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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异变与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大寓言
——重评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

2016-03-16安裴智

关键词:心灵史创造性思维知识分子

安裴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文化异变与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大寓言

——重评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

安裴智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废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大寓言,是一部世纪末的心灵史。作者描写了特定的历史转型期,西京古都这一象征性、隐喻性社会环境里,人文知识分子找不到精神出路、理想家园破灭,普遍萌生的一种颓废、浮躁的生存心态。“废都文化心态”主要从文化的异变与人生的颓废两个层面体现出来。生命的价值不是创造与奋进,而是在文化、知识、声名、荣誉等彩衫遮掩下的沉沦与消费。《废都》昭示了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体现出贾平凹宝贵的创作勇气与胆识,却不能据此而将它视作一部世纪之交的文学巨著。作者有意布设一个“大寓言”,却不甚看重文体艺术的突破,导致《废都》缺乏一种创造性思维。从风格、手法、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看,《废都》都体现出摹仿《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痕迹。《废都》的创作成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呈现为文本艺术的浮躁与思想意义的严肃、深刻之间的二律背反。

关键词:《废都》;知识分子;大寓言;心灵史;文化异变;创造性思维

近日,得暇重新细读了贾平凹20年前煎心熬血、在悲凉中写就的40万字的长篇小说《废都》,一种浓浓的、拂不去的、沉重阴郁的情绪再次笼罩、弥漫了我的全身。我仿佛置身于作品所描述的那个一切充满了浮躁、失落、苦闷、迷茫和孤独的古城里,看到一个个披着文化名人彩衫的知识分子,虚伪地相处、疯狂地相爱、颓废地生活,却又相恨、相斗、相怨,最后鸟飞宴散、如梦一场,走向沉沦和悲剧的结局。《废都》的价值,即在于作者痛苦而深刻地写出了20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这一时代更替、社会演进、经济模式转换的历史嬗变时期,西京古都这一特定的象征性、寓言性、隐喻性社会环境里文人们普遍萌生的一种极典型的世纪末文化心态,一种颓废、浮躁、玩世不恭却又无所适从的生存心态,一种灰色的人生态度。贾平凹在20世纪末叶这样一个沉渣泛起、弊端四伏、人心惶惶的历史转型时期构思、创作这样一部描写国人病态生存与病态心理的作品,表现了一种深刻的前瞻意识和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因此,从创作时间、背景、作品内容和作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看,《废都》都可称为一部世纪末文学,或说它已经跨入一种世纪末文学的创作行列。在某种意义上说,《废都》是世纪之交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生活内容和世人心理情绪的艺术折光,是一部世纪末的心灵史,更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大寓言。

