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红梅 玉圣爱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本语学院/比较文化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044）

都市空间中的现代性体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上海书写

柴红梅 玉圣爱1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本语学院/比较文化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044）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作家纷纷来到堪称“魔都”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一方面深切感受到了上海的现代与摩登，另一方面感同身受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同病相怜、互为他者的境遇令韩国作家们更多地体验到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屈辱与愤恨。肩负着争取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使命的韩国作家们用较为冷静的目光，审视和打量上海，体验上海，他们的上海书写中虽有现代摩登的描绘，但更多的却是对浮华背后黑暗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对上海现代性的质疑，书写出了较为独特的上海“现代性”体验。

韩国作家；现代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书写

上海，中国最大的国际性都市，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既拥有700年江南吴越传统文化的历史，又是一个拥有150年深厚的近代城市文化底蕴的都市空间。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恰到好处，它既饱经沧桑，又生机勃发。在上海，“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19世纪欧洲的涉外法权、炮舰外交、外货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过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映,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转自倪建中，1996:133）就是这样一个现代性、传统性、政治性、文化性、殖民性交织纠葛的都市文化空间，仅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的近代化历程。特别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中国经济、贸易、金融、文化中心、亚洲屈指可数的摩登都市、外国工商业资本不断涌入的繁忙的国际大都会：疾驰而过叮当作响的电车、鳞次栉比的欧式摩天大楼、“声光化电”交错的电影院、剧场、百货大楼和咖啡馆、穿梭往来的各色人种、跑马场上紧张地观看赛马的和舞厅中兴奋地旋转飞舞的男男女女……，商贸空间、消费空间、娱乐空间、休闲空间层层叠叠交错的这座承载着现代性物质性的都市空间被称为“东洋的巴黎”、“欢乐之都”，甚至比当时的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大都市更具有了无法言说的魅力和“魔性”。然而，上海的“魔性”远不止灯、光、电、影下的繁华和神秘，青帮操纵的烟馆、妓院、赌场公然在租界正常营业、只要你踏出栈桥一步，还会看到成群聚集的苦力、乞丐、妓女……，摩登幻影的阴暗处并存着的凶杀、鸦片、卖淫、赌博、贫穷、肮脏等等现实，凸显了半殖民地上海的殖民属性。这种杂居和杂糅的城市空间也展现出凌驾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的“魔都”特性。因此，“上海的近代，是拥有举世无双的‘江南’这一宏大的传统文化背景的前者，与近似于漫无边际的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后者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两个背反的异质空间的相互侵犯乃至相互渗透，结果酿成了上海这种‘魔性’的过激化。”（刘建辉，2003:2）这个“自由的土地”、“冒险家的乐园”、“情报的都市”被视为可以满足所有人梦想和欲望的都市，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实业家、探险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化人，甚至还有避难者和失业者慕名而来。

因此，从20世纪开始，在中外文学中，上海便成为了一个被众多作家一再观察和书写的城市，在各国文学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而“上海研究”历来备受学界的追捧，海内外学者对其情有独钟，堪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显学。特别是1990年代发生了有趣的“空间渗透”和“时光倒流”现象。无论是媒体、文学、电影还是学术研究，都在热议“老上海”话题。当今，在王安忆等作家追忆式的怀旧情绪下，加之李欧梵、王德威、刘建辉等海外华人学者对上海现代性历史经验的重新审视与建构，越发激起了人们对“老上海”文学书写的研究。

然而，在美国、英国、日本等海外的“上海文学”研究被热议与追捧的时候，韩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以及“上海书写”研究却少被提及，成为了被冷落的话题。那么，上海作为在韩国现代文学中“出现最多的中国城市”（崔一，2002:39），在韩国作家的笔下是怎样的镜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言语都市的上海在韩国文学中怎样表现了它的多重而又复杂的“现代性”特性的？这是一个少被谈论却饶有兴趣的话题。

一、韩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研究

在韩国，韩国移民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未被开垦的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零星出现。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才逐渐兴起。移民文学研究的范围从中国东北地区扩展到了俄罗斯、夏威夷、墨西哥等国家。而关于韩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与上海都市空间的关系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

