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参政党理论研究

对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几点思考

李金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我们应当建立起我国的制度包括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掌握好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在掌握好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上，制度自信是精神支柱，创新精神是力量源泉，理性思维是根本途径。

中国政党制度 话语权 制度自信 创新精神 理性思维

话语权问题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学术性问题，又是一个政治性问题、社会性问题，还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权可以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改变一个国家民众的观念和认识，较之实力霸权更为隐蔽更为高效。没有话语权提供舆论支持，一个国家不仅难以和平崛起，甚至连维护正当利益都会非常艰难。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国际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伴随着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海量信息借助网络快速、零距离地进行传播，民意更易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由于这些网络信息泥沙俱下，真伪难辨，有些甚至是美国等西方媒体故意散布的谣言、谎言，或是对中国发生的一些问题的恶意歪曲和炒作，必然会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政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它规范着中国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规范着各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建设和实现现代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大多集中在中国政党制度上。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包括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掌握好、运用好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把中国的政党制度说清楚，把中国政党制度所蕴含的民族性特色、现代性理念和功能性优势说清楚；既对中国人民说清楚，也对世界各国人民说清楚。

一、制度自信是掌握话语权的精神支柱

我们要在政党制度问题上掌握话语权，首先就要有制度自信。这种制度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自我肯定，是一种力量和动力，是一种免疫力。打铁还需自身硬，有了这种制度自信、这种免疫力，任何邪毒必将难以入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具有独创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政治实践，都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这一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60多年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显示出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种独特的政治优势，将进一步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

但是，在我们国内有那么一些人对我国政党制度不那么自信，甚至很不自信，言必称西方，奉西方政党制度为标尺，拿西方政治学标准评判中国的政党制度，似乎中国哪里都不如西方。这种妄自菲薄，动摇的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基，消解的是我们执着坚守的勇气和力量。“欲人勿疑，必先自信。”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一次喝完酒后曾说过一句话：“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己所不信，何宣于民？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这个信念，他领导的国家又能走多远？综观古今中外，一个民族的兴旺、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自信。有了坚定的自信才能从容应对，才能百折不挠朝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目标阔步前进。很难想象，一个在心里上自卑自贬、精神上衰颓沦落、价值观上自我矮化的民族，能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这种信心集中体现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上。

成立于风雨如晦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95年的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发展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先进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是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的力量源泉。

我国的经济发展快速增长，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持续时间上，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6亿多人脱离了贫困，约占整个世界脱贫人数的75%，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现在，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羡慕、所叹服。就连欧美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发展奇迹，他们只是羞羞答答不愿意说我们发展背后的制度因素。不可否认，当前我们经济发展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但与许多国家仍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挣扎，与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比，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对此，西方国家无论是学者还是政要，都是服气的。2012年10月，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访华后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说：“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我国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坚持“四个自信”的结果，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坚定、更加自信呢？

再从政治发展来看，这是西方有些人最喜欢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的领域，国内也有些人受西方影响，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缺乏自信，认为只有实行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度才算民主。对中国存在的问题上纲上线，认为一切都是制度问题，把一个在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有极大改善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

2014年4月，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访华时说：“中国人民自强不息，沿着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和平发展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取得的最伟大成就。”这是对中国道路的客观评价。要坚持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需要纠正妄自菲薄的心态，同时也要防止妄自尊大的倾向，自信不是自大自负，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一切。要正视自身的不足，承认别人的长处，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二、创新精神是掌握话语权的力量源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揭示出伴随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的到来，我们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到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到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要永无止境。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深厚实践，已经到了全面总结和理论升华的时候了，这种理论升华就是要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建立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以史镜鉴，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兴衰荣辱无不因为创新能力的强弱而转换。时代越发展，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仰望星空，立足时代潮头，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念、创新的精神来构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使这个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和文化遵循。这种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因为话语权是由理论来支持的，只有理论才有说服力。康德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一种好的理论更实际”。进一步说，只有创造性的理论才具有最充分的说服力。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只有理论创新，才能根据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的共同愿望，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那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民主党派联合党校的教师，抢占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制高点，掌握话语权，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政治担当。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话语权。虽然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低调韬光养晦，但是，美国等西方媒体却对我着力进行“话语制衡”，因为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更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伴随着中美硬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它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软实