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海

(华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到云梢”

——瞿秋白早期新闻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傅修海

(华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瞿秋白是百年中国思想史上杰出的代表，现代新闻史上的革命家典型，更是红色新闻事业的创辟者。从关注自我到评点社会时事，进而投身于社会政治，瞿秋白从一介古典书生渐变为现代文学青年、现代时政记者、社会政治革命家。瞿秋白的新闻生涯从“访事员”开始，新闻实践则始于社会政治评论的写作，其新闻思想的变迁流转，为人们反思20世纪中国提供了诸多借鉴。

关键词：瞿秋白；新闻实践；思想史

瞿秋白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创辟者。“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到云梢”，*瞿秋白：《江南第一燕》，《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这是1923年12月瞿秋白写给妻子王剑虹信中的诗句，也是其一生从事革命事业的写照，更是他对自己从事现代新闻事业、尤其是红色新闻事业的标高。的确，身领衔春职，心怀云霄志，正是这位旨在为国人谋福祉、求出路、探真理的中国现代红色新闻史的开创者的生动写照。瞿秋白艰难慷慨的新闻从业史及其呈现的思想流转，为人们反思20世纪的中国提供了诸多借鉴。

一、新闻意识的现代萌发：从“菩萨行”人间化到“五四”弄潮

瞿秋白的新闻实践，始于其“五四”时期激情震荡的社会政治评论写作与投稿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不仅参加了罢课、游行示威运动，还被推举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出席各校代表会议，显示了他的领导才干和组织能力，“成为主要的‘谋主’”，表现了“出众的辩才”和“领导天才”。*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1955年第12期。1919年7月17日，瞿秋白刊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时政评论——《不签字后之办法》*瞿秋白：《不签字后之办法》，《晨报》1919年7月17日。，这是目前可见的瞿秋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文中，瞿秋白对1919年1月至6月巴黎和会及其中国处境进行评述。从此开始，瞿秋白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思索与关注，实践为一系列社会政治时评的文稿写作，这不仅为他带来了国际视野和社会现实情怀，也展现了他敏锐的新闻判断力和特出老成的政治才华。

瞿秋白的这种思想“飞跃”与新闻从业实践，尤以他积极参与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事件的报纸讨论为标志。1919年11月16日上午，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林德扬参加“五四”运动后，因对社会现实不满，觉得前途绝望而投水自杀。爱国青年竟因国事而绝望自杀，真可谓是郁达夫《沉沦》主人公命运的国内现实版。对此，《晨报》等纷纷展开热烈讨论，瞿秋白也积极投稿参与，甚至说“自由神就是自杀神”*瞿秋白：《自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3页。。与此前的命运身世的怨艾慨叹不同，瞿秋白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论断，一转而从社会角度入思，甚至再次就自杀问题而呼吁青年“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瞿秋白：《自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3页。。

从1919年7月17日的《不签字后之办法》，到1919年12月3日的《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从一系列自由投稿的社会时评，到1919年11月创办同人刊物《新社会》，瞿秋白迅速完成了自由新闻撰稿人、评论员到时政刊物主编的锻炼。短时间内的急速身份变动与角色转换，除了表明瞿秋白的才华早发与独特的时政敏感力外，也证明他对现代新闻从业者的丰富体认与充分实践，不愧为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杰出典型。

二、新闻实践的历史拐点：从“投稿人”到“访事员”

“五四”落潮，瞿秋白自不例外，陷入茫然。

与此同时，鉴于中国辛亥革命后黯淡的社会局面，北京还兴起了对新俄国和“十月革命”的讨论。仅靠一次武装起义就可以使旧俄国变成新俄国，“十月革命”迅即成为中国人的变革参照。*张玉法先生认为“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人思想触动的象征意义在两点：“一为群众的力量崛起，平民走上政治舞台；一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厌恶资本主义的人有了新的选择。”(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35页。)这两点都合乎瞿秋白彼时思想状态下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读解。于是，一方面是整个社会这种揽镜自照式的、对“新俄国”、“饿乡”的普遍好奇与渴望心理，一方面则是学习俄文的瞿秋白自己也“漂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新俄国”一变而为中国古典文化里伯夷叔齐的“饿乡”，成为瞿秋白向往的圣地。瞿秋白写道：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瞿秋白：《饿乡纪程 五》，《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页。

