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梅，王德领

(1.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 100020；2.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北京 100011)

以血书者：余易木论

李世梅1，王德领2

(1.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 100020；2.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 北京 100011)

摘要：余易木是一位被文学史遗忘的优秀作家。他被打成“右派”后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创作小说，这些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起陆续问世。余易木的小说，就思想水准而言，明显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家，属于“五四”启蒙主义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他不仅仅在书写知识分子的伤痕，更多的是在反思时代的荒谬，提倡人的尊严、独立，张扬人道主义。他的小说带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 1957年的生与死、伤与痛，是他反复书写的主题。知识分子的优雅、博学、真诚，与现实政治的狡诈、粗鄙、伪善，构成了巨大的张力。余易木将自己的血肉融进了作品，属于真正的“以血书者”。

关键词：余易木；反右；自叙传；反思；以血书者

一、寻找余易木

《十月》杂志在1980年第3期发表了短篇小说《春雪》，1981年第2期发表了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小说的作者是余易木。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都是一个让文学界十分陌生的名字。余易木生前仅发表过3篇小说。*除了《春雪》《初恋的回声》，还有一篇《也在悬崖上》，发表在1985年7月号的《青海湖》。他最早的作品《也在悬崖上》写于1957年4月，《春雪》创作于1962年8月，《初恋的回声》创作于“1963年4月西宁至1965年4月上海”。《春雪》与《初恋的回声》在“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近10万字的长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1965年4-5月写于上海，60万字的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写作跨度较长，自“文革”中后期至70年代末。*这两部长篇作者生前不愿拿出来示人，直到作者去世之后，《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才发表在《青海湖》文学月刊2003年第11、12期，2004年第1期。《荒谬的故事》以节选的方式发表在2004年的《青海湖》文学月刊上。余易木1998年去世以后，经过友人的帮助，201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易木作品系列》，包括《初恋的回声》*包括《春雪》《初恋的回声》《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也在悬崖上》没有收入。、《荒谬的故事》(上下卷)。有关他的评论资料，仅有寥寥几篇，而且大多是近些年发表的。*分别是流舟的《“三角”脱出窠臼——读〈也在悬崖上〉》(《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丁东的《想起了余易木》(收入《冬夜长考》，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张守仁的《文坛英才余易木》(《美文》2005年第4期)、王贵如的《一个不应被文坛淡忘的作家》(《余易木作品系列》序言(二))、辛茜的《时代的殉美者——“余易木作品系列”编后感》(《青海湖》文学月刊2011年第5期)、李建军的《有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明》(《小说评论》2012年第3期)。另外网络上还有魏心宏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余易木》。

《十月》的老编辑、散文家张守仁先生是80年代初余易木作品的责编之一，*《春雪》的责编是侯琪女士，《初恋的回声》的责编是张守仁先生。从他的文章里，我们可以大略了解到余易木的生平。余易木原名徐福堂，生于1937年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就学于上海国立高等机械技术学校锅炉专业，成绩优异，毕业后被派到大连俄专学习俄文。以后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当翻译，以精湛的专业水平为同行所称道。余易木精通法语、德语、英语、俄语，是难得的优秀翻译人才。1957年因为对留苏学生派送办法有不同看法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劳动。在西宁，他开过荒，挖过野菜，打过机井，拉过板车，还要应付每次运动一来对“右派”分子的批斗、游街。无休止的饥饿、沉重的劳役、非人的折磨，过早地蚀去了他的健康。当被剃了阴阳头游街示众之后，看到自己心爱的书籍被焚毁，他绝望过、自杀过，但是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张守仁：《文坛英才余易木》，《美文》2005年第4期。“文革”后，余易木一直在西宁的青海省物资机械修造厂负责技术工作，直至1998年因病去世。

在西宁，他有两个好友，一个是毕业于厦大电机系的杨逊，一个是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专业的林哲民，他们三人都是“右派”，被贬至青海，可谓共患难，产生了深挚的友谊，“文革”初期还被打成青海省物资局的“三家村”。余易木的笔名就来自于“徐”、“杨”、“林”三个姓氏中的右偏旁。*张守仁：《文坛英才余易木》，《美文》2005年第4期。