孙志凤（손지봉）在《1920-1930年代韩国文学中表现出来的“上海”的意义》（1988）的硕士论文中采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探究上海的韩国文学。该论文按照年代顺序对以上海为背景的纪实文学、小说及诗歌等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考察了韩国文学中“上海”的象征意义。剖析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文学将上海设定为舞台的原因：对异国摩登都市的向往与憧憬，对殖民社会的认同感。他在论及上海的纪实文学时将上海称为“自由恋爱的场所”；而在探讨韩国诗歌中的上海时，认为上海是一个“充满伤感和自我觉醒的国际都市”。

黄春玉（황춘옥）的硕士毕业论文《以上海为背景的韩国近代小说研究》（2005）也采用了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一系列以上海为背景的韩国文学作品。并按照韩国人的“上海流入”、“上海生活”、“返回故乡”三个阶段，对“上海都市空间”里三个阶段的韩国人生活加以详细地描写。她指出，那些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韩国人，而极少涉及中国人的形象。造成这种偏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韩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上海的韩国人很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认识。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当时的韩国作家着重描写了大都市上海空间中的韩国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

而表彦福（표언복）的《解放前中国流移民小说研究》（1999）仅仅把上海背景的韩国小说当成一种研究的补充资料，并没有深入分析这些小说。研究中他对上海背景小说进行了分类，并将移民小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上海作为韩国革命家独立运动的“理念型”小说；第二种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才移居到上海的“图生型”移民小说。从数量上看，“图生型”小说要比“理念型”小说多出很多。在“理念型”小说中很少提及中国人与韩国人的矛盾纠葛，而在“图生型”小说里两国人的矛盾问题却是描述的重点。

崔洛民（츼낙인）的《从金光洲的文学作品看海港都市上海与韩人社会》（2011）注重分析金光洲的18年上海留学体验，以及20世纪30年代金光洲对“海港都市上海”认识的变化过程。论文以金光洲发表的诗中所使用的“欢乐”、“阴谋”、“自杀”等关键词为中心，分析了其作品中的上海韩国人形象——独立运动家、失业者、留学生、“野鸡”、间谍以及落魄的知识分子们。崔洛民指出，由于作家采用的是写实主义创作手法，所以作品中流露出了当时韩国人对上海这一都市空间的真实情感和认识。

赵斗燮（조두섬）的《朱耀翰的上海<独立新闻>诗歌的文学状态》（1993）对“上海韩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纸《独立新闻》的性质与作用做以评定，并在民族意识的大框架内考察了《独立新闻》上刊登的诗歌的形式和主题。最终得出的结论指出：韩国作家能够较自由地发表文学作品，得益于上海较为自由的都市文化空间。朱耀翰诗歌中所表现出的具有近代性特征的理念和诗歌表达方式都是由于诗人生活在中国上海这样的国际性政治都市空间中的结果。

在国内的研究中，延边大学金虎雄的《1920-1930年韩国文学与上海——以韩国现代文学家的中国观与现代认识为中心》（2010）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背景的新闻报道、手记、纪行文、随笔等纪实文学，考察了韩国知识分子的“上海观”和他们对“近代性”的认识。指出韩国文化人将上海作为其反观自我祖国现实的一面镜子，通过在异域上海这一都市空间中的体验，省察、反省、批判自己祖国的落后和被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现状。

崔一的博士学位论文《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002）也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韩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将中国形象分为都市形象、农村形象、中国人形象三个部分，考察了韩国现代文学家的中国观和对现代性的认识。他认为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韩国作家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既有肯定和迷恋,也有否定和批判。这其中涉及到了上海的都市形象。

综上所述，目前为止，相对于中韩两国学者侧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韩国人移民文学研究相比，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中国，有关中国都市上海的“现代性”与韩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研究尚很少。本文便就这一方面作一尝试性地探讨。

