、小酒馆

俄罗斯人对纵酒的喜好人所共知。“酗酒”的民族心性，有着深层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等原因。面对人生的诸多无奈，为了寻求精神解脱，逃避现实残忍，狂饮成了俄罗斯人纾解的渠道，他们依赖酒精，在酒中寻求精神的自由，卸去肩上的重负。

在陀氏的时代，仅是一个木匠胡同，就有多达22个酒馆。同样的，在干草市场和通往沃兹涅先斯基大街的街区间有许多位于地下和半地下的、环境极差的小酒馆。因此拉斯科尼科夫经常听到街上醉汉的叫喊不足为奇。这里的顾客多为酗酒者，他们都属于赤贫人群，靠酒来泄愤解忧，打发时间。每个小酒馆都有固定的彼此熟悉的常客，他们中的很多人习惯在酒馆里与陌生人高谈阔论，“这种习惯已成为一种需要，特别是那些在家里被管得太严、受到恣意对待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2013:12）。他们总是尽力在酒友面前为自己辩解，也渴望博得他人的敬重。

小酒馆在陀氏的“彼得堡文本”中有着重要作用。拉斯科尼科夫就是在小酒馆里无意中听到大学生们谈起放贷老女人可鄙的生活，也是在小酒馆里认识了马美拉多夫。这是一个可以让人直面现实残酷的场域，让人触碰到所处的社会最为丑恶、穷困的一面。 小酒馆是“封闭性”与“外向性”的结合体，让买醉者一方面通过狂饮而顾影自怜，一方面通过与人接触或者观察他人而了解外界。

用酒来暂时麻痹自己受压迫的紧张神经，在迷醉状态下释放自己，将哀愁衬托得格外光荣崇高，以重获些为人的尊严，是小酒馆中的酗酒者们沉迷于此的原因。在陀氏笔下的买醉者这里，遭受的冷遇、耻辱和不被在意、不被关心的孤独别无他法拯救，唯有一杯杯冰凉的酒可以带来些许抚慰。然而，这样的抚慰只是暂时性而又浮于表层的，这些酗酒者的生活常态正如他们喝下的劣质酒水一样苦涩，无尽悲凉。

正是因为酒在俄罗斯人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贫民中酗酒现象尤为多见，陀氏的目光才长留于此。这些与彼得堡上流社会的豪华餐厅、酒吧迥然不同的穷苦人聚集的肮脏污秽的小酒馆，迷醉的不仅是想要一醉解千愁的穷人们，更是灯红酒绿的彼得堡浮华背后微醺的面貌，昏暗、迷离、混乱，还有非理性的蒙昧。

五、瓦西里耶夫岛

瓦西里耶夫岛虽然身为涅瓦河三角洲的第一大岛，又是彼得大帝最先建造的城区，然而由于处在彼得堡城市的边缘，交通不便，只有圣以撒大桥与市区相连，因而唯有箭矢综合建筑群的壮观在设计上保留了彼得大帝建城伊始想将它作为城市中心区位的初衷。18世纪末这里开始聚居小官吏、小手工业者，逐渐变成贫民区。在陀氏的时代，瓦西里耶夫岛属于老城区，是繁华都市的阴暗“拐角”，是贫民集中居住的地方。

陀氏“彼得堡文本”中的瓦西里耶夫岛，没有辉煌的建筑，没有壮阔的边界线，有的只是潮湿的烟雾中、黑如涂墨的穹苍下，那肮脏的人行道、龌龊的房舍、闷闷不乐而又怒气冲冲的人群……。《被侮辱与被欺凌的》中，娜塔莎的父母伊赫缅涅夫妇曾经居住此地，而涅莉未被本书主人公万尼亚救回前寄居的住处也在此处。这是“被侮辱与被欺凌的”人们所在的区域，必然有被害者和加害者。小涅莉的房东布勃诺娃出于一种卑鄙龌龊的动机摆弄着年幼的小涅莉，而小涅莉就在她的魔窟里忍耐欺凌侮辱。

晦暗阴森的“女市民布勃洛娃寓所”，是瓦西里耶夫岛所有阴暗面的典型。对寓所样貌的描写充满了极强的象征意蕴。这幢房屋无论从外表还是从内部来看都给人一种阴沉压抑之感,仿佛包藏着见不得光的丑恶隐私。尽管叙述中没有阐明房子形状的特征,但是“不大好看”、“不大，石砌的”、“古老的两层楼”（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117）这些字眼，暗示了结构上的笨拙、沉闷和封闭。刷成暗黄色的外观、绿色的窗玻璃、红色的棺材、粉红色的棉布窗帘，怪异而不谐调的颜色组合，烘托氛围的黯淡,使人本能地生出一种反感。暗黄色的阴郁下流，绿色的阴森可怖，红色的触目惊心，粉红色的暧昧隐晦……而这里着重强调活人聚居之地的“棺材匠的招牌”（陀思妥耶夫斯基，2010:117）,更成为沉重压抑、怪异冲突的象征。