在一位和余易木有过交往的人的记忆里，余易木的形象更多的和贫穷、饥饿、落魄联系在一起。“(七十年代末)有一天，我从海风家回到我所住的西宁宾馆的时候，在宾馆的大门口看到一个类似乞丐的人半躺在宾馆的门口，宾馆的服务员告诉我说那人是找我的。我很惊讶我并不认识他，可他开口就说：我叫余易木。”“余易木一直没有结婚，独身一人，生活以混为主，吃饭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人的样子，丝毫也不夸张地说，就如同鬼一般可怕。头发很长，很瘦，很高，但说话声音洪亮，动作夸张，喜欢表现自己，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很不善于伪装自己，当了几十年的右派还是没有改造过来。”*魏心宏：《我所知道的余易木》，天涯网站。这是一个来自上海的人眼中的余易木。余易木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到青海西宁劳动改造，1979年3月“右派”才得以改正，前后长达22年。不知上述的描述是发生在余易木“右派”被改正之前还是改正之后，这一形同乞丐的形象，给人以极深的印象。余易木说：“当我接到改正通知书时，既无喜悦，也无悲哀。我唯觉怅惘。”*余易木：《余易木自传》，《青海湖》1992年第2期。很难想象，他是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生存的，他又是以怎样的毅力，在秘密状态下创作了80多万字的作品的。

如果按照文学史的归类，这是一个“右派”作家。但是，与其他“右派”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因为发表作品被打成“右派”，而是在被打成“右派”后创作了重要作品。他的作品，绝大多数创作于60年代初和“文革”中，新时期基本没有再创作作品。

按照文学史的叙述，余易木的写作属于“地下写作”或者“潜在写作”的范畴，相对于那个时代公开发表的作品而言，这些“地下写作”更有价值。“地下写作”主要集中于“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中后期。就6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而言，作品极少。如前所述，余易木有3篇作品写作于1962—1965年，可以说填补了这一时期创作的空白。因此，余易木被丁东先生称为“20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第一人”*丁东：《午夜翻书》，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纵观他的创作，他完全担当得起这个论断。

“潜在写作”的文本在新时期发表时，不可避免会遇到可信度如何的质疑。余易木的小说，禁得起这种质疑。《春雪》《初恋的回声》在《十月》发表时，余易木要求一字不易。编辑部答应了作者的请求，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张守仁：《文坛英才余易木》，《美文》2005年第4期。

余易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在于，就作品写作的年代而言，《春雪》是第一篇反映“反右”运动的小说。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前伤痕文学”的概念，余易木的小说，是属于“前伤痕文学”，但是，他的小说不仅仅局限于“伤痕文学”这个范畴。“伤痕文学”属于一种“说客文学”*〔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是配合主流叙事的政策文学，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动。而余易木的小说，更多的是在提倡人的尊严、独立、主体性，张扬人道主义，属于“五四”启蒙主义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二、1957年的生与死，爱与痛

相信看到过余易木的照片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眼神忧郁，目光灼灼，神情落寞，似在想要张口向你诉说什么，而整个又透出落拓不羁的气质。这是一个内心十分丰富的人，也是将巨大的哀伤藏在心底的人，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受难者形象。余易木在长篇小说《荒谬的故事》中，通过女主人公邓菡的眼睛，描述了男主人公牧之的形象：“灰白的长发，严峻而又柔和的脸部轮廓，微敞的衣领，尤其是那眼神！那深沉而又不无忧悒的眼神，恰到好处地体现了邓菡经常强烈地感受到的牧之桀骜不驯的性格与落拓不羁的风度！”*余易木：《荒谬的故事》，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这一描述，实际上是余易木的自我写照。

余易木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自叙传特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身边小说、自我小说流派，余易木可以说是这个流派的回响。余易木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不仅其人生经历、情感历程，甚至秉性气质、生活爱好，都与作者十分相似。余易木是高材生，精通四门外语，是研究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短暂的恋爱经历，1957年因说真话而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青海西宁，“文革”中又受到冲击。颓唐过，自杀过，但始终不忘奋进，22年的“右派”身份，并未把他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磨灭，他在不停地思考时代和个人的关系。他的这些人生经历，一再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

除了《也在悬崖上》，余易木其他的作品都写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男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右派”，叙述了“右派”身份给主人公带来的从肉体到灵魂的巨大伤害。1957年像一道分水岭，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这是那个时代给予一个人的罪与罚。1957年，余易木被打成“右派”时刚满20岁。在自传中。他写到被划成“右派”后的感受：“我曾经是孩子——一眨眼，我老了。”*余易木：《余易木自传》，《青海湖》1992年第2期。这一苍老的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

余易木在秘密状态下写就的作品里，反复表达了青春的肉体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复刻蚀施虐下，所产生的锥心的苍老的感觉——那慢性粉身碎骨的生与死、爱与痛。*余易木在作品里说：“我曾经夸下海口：‘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实际上，说的时候，是一种滋味；粉身碎骨，尤其是慢性粉身碎骨的时候，是另一种滋味。”(《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见《初恋的回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3页。)