二、现代性幻象体验：韩国作家笔下的上海

20世纪初，朝鲜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殖民统治对韩国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实施高压政策，迫使许多韩国独立革命家与知识分子流亡到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租界堪称“国中之国”，是中国的治外法权区域，于是，有许多韩国流亡政客来到上海的租界。根据鲜总督府警务局的报告：“古今以来，支那上海被称为东方贸易的中心地，在上海居住的欧美国家的人很多，物资也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国内外交通的要塞。再加上警察的查禁也不严格等各种原因，在外的排日朝鲜人便集合到这里，这里也逐渐变成他们决策的发源地。想要去北美与夏威夷的不良鲜人也都经由上海，美·夏威夷发刊的各种印刷文本也经由上海到朝鲜。”①很显然，无论从地理空间上来看，还是上海租界的特殊性来看，当时的上海绝对成为了韩国人摆脱日本的高压统治，追求自由和向往现代生活、深入思考现代性问题的重要都市。特别是1920年9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上海成为了韩国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极其向往的地方。据记载，曾经来到中国上海的韩国文人、作家多达数十人，其中包括李光洙、朱耀翰、吕运亨、金沼叶、金光洲、申采浩、皮千得等，他们留下了大量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纪行文、随笔、诗歌和新闻报道等，这其中大都极尽赞美之词描绘了摩登上海的现代都市空间。

回顾一下，我认识的上海是30年前的上海。当时正值青年时期的我，一上路就踏上了赴上海留学的旅程。“甲申政变”后我无奈只能离开自己的祖国，流亡到上海。我于明治18年1月19日离开仁川，当时我头一次剪了头发，穿上了洋服。到达上海港口时是在3月下旬一个竟然飘雪的早晨。当天，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上海的华丽无比，比东京与横滨的商业街区更繁华，文物更发达，这种场景让我大为惊叹。

（윤치호，1938:63）

上海是世界上让人迷惑的都市。可以说,她已不是支那所属的领土,而是在列强监督之下的一个联合国。上海这繁华都市的道路平整而完美,在交通方面也同样的是大都市中进步最快的一个……所以到处都散发出新文明的曙光。

（장독산，1923:74）

当韩国的知识分子刚一踏上就他们而言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最前线”——上海的土地的时候，亲眼目睹和感受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平整的柏油马路、便利的交通设施等等, 毋庸讳言, 这些物质载体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即是对上海现代性的物质性呈现, 于是，韩国作家的“现代性体验”便开始了。现代性是什么？在韦伯看来，就是由近代欧洲理性主义，历经宗教信仰与理性启蒙之间的一连串辩证关系，所发展的“世俗”文化与现代社会，或更准确说，即资本主义（转自蔡铮云，2012:88）。现代都市的出现便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克恩在描述上个世纪末的现代性时指出：“从大约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技术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巨变给思考和体验时间和空间带来了各种新的方式。包括电话、无线电报、x光、电影院、自行车、汽车和飞机在内的各种技术革新，为这种重新调整建立了物质基础；诸如意识流小说、心理分析、立体主义和相对论等各种独特的文化发展。直接影响了意识。其结果是产生了生活和思想诸方面的变革。”（转自爱德华·索亚，2004:40）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直接带给人们生活的现代性和精神层面的现代性体验。韩国作家徜徉和生活在这样一座充斥着现代性精神内涵的都市空间中，内在决定了“上海现代性体验”带给作家精神上、情感上的巨大变革，面对着不断扑面而来的“现代性”的冲击与体验，韩国作家内心充满着一种羡慕和渴望。

短裙子、波浪卷、科蒂香水，中国女学生们把蓝、红玫瑰放在胸部，穿着高跟鞋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她们左手拿着钱包，右手挽着男学生。穿衣镜、三面镜、服饰、沙发、床、整套的咖啡银餐具，还有窗子上的蕾丝窗帘……这是她们的自习室，那是她们的宿舍。连她们使用的化妆品也是外国货。而且她们一般不住本国人经营的公寓，以住英国人经营的公寓作为最大骄傲。

（오은숙，1932:85）

正如索亚（2004:3）所说，作为一个心理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可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这种体验带给韩国作家的冲击是强烈而巨大的。

