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妮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上海 200433）

帝京欲望与帝国恐惧
——日本古代文学中的长安书写

郭雪妮1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上海 200433）

古代日本对长安的书写素来与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相关，同时又是古代日本国家意识确立与文化身份想象的产物。日本早期的长安书写，出现在与遣唐使渡唐相关的复杂记忆中，其间弥漫着对唐帝国的憧憬与警惕。十世纪以将，随着唐帝国的衰落与日本“小中华”意识的萌生，日本文人开始将平安京视为“东移”的长安城，而将唐都长安描述成幽闭日本使者的“恐怖之都”，赋予其一种类似外交神话的功能。至平安末期,末世思想的弥漫与战乱的迭起，使贵族文人沉湎于虚构一种近似乌托邦的唐土，长安作为“海外仙都”的形象由是而生。

文学与都市；长安；日本；异国形象

公元七世纪初，崛起的唐王朝为了强调新政权的正统性，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依照周详的都市规划，建造了理想的王权都市——长安，给邻接地域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各国纷纷以长安城为范本，建造能与之抗衡的具有防御性、外交性及贸易据点的都城，是为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妹尾达彦，2012a:299）与之相应，类似初唐“帝京篇”等赞颂都城恢弘与盛世气象的诗文，也成为七至八世纪东亚各国文学的主流。

本文是对日本古代文学中长安空间观念的整体关照，欲爬梳其“流”，追索其“变”。这里的“日本古代文学”，主要涵盖奈良朝（710-794）、平安朝（794-1185）及镰仓时代（1185-1333）初期的文学。作为本文关键词之一的“长安”，在时间上贯穿从汉代到唐代称名“长安”的都城时期，在空间上包括长安皇城、宫城、禁苑、寺观、坊市、城防、关中近畿及其辐射地区。既往相关研究多以中国文学为对象，如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学与长安”的研究成果，已澄清了这一领域内的诸多重要问题。但长安如何以中国文学为载体在域外传播，尚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即使在“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等领域，也多盛行文献流布、意象出典、实证考据等直线型的阐述方式，而不太关注长安作为一种王权都市的文化范本，如何叠加作用于“都城—都城”、“都城—都城文学”、“都城文学—都城文学”等多个层面，又如何与遣唐使时代的长安记忆汇流，共同构成日本人中国想象的一部分。

承上，笔者拟着重探讨如下三个问题：（一）奈良朝至平安朝初期日本汉诗集中的长安，如何从形象的缺席到以“长安”代“京都”；（二）平安朝中期遣唐使制度被废止之后，以对遣唐使说话的整理为契机，长安作为幽闭日本使者的“恐怖之都”观念生成，其思想史的背景何在；（三）平安末期至镰仓初期日本战乱迭起，贵族文人在渡唐物语中将长安虚构成“海外仙都”，这种构想与中日游仙文学的关系。

一、奈良平安朝汉诗与长安

日本汉诗中最早吟咏长安的用例，见奈良朝现存唯一的汉诗文集《怀风藻》，其中收录入唐诗僧弁正《在唐忆本乡》一诗云：“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瑞。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转自小島宪之，1964:98）弁正在诗中将“长安”与“日本”对峙，极力抒发“长恨苦长安”之叹。这首诗表面上看是为披露遣唐使寄居长安、无从还乡的悲苦心境，但深处自有其特殊的政治涵义。小岛宪之（1988:143）指出弁正诗中“长恨苦长安”与《世说新语》“长安日远”①典故的关系，这一典故在后世文人的化用中逐渐套语化，即以“日”与“长安”的空间距离隐喻，来抒发自己的魏阙之思，长安的“远”与“近”，其实内括着诗人与皇权的心理距离。

然而，弁正诗歌中的“日”并非喻指长安，而是指代故国日本（郭雪妮，2015a:152-153）。如果说自《世说新语》为开端，中国文人对“长安日远”这一典故的化用，从来都是将“长安”与“日”同义并置——这多少折射了长安这一王权都市对中国文人政治精神的影响，那么日本文人化用“长安日远”典故时，却多将“长安”与“日”反义对峙，即以“长安”指异国、他者的唐，“日”则为日下之国、扶桑之国的“日本”。正是通过对“长安日远”这一典故的巧妙置换，弁正诗歌将日本使者苦于作为文化他者的边鄙心态，表现得力透纸背，其愁之不可销，令人扼腕。