《春雪》以诗意的笔触书写了一个伤痛的主题，文笔之轻与话题之重形成了巨大的张力。1962年初春，两个曾经热恋的人在北京的一个剧场偶遇了，距他们分手已过去了5年。5年前，他们那么炽烈地爱过，一场运动把他们拆散了，男的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西宁；女的也受到冲击，因为反对技术鉴定的浮夸，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了两年多。然而，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结合了，在从餐厅回来的路上，作者写道：

她突然侧过身来，朝我绝望地喊道：

“囡囡，我们本来是能够幸福的呀！”

我转过脸去。我不愿意看见她那粘着雪花的长长的睫毛和渗透了难以言喻的、深沉的悲哀的绝望的眼神。五年了，相隔五年，我又从她口中听到了这亲昵的称呼——我们不幸的爱情的忠实的见证。然而，我们再也不可能结合了。横在我们之间的，不是一般的五年，而是一道深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时代——它的名字是：

一九五七。

在男主人公打成“右派”的1957年，女友天真地认为他不革命了，于是和他分手。等到自己也因反对谎言而被定为右倾分子，才明白自己的恋人并没有错。5年过去了，女友依然单身；男主人公在西宁忍受着饥饿、苦役的折磨，违心地和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经历过1957，他们清醒了，这一对本来能够幸福结合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现在，我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了。但是，当时我是那么的年轻，幼稚，那——么——的——年——轻！当时我根本就不懂得，在这时兴着真理的时代里，更多的依然是谎言！当时，我是真诚的！我知道我是真诚的！上帝看见我的心，我——是——真——诚——的——”

……

我说：“我们都是不幸的人。”

“因为我们太真诚。”她说。

“真诚”是余易木小说的一个关键词。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品质。知识分子因为真诚，说了真话，在1957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悲剧性。作者接着将反思指向自己，指向时代：

“也许，我这个人太懦弱，我们这一代人都太懦弱。如果我足够坚强的话，我不会丧失信心；如果我不太懦弱的话，我想，我应该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都怪我不好，我伤透了你的心……”

“不，不要这么说。假如以前你我之间还有误会，那么今天这误会可以说是消释了。”

“消释了，可是我们老了。”她惨然地说。

“不幸的是，”我说，“正因为我们老得过于意外而且突然，所以我们的心还太年轻。”

“是的，太年轻……”

“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我也不愿意死，不想死。我愿意活着，看看世界。我总觉得，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个尽头的——这大概是我对生活仅存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当世界变得美好起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不在了。”

“完全可能。”我说。

“懦弱”也是余易木小说的一个关键词。在小说里这样讨论一代知识分子的弱点，在60年代初期可谓空谷足音，绝无仅有。在那个时代的作品里，我们有这样清醒的文字吗？尤其是“我们老了”、“可能我们已经不在了”这样沉痛的语句，出自一个被打成“右派”、年龄还不到30岁的知识分子之口，足以让我们震惊了。

《初恋的回声》是一部中篇小说，在叙述角度上，与《春雪》一样，“反右”运动只是作为背景，主要是展现这场运动对一个知识分子人生的影响，特别是思想、情感生活的影响。这篇小说也有余易木自己的影子。小说叙述了福州一所大学的教师周冰和中学教师杨芸的恋情，并以插叙的方式，回叙了周冰和梅雁在青海的生死恋。男主人公周冰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青海劳动了三年多，经受了非人的磨难。

周冰禀赋过人，精通俄文和英文，爱好文学，在青海当“右派”期间仍坚持研究物理学，24岁就在苏联科学院主办的《理论物理》上发表了重要论文，25岁在国内《物理学报》发表了论文，引起轰动。沉溺于幻想、浪漫真诚的杨芸仰慕周冰的才华，正当两人谈婚论嫁的时候，周冰却不辞而别，神秘地消失了。

三年以后，他们在上海邂逅。周冰向杨芸详细回顾了自己在青海的情感经历。在西宁，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了一篇自恃甚高的物理学论文，但是“右派”身份导致他到处投稿却四处碰壁。大饥荒来了，他四处借粮票却被拒绝。女同事梅雁接济了他，帮他度过了可怕的饥荒。在梅雁的鼓励、帮助下，周冰把论文投到了苏联的《理论物理》杂志发表。梅雁已结婚，但是他不爱自己的丈夫，认为那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样板人。而后周冰和梅雁相恋了。不料，梅雁的调动报告来了，要她调到天津去。梅雁走后，周冰痛苦不堪。一年多以后，梅雁因难产死去。周冰悲痛欲绝。后来，因为研究成果出色，周冰摘掉了“右派”帽子，调到了上海一所大学教书。在小说结尾，周冰讲完了他的故事，杨芸早已泣不成声，紧紧地拥抱住了他。