当时的上海，是东方第一大殖民主义兼资本主义摩登都市，西方的享乐文化对上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冲突、新旧文明的矛盾碰撞等等导致了摩登都市上海的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韩国作家的“上海书写”中，主人公大部分便是徜徉在“十里洋场”的白色人种的欧洲人、中国富有阶层的阔少爷阔小姐、交际花、舞女等。而这些文学创作的来源也正是韩国作家的上海体验带来的。

我想观察在这街头住的白俄人的生活状态，于是跟全武吉君进了俄国人专属的咖啡馆。垂钓灯下数百名俄国男女正在喝酒，当爵士乐队演奏时沙龙就变成了舞会，而当音乐声停下来时，他们就回来继续吃喝。而乐队的音乐再次响起时，他们又开始扭动身体跳起舞来。

（홍양명，1931:11）

王一川（2003:108）曾就现代性体验作过精辟的概述，他指出，体验“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心理过程,而是指人的包括感受、情感、欲望、想像、幻想、理智等在内的整个生存直觉，是人生意义的瞬间生成。正是这种‘体验’，才构成现代性的基本‘地面’，即构成所有现代性思想、意念、情感、审美或艺术等的基本层面。现代性转型，实际上也就是生存体验的转型。在我们研究现代性时，有两个关键问题不能忽略：第一，现代性不只是精英人物的现代性,而且更是普通民众的现代性；第二，不只是人们思想的现代性,而且更是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整个生存方式的现代性。”韩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来到这样一个堪称使用当时最高建筑技术构筑起来的高楼大厦林立的上海都市空间，享受着电车、电梯、电话、霓虹灯、林阴大道、公园、西餐、咖啡带给生活的便利与愉悦，切身感受到了“现代性”的生存体验。

“BAR-KOREA”是朝鲜人唯一的娱乐场所。独立运动志士、亡命者、文学青年、艺术家、志愿者！还有向往繁华的上海而未经父母允许偷偷离开朝鲜的年轻人们——各种各样的人集合在这里，不分昼夜地享受着酒精、妓女的脂粉香、肉味及不值钱的笑。……我们没有钱所以不能喝酒，但是一个月一定会去“BAR-KOREA”两三次，感受酒的氛围，有时特别想听朝鲜唱片时，就拿贰角钱买一杯便宜的“鸡尾酒”，然后看着沉浸在“爵士”里的都市年轻人的样子，目睹那些年轻人们的堕落生活，之后用力捶一下桌子就出来了。但我们并没有嘲笑他人的权利！因为我们也是意志薄弱的“Lumpen”。

（김광주，2007:252）

现代都市正是伴随着科技进步、工业文明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充满着西方资本社会的理想，这被视为体现着现代性的历史走向，即“向未来开显”，可以说，“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马歇尔·伯曼，2003:15）于是，凝聚着人们对未来世界和美好生活的预期的现代化的都市，便成为落后民族和后发国家的向往和期待，因此，韩国作家对于现代摩登上海的惊叹便不足为怪了。

上海是一个人种展览会，来到二马路和三马路等大街上只要站十分钟，就能看到首先是中国人，然后还有俄罗斯人、英吉利人、美国人、蓝眼睛的西班牙女人、像飞来飞去的小鸟似的葡萄牙小姐、穿着蓝色或红色衣服的女知识分子、面部为黑色的印度人、迈着轻盈的脚步前行的法国人——白人、黄人、黑人、混血儿等各种各色的人像织布机的梭子似得走来走去。数百艘大小汽船——军船、坦克、渔船等像天上的星星似的。这些船挂着各自国家的国旗，在三月的春风里像一朵朵桃花似的飘曳着，蔚为大观。酒、小姐、鸦片、手枪和大炮的上海，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김문약，1934:10）