除弁正《在唐忆本乡》一诗外，现存奈良朝汉诗中再无描述长安者。其实，《怀风藻》中最有可能吟咏长安的，本应是奈良朝的“翰墨之宗”藤原宇合。藤原宇合是奈良初期政坛的核心人物，于灵龟二年（716）拜遣唐副使入唐，其滞留长安期间（717-719年），恰逢初唐文学处于末期而盛唐文学还未兴起之时，这一时期居于诗坛主流的正是派生自汉代“京都赋”的帝京诗。诚如宇文所安（2007:65）所论，在初唐向盛唐过渡的这段时期，“伟大的都城很容易被当成国家的象征。京城和大城市的废墟是汉亡至隋兴之间分裂时期的最直观提醒物；同样地，壮丽的长安城是一统帝国的力量和财富的最直观见证。”大约是在长安留学期间受“帝京篇”流行风潮的影响，归朝后的藤原宇合创作了大量吟咏日本都城的汉诗与和歌，成为整个奈良朝着墨赞颂都城最多的诗人。如《万叶集》卷三·杂歌收录《式部卿藤原宇合卿被使改造难波堵之时作歌一首》：“昔日难波宫，人言田舍美。而今改建都，颇有都城美。”（转自杨烈译，1994:77）宇合对难波宫的夸饰之情溢于言表。《怀风藻》另收藤原宇合汉诗六首，其中多有颂赞都城景观之作。另外，宇合对平城京园林景观的描绘与铺陈，与初唐“帝京篇”铺陈长安景观的手法颇为接近，但“长安”在其诗作中却一直缺席。

不独如此，理论上说，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630）第一次遣使入唐，至宽平六年（894）废止遣唐使制度，先后共任命遣唐使十八次。这长达二百六十四年的遣使活动中，每次都有好几百名留学者，其中以诗文才能见长的使者更是不胜枚举，如粟田真人、山上忆良、多治比广成、菅原清公、藤原常嗣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丹福成、橘逸势等。另有留学僧智藏、道慈、空海、圆仁、圆珍等，遗憾的是，日本遣唐使虽然对长安进行过高密度、长时段、近距离的观看，但在其留存下来的诗文中，描述长安者却廖若星辰，这一点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八世纪长安作为国际繁华之都，在遣唐使心中引起了惊异和赞叹，但长安城又非普通的都城，而是象征国家权力和皇帝威严的王权之都，这从“长安城内建造了大量从视觉上体现唐王朝正统性的建筑”（王海燕，2006:198）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长安城在整体设计上与宇宙秩序对应，“并以王都为主要舞台上演王朝礼仪，用戏剧化的形式对王权的正统性进行可视化和具象化的表现”（妹尾达彦，2012b:163），因此具有浓厚的政治内涵。对于担负外交使命的遣唐使而言，长安城无疑是“异域帝京”，尤其是在日本模仿唐朝建立律令制之后，其对唐朝持有的平等外交观念，导致了唐都长安很难成为日本使者称颂的对象。

这种情况在平安初期敕撰的三部汉诗总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中，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善。“长安日远”的典故也被继续化用，只是通常与昭君辞国远嫁的题材组合出现，如《凌云集》收滋野贞主《王昭君》一诗：“朔雪翩翩沙漠暗，边霜惨烈陇头寒。行行常望长安日，曙色东方不忍看。”（与謝野寛等，1926:70）这首诗借“长安日远”的典故，抒发昭君远嫁北国辞别长安的悲哀气氛。

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平安时代悲叹昭君远嫁的汉诗突然激增，如《文华秀丽集》收录嵯峨天皇御制诗《王昭君》,以及四首以《奉和王昭君》为题的随和之作。《和汉朗咏集》分类收诗时，甚至专辟一类以“王昭君”命名。由此吟咏昭君出嫁异国的悲情故事，便逐渐演变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独特主题，在《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物语文学中被频频引用。但最早将昭君题材引入日本汉诗者，正是前述的奈良诗僧弁正。《怀风藻》收弁正另一首汉诗《与朝主人》云：“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小島宪之，1964:97）这一句诗与敦煌文献编号伯2555号写卷中题为《王昭君》（安雅词）的长诗极为相似，又因安雅词产生的初唐之际与弁正滞留长安的时间大致吻合，因此笔者推测，弁正借昭君出塞典故，写唐金城公主和蕃的故事（郭雪妮，2015a:141-146）。