尽管世纪的划分是一种人为的做法,世纪末情绪、世纪末心态与世纪末文学这样的提法,也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但从中外文学史上看,在世纪之交这样一个时代更替、社会动荡、历史演进、文明模式转换的特殊发展时期,是最能产生深刻地反映出人类的生存心态和社会矛盾的剧烈演变的伟大作家和作品的。世纪末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在多层面展现世纪交替时期社会历史画卷的过程中传递一种强烈的世纪末心态,一种世纪末情绪,或叫世纪末意识。世纪末心态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心理意识和情绪状态,它形象地展现出人类在旧的世纪行将结束、新的时代即将来临的历史变迁时期的一种心灵历程。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下,世纪末心态往往带有一种信仰危机和精神危机的色彩,但在不同的世纪末又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而一个世纪末的降临,往往呼唤、昭示着一种世纪末文学的诞生,这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又何尝不蕴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既是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从以单一、教条和格式化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多元、丰富和个性化的商品经济时代转变、过渡的紧要关头,更是从文学和精神引领社会潮流的时代向金钱唱主角、官能享受与时尚娱乐独领风骚的时代的飞跃。在这两个转折的非常时期,可能会产生出一批深刻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层巨变的大部头文学巨著来,产生出能够揭示经济模式、生存方式、审美嗜好与价值取向转变以后国人的生态和心态的力作来。所以,在20世纪的最后岁月里,在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的秋冬,作家贾平凹郑重地选择了要写一部世纪末文学,这样一个宏大的创作主题,与作品大量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许多特殊表现手法,正是《废都》出版后人们能将其“炒热”的两个重要原因。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明确表明他创作《废都》是要向古典文学的精华《西厢记》《红楼梦》看齐:“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所以,从作者的创作动机、小说内容及作品中呈现的一种典型的世纪末心态等方面看,都可以说,《废都》的问世,表明贾平凹在尝试着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一种世纪末文学的潮流和行列,最起码作者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废都》中渗透着的一种强烈的世纪末文化心态,也即“废都文化心态”,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它主要从文化的异变与人生的颓废两个层面体现出来。作家庄之蝶、画家汪希眠、书法家龚靖元、乐团团长阮知非是作品着力塑造的所谓“四大文化名人”,以“四大文化名人”为核心,穿插了文史馆研究员孟云房、《西京杂志》主编钟唯贤等人,组成了古都西京的名人文化圈。在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披着文化名人的彩衫,戴着知识分子的桂冠,却又常常为声名和知识所累。文化的异变把他们造就成一群当代畸形人,一群高层次畸形人。他们身上流露的玩世和虚无,疲软和堕落,比之喧嚣闹市的那种现代“顽主”、“痞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窥破世俗却又沉沦于世俗,厌倦人生却又消费人生,成为他们特殊的心态。生命的价值不在创造而在消费,这一颓废的价值观念被他们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而且这种消费人生是在文化、知识、声名、荣誉的外衣遮掩下的堂皇消费,这就更加残酷了。当个体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灰飞烟灭时,生命过程就成了一场延长了的游戏。以游戏人生、享受人生为生命的终极价值,就显得更彻底地颓废了。整个古都完全成了颓废的文化闲人和颓废的社会闲人组成的一个灰色的废墟。而作品主人公、社会闲人周敏每晚在古都城墙上吹埙的线索穿插于小说情节的始终,更增添了一种世纪末人生的悲凉和凄惨,埙声成为废都的基调,成为一种世纪末灰色生存心态的形象写照。

从时空环境和作品背景上看,贾平凹开篇讲了两个朋友到杨贵妃坟墓掬土成花、天上出现四个太阳、西边天空七条彩虹交错叠现及法门寺出现了释加牟尼的舍利子的种种“使天下震惊”的怪异、神奇的现象,而且使用“一千九百八十年间”这样一个历史感很强的叙述语汇来开头,这就渲染、营造了一种世纪末来临的氛围,也把故事和人物框定在20世纪末叶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世纪末的年代里,狼虫虎豹少了,丑恶之人多了,气功师、特异功能者、占卜算卦者多了,盗贼、娼妓、嫖客、烟民、赌徒、泼皮、闲人多了,捡破烂的人多了,种种异事、怪事的出现,都说明曾在历史上辉煌、风光的文化古都正在走向一个世纪的没落阶段,正在一步步蜕变为一个悲凉的“废都”。为了烘托这种悲凉的世纪末心态,揭示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的种种危机,作者设置了一个捡破烂的疯老头说谣辞的线索,贯穿于情节故事的进展之中。大量民间谣辞作为一种辅助性背景材料而存在,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走向世纪末叶的古都的病态特征。

在当代文学领域,很少有人能像贾平凹这样有勇气、有胆识地写出一个世纪末的文化心态,写出世人普遍萌生的一种悲凉情绪。在《废都》的创作中,贾平凹也表现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叙事才华。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把《废都》称作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更没有达到世纪之交文学巨著的高峰。其原因是复杂的。也许作者是有意布设一个“大寓言”,因而不甚看重文本艺术的突破,如作者描写的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而不浩广,人物形象体系单薄而不够丰厚,故事框架简单而缺乏声势,等等,都使其与巨著拉开了距离。也许在贾平凹的创作理念里,小说被视作一个寓言的载体或外壳,这都导致《废都》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一种属于作者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从创作风格、表现手法、故事情节、人物设置、语言特色等方面看,《废都》都表现出摹仿《金瓶梅》《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明显痕迹,却又在总体艺术成就上达不到这几者的高度。《废都》的创作呈现为文本艺术的浮躁与思想意义的严肃、深刻之间的二律背反。因此,虽然舆论界将《废都》越炒越热,有些新闻媒介甚至称《废都》是一部“当代《红楼梦》”,是“继《围城》以来最好的描写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见《红山晚报》1993年8月8日。但这些只是表象,并不能把《废都》真正推向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巨著的高台,相反,恰恰表现了相当多的读者的一种不负责任的盲从意识和言过其实的欣赏态度。