实质上，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是与殖民空间扩张相始终，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爱德华·索亚，2004:3）。在索亚看来，在现代性里隐藏一种深刻的“空间定位”，他说：“在人生的每一个方面，从全球到地方，社会的空间组织正在得到重构，借以满足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开辟创造超级利润的各种新机会，寻求维系社会控制的各种新途径，刺激业已增长的生产和消费。……”。（爱德华·索亚，2004:54）其中，不仅包括对空间的占有和权利的获取，还有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殖民统治。而上海，这座外国资本的“跑马场”和冒险家的乐园，正是在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中成长起来的都市。上海的现代性具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又是国际化和殖民化的混杂体，这种特殊性表明了现代性的扭曲变形和异化。而来到上海的韩国作家便在这样的都市空间中体验着被异化的现代性。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除了艳羡之外，更多的是用他者的眼睛、旁观的目光打量、注视、审视异域现代性都市，书写出别样的上海体验。

跑马场是上海的外国人夏季主要的娱乐场所。在偌大的场地上，每天晚上美国人都在那里玩棒球，英国人则打板球或高尔夫，日本人、印度人等玩网球，有时候英国人还举行赛马。新公园前面的游泳池是西方年轻男女的娱乐场所。著名的赛马场的所在地——港湾前边，今年新设了最大的游泳地。但是这些良好的设备都是白人为自己建立的娱乐设施。而这片土地的主人——中国人，以及其他东方人只能看看白人们愉快玩乐的场景，感受一种变态的快乐。

（김성，1923:45）

不难看出，“上海的现代性体验”不仅影响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进而影响了他们对自我国家的认识。正如韩国作家兼诗人李光洙（이광수，1935:120）在《上海印象记》中描写的那样，他一语中的地揭示了上海租界的本质特性：“最具实力的是英国人。他们的租界位于三租界的中心，也是最繁华的地方。正如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繁华一样，英语是整个上海各色人种的通用语。各国法律公文、提示也用英语宣布……。”上海，虽在中国，但却不属于中国。这里是英语的世界，是“白人”的天下。韩国人在艳羡和尝试体验西洋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危机感和自卑感，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在李光洙的《海参崴》里被生动地描写出来：

离开上海的那天，我穿了新订做的洋服和新买的一双鞋，觉得自己好像洋绅士一样，心里特别满足。我一辈子都没坐过人力车，当坐在好像有屏风的人力车里跑到长坂似的英大路时，对像我这样的乡巴佬来说真是一种很不错的享受。但是在路上遇到了真洋人时，那之前的自豪感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冷汗顺着背脊流下来，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이광수，1915:79）

正如王一川（2003:108）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既有以大炮为表征的强暴的一面，也有以新奇的洋货为表征的诱惑的一面。这一现代性辩证法，决定了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总是糅合着痛楚与憧憬、悲哀与欢乐、怨恨与羡慕的复杂心绪。这构成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基调。因此,人们是用身体和精神同时感受现代性冲击的。”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韩国与中国这两个文明古国同样遭受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命运。国家的落后被动挨打的屈辱、被压迫被殖民的痛苦、种族差异带来的自卑等等这些在现代性都市中的体验，作为“同病相怜”、“互为他者”的中韩关系，促使韩国人不由自主地将中国当成了自我反观的一面镜子，在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反观和反省自我。因此，韩国人的上海现代性体验，同样包含着“痛楚与憧憬、悲哀与欢乐、怨恨与羡慕的复杂心绪。”

客观地说，文学中的都市有别于现实中的城市，而是一种文本的空间想象和建构，它与现实中的都市永远存在着差距。文本都市成为现实之城的幻象，充满着幻觉、激情、暖昧，与现实之城互为映射，形成都市的奇观。韩国作家的上海书写，便是把都市奇观生活化，作家参与其中，并将其中的各种体验形成一个生活场景，而他们的创作是对这种生活的想象与重写，从而构成了上海都市的多张现代性面孔。

三、现代性的质疑：韩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

三十年代的摩登上海，自然是“现代性”介入的结果。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电灯、电车、电话陆续登场，公共卫生、消防、治安管理方式相继进入，西方文学历史、哲学科学、消费娱乐的书籍报刊杂志也如潮水般涌入，“现代性”通过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多重依附与呈现，最终在三十年代上海得到确立，创建了一种新的都市文化——“上海摩登”（薛羽，2004:65）。但是，上海有别于伦敦、巴黎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会，因为它毕竟是殖民扩张的产物，是在被侵略、被占有之后被西方强行输入了“现代性”的都市。可以说，在上海，现代化的理想尚未全部实现，是被“现代化”了的都市。因此，这种现代性与上海语境并不和谐，它充斥着殖民、剥削和压迫，因此，现代都市表面繁华的阴暗处，充满了卖淫、鸦片、诈骗、赌博、犯罪等罪恶，呈现出光怪陆离的“现代性”光景。