这篇写于60年代初的小说，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时代的思考是那么的不同凡响。“反右”运动对人生的影响之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毋庸置疑的是，在“右派”当中，小说里的周冰是一个成功者，他凭借出色的研究成果，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成为在国际上都小有声誉的年轻物理学家。但是在表面的风光之下，他内心的哀戚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现在，人们提起我，往往给我加上“年轻的”这个头衔。我听了老是纳闷。31岁的人了，又经历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早已老了。不是一般的老，而是——借用一句西洋谚语来形容——老得像世纪一样。

未老先衰的主题一直回荡在余易木的小说里。这不仅是肉体的感觉，而且直指灵魂深处。无边的激情被规训了，丛生的棱角被磨平了，留下的是无尽的虚空和无力感：

生活的遭遇早已使我失去了对未来的孩子般的信任。事实上，即便今天，我坐在这里，明天，我又将如何——同样是一个疑问。我总感到，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如此无能为力。

如果说，《春雪》《初恋的回声》并不直接表现“反右”，仅把这场运动当作人物活动的背景，那么，长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则是正面描写一个真诚、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具体遭遇，以及“右派”经历给一个人造成的伤害，这伤害不仅仅是肉体的，更多地体现在精神上，情感上。这是一篇从病理学的角度，叙述一个人在时代面前的遭遇的小说。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一个人的精神出了问题，还是时代出了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在看似揶揄的叙述里，隐含着巨大的悲伤。

这部小说具有锐利的特质，塑造了江明这样一个痛苦的灵魂。江明生在上海，是上海国立交大的高材生，1953年他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工业设计院工作。在设计院，他以精湛的业务能力，很快被破格提升为工程师，那年他才21岁。他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然而，“反右”运动来了。看到自己的好友马文豹被打成“右派”，江明认为绝对是不对的。于是他冒着受到牵连的危险，找马文豹谈话，并连夜向毛主席写信，申明马文豹是清白的。结果，信被退回，江明被批斗，打成了“右派”。

在批斗会上，江明悲哀地发现，昔日的同事和好友，纷纷不惜以最恶毒的谎言攻击自己。之后，好友马文豹不堪折磨，爬上二十七八米的烟囱，跳下来自杀了。经历过无数次的批斗，江明抚摸着前额上的皱纹，喃喃自语道：“我还来不及爱，就老了，而且，老得几乎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是的，他老了，虽然他昨天还是孩子。”江明被下放到了青海西宁的一个机械厂劳动。1957年对江明的精神刺激，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不停地呈现。江明患上了“精神病”。小说这样写道：

从医学观点看问题，江明所患的精神病并不是单纯的精神分裂症——对此，读者不应有所误解——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综合性精神病。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临床症状。我们无法透彻地分析其病理机制，因为我们不是精神病理学家。我们力所能及的，充其量不过是为现在或将来的精神病理学家提供一个罕见的病例。*余易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见《初恋的回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2页。

当然，对江明所作的精神病患者的描述，是一种反讽的语气。这样的写作方法，颇似鲁迅的《狂人日记》。疯癫的江明，实际上是荒诞世界里的清醒者。这是一个具有深邃的理性意识的疯子，与其说他是疯癫的，不如说他所置身的世界是不正常的。当江明在他的日记中自辩道：“我觉得，我患的不是精神病——我患的是名为‘软弱’的世纪病。”*余易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见《初恋的回声》，第322页。我们谁还会把他当做精神病看待呢？当江明的弟弟、弟媳嫌弃他的“右派”身份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当一个相貌丑陋的初中毕业的工人因为他是“右派”而拒绝了他的求婚，他的精神病发作了，这些不正常反衬了那个时代的反常和畸形。

小说的后半部，叙述了江明和外号叫“一枝花”的女子珊玲的恋爱。珊玲被“右派”江明的才华打动了，顶住世俗的压力，和他相恋了。然而，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一年又一年盼望摘帽却又未果的苦苦等待，消磨了他们的激情，他们已经失去了爱的勇气，珊玲退却了，通过嫁人调离了西宁，江明又变成了老光棍，从此他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之中，变得自暴自弃起来，酗酒、不修边幅，常常暴跳如雷，屡屡想到自杀，精神病症状更加突出了：

追溯江明的精神病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1957年的精神性休克，他患了精神分裂症；随后，经过恐怖症，违拗现象，躁狂与抑郁状态等发展阶段，又演化为精神分裂症，不过，病情加深了，即：由初步分裂陷入了彻底分裂。*余易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见《初恋的回声》，第314—315页。

在小说结尾，罔顾四清运动的风险，江明写了几则日记，写下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呓语：

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坚信：我们的时代是人类的春天。然而，事实证明，我们经历了，而且还正在经历着料峭的冬天。