创造性思维是艺术作品孕育新质的内在基础,可以说,没有创造性思维,艺术创作就没有成功,就说明这类作品没有给读者奉献出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东西。所以,要超越前人的艺术实践,必须具备一种创造性思维。而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载入文学史册,成为一种世纪交替时期文学的典范,成为一种世人瞩目的皇皇巨著,更需要有一种极赋个性色彩的创造性思维。当然,我们不可能把《废都》说得一无是处,但从某种意义讲,创造性思维在这部作品里体现得不多,尽管《废都》第一次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把性爱描写得如此大胆、细腻、写实、逼真,让人拍案叫绝,但这种描写早在明清小说中就已普遍地存在,在《金瓶梅》里更是达到极致,《废都》无法超越。尽管《废都》把世纪交替之际的一种文人心态揭示得入木三分,将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凉处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但从总体上看,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收、接纳了前人已有的艺术成果,没有突破。

首先是《废都》的创作风格来源于《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写实风格。自然主义讲究“纯客观”的描写,不善雕琢,也不求修饰,更不需要作家个人的感情色彩的搀杂和主观情绪的流露,不注重“空灵”的表现性和浪漫主义,而提倡“写实”的再现性和写实主义,是一种于平实中叙事、在自然中写情的风格,即将艺术还原为生活。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首次打破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和神魔小说的传统写法,用一种自然主义手法,描写平凡的世情生活,开了以家庭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人情小说的先河。《金瓶梅》写明中叶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后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心态,写到了西门庆这个小官吏与他的妻妾、家仆、同僚朋友、伶妓之间的吃、喝、嫖、赌、玩、乐等世情琐事,纯粹是明中叶市井生活的一面镜子,所谓“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琐语”。而到《红楼梦》,则将写“世情”、写“人情”推到极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顶峰。《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写实风格的最大特点是描写细腻、逼真、自然、平实,将人物的原生态本性和盘托出,揭示一种旺盛的生命意识。这种描写的集大成体现便是在全书占着重要篇幅的性爱描写。《金瓶梅》的性爱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奇观,其艺术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其相媲美。但辉煌、闪光之处也恰是其局限性所在,这部奇书因此在封建社会被称作“淫书”、“禁书”,打入冷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明代万历年间问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此作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市井色彩的恶霸暴发户西门庆一家的日常生活与纵情享乐,写出了这个富商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以及他与官场显赫人物的交往,借宋之名而写明之实,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它具有重要的地位:一、《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那种依靠民间说话底本、世代累积与集体创作的时代的终结,预示着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个体创作的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更加注重创作主体的个人审美体验与创造力;二、《金瓶梅》打破了中国长篇小说以历史、神魔、公案、英雄传奇为题材的传统内容,开了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先河,也就是鲁迅所说“人情小说”的先河,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角由过去的历史人物、英雄人物、神魔鬼怪,变成了普通的市井平民与家庭成员,在拓展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方面意义重大,对后世的《红楼梦》等小说影响巨大,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飞跃;三、《金瓶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晚明中下层市井的真实生存图景,以西门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以这个家庭的广泛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官吏、书生、医生、商人与伙计,还是地痞、无赖、娼妓、牙婆、和尚与道士,城市生活中三百六十行的各色人等,几乎全都尽揽在内,从而展现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明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为认识商品经济繁荣之后的晚明社会生态及市民生活提供了重要而生动的文本,有着重要的社会学认识价值;四、《金瓶梅》的色情描写是中国小说一大奇绝,其极度而大量的色情描写,喻示、象征着晚明社会在历经程朱理学对人性的长期而残酷的扼杀、禁锢之后,人欲突然释放之后那种极度夸张式解放与极度变态式自由,有着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而在艺术上,其大胆而独特的色情描写也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别的文学现象,有着别的作品无法取代的典型意义。五、《金瓶梅》在人物塑造、细节描写、语言特色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一种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对后世长篇小说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文体学启示意义。