但是，游历或生活在这样的都市中的各国文人和作家们却大多由于过分迷恋和沉醉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体验当中，致使他们的视点只能停留在虚华都市空间中的表层现象，未能深刻地挖掘在这样的都市中为何会存在着那么多黑暗、扭曲、丑陋、野蛮、压榨、掠夺、欺骗和虚伪的现实，从而缺乏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但是，来自被压迫、被殖民的韩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对上海的繁华和兴盛大加赞美之词，但却与上海的“现代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多了份冷静与审视。韩国作家洪阳明在《站在扬子江畔》中深刻地揭示了上海夜晚的罪恶与黑暗，向展现现代都市文明的“现代性”给以猛烈的抨击：

在晚上会赤裸裸地露出都市的真面目，这是上海的一种典型特性。上海的夜晚！的确是一场百鬼夜行的演出。在这里更深刻地暴露出比其他地方更甚的上海社会黑暗面。虽然上海符合“东洋的巴黎、芝加哥”的名号，但享乐、犯罪却达到顶级。……上海是全世界被祝福的都市，鸦片窟、赌博、多种多样的妓院公然存在，在夜路上还有无数的野鸡、斗犬比赛、跳舞等等，这一切都是妖魔鬼怪生活着的都市的黑暗……。

（홍양명，1931:13）

正如韩国作家洪阳明犀利地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考察韩国作家在展现上海的摩登与浮华的现代化光景的时候，也不难发现韩国作家笔下的上海的“现代性”的特殊所在，即上海化的“现代性”的存在。因为，整个亚洲社会并未经历西方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等诸方面全面而彻底的变革，当西方文明大量植入的时候，亚洲仓促应对西方列强所谓的现代，上海的“现代性”也只是限于租界内的现代与摩登，它充分展现了这种仓促应对西方文明的不和谐性与不自然性。同样，十九世纪的韩国社会也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巨变，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输入韩国，韩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并在殖民统治下催生了近代化的变革。韩中两国之间虽然存在几十年的差异，但处境却极为相似。当站在他者视域审视和观察上海摩登都市的时候，被殖民、被剥削、被压迫的上海化了的“现代性”的特性便在韩国作家文本中被凸现出来，这也体现在韩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描述上。

上海的夏天是漫长的，到了夏天最难受的便是工厂里面的劳动者。狭窄的工厂里又闷又臭，为了赚三、四十分的生活费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透不过气来，流着汗水干活的少女达数万名。上海的夏天是一个社会制度不合理性的存在。对有的阶级来说，上海的夏天是充分休息的时间，而对另外的阶级（包括多数人）来说，则是恶魔——带来病、死、汗、眼泪、霍乱、黑死病、不景气——所以我们要铭记在心。

（김성，1923:42）

韩国作家在摩登都市上海切身地体验上海的现代性的同时，也对上海化了的“现代性”提出了质疑，省察到了浮华背后的黑暗与罪恶。作为同为被压榨、被剥削的殖民地人，虽然身为韩国人，但并没有混淆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深深感受到一种同为东亚弱小子民的不幸的处境、悲惨的命运，韩国作家对中国人民倾注了深深的同情，在这一点上是同病相怜的，很容易达成情感的一致，当帝国主义殖民者面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苦痛，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居然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时候，韩国的知识分子油然而生对殖民者的愤恨与仇视。

上海的夏天特别热……，下午出去散步时，柏油马路的大街感觉软软的，反射出热烘烘的太阳热。有时候人力车夫拉着客人流着大汗满街跑，突然就会在街上晕倒。而且，如果流行怪病的话，很多人力车夫会在拉车途中突然倒地死去。这时，坐在人力车上的白人绅士会起身下来踢踢车夫，然后走掉，接下来警察就会来收尸。