记得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中痛苦地自问过：未来的人们是否会记得并珍惜我们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呢？而这一切正是为了他们的幸福所付出的代价。今天，我要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一百多年来，无数优秀人物为之献身的事业，假如不是为了为人类争取一个美好的春天，那将是真正的悲剧。也许，全部问题仅仅在于：

历史迟缓了一个瞬息。

历史迟缓了一个瞬息，一代人老了，一代人夭折了，成了无用的废物。

但是，冬天毕竟会过去的。

我从来不相信一千年的说法。我相信，历史有自己的步伐。

这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支持着我寂寞的生命；正是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使我感到，活着，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余易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见《初恋的回声》，第325页。

这是我所读到的关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语言。要怎样巨大的力量，才能托举起这样沉重的言辞？！要怎样坚强的心灵，才能不在这样的言语下流泪？！要怎样阔大的心灵，才能容得下这样的言语？！要怎样沉重的头颅，才能承载如此沉痛的思想！

我一直认为，我们缺少反映1957年的伟大的作品。有幸读到了《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看来我是孤陋寡闻的，在60年代中期，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作品。

三、当优雅、博学、真诚遇到狡诈、粗鄙、伪善

极“左”政治运动摧残的不仅是受迫害的个体，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还牵连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社会道德层面。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往往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威权政治，其破坏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我们今天的社会大面积的道德滑坡、诚信的缺失、信仰的危机等，表面上看是由于惟经济论造成的，深究原因就会发现它与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极“左”政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而文学对于政治运动的颠覆、解构具有先天的优势。这也是每一次的社会变革，文学都为其先导的原因。文学是人学，是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来介入社会生活。既然政治运动的最终承受者都是活生生的人，那么，对政治运动中的人物的命运的揭示，就成为文学作品最为便捷的对社会发声的手段。

以人物为中心而不是以政治事件为中心，叙述个体的人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所着力表达的。但是，无论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作家注重的往往只是在作品中提出问题，在思想解放的底线允许的范围内，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重新阐释。作品里的人物在政治事件中只是一叶扁舟，处于服从地位，而不是独立思想和行动的主体。缺少主体性，可以说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最大的缺点。*当然，《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个例外。小说里的李淮平、南珊，都有鲜明的主体意识，都在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思考，对普世价值的推崇，与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特别是一些描述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知识分子特有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已经全然退隐，奴性人格占据了主流地位，不知道这是文学的悲哀，还是时代的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易木小说的出现，可谓空谷足音。俄国作家赫尔岑是余易木心仪的作家，《往事与随想》描述过“历史在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而在余易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富于浪漫主义的人与荒诞的历史的相遇”。余易木曾在作品中这样表达自己的艺术观：“作为清醒的浪漫主义者，我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创作的题材。……我的出发点是人，归结点也是人。我自己首先是人，而且只不过是人。正唯如此，我在生活中从来不是冷眼旁观者，虽然作为艺术家，难免有旁观的时候。我始终认为：作为人在生活，是终身；作为艺术家在行动，是瞬息。”*余易木：《荒谬的故事》，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余易木是在一种人格层面上描述政治运动的影响的，他将一种人格力量灌注进小说里，他笔下的主人公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具有宁折不弯的气度。余易木在60—70年代，用80余万字的4部小说，为经历过“反右”运动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画像，留下内心、留下时代、留下思考，留下丰富性。这是受难者的心灵史，人性的光辉，照亮了那个贫瘠的岁月。

余易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优雅、博学、真诚、浪漫，傲骨铮铮，在“反右”运动中虽然遭受厄运，但是从不向命运低头，顽固地坚持着自己内心的真实。

优雅往往和博学、浪漫联系在一起，这是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也是知识分子的标签，是融进血肉的习性。余易木小说的主人公，虽然被打成了“右派”，但并没有沉沦，仍然固执地坚守自己的内心，拒绝被“改造”成庸人。因此，他们都是孤独的“怪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为流俗所不容。

《春雪》里的主人公，因为反对谎言，被打成了“右派”。但是，这一对昔日的恋人在北京偶遇，除了哀伤的情绪，他们骨子里的优雅并没有改变多少。他们去和平餐厅吃西餐，用俄文朗诵叶赛宁的诗歌。在余易木的小说里，凡是引用俄国文学都是原文，并没有中文译文，这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也强化小说主人公的知识分子身份。和平餐厅里的背景音乐，1962年也变了：

刚走到楼梯中央，我就听到了楼上传来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每次迎接我们的都是《蓝色的多瑙河》的轻快优美的旋律。“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

“到处是流不尽的一条大河，我腻透了！”她一边用餐刀割着鲳鱼，一边皱着眉头说。

吃西餐，听西洋音乐，读叶赛宁的俄文诗歌，这些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60年代遭到了涂抹。清规戒律无处不在，战争文化像巨无霸的螃蟹，占据了一切角落，优雅几乎彻底地遭到了放逐。小说带着淡淡的忧伤，无奈地描写着这种文化症候的变迁。