以弁正诗为开端，悲叹昭君远嫁的汉诗在日本传播开来，这些汉诗中的长安总是被观念化地描述成故国的符号。如《文华秀丽集》乐府部收嵯峨天皇御制《王昭君》诗云：“弱岁辞汉阙，含愁入胡关。天涯千万里，一去更无还。沙漠坏蝉鬓，风霜残玉颜。唯余长安月，照送几重山。（与謝野寛等，1926:89）”这首诗尾句与弁正诗尾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结构相似，只是“关山月”被换成“长安月”而已。再如《文华秀丽集》乐府部收藤原是雄《奉和王昭君》诗云：“含悲向胡塞，辞宠别长安。马上关山远，愁中行路难。”（与謝野寛等，1926:90）这些诗无一例外悲叹花容月貌的王昭君，远嫁胡地之际对故都长安的恋恋不舍之情，将繁华的国际之都长安与冰天雪地的不毛胡地对峙，以凸显昭君命运的悲剧。诗中的长安仍然是一种观念化的符号，与日本诗人之间并未发生多少精神性的联系。

日本汉诗对这种观念化的长安的脱离，是在平安朝中后期日本“国风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相对于奈良平安初期受“唐风文化”影响甚深，日本汉诗文集命名多取法中国——如《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平安中后期诸多汉诗文集都喜欢冠以“本朝”、“扶桑”等词眼来命名，如纪齐名《扶桑集》、高阶积善《本朝丽藻》、藤原明衡《本朝文粹》、《本朝秀句》、以及编者不详的《本朝无题诗》等，平安中后期文人在命名汉诗文集时，对“本朝意识”的强调显示出了惊人的同一性（本間洋一，1992:7-27）。受这种“本朝意识”的影响，日本诗人自信平安京不输于长安城，或者说“平安京”就是“长安”的意识逐渐增强，因此这一时期日本汉诗中的长安，很多情况下实指日本的平安京。

比如同是咏“长安月”，《本朝文粹》与《文华秀丽集》在内质上已迥然相异。如《本朝文粹》收橘在列《秋夜感怀敬献左亲卫藤员外将军》一诗云：“吾是北堂士，十岁始读书。读书业未成，于兹三十余。迟迟空手归，归去卧吾卢。家贫亲知少，身贱故人疎。唯有长安月，夜夜访闲居。”（大曽根章介等校注，1992:133）写秋夜独自徘徊月影之下，感叹自己虽为北堂学士，然年已过三十，却于学问上无所成就，家贫难堪，亲友疏离，然而唯有这“长安月”不离不弃。诗中的“长安月”虽化用自白居易《山中问月》“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一句，但此处的“长安”却显然是指平安京。再如《本朝文粹》收三善清行《八月十五夜，同赋映池秋月明》：“八月十五夜者，秋之仲，月之望也。……清景外彻，照天地于冰壶；浮彩傍散，变都城于玉府。长安十二衢，皆蹈万顷之霜。高宴千万处，各得一家之月。……”（大曽根章介等校注，1992:257）这首诗依然是赋京都中秋之月，“长安十二衢，皆蹈万顷之霜”，意为平安京的街道都被银白的月色笼罩。这句依然出自白居易诗《村居寄张殷衡》：“唯看老子五千字，不蹋长安十二衢。”“十二衢”本指长安城内的十二条大道，后泛指城内众多街道。由此可知，随着白居易诗文在平安朝贵族文人间的广泛传播，白诗中吟咏长安地名、空间、景物的诗句，开始被日本文人平移用来吟咏平安京。

《本朝无题诗》中也有不少例证，如中原广俊《夏日游寺》：“路历长安十二衢，寻来寺院一名区。千年鹤翅驯岩磴，薄暮钟声触座隅。”（本間洋一，1994:390）藤原忠通《梅津》：“长安十二衢边宅，都督纳言昔引朋。西北龟山郊县外，东南雁塔两三层。”（間洋一，1993:382）藤原忠通惯于以长安指平安京，如《本朝无题诗》《月下有感》：“长安远近千家雪，洛邑东西万井霜。”（本間洋一，1992:371）《秋日林亭即事》：“此地唯欢车马少，长安城僻避嚣喧。”（本間洋一，1993:249-250）《秋日宇治别业即事》：“长安城外十余里，字治佳名古今同。”（本間洋一，1993:328）《山寺即事》：“屡寻古寺步忽忽，指点长安望不穷。”（本間洋一，1994:412）等等。忠通写诗的视角往往是在稍离开平安京的郊外，在表现离京距离时，多以长安指代平安京。这一时代中国已由唐易宋，日本的长安书写不仅有文化上的欲望与憧憬，还有宋日之间现实的政治、贸易、外交等问题，但长安作为一种空间概念、一种距离符号，毫无疑问却是承袭自遣唐使时代的长安书写。