（김성，1923:42）

韩国作家对上海的这样的“现代性”产生了质疑，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否定，同时对中国民众的懦弱与屈服表示了不满并给予无情的批判：

（那个洋人）一边跺着脚挥着拳头，一边说：“goddam, get out”，于是这个中国人就低声嘟囔着跑了出去。因为那位同胞，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他们为什么丢了廉耻之心？他们的历史里不是有伟大的尧舜和孔孟，还有四百州的故土、四千万的同胞吗？他们不是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吗？他们怎么会害怕“goddam”？怎么会不介意遭受寄生在本国的人的欺负呢？

他们被歧视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并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应该遭受的。他们是一个在优越和丰饶的自然环境里成长的民族，他们变得可悲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离开农村追求都市的华丽；第二是都市生活——他们不知道享受文明生活的资格来自文明教育，如果没接受文明教育，来到文明大都市后就会受到文明人的排挤蔑视。此外，上海市有数万名的人力车夫由于过度劳累与营养不良，身心状况每况愈下……。

（이광수，1935:118）

韩国作家无比景仰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曾经伟大的中华民族，但面对现在的中国人的懦弱和无能，表达出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矛盾情感。并对奔跑在现代文明最前端的上海现代性都市空间中，为什么本应该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中国人为何却如此遭受欺侮，他们总结出了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抛弃了农村的生活而来追求都市华丽的生活；其二是因为在被强行催化的上海现代性面前，还没有完全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中国人仓促应对，勉强模仿和强行生吞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从而招致了被西洋人排挤和蔑视的结局。我们暂且不论这种探讨是否正确，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韩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看到了上海化了的现代性问题的存在，并对这种现代性提出了质疑，对上海的殖民性进行了批判。

其实，韩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苦难命运与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朝鲜民族的苦难处境是相似的，在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悲惨的命运成为了他们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使得他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民族的现状，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和前途充满了担忧和绝望，在对中国人愤恨的情绪当中隐含着对本民族无能的责怪、落后的批判。他们迫切渴望被殖民、被压迫的民族能够早日强大起来，内在地奔涌着一种奋力挣扎的民族精神和遏制不住的反抗意志，无疑越发激起了为争取自身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坚强决心，和使自身民族富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综上所述，韩国作家作为一个他者的身份出现在异域的都市上海，一方面深切感受到了国际性大都市的现代与摩登，另一方面感同身受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同病相怜、互为他者的境遇令韩国作家们更多地体验到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屈辱、痛苦、辛酸与愤恨，因此，韩国作家笔下的上海书写便与同样来到上海的欧美，以及日本作家的上海描述存在了诸多不同与差异。肩负着争取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使命的韩国作家们用较为客观的、审视的、冷静的目光打量上海，体验上海，他们的上海书写中虽有现代摩登的描绘，但更多的却是对浮华背后黑暗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对上海现代性的质疑，书写出了较为独特的上海“现代性”体验。

注释：

① 本文引自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收录的《韩国民族运动史料（三·一运动偏其一）》中《上海在住不逞鲜人的状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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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Experiences in the Urban Space Korean Writer’s Writings about Shanghai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Korean writers came in succession to Shanghai,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lso known as Demon City or Sin City. As “the others”, the writers on the one hand felt deeply the modernity of the city,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empathized with miserable Chinese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plights, Korean writers experienced deeply the humiliation and indignation caused by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Shouldering the mission and national revival and prosperity, the writers surveyed Shanghai with a cool eye and experienced the life there. Although their writings include the depiction of the modern side of the city, the content is more about the exposure and criticism of the darkness underlying the vanity as well as the question about the modernity. In other words, the writings are about unique modern experiences in Shanghai.

Korean writers; modernity; the 1920s and 1930s; writings about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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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948（2016）01-0015-07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北都市空间与日本作家殖民体验的文学书写”（13BWW020）和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研究”（WT2013009）的阶段性成果。

柴红梅，女，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东北亚比较文学；玉圣爱，女，大连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为韩国文学与中国都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