在《荒谬的故事》里，当过“右派”的牧之骨子里也是一个优雅的人。他是中央美院的高材生，油画天才；说法语，读法兰西文学原著，以至于恋人邓菡屡次说他是法国人。小说写到了上海久负盛名的西餐厅——红房子，牧之和邓菡去红房子吃了一次西餐。但人是物非，浪漫的气氛已经不再：1970年的红房子被红卫兵破了四旧，刷成了乳黄色；服务员不再为顾客服务，顾客要自己去端菜；猪排、牛排啃不动了，奶油汤也变了味道，法式西餐变成了不中不西的粗茶淡饭。“厚厚的窗帘，蓝色的壁灯，幽雅的对座，轻松的舞曲，还有地道的法式大菜”，*余易木：《荒谬的故事》，第204页。这些存在了几十年的旧有的优雅消失了，有的只是粗粝、平庸、乏味。

余易木小说里的知识分子，都是满腹经纶，属于难得的知识精英。《春雪》里的男女主人公精通两门外语。《初恋的回声》里的周冰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精通英文、俄文，被打成了“右派”仍坚持专业研究，发表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论文。《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里的江明，上海国立交大的高材生，懂两种外文，毕业后成为研究院的台柱子。这些知识者被打成“右派”，但并没有荒废自己的专业，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建国后反智主义的大流行，“反右”运动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革”对知识分子的仇视达到了顶点。反智主义源于对知识的恐惧，往深处说是出于统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战略需要。引蛇出洞也罢，阳谋也罢，都是钳制思想，迫使知识分子噤声的策略。“智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就像暴民的歹徒自发力一样危险。两者都比纯粹的政治反对派更危险。新的群众领袖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厌恶。绝对的统治并不允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有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而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39页。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虽然建国后在庙堂层面发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民间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却一直顽强地保存了下来。余易木的小说为我们着力描绘了民间的这种可贵的声音。在《初恋的回声》里，杨芸向父母介绍恋人周冰时，有一段对话：

当杨芸谈到周冰1957年犯过错误的时候，杨老头儿的眉头皱起来了，杨老太婆的脸拉长了。杨芸料到必有此着，赶紧抛出了手中的王牌：《理论物理》和《物理学报》上的论文……

“不到一年，发表两篇论文，了不起！真了不起！”杨老头儿五体投地了。“依芸，你刚才说他几岁？”

“周岁26岁。”

“才26岁！？有办法！有前途！大有前途！”杨老头儿摘下眼镜，赞不绝口，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对知识的尊重，在这里被强调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周冰的事迹在杨芸所在的学校引起了轰动，而组织上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只是慑于国际压力，才给予了周冰相应的待遇。余易木塑造了一系列“落难”的青年才子形象，总会有姑娘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身相许。知识，在这里显示了强大的话语权力，即使《荒谬的故事》中极端守旧、专断的一家之主邓老太太，也承认精通一两门外语就会挣大钱的道理，对牧之另眼看待。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知识的蔑视与贬低，一方面是民间对知识的褒扬与推崇，余易木的小说详细地展现了这种悖论与冲突。它引出了在那个时代如何对待知识分子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余易木十分客观地将这个话题描述出来，将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的命题悬置起来，这在60年代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谎言盛行的年代，“真诚”是要付出沉痛的代价的。余易木把真诚看作是50年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里，知识分子真诚的品质令人潸然泪下。江明唯真理马首是瞻，单纯得令人心疼。这里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对人类基本良知的坚守。当江明得知自己的同学马文豹被打成“右派”，他不顾个人安危，一心要为他申辩：

“马文豹，别人不会为你辩护，我，江明，我要为你辩护！”

“你疯了！”马文豹骇然惊呼！

“我没有疯。”江明冷静地说，“我读过你的全部资料。我认为，你有错误，但是，把你当做右派，这是不公平的……”

“江明！”

“……我要给毛主席写信，申述我的观点。”江明自顾自继续说。……

马文豹挡住了他的去路。

“江明，我的老朋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友谊，但你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我求求你，求求你——”

“问题不在于友谊，而在于真理。”……*余易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见《初恋的回声》，第193页。

在无坚不摧的运动面前，江明向毛主席写信的行为，颇似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悲剧在所难免，最终被打成了“右派”。就像作品里的处长所言：“不说像你这样的娃娃，就算你是一根钢，组织上照样有办法把你拗弯！”*余易木：《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见《初恋的回声》，第200页。戳穿谎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因坚持独立思想而被处死的青年思想家王申酉，在1967年的日记里写到：“毛在十年前划了三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转引自丁东：《不求依附但求真》，《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现通行的说法是1957年划了55万右派。一代知识分子的真诚，就这样成了罪愆。