二、平安朝说话文学与长安

日本现存文献中最早对长安都城空间进行细致记录者，是九世纪末开始在佛教僧徒之间流传的圆仁日记。圆仁（794-864）于唐开成三年（838）六月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圆仁将在唐见闻以日记体著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记》）四卷，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外国人记录中国的旅行笔记。

据《入唐记》第三、四卷记载，圆仁自唐开成五年（840）八月二十日抵达长安，至唐会昌五年（845）六月二十日过潼关，在长安求法及生活了四年又十个月。圆仁在长安生活前期，以资圣寺为中心，辗转长安各大寺院求法，这一时期圆仁不仅专注于日常求法的记录，且事无巨细地描述了长安城的世态风俗，但这些描述似乎并未被后世文献很好地参考。相反，圆仁在长安生活后期，不幸遭遇“会昌废佛”②，《入唐记》中的长安叙事至此达到高潮。圆仁以体验者、受害者的视角描述了长安城的叛乱、阴谋、告密、杀戮等血腥事件，叠加塑造了“人吃人的长安城”这样一种凶险印象，其“受害”经验为十世纪的日本提供了一个绝对可靠的、想象长安的范本。

《今昔物语集》卷十一第十一话《慈觉大师亘宋传显密法归来语》，叙述了圆仁在唐遭遇废佛事件，逃亡“绞缬城”的故事。因“会昌废佛”遭到驱逐的圆仁，逃离到了阴森诡异的“绞缬城”，城里人诓骗圆仁入内。起初，圆仁为找到容身之所感到庆幸，但很快便发现城里关着许多面色铁青、形容枯槁的人。其中一人伸出骨瘦如柴的胳膊，用木片在地上给圆仁写下了这座城的秘密：“这里是绞缬城，他们会先给初来乍到的人喝一种不能说话的药。然后再给他们服发胖的药，然后把他们吊在高处，把他们浑身切开口子，让血滴淌到壶里，用那血来染布出卖，以维持生活。……”（转自金伟 吴彦译，2006:465）圆仁读完这些，魂惊魄散，呆然而立。后圆仁佯装吃过饭食，骗过来人之后，迅速向日本神佛合掌祈愿离开，这时，一条大狗出现，将圆仁拽至一处水流湍急地逃出，由此躲过一劫。

《今昔物语集》中的圆仁说话，主要是以这座恐怖阴森的“绞缬城”为舞台展开，紧张地表现了圆仁在唐土遭受迫害的恐惧，充满了想象力。“绞缬”本是起源于中国东晋时期的一种民间染花工艺，至隋唐盛极一时，经遣唐使传入日本，并深得奈良贵族喜欢。圆仁与“绞缬城”的关联，应源于其《入唐记》中对“人吃人的长安城”的描写，“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圆仁，2007:139），军士们每次杀完人后，都要将尸首的眼睛挖出来，再生吃人肉，长安城里一片血腥，犹如人间地狱。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2005:129-133）在《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上那些惹怒君王、激起民愤的人被生吞活剥的记载并不罕见。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遭弃市后，“仇家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司马光，2011:6635）圆仁日记对“人吃人的长安城”进行了最大化的描述，这种被单独分割开的空间便具有了象征整体的意义，并在互文性的场域中被普遍化。

同样表现遣唐使在长安遭受唐人迫害的说话，还可见于大江匡房（1041-1111）晚年谈话笔录《江谈抄》，其卷三杂事部收录的《吉备入唐间事》，以优美洒脱的汉文记载了吉备真备再次入唐之际，唐人因嫉妒吉备高深的学识，将其幽闭于长安高楼，后唐人欲借读《文选》、下围棋、读野马台诗等难题羞辱迫害吉备。吉备在遣唐使阿倍仲麻吕鬼魂的协助下，漂亮地解决了唐人接二连三提出的刁难问题，大扬日本国威的传奇经历。