“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瞿秋白：《赤都心史 三五 中国之“多余的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20页。瞿秋白迅速选定了自己精神垛口——“饿乡”。

当然，想去和肯去“饿乡”是一回事，有条件去又是另外一回事。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由于俄语专长，加之此前曾在《晨报》发过多篇时评稿，任外交部护照科科长的叔叔瞿纯白又打了招呼，此外还有孙九如的三叔父、时任《晨报》笔政的孙光圻的推荐，*参见《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合北京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1980年第3期；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4页；钱听涛：《五四运动前后瞿秋白的思想事迹考析》，《瞿秋白研究》第8辑，第478页。多种因素的结合使瞿秋白最终获得了这个“特派专员”资格。在招聘的记者已经出发前往各国之后，《晨报》和《时事新报》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自谓“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晨报》(北京)1920年11月28日首次刊载，以后一直到12月16日，每日照登这则启事。。

对于这次有点“不问手段”、“冒昧”、“勉强”的“新闻记者”行动，瞿秋白自己也觉得“冒昧极了”。由此可见，瞿秋白获得两家报纸的驻外记者资格一事，不仅对于他本人是极大的挑战与冒昧——“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对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言，也意义重大——“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

1920年10月25日，瞿秋白发表《去国答〈人道〉》*瞿秋白：《去国答〈人道〉》，《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5～36页。，随即启程赴俄，实现了从一介自由报刊时论的投稿人向报刊驻外记者角色的转变，成为瞿秋白新闻实践生涯的重要节点和拐点。然而，这一起初仅仅是思想纷乱寻求异质资源、以求新变的实地考察和取经行动，不过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变换之举，日后却成为了中国现代新闻史、尤其是革命新闻事业史上的重要起点。

三、新闻实践的革命进程：向着红光里去

1920年10月20日，瞿秋白等到达哈尔滨，正儿八经的新闻从业生涯从此开始。

10月22日，瞿秋白发出第一篇新闻报道《哈尔滨四日之闻见》。11月4日开始写《饿乡纪程》，12月13日到满洲里，12月18日到俄国的赤塔。1921年1月25日，三人抵达莫斯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派来俄文翻译俄人郭质生(本名：维·斯·格罗戈洛夫)。从去国赴俄以来，瞿秋白一行三人辗转苦辛，终于进入到革命的苏俄中心。哈尔滨、满洲里、赤塔、莫斯科四个点，对瞿秋白而言，是一个思想渐渐“向着红光里去”*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3页，第60页。的过程。瞿秋白说：“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瞿秋白：《饿乡纪程》第十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82页。

谢清森说，“公司成立11年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公司创建初期也遇到了融资难的问题，银行当时的限制条件比较多，民营企业的贷款的确不容易，后来我的老父亲为了支持我创业，把老家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如果没有当年老父亲的支持，我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不过现在山东的营商环境在持续向好，这次出台35条意见，从土地到政策到资金，对我们都是利好消息。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会迎来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机。”

1921年5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入共产党，9月正式入俄共党，1922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是瞿秋白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从此被“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12～213页。。

从1921年1月25日抵达，到1922年12月21日离别莫斯科，瞿秋白在革命苏俄的第一次实地考察近两年，一共写了新闻报道42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会议文件、报刊资料的编译，而《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无产阶级运动中之妇女》则为译作。