优雅、博学、真诚的对立面是狡诈、粗鄙、伪善。余易木在《荒谬的故事》里，对一种厌恶的人格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里面的“郎中”，就是这种人格的代表。郎中的机心之重，手段之卑劣，为人之伪善、狡猾，让善良的人们不寒而凛。不知为什么，我读到郎中以卑劣的手段将邓菡一步步俘获的时候，常常想起极“左”的政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也是道德化的。余易木对人性之美、道德之美的推崇，同时也是对人性之恶、道德沦丧的鞭挞。人与历史的相遇，在余易木这里是理想的人格在荒谬现实中的不幸，从而折射出历史的荒诞。正是有了独立的人格力量，使得余易木的书写是高度个人化的，融进了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是名副其实的“以血书者”，这与伤痕文学的集体书写有了根本的不同。

四、以血书者：文学史与可能的历史

纵观余易木的小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写作，好像一开始就没有染上中国当代文坛的诸多病症。他50年代初进入大学学习，按照常理，50年代的创作观念，譬如对意识形态病态的崇拜，对国家政策的迎合，不可能不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但是他好像具备超常的免疫力，没有被流俗所束缚。在中国大地上写作却又独立于文艺的清规戒律之外，确实让人不可思议。须知道，在50—70年代，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要么为新时代写作颂歌和赞歌，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路翎、废名、汪曾祺等，要么噤声，如沈从文，鲜有例外者。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洪流之下，为什么余易木能够保持独立的思考呢？当60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批判意识的时候，为什么他还那么清醒？我认为，首先在于他具有足够强悍的内心，坚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虽身遭厄运仍能坚信未来。*张守仁先生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参照，他说余易木有着惊人的预测能力，能够预知将来。“‘文革’中正当江青红得发紫、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之际，他对知己的人预言这个女人将有最悲惨的下场。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批成‘中国的纳吉’下台，他坚信邓还有机会回到政治舞台为中国人民做事，时间不会太久，劝好友们耐心等待。他的预言，果然一一应验：余易木洞察历史，聪慧过人，他在西宁的朋友，对此莫不佩服。”(张守仁《逆境中的坚守——悼余易木》，见《文坛风景：我与当代作家》，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第51页。)这位“睿智的预言家”，是否也提供给了他写作的信心，激励他冒险为了未来而写作呢？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交织着西方启蒙主义、个性主义的观念，以及“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思想传统。

其次，余易木精通俄文、法文、德文、英文，直接阅读原文，使得他深受外国文学的浸润，深得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精髓。他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浪漫主义的追随，都和这些作品联系着。俄国文学和欧美文学已经化作了他的血肉，这使他在呈现人的内心的丰富性上，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洞察上，具有了一个制高点。余易木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深受文学的熏陶。他一生迷醉于法兰西文学，“他几乎熟悉全部的法国作家，不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他对巴尔扎克评价并不高，但他喜欢大仲马，喜欢司汤达。”*魏心宏：《我所认识的余易木》，天涯网站。在余易木的小说中，对外国文学的谈论随处可见。有些人物，譬如《荒谬的故事》里的邓菡，一直将简·爱作为自己的镜像，由此被周围的人视为怪人。落难的画家牧之，醉心于法国文学，以至于邓菡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他的艺术观是“清醒浪漫主义”：“它有一位严峻的父亲——现实主义；一位温柔的母亲——浪漫主义。它要求艺术家具备两种缺一不可的品质：清醒的目光，为了正视现实；年轻的心，为了爱。显然，它是矛盾的统一体，因而，相应地，它在技巧上同样追求矛盾的统一，即在矛盾中寻求和谐。……我力图在我的作品中反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风貌，换言之，现代中国的真实风貌，以及它的欢乐与悲哀，幻想与眼泪。”*余易木：《荒谬的故事》，第171—172页。《春雪》里的主人公对叶赛宁的诗歌的挚爱，无形中强化了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余易木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赫尔岑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外国文学名著，有时候，让人感到，外国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仿佛就生活在50—60年代中国的现实里，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和50—60年代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构成了反讽性的互文性关联。

余易木最早的小说《也在悬崖上》，写于1957年4月的“反右”运动之前。小说是对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主旨的解构，试图从人性的角度探讨男女之间的情感，将爱情放到 “三角”关系中去拷问，“三个人都怀着自我牺牲的美好愿望，结果三个人同样不幸。”小说展示了人类理性和复杂情感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体现了余易木对人性深邃的洞察力。余易木是以“嫉妒”这一关键词来审视男女情爱的，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了一个男人，由于“嫉妒”这一情感的作怪，上演了一出悲剧。*流舟：《“三角”脱出窠臼——读〈也在悬崖上〉》，《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悲凉、沉郁的氛围，隐隐有命运的影子在笼罩着一切。从人性的本源困境的角度来表现男女恋情，这在50年代的主流文学中是不可思议的。可见，余易木的写作，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起点。这个高起点所依据的坐标，是西方文学和“五四”文学，是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本源性探索。