严格地说,《废都》的写实风格正是沿袭了《金瓶梅》。贾平凹在《废都·后记》中十分明白地倡明了他的创作主张:“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什么词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鬼魅狰狞,上帝无言。奇才是冬雪夏雷,大才是四季转换。”同样是要追求一种自然平淡、大音稀声的“老境”,追求一种将艺术还原为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废都》展现了一幅20世纪末叶的社会生活画面,在对这个画面的叙写中,作者是采用一种“退出自我”、“退出作品”的冷静、客观的自然主义铺叙手法,就像山间小溪,任其自然流泻下来,体现了一种“本色”的风格。无论写庄之蝶与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景雪荫之间的感情纠葛,还是叙庄之蝶、周敏与景雪荫之间的一场名人官司,作者都细细拈来,娓娓道出,实实在在地让读者进入生活。家庭琐事、吃穿玩睡,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而作者着墨最多的则是写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牛月清之间的恋情、偷情、淫情和婚情。作者大量借鉴《金瓶梅》的性爱描写手法,在将这种描写进行到关键时刻,又故意设置了“□□□□□□(作者删去╳╳╳字)”的机关,这种“机关”,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楔机,它的存在有双重意义:一是郑重表明作者的艺术追求是一种还原生活、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二是给读者提供一个艺术想象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完成审美接受。但充斥于《废都》中的大量性爱描写,无论从哪个角度、方面讲,都没有丝毫超越《金瓶梅》的地方,体现的是一种蹈袭性思维,而不是创造性思维。

其次是《废都》的一些特殊艺术表现手法来源于《红楼梦》。如为了交待一种大的社会背景,为了烘托一种悲凉、阴郁的世纪末心态,作者设置了一个由民办教师受害上访变疯的捡破烂老头说谣辞和社会闲人周敏每晚在古都城墙上吹埙的两条线索,穿插于全书的情节进展之中,起到一种深刻的象征作用和寓言意义。这与《红楼梦》小说中“一僧一道”的穿插作用有极相似的地方。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有意塑造了“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两个形象,一旦贾宝玉与黛玉、宝钗、湘云、妙玉等人感情出现了高潮或危机,都会有一道人或一和尚飘飘而来,说上几句佛家偈语,又飘飘然而去,给全书涂上一层微妙的神秘色彩。不同的是,《红楼梦》中“一僧一道”意象的设置,是一种“空灵”的浪漫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的需要,而《废都》中疯老头说谣辞与周敏吹埙的情节则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

在《红楼梦》里,有一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精彩场面,冷子兴以一种旁观者的冷眼,分析、演说了以荣国府、宁国府为核心的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微妙的人际关系。而《废都》也在全书开始不久设置了一场由文史馆研究员孟云房演说西京古都的“四大文化名人”和四大社会闲人的情节。孟云房的演说也是在向读者介绍废都社会的整体环境和一些主要人物的关系。这种演说的语气、在全书谋篇布局中的作用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另外,《废都》一开篇描写两朋友到贵妃墓掬土成花、古都出现了四个太阳、西天七条彩虹交相辉映、佛骨在西京出现等神奇、怪异的现象,也是师承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旧有写法。在《三国演义》的开篇,作者为了反衬汉末“十常侍乱政”的历史背景,写了大青蛇蟠于龙椅,冰雹毁坏房屋,洛阳地震、海水泛滥,雌鸡化雄,黑气飞入殿中,虹现于玉堂等多种平日少见的怪异现象。《红楼梦》则在总体构思中穿插进两个美丽的神话:石头幻形入世的故事和绛珠仙草眼泪还债的故事。两个神话故事与《红楼梦》情节的发展形成一种互相映衬的微妙关系。在《废都》中,开篇描写四种怪异现象的独特布局作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而《废都》主人公庄之蝶的姓名,盖源于“庄周梦蝶”的典故,显然是《红楼梦》中微言大义的“谶语法”的起名遗风。