这座寓所与巴尔扎克笔下的伏盖公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聚合，迥异的价值观激烈碰撞，直到激发至白热化的临界状态。三教九流的房客对女房东摧残小涅莉的举动视若无睹，而不仅是小涅莉，这里的每个苟延残喘过活之人的心都像是一座孤岛，因为无所依靠，只能以强硬的边界设防。

小涅莉可谓是瓦西里耶夫岛的精神代表，她孤僻、坚硬、不安、隔离性强的性格特征也正是这座岛的性格。小涅莉继承了母亲的性格，以一种惊人的耐受力，不断地刺激自己内心的创伤，用倔强的忍受、高傲的蔑视表达对命运的反抗。来自潜意识的多疑、怨恨与高傲，使涅莉甘愿去受穷受害，并从受苦精神中得到快感。她以这种手段反抗布勃诺娃的虐待与摧残，而这样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万尼亚将她从布勃诺娃的魔爪中解救出来为止。

小涅莉最终被安置在伊赫缅涅夫妇瓦西里耶夫岛的家中，成为这一家人的宠儿，这是她从未奢望过会得到的。她终于把自己全部献给了这些无条件爱她的人，满怀仇怨的心被软化，然而她始终都不好意思太过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小涅莉最后重病而亡的结局设定引人深思。得到爱而开始拥有幸福的小涅莉的人生轨迹揭示了瓦西里耶夫岛和其居民复兴的可能，然而她生命的短暂又显示出这条复兴之路的矛盾与艰辛。

最后娜塔莎一家远走边疆之城彼尔姆，离开彼得堡、离开瓦西里耶夫岛这个伤心之地，因为他们相信换一个地方就是换了一切，唯有出走才能使大家都重获生机。这同样显明了瓦西里耶夫岛焕新之不易。

六、涅瓦大街

作为彼得堡最著名的街道，涅瓦大街最为直观地显露出西风欧雨的浸润痕迹，囊括着彼得堡现代性的一切。笔直壮观、合乎理性、秩序井然的涅瓦大街，自建成以来就一直都是各阶层流连忘返的街道，体现了彼得堡作为艺术展览馆、建筑博物馆的一面。身份迥异的人们精心打扮带上“面具”来到这个现代性的“大舞台”，观察和了解同住在这座城市的其他人，同时也被其他人观察和了解。

根据米哈伊尔·巴赫金（2010:142）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的中心是“广场”，它是全民的、包容一切的，而这种意义上的“广场”其实是泛指性的——“只要是各种人相遇和交往的地方，都会获得加倍的狂欢广场的涵义”。涅瓦大街无疑正是这样的一个场域。“人们之间的各种距离改变了，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狂欢范畴——人们之间自由的狎昵交往。在生活里被各种牢不可破的等级壁障隔开的人可以自由狎昵地交往”（米哈伊尔·巴赫金，2010:136）。这样狂欢节性质的场域让人们可以瞬间逸出通常的生活条件，显示出更为真实的自身以及相互关系。

涅瓦大街是城市自有公共区域，人们可以自由往来，不被干涉。然而对于穷人来说，短暂的满足过后是更深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明里通达笔直，却在任何拐角都延伸向这座都城幽暗深处的涅瓦大街，它的笔直——光明、秩序、饱和的清晰度，与它的曲线——幽暗、弯曲、残破不堪，形成了明暗光影的对照，折光彼得堡外强中干的现实。

涅瓦大街是“地下人”难得的在“地上”的空间。“地下人”总是愿意在涅瓦大街人流最多时穿行在衣着光鲜而又有身份地位的行人中。想到穿戴寒酸，且“像泥鳅一样用最丑陋的方式”左躲右闪不断让路这种“寒碜和鄙俗”的自己，“地下人”会产生极大的痛苦，直接感受到自己“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陀思妥耶夫斯基，2012:48）。然而“地下人”却是甘心乐意地自取其辱。

“地下人”对涅瓦大街的态度看似怪异而矛盾，然而从中可以看出他情感逻辑的层级递进。

涅瓦大街的公共性和自由选择性使它成为有生气的典型的“语言”表达场域，人们在此争取、使用自己的现代公民话语权，抛出并袒露自己。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中谈到，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最接近真正的政治空间的场所”，让“私人政治”得以实现，作为“现代公共空间，提供了富有诱惑力的自由的期望” （马歇尔·伯曼，2013:294）。只有在涅瓦大街这样的空间，像“地下人”一样的思想者们才能如愿地持有自由狎昵的狂欢节处世态度，暂时打破等级的壁垒，彰显一份人之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傲骨，因此街道上的漫步对于他们弥足珍贵。