在俄当记者期间，瞿秋白亲历过克鲁泡特金的赞礼，也访问了托尔斯泰的后人，参加了典型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缩影——复活节，也感受了新政权的国际“五一”劳动节。此外，瞿秋白还参观了许多的艺术博物馆、画院、剧院、美术馆，参加音乐会，与俄国乡村(如清田村)底层苏俄华工接触，会面当时的文艺大家，如卢那察尔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作旧诗《“皓月”》《“东方月”》和山水画赠送友人，新诗《秋意》《海》。两年的俄罗斯文化的浸染，两年的革命思想的洗礼，瞿秋白感受到旧俄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见识了革命新文化开创期的热情亢奋。

初到苏俄，瞿秋白对苏俄革命导致的新旧文化分野，判断仍旧很客观，颇有持平之论。随着瞿秋白采访活动的深入和路线的固定，其所见所闻逐渐地革命化，苏俄革命政府的思维引导着瞿秋白渐渐革命化。1921年2月16日，瞿秋白开始撰写的《赤都心史》(1922年3月20日全书完成)就表现了作者思想上的巨变。《赤都心史》的开篇《黎明》就讨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试图以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基础理论来分析文化发展问题，文中从阶级与革命的必然性，得出“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就是 “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的艺术的社会进化论。有趣的是，尽管瞿秋白对革命后的苏俄艺术已经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但面对艺术的活态呈现，他仍旧忠于自己的艺术感受和审美判断。

但瞿秋白已经在不断地向革命靠拢，并发出了“只能当一很小很小、无足轻重的小卒，然而始终是积极的奋斗者”，被“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的宣告。可以说，红色狂飙逐渐淹没了他和他们的眼睛、耳朵，乃至心灵。此情此境，读着瞿秋白《赤色十月》一则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演讲的现场一片万岁声的回忆，可想望其绝妙。*瞿秋白：《赤都心史 三〇 赤色十月》，《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04页。

两年的苏俄实际生活的感受，使瞿秋白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质变，新闻视野也融入了“红光”，用革命置入的“红色眼光”看待人事。就文艺现象的报道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革命意识形态里的阶级论已经开始指导他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文艺和社会，例如，对果戈理的“心理分析”创作方法和“文学为服务社会的工具”主张的赞赏，对普希金文学的“现实性”与“平民性”的称誉，也无形中为瞿秋白日后的文学“工具论”、“革命的大众化”等思想打下了基础。而在革命语境下和苏俄大扫盲运动启发下对拉丁化中国字的思考及其实践，无疑为其日后的文学“文腔革命”、“大众化”思想埋下了伏笔。有意思的是，在苏俄两年间的新闻活动，尽管瞿秋白仍旧进行了大量的文学活动，但已经明显感觉到“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新闻的即时性效应凸显，这种从务虚到务实的职业体验，想必就是瞿秋白感受到的新闻的力量。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回到北京。1月25日，瞿秋白写完了“三年旅俄最后一次的‘新闻记者式’的报告”《赤俄之归途》*瞿秋白：《赤俄之归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23页。。从1921年10月“稿竟”的《饿乡纪程》，到1921年11月“集竟”的《赤都心史》，短短两年间，瞿秋白从早期的关注自我，迈出到激扬评点社会时事，进而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革命，瞿秋白逐渐从一介古典书生转变为现代文学青年、现代时政记者，进而成为现代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政治的职业革命家。

可以说，《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正是瞿秋白作为现代中国早期“访事员”第一次“红色朝圣”采访之旅的不虚此行的历史产物，见证了瞿秋白从俄语学生、文学翻译、驻外记者，最终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心程与路程。

与此同时，瞿秋白新闻实践的革命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向着红光里去”得来的“空气、事实、理论、实际”已经不再是属于个人和新闻领域的事情，它已经成为了新生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有机成分。从此，新闻从业者的瞿秋白再不仅仅是一名记者，他带着革命新闻工作者的锐气和意气，开始迈进并融入了中国实际政治革命的洪流。