再次，余易木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怀着强烈的社会良知来写作。他在文网密布的环境里写作，不仅仅是写给自己，而且要写给未来。有研究者认为，“余易木也是带着幻想写作的”，他的写作如弗洛伊德所言是白日梦的方式，“作家就是做着白日梦的写作者，将自己在特殊处境下难以实现也难以示人的希望化作故事中另一种形式的展露”，从而进行“精神救赎”*刘晓林、赵成孝：《青海新文学史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诚然，余易木的写作有精神救赎的成分，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还远远不够。1991年，余易木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聊以自慰的是，我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软弱的一个。正唯如此，1962—1965年间，我像做贼一样——有时，似乎比做贼更艰难——写了一组小说，以期为历史留下一个比较真实的记录。我希望向未来的人们表明：即便在那样的日子里，中国的艺术家没有沉默，也不会沉默。”*余易木：《余易木自传》，《青海湖》1992年第2期。这一表白，可以看作是余易木对自己创作动力的最好诠释。

还有，余易木的写作是无功利的，只是基于内心的需求，这使他的写作十分纯粹。他说：“艺术，对我来说，不是职业，也不是谋生的手段。我无意通过艺术得到什么，无论是名，抑或是利。事实上，我至今还在当我的工程匠。”*余易木：《余易木自传》，《青海湖》1992年第2期。这种超然态度，置身文坛的人很难做到，尤其是在与名利场无异的中国文坛，更是如此。80年代初，因为余易木的文学成就，友人曾邀请他去省文联工作，被他婉拒，他认为“当了专业作家未必就能写出东西”*王贵如：《一个不应被文坛淡忘的作家》，《余易木作品系列·序言(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旦进入了体制，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作了。可见，余易木十分珍视心灵的自由，视遵命写作为畏途。这使我想起了伟大的卡夫卡。卡夫卡是法学博士，在工伤事故保险局从事着与写作无关的工作，他的写作完全是听从于内心的召唤，服从于生命本身内在的激情，而不是为了名和利。在他留给好友马克斯·布罗德的遗嘱里，竟要求把他留下的文字统统销毁。这样的无功利状态，才会产生伟大的文学。

余易木在他仅有的一篇简短的自传中说：

在同行中，我大概属于作品最少者之列。王国维先生曾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我愿意补充说：血有限，书也有限。*余易木：《余易木自传》，《青海湖》1992年第2期。

以血书者，大概是对余易木的小说最好的概括。

余易木还说：“回顾既往，我已做的毕竟太少；展望未来，我能做的，毕竟也不会太多。呜呼，生于斯，奈何？”*余易木：《余易木自传》，《青海湖》1992年第2期。语气之凄凉，令人扼腕。可是，我要说，相比50—70年代那些谎话连篇的作家，余易木是真正的勇士。以血书者的文学，远比苍白的文字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不断变动的文学史。余易木被文学史遗忘，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悲哀。他的文学史地位，相信会得到公正的评价。作为60年代中国小说的第一人，余易木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对余易木小说的研究和评价，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着。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Study of Yu Yimu

LI Shi-mei1，WANG De-ling2

(1. China Children’s Press and Publication Group, Beijing 100020, China； 2.Teachers College,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1, China)

Abstract:Yu Yimu is an outstanding writer neglected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fter he was labeled as a “rightist”, he persisted in his novel writing with amazing perseverance, thereby having produced these works successively in the 1980s. On the ideological level, Yu Yimu’s novels are distinctly above writers of his contemporaries and are within the literary tradition of enlightenment during the “May 4thMovement” and Western critical realism. In his works, Yu has not only depicted intellectuals’ trauma but also considered the absurdity of the era, advocated man’s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as well as upheld humanism, thus his novels are distinctly auto-biographical. Life and death, harms and pains in 1957 are themes touched upon time and again in his works; while intellectuals’ elegance, erudition and sincerity and real politics’s deceitfulness, coarseness and hypocrisy have constituted some enormous tension between each other. Fully committed to his novel writing, Yu Yimu can be reputed as a “writer dedicated to writing wholeheartedly”.

Key words:Yu Yimu;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autobiography; reflections; writers dedicated to writing

收稿日期：2016-04-15

作者简介：李世梅(1972-)，女，山东菏泽人，文学硕士，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编辑，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儿童文学；王德领(1970-)，男，山东嘉祥人，文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