《吉备入唐间事》篇首，唐人因嫉妒吉备学问高深，将其幽闭于唐土高楼：“日本国使到来，令登楼。令居。又件楼宿人多是难存。”（大江匡房，1914:385）这段情节当然不符合史实，《大唐开元礼》记录了遣唐使入长安城的基本仪式。“遣唐使一行进入长安城之前，先寄居于长乐驿，唐皇帝派遣的使节会在此迎接日本遣唐使进入长安城。”（古濑奈津子，2007:58）尽管《吉备入唐间事》可视为一篇虚构的物语文学，但整个文本关于长安城的想象与描述，却是以幽禁遣唐使的“楼”为中心。《吉备入唐间事》中“楼”字共出现17次（郭雪妮，2015b:97-98），整个说话中关于长安城的空间想象便是这座“楼”，其一切可视的形状、外观均被最大化省略，而其具有的危险、恐怖的属性却被重复渲染。

《江谈抄》卷三另外收录《安倍仲麿咏歌事》，以阿倍仲麻吕在唐遭受迫害为主题，其中唐人迎接仲麻吕的依然是“楼”：“仲麿渡唐之后不归朝，于汉家楼上饿死。吉备大臣后渡唐之时，见鬼形与吉备大臣谈，相教唐土事。”（大江匡房，1914:386）从前后文的语境来看，文本中长安都城幽禁遣唐使的“楼”，显然具有“牢”之意。另外考虑到日语中“楼”「ろう」与“牢”「ろう」发音一致，若以“楼”这一实体建筑象征抽象意义上的长安城，那么对遣唐使而言，长安则无疑是一座巨大而无形的“牢”。如果进一步延伸思考，长安城作为遣唐使遭受迫害与考验的舞台和背景，其描述虽不精细，反而却具有了一种单一的、恒定的象征意义。

大江匡房以“楼”指代整个都城的作法不止于《江谈抄》，其著作《本朝神仙传》“弘法大师”条末尾如下：“真如者，大同太子。后出家为大师弟子。……送书于大师曰，虽多名师不过大师，虽多高阁不过大极殿云云。爰知，作吾土之人，犹过于月氏汉家之人。”（大江匡房，1926:3-4）这是真如亲王写给弘法大师空海的信，言及唐土虽多名师，但无人能和弘法大师相比；唐土虽多高楼，但无楼阁能及日本的大极殿。最后，匡房点评：作为日本国人，胜于作中国之人。匡房为凸显日本人的优越感，提出了“名师”（人）与“高阁”（物）作为论据，认为这两者具有毫不逊色于中国的特质（馬耀，2009）。“名师”的因素暂且不论，“高阁”所指向的平安京宫城朝堂北端中央的大极殿，是日本平安时代举行天皇即位大典等国家仪式的重要空间。作为整个平安京中心的大极殿，某种程度上正是平安京的象征。由此可见，在大江匡房的意识中，以“高阁”象征整个都城是极其自然的。

矛盾的是，如果真要论及规模的宏伟高大，大极殿并非能居日本大殿之首。源为宪（1807:10-11）《口游》（居处门）：“云太。和二。京三。今案，云太谓出云国城筑明神神殿。和二谓大和国东大寺大佛殿。京三谓大极殿。”也就是说，平安中期论及大殿的规模，位居首位的是出云大社神殿，其次是东大寺大佛殿，第三位才是平安京大极殿。那么，倡导日本“本朝意识”的大江匡房，为何会选择第三位的大极殿而不是其它，这点很是令人费解。杉本直治郎（1965:458）在《真如亲王传研究》中指出，匡房在《本朝神仙传》中附加的“虽多高阁不过大极殿”，恰好反应了大江匡房的时代环境特征。也即大极殿被烧毁又重复修建，并命文人等赋诗歌咏的事件。既然在匡房的意识中，象征日本都城的建筑是大极殿，那么以长安太极殿为原型的大极殿，在匡房想象长安城时自然浮现出来也不是不可能。《江谈抄》中以“高楼”作为整个长安城的中心和象征，大约正是产生于这一时代思想背景之下吧。

三、平安末期物语文学与长安

平安朝自保元之乱（1156）经平治之乱（1159），京都第一次沦为战场，公家势力渐次衰落，地方武士势力崛起，日本迎来了真正的乱世。及至源平合战（1180-1185）时平清盛烧毁东大寺，贵族们终于意识到古代国家就此终了，继而是对乱逆之世的不断哀叹。在这种人心没有余裕的时代，贵族文人便在“渡唐物语”中虚构出一个近似于乌托邦的唐土，以在乱世中寄托其政治理想。所谓“渡唐物语”，主要是指以遣唐使渡唐为题材的物语文学。这里的“唐”虽然主要指中国，但物语作者为了追求一种浪漫的异国情调，往往借用传入日本的汉籍、佛典中的神仙故事和弥陀净土场景，将物语空间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仙界异乡，因此渡唐物语中大都弥漫着一种游仙的、非现实的氛围（池田利夫，1981:81）。渡唐物语谱系中的集大成之作，便是成书于镰仓初期的《松浦宫物语》。

