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澍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观察与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与超越

夏澍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产生，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合乎逻辑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超越。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党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传统民本思想在价值源头上的根本性转换与创造性发展，从而建构起“人民主体地位”的真实民本或言“民本式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真实民本的具体形式，必须在运行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落实好“人民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成为共享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成果的真实主体。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真实民本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孕育、诞生和发展，离不开中华文化母体的滋养，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再创造。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国外简单引进而来的，其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从文化源流看，源于中华文化深厚的民本底蕴；从孕育时机看，诞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从文化创造看，开启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在价值源头上进行的根本性转换与创造性发展。

一、“民本”的悠久与“民主”的出现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有“民本”渊源而无“民主”渊源，因此“民主”或者“协商民主”必是外生的、外来的。必须承认，对中国而言，“民本”确实是比“民主”更久远、更具民众心理基础和政治文化基础的政治要素，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产生，“民本”就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不容忽视的必经环节。

“民本”思想在古老的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尚书》中已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西周周公则提出“敬德保民”，到春秋时期发展为一股“重民”思潮，如管子的“顺民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富民”、“教民”、“养民”的思想，孟子的君轻民贵论，荀子的君舟民水论等等。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民众在国家发展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对维护民众利益、意见和主张的重视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先秦儒、墨、法各家以及后世思想家、政治家都有重民思想的丰富阐发及实践，“民本”思想被历朝历代大多数统治者视为政治谋略和政治智慧。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民惟邦本”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族的基因”第一条。

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传统“民本”的实质是不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的“民本”，它更多地体现了统治者执政的工具价值，无法实现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统一，更不可能上升到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高度，但是已经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中华民族政治认识历程和政治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真理。世所公认，中国政治智慧是早熟的、领先的，多维合力曾经造就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伏尔泰语)以及五千年文明没有大断裂的骄人历史，这其中的关联与深意值得研究。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应高度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学者甚至提出“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具有超越具体时代和制度的价值”，“民本思想之所以形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民显示了自身具有的决定性的政治力量”[1]。

相比较而言，“民主”一词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出现较晚。一百多年前，当“民主”一词传入中国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大多以“民本”看“民主”，百姓则更容易将“民主”直接化入日常认知上久已熟识的“民本”之滥觞。因国情和历史文化渊源的差异，即使在今天许多中国百姓心目中，“民主”依然是另一种说法的“民本”。据有关学者进行的相关问卷调查、访谈调研样本等实证材料看，现阶段中国百姓在政治心理上虽“具有强烈的民主诉求，但在对民主本质与内涵的理解方面，与西方主流的民主观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人的民主观具有很强的民本色彩”，“比较重视民主的实质性意义，认为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达成有效治理的工具和手段，而对民主本身没有太多的内在信仰”[2]。

假如我们撇开历史沉疴，对“民本”与“民主”加以比较的话，“民本”完全可以成为比“民主”更加直抵政治本质的范畴。就国家的有效治理来说，“民本”比“民主”更优先、更根本。“民本”体现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民主”则是达成价值目标的方法和途径；“民本”反映了政治的本质，“民主”则是实现“民本”的具体形式和具体方法，“民主”的具体运作方式是“形式的形式”、“方法的方法”。尤其当中国传统的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民本”被中国共产党彻底改造成为真实的“民本”之后，“民本”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出来：“民本”既是种子也是果实，“民主”是“民本”的枝叶和花芽，真实“民本”的种子包含着“民主”的多种可能，在适宜的条件下，可以生长出、发育成日益完善的民主形式，反过来，不适宜的民主形式却不必然导致真实的“民本”与善政的果实。当然，这里的关键是真实“民本”的产生，而促使真实“民本”(或言实质民主)来到中国的关键力量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

二、从“民本”到“民主”的飞跃

从不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的传统“民本”到真实“民本”(即实质民主)的质的飞跃发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文化的碰撞对接中(本文“中国革命文化”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的政治文化形态)。具体说，真实“民本”酝酿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凝结而成的革命文化背景中，是中华民族深陷民族灾难的历史低谷期所产生的使命型政治追求和政治要素，直至今日，这种使命型政治特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爬坡期、历史上升期依然清晰。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同时提出并实际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最终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此三者不仅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核心与灵魂，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彻底改造和新型民主道路的最初探索。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及中国民主道路的价值基石。

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党的七大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以党的根本法则的形式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行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性质与宗旨的确立以及以此为宗旨的长期革命实践，完成了对不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的传统“民本”到真实“民本”在价值源头上的根本性转换与创造性发展，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所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所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兴旺发达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的价值追求。

我们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对待“民本”，以工具价值为主，以目的价值为辅，在政治清明的时期或阶段，多少兼顾“君本”与“民本”的双重价值，但在封建社会，“民”更多地呈现为“客体”与“对象物”，传统“民本”的实质始终是不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的“民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初创起就始终把追求真实民本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样一种真实民本的价值内核，铸就了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从未真实出现过的实质民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的价值系统，它既是价值基石，也是价值标准，更是价值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真实“民本”(实质民主)是完全统一的关系。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民本中，人民不再是“对象物”，而是客体与主体的统一，人民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与价值的主体，人民主体地位得以确立，这样一种建立在人民主体地位基础上的真实民本构成了实质意义的民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传统“民本”的扬弃与超越，是对传统“民本”的彻底的革命性改造，这种革命性的改造确保了人民民主的根本性质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创举，也是前无古人的文化创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民本使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站在前所未至的政治高地。一个曾经辉煌千年而后陨落百年、之后又史无前例再度崛起的超大民族国家，也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民本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够承载和撼动。这一彻底转换与超越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以及当今世界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囿于一域之私都无法相比也无法实现的。

协商民主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前提和革命文化背景中应运而生的。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与协商民主的民主方式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酝酿产生的，二者构成了政治本质和具体实现形式的基本逻辑关系。

从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民本”到资产阶级尊奉的所谓“民权”，再到强调人民主体地位的“民主”，虽仅一字之差，在本质上却存在天壤之别，前二者都没能超出阶级局限的藩篱，说到底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统治者的利益。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如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总结八年抗战经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时所指出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民性时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6]。“我们的协商民主，之所以能够通过商量出办法、出共识、出团结、出感情，最关键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统一领导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都是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这个共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合作共事，这就决定了能够通过民主协商就相关事项求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也就能够把事情商量好、商量成。”[7]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本式民主”，其演进历程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发生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是人民主体的立场，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在具体的运行实践中切实落实好“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动摇，既要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主体，也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共享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成果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运行实践中，以对人民主体的诚意之心、敬畏之心，不断提升人民主体意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优化人民民主程序，切实保障协商主体利益。尤其要认真研究如何才能不断健全和完善民情民意的表达机制、吸纳机制、理性协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

在人类历史上，尽管社会政治总是在形式上以统治阶级轮流行使统治权而向前发展，但人民主体总是在根本上发挥着决定历史轨迹的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基在于人民群众，协商民主的有效性和共享性的检验也在于人民群众，只有“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才能帮助我们防止和避免任何忽视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政策和行为，从而使真实民本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收到实效，以中国方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于人类政治的高地。这既是一种政治自觉和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政治考验。

[1]彭永捷.论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和方法[J].江汉论坛，2014，(04).

[2]陈刚，朱海英，付小刚，刘伟.中国式民主国际研讨会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0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7-02.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

[7]王明方，朱思雄，叶琦.把事情商量好商量成[N].人民日报，2016-03-03.

责任编辑：胡芬芳

2016-07-14

夏澍耘(1968—)，女，湖北宜昌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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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03(2016)05-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