“但尽管如此，对于街道上的穷职员来说，封建俄罗斯等级社会的结构比以往更为严酷，更具有羞辱性”（马歇尔·伯曼，2013:294）。当“地下人”切身体会到哪怕任意从人群中间穿过都需要顾虑自己的等级是否够资格；体会到农奴制的废除仅仅是一纸空文，即使在涅瓦大街，等级社会的现实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体会到这条街道所承诺的自由民主只是冠冕堂皇的说辞时，他会“不仅因为软弱无能而发疯，而且因为乌托邦式的渴望而狂热”（马歇尔·伯曼，2013:294）。

然而，“即使涅瓦大街给贫穷的职员施加了各种伤痛，它也是借以治愈这些伤痛的媒介”（马歇尔·伯曼，2013:295）。因为即使它让平民知识分子们感受到非人化的压力，它也毕竟给予了他们各种资源，让他们有转化成有自由、有民主权利的现代人的可能。在街道上是窘迫的这些下层的彼得堡新人渴望将自己变成积极活动的主体，使得欺辱过他们的官员、乃至整个社会都驻足来认识到他们的尊严。为此，他们选择“一个人的示威”方式，走上涅瓦大街，言说着 “私人政治”的诉求。即使小说中“地下人”对官员的挑战并未成功，但 “关键是下层阶级正在学会以新的方式思考、走路，在街道上确证一种新的存在和力量” （马歇尔·伯曼，2013:298）。

涅瓦大街是充满矛盾的空间，“它被改造得完全适合一种城市社会，这种城市社会压抑生产和行动的现代模式的生成，同时刺激现代消费模式的发育；养育个人主义的敏感性，同时不承认个人的各种权利；使得它的人民充满交往的需要和欲望，同时将交往限制在官方的庆典活动或者逃避主义者的浪漫恋情。”（马歇尔.伯曼，2013:302-303）而越是这样，大街上的生活就越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它是人们自由交往可以发生的唯一媒介，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缩影。另外，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示威的结构和动力、这一形式产生于其中的各种迫切需要和矛盾、贫民“新人”与老旧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对垒这些描述，“是一笔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堡流传至现代艺术和现代政治的重要遗产，这笔遗产属于整个世界”（马歇尔·伯曼，2013:303）。

七、结语

“人间”依托“空间”生存，而“空间”反作用于“人间”。城市空间从来不是空洞无意义，它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展示着特定区域内所存阶层的价值立场。

陀氏“彼得堡文本”的主人公，大多是贫民“小人物”，他们几乎都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状态下艰难过活。而陀氏笔下的彼得堡城市空间，正是属于他们的空间——他们是贫民的行经之地，是贫民的生活空间，是贫民纾解愁苦之处，是贫民饱受欺凌的孤岛，也是贫民奋起反抗的“语言”场域。这些空间汇聚，构成了整体的贫民视阈下的彼得堡。

贫民是城市的一方重要力量，却也被城市裹挟，陷入现代性彼得堡的漩涡之中。“城市发展的关键是人，人是观察城市的‘第一视界’”（成朝晖，2011:39）。一座有生命力的城市本应以人为本，然而彼得堡没有给这些人以该有的庇护。他们没能靠着与空间互动的行为关系，面对完整人生。相反，他们被损毁被分裂、被欺凌被侮辱。他们虽不断忍耐，但也在这样的空间里开始控诉、抗争，言说自己的话语。

理性光芒闪耀下的彼得堡，依然有以干草市场等为代表的阴郁混乱的城市角落，陀氏的目光又长久地停驻于此，这是作家的文学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使然，是作家洞穿彼得堡非理性的实质并找到相应的客观对应物进行剖析，也是因为这些空间是人物心灵隐秘的外化。说到底，是人之罪带来人与城的堕落、迷茫和丧失感，而混乱、病态的肮脏土地期待救赎。那是忧伤痛悔之人承担责任、背负苦难却不失盼望之地。陀氏的作品流露着他的期盼，那就是，“罪与罚”后，肮脏终将洁净，“土壤”终得更新，彼得堡终会表里如一。

[1] 波诺马廖娃.2011.张变革 征钧 冯华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M].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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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Space of Dostoevsky’s Petersburg

Petersburg not only serves as space-time background in most of Dostoevsky’s novels but also owns uniqu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soul. French contemporary urban space theorist Lefebvre puts forward, “Space is never empty: it often implies a sense”. In Dostoevsky’s “Petersburg text”, such urban places as Haymarket, cottage and attic, basement, tavern, Vasiliev Island, Neva, Nevsky Avenue, which not only show people’s existence condition respectively but also provide the f eld for the writer to crack the “mystery of man”. There, “human” rely on “space” to survive, while, “space” reacts to the role of the “human”. Petersburg and its citizens silhouette against and mirror each other. The specif c urban space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ideology of the social class in this space.

Dostoyevsky; Petersburg; city space; Space theory

I106

A

2095-4948（2016）01-0002-0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研究”（14BWW027)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完整的艺术系统的——俄罗斯文学‘莫斯科—彼得堡’题材研究”（12YJA752007）的阶段性成果。

傅星寰，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张一莹，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