《松浦宫物语》以遣唐使弁少将与日本皇女、唐土的华阳公主、邓皇后的三段恋情为主轴，且从第二段恋情——与华阳公主恋爱开始，物语的场景从日本移至唐都长安。《松浦宫物语》所设想的长安，首先是一座被大海包围着的王都。到达唐土的弁少将为排遣思乡之情，乘着月色策马至长安郊外。此时正值深秋，拍岸而来的海浪，浸润在一望无涯的月光里。

各色知名或不知名的秋花，在广阔的原野上漫布开来，终不知其所止。远处幽深的海面，潮水拍岸而来。卷起的波浪，浸湿在月光里，一望无际。（少将想）即便策马急奔，恐怕也要到夜半时分了吧。远远传来松涛的回响，山里一座幽静的高楼上，有琴声隐隐飘来（卷一·一〇山上弹琴）。

（萩谷朴訳注，1984:27）

这段对长安郊外海岸景观的描写极为惹人注目。研究者们多认为这是《松浦宫物语》作者藤原定家“缺乏对长安地形的实际体验，因此只能靠汉籍文字的想象牵制而产生的错误印象”（萩谷朴訳注，1984:250），因为《文选》京都赋中不乏描述长安“与海通波”的例子，如班固《西都赋》：“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萧统，2012：27）兼之物语作者藤原定家相当熟悉《文选》，定家日记《明月记》又多处记载有研读《文选》的情形，如《明月记》宽喜元年（1229）十二月四日条云：“今日定修令受文选两都赋风赋秋兴赋雪赋，夕归。”（藤原定家，1912:146）同年十二月廿三日条：“自晓微雨，终日降。定修来，读文选西京赋月赋鸟赋等，夕归。”（藤原定家，1912:150）由是推测，定家在物语中化用《西都赋》的辞章也并不突兀。

藤原定家对长安四周环海的印象似乎深信不疑。《松浦宫物语》中关于长安郊外海景的描写也并不止于一两处，如在描述平复“燕王之乱”的战争场景时，大海更是被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来描写：

连绵环绕的群山前方，阻隔着一望无涯的大海，此外别无他径，山麓茂密处恰是埋伏兵甲的绝佳位置。……约黎明时分，三万敌军沿海岸追击而来，（弁少将）待追兵尽数通过之时，在方圆二三十里的山顶，放火为号。

（萩谷朴訳注，1984:51）

这段虚构的战争场景利用长安郊外自然地形，场面引人入胜。然而，诚如周知的那样，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四面高山，大河在西北东三面呈几字型流过，所谓“被山带河，四塞为固”，便是其独特地理条件的写照。关于长安周边的水文情况，由于关中断陷盆地与南北两侧山地结合地带蕴藏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构成了泉池的密集发育区域”（李令福，2004:6），但也很难达到《松浦宫物语》所描述的海滨都市，这种不符合长安地理的“幻象”来源于何处？

首先，从《松浦宫物语》命名的缘由开始讨论。物语开篇，弁少将作为遣唐副使出发之际，其母明日香皇女在松浦山营造宫殿，从此在此眺望远方，等待儿子从唐土归来。临别之际，明日香皇女咏和歌如下：“今日开始吧，只愿日月快飞逝，松浦宫里待儿归。”（萩谷朴訳注，1984:3）弁少将所乘遣唐使船渐行渐远，想起将要抵达的唐土和等待的母亲，作和歌：“跨海又越浪，几重云外是异乡，思念松浦山。”（萩谷朴訳注，1984:4）

古代日本与中国交通虽有南路与北路，但通常情况下是以松浦湾为出发点。弁少将之母在送别之地肥前国松浦山造宫以待少将早日归国，又因「松」与「待つ」发音相同，故取“松”的谐音“等待”之意，而《松浦宫物语》的题名正是取慈母殷殷期盼入唐的儿子早日归国。理想的状态下，物语既然在开篇设置慈母等待的场景，并以此来为整部物语命名的话，那么在结尾处就应该有所呼应，即设置母子相见的喜悦场景。遗憾的是，关于“松浦宫”在物语的后半部并无展开。也就是说，“松浦宫”之名与物语卷的主要情节，几乎毫无关联。这种矛盾的构造或许正如萩谷朴（1984:270）所指出的，“母明日香皇女为等待弁少将归国而造松浦宫，物语正是由此得名，但是这一情节作为物语的整体构想，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蜂须贺笛子（1935:111-112）也指出，物语最初的题意是“母君为等待弁少将归来而在松浦山造宫”一事，但事实上却令人无法满意。题名“松浦宫”仅是浮游于物语表面的，物语题名和内容严重乖离，这也是《松浦宫物语》历来遭诟病之处。