再次,从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及语言特色等方面,均可看出《废都》受《金瓶梅》的影响之深。可以说,《废都》塑造的庄之蝶、牛月清、唐宛儿、柳月、阿灿、汪希眠老婆等形象正对应于《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吴月娘、潘金莲、庞春梅、李桂姐、王六儿等人。这一对对人物之间,从社会地位、身份、性格到发生的故事、最后的命运均有十分奇特的相似之处。西门庆为清河一霸,庄之蝶乃西京名人,二人皆以消费人生、享受人生为生命价值观,最后二人都在颓废与沉沦中失去了人生。牛月清与吴月娘是一种贤慧、善良、慈悲、能忍耐的古典东方女性的代表,是一种不幸婚姻的牺牲品,但牛月清比较觉醒,不甘受辱,而吴月娘则显麻木、迟钝、能忍辱求全。唐宛儿与潘金莲是一对美丽、漂亮、风流的淫妇,是一种情欲的象征,二人都不满原有的婚姻,设法挣脱出来,并追求到自己的幸福,但在经过一阵短暂的人生享受后,她们又都被原来的家庭所扼杀、毁灭。柳月与春梅,一个是保姆,一个是丫环,她们都与自己的主子有一种情欲上的纠葛,最后两人都离开了主人家,高攀成为贵夫人,春梅成为守备夫人,柳月成为市长儿媳;她们都很倔强,也均由原来的“下人”一跃而为“人上人”,交了好运,乃至春梅可以顶撞月娘,柳月敢于奚落月清。同样,李桂姐是西门庆的姘头,阿灿则是庄之蝶的情妇。汪希眠老婆、王六儿均是有夫之妇,却都与自己的情郎保持一种秘密的幽会。这些描写,均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摹仿和师承。

《废都》用白描手法,形成了本色、素朴的语言特色,时用文言,且韵且散,一张一弛,如行云流水,似飞虹瀑布,或湍急或细流,或写人或叙事,均见出借鉴明清小说尤其是《金瓶梅》《红楼梦》《三言》《二拍》的特色。

以上论述说明,《废都》除深刻地描绘出一种世纪末的文化心态,尝试着进行一种世纪末文学的创作,对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作了寓言式的真实记录和揭示外,再没有表现出任何属于作者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废都》在总体构思及相当大的篇幅上体现了一种蹈袭前人已有艺术成果的倾向,呈现出一种文本艺术的浮躁。实际上,早在199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太白》,就显示了贾平凹借鉴古典文学表现手法的才能。《太白》明显是仿《聊斋》而作,每篇都很短小,却包蕴着深广的庄禅意味。贾平凹借太白山种种神秘的传说和怪异的故事,来针砭时弊,寄寓了丰厚的哲思,被称作“当代新《聊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废都》却不能称作“当代《红楼梦》”或“当代《金瓶梅》”。从《太白》到《废都》,显示出贾平凹创作的一种转向,显示出贾平凹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体察入微的敏锐感受和更加独到深刻的思考。尽管贾平凹始终是持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尽管他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了世纪末转型时期的文学大潮,尽管作者正进行着一场痛苦而剧烈的历史性心理调整,但《废都》在文本艺术上的浮躁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遗憾,无法抹去。

关于《废都》的主题,我主张“寄托”说,即与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风过耳》是揭秘各类文人在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作家喻为“风”)中的各种不同表现、暴露出部分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和人性中“恶”的一面相类似,《废都》是描写在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过后国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找不到精神出路、人文精神失落、心灵被物化、理想家园破灭的悲凉、颓废、消沉的心理状态。贾平凹是故意模仿古典小说的写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都不失为一种有道理的看法,不失为对《废都》的一种有意味的深刻解读。

(责任编辑:毕光明)

Jia Pingwa’sTheAbandonedCapitalReinterpreted

AN Pei-zh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The Abandoned Capital, a fable of intellectuals’ survival state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is a history of the soul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the novel, the author pictures the decadent and flippant mentality common to intellectuals suffering from their failure to find a spiritual outlet as well as from their disillusionment of the ideal home in the symbolic and metaphorical social context of Xijing—an ancient capital—during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transition. “The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 abandoned capital” is embodied in two aspects—the alien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decadence of life, for the value of life does not lie in creation and advancement but in degradation and consumption gorgeously covered by culture, knowledge, reputation and honor. Despite its display of the literary spirit of critical realism and its reflection of Jia Pingwa’s valued courage and audacity in literary creation, The Abandoned Capital can not be considered a monumental literary work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for the novel is short of a kind of creative thinking in that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breakthroughs in style even if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set up a “grand fable”. As regards the style, technique, plot,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traces of imitation of classical fiction like The Golden Lotus by The Abandoned Capital can be discerned. In short, the creation of The Abandoned Capital has become a complex cultural phenomenon, presenting the antinomy between the flippancy of its textual art and the seriousness and profundity of it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The Abandoned Capital; intellectuals; grand fables; the history of the soul; cultural variation; creative thinking

收稿日期:2016-03-26

作者简介:安裴智(1966-),男,山西平遥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和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0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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