四、一点反思

早期的现代中国记者叫“访事员”，瞿秋白当初的旅俄角色就是这个。彼时，报社还没有驻外记者一说，只是称其为“特派专员”，属于“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

访事员，顾名思义，寻访事情、厘清事情和记录报道事情的人。这一称谓里的主动介入含义、探求真相的意识，相较于后来所谓“无冕之王”的“记者”，似乎权益意识淡而义务色彩浓烈。因此，“访事员”作为记者的前现代形象，生动浓缩了中国人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原初现代体认。当然，也多少包含着一些《诗经》“采诗说”里的“振木铎者”的“影响焦虑”。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现代化，就记者角色而言，记者权益甚至权利和义务都得到了强化，风险也同步增加。瞿秋白当年所经历的，不过是自然环境和文化心理上的困境与痛苦，现代记者则要面临制度、社会、环境和人性本身错综而来的困境。这些自然都是表面的历时性的差异，更深入的差异，则是从业者的角色体认和境界的差异。

毫无疑问，瞿秋白当年竞争上岗，除了经济待遇优厚之外，个人寻求思想出路是很大的动因、甚至是主要的动因。重要的是，瞿秋白所感到的思想困境紧密联结着那个大时代变革的潮流。当然，瞿秋白作为驻外记者到了苏俄，怀着记者的好奇、新鲜和敏感，带着彼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对中俄从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观察、比较，既有制度和形式层面的，也有文化和精神内涵层面的。

然而，从一开始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到逐渐没入苏俄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听和看，瞿秋白的经历，为后世考察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留下了宝贵的纪录。这里面，除了几十篇的新闻报道稿，《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集子里，也留下了他当时的心程与路程。

有意义的是，瞿秋白从苏俄回国前后，由于他在莫斯科的种种机缘和表现，加上陈独秀的赏识，因缘时会，从一个红色记者迅速成长为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如此一来，瞿秋白身上很多本来是个人际遇的东西，也变成是社会的、民族的和国家的，同时还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瞿秋白的这种转折，看似偶然但其实也有必然。必然之处，就是瞿秋白对所处的那个时代使命的自觉与担当。这不仅使得瞿秋白的个人体验和经历具有了时代典型的意味，也使得他的新闻实践、记者角色的意义变得前所未有的高度浓缩与丰富。

就对瞿秋白新闻事业生涯的观察而言，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的命运维系，幸还是不幸，时势造英雄还是俊杰识时务，虽难以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历史人物一定是对自己的时代有自觉担当的人，一定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积极参与变革和介入变革的人，一定是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热望和期待的人，一定是对时代风暴有敏感认知的人——所谓从蝴蝶翅膀的振动看出大西洋风暴。

不仅如此，这种历史人物的担当和介入，一定是不惜一切代价和始终不渝、坚持不懈的，正如瞿秋白评论丁玲的一句话——“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作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人物的瞿秋白，他给我们树立了什么是好记者的榜样，包括勇气、深刻、激情、远见、智慧和担当。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记者应该有的底线，那就是客观、朴素、理性与平和。

(责任编辑：毕光明)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s of the Early Practice of Qu Qiubai as a Journalist

FU Xiu-ha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Qu Qiubai i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revolutionarie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journalism but above all a pioneer of revolutionary journalism in the one-hundred-year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 as well. From his initial concern with himself through comments on social events to hi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olitics, Qu Qiubai has undergone his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a classical scholar to a modern literary youth, a journalist of modern politics, and a socio-political revolutionary. Qu Qiubai began his journalism as an investigator of current affairs, and his journalistic practices started with his socio-political critiqu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u’s journalistic thinking has supplied plenty of reference for reflections on the 20th-century China.

Key words:Qu Qiubai；journalistic practice；the ideological history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编号：13CZW065)

收稿日期：2016-03-15

作者简介：傅修海(1976- )，男，福建连城人，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