笔者这里并非要关心物语内容与题名的背离问题，而是想通过分析“松浦”与遣唐使说话的关联，探讨物语对长安郊外大海景观的描述与日本文学传统的关系。丰田佑子（1995）通过对《松浦宫物语》中“松浦”一语的考察，认为“松浦”这一地名，“与松浦佐用姬、神功皇后、藤原广嗣这三种说话的关系，其共同点都与‘异国’这一因素密切相关。”以“松浦”为背景的说话故事中，“松浦”往往具有“国界”、“地界”甚至“他国”的意义。尤其是，当“松浦”与在史实上作为遣唐使的出发地关联起来后，与“松浦”相关的和歌中，便开始直接吟咏「唐土（もろこし）」、「唐国（からくに）」，这在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的和歌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在院政时期的《吉备大臣入唐绘卷》中，长安是一座“海岸都市”的想象，也获得了图像化的表现。现存绘卷卷首，在唐人迎接遣唐使一行的画面中，正是以“海岸”和“松树”为主要景观。久保田孝夫（1998）考证了《吉备大臣入唐绘卷》对《松浦宫物语》的影响，从人物官职、所引和歌等方面，指出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借鉴关系。在这一观点的延长线上来看，《松浦宫物语》受绘卷构图影响，将长安想象成“一座被大海包围起来的王都”，也不是不可能。

《松浦宫物语》在虚构出长安郊外的“海”景的同时，也想象出了一个“仙山”的世界。正是在这个“仙山”的世界里，弁少将偶遇弹琴老人指点，与唐文皇帝之妹华阳公主修习琴曲并密结宿缘。物语中的华阳公主具有一种强烈的“非人间”性格。她自幼得仙人点化，为避讳凶神而居商山高楼修习琴曲。之后每年八月、九月逢月圆之夜，也必定要到长安郊外的商山高楼弹琴。关于这座高楼，华阳公主曾说“此楼自上古仙人所建，因以清净，绝无污秽。上由日月掌管，下有地神庇护。此山钟敏毓秀，是修习琴曲的绝佳之境，我居此地修习琴曲已有七年。仙人不时往来，整琴葺楼。”（萩谷朴訳注，1984:65）在华阳公主的叙述中，高楼由上古仙人所建，又有日月神灵庇护，足见其超时间、超空间的非人间性。更何况物语中的商山与长安城之间由大海阻隔，其“海外仙山”的色彩就更加突出了。

这种利用神仙世界的虚幻之美，来表现人世间艳情的构想，更早地存在于中国的赋体文学之中，而创造出这种虚幻之美的最具代表性的唐人传奇便是《游仙窟》。《游仙窟》在七世纪后期传入日本，成为奈良朝及其后平安朝知识分子的热门读物。“日本汉文传奇《浦岛子传》在总体构思上与《游仙窟》完全一致，即用一种虚幻的神仙环境来展现本应属于人世间的男女艳情，之后又用传统手法让男主人公归返人间，仙境随之消失，留下的只是一片虚幻之美。”（严绍璗，1996:596）《松浦宫物语》中弁少将与华阳公主的恋情，即可视为对这种带有游仙色彩的艳情文学传统的继承。在其支配下的唐土，以一种游仙的、幻境的遥远异国形象出现，而居于这个异国中心的王都长安，犹如茫茫大海彼岸的一座海市蜃楼，繁华而妖艳。这再次为我们证明了所谓的想象物，是一个充满了互文性的场所，尽管它对异国的表现是片面的、主观的、零碎的、抽象的，但因为它可以部分或全部地成为一种象征性交流的工具，所以即使在中日停止官方的往来之后，日本人仍可以通过文献及观念史中的描述，来构筑其时代想象中的长安城。

注释：

① 见刘义庆（2013:131）《世说新语》夙慧第十二。（元帝）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刘义庆.2013.苏魂译注.世说新语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② “会昌废佛”指唐武宗（814-846）在会昌年间推行的一系列“废佛”活动，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见《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会昌五年八月敕：“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堤、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刘昫，1975:605-606）（刘昫等撰.1975.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 池田利夫.1981.見ぬ唐土の夢——『松浦宮物語』を中心に[J].国文学，(12):73-84.

[2] 大江匡房著.黑川真道編.1914.古事談·續古事談·江談抄[M].東京：國史研究會.

[3] 大江匡房.1926.本朝神仙传[M].東京：近藤出版部.

[4] 大曽根章介.後藤昭雄等校注.1992.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27·本朝文粋[M].東京：岩波書店.

[5] 久保田孝夫.1998.吉備真備伝と『松浦宮物語』:絵伝から物語へ[J].日本文学，(5):60-68.

[6] 小島憲之校注.1964.懐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M].東京：岩波書店.

[7] 小島憲之.1988.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的考察·上[M].東京：塙書房.

[8] 杉本直治郎.1965.真如親王伝研究:高丘親王伝考[M].東京：吉川弘文館.

[9] 豊田祐子.1995.『松浦宮物語』における松浦について[J].立正大学国語国文，(3):22-29.

[10] 萩谷朴.1941.松浦宮物語作者とその漢学的素養(下)[J].国語と国文学，(9):19-35.

[11] 萩谷朴訳注.1984.松浦宫物語[M].東京：角川文庫.

[12] 蜂須賀笛子訳注.1935.松浦宮物語[M].東京:岩波書店.

[13] 馬耀.2009.大江匡房の本朝意識に関する考察——『本朝神仙伝』「弘法大師」条の「大極殿」記述を端緒として[J].和漢比較文学，(43):18-33.

[14] 藤原定家.1912.明月記[M].東京：國書刊行會.

[15] 本間洋一.1992.本朝無題詩全注釈1[M].東京：新典社.

[16] 本間洋一.1993.本朝無題詩全注釈2[M].東京：新典社.

[17] 本間洋一.1994.本朝無題詩全注釈3[M].東京：新典社.

[18] 源為憲.1807.口遊[M].江户：風月荘左衛門.

[19] 与謝野寛 正宗敦夫 与謝野晶子編.1926.日本古典全集 第1回[M].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

[20] 古濑奈津子.2007.郑威译.遣唐使眼里的中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1] 郭雪妮.2015a.奈良诗僧弁正在唐汉诗考论[J].外国文学评论，(4):141-154.

[22] 郭雪妮.2015b.古代日本绘卷上的长安景观——《吉备大臣入唐绘卷》的发现与研究[J].人文杂志，(11):93-101.

[23] 金伟 吴彦译.2006.今昔物语集[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4] 李令福.2004.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

[25] 妹尾达彦.2012a.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A].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十四辑）[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6] 妹尾达彦.2012b.高兵兵译.长安的都市规划[M].西安：三秦出版社.

[27] 桑原骘藏.2005.钱婉约 王广生译.东洋史说苑[M].北京：中华书局.

[28] 司马光.2011.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29] 王海燕.2006.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30] 萧统编.李善等注.2012.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

[31] 严绍璗.1996.日本古汉文传奇《浦岛子传研究》——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基础性研究之一[A].傅璇琮 许逸民主编.中国古籍研究 第一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2] 杨烈译.1994.万叶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33] 宇文所安.2007.贾晋华译.初唐诗[M].台北：联经出版.

[34] 圆仁.2007.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esire and Fear of Chang’an——The Narratives of Chang’an in Traditional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shifting narratives of Chang’an in traditional Japanese literature, which have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changes in East Asia, ar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efforts of Japanese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By appropriating the memories about the Japanese mission’s journeys to Tang China in a complicated way to describe Chang’an, Japanese literati in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express their longing for Tang Culture as well as fear of its power. However,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that witnesses the decline of Tang China also sees a rise of discourse about Sojunghwa. Literati during this period tend to regard Heian-kyō as an ideal version of Chang’an, while the latter is often portrayed as a horrible city. It is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that elite literati prefer to present Chang’an as overseas fairyland. The utopian descriptions of Chang’an constructed by these literati, when rea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Japanese war and Sino-Japanese trade at this time, serve as a metaphor of their political ambitions.

literature and city; Chang’an; Japan; foreign images

I106

A

2095-4948（2016）01-0022-07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长安都市景观在日本古代文学中的衍生与流变研究”（15CWW009）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2015M570317）的阶段性成果。

郭雪妮，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东亚比较文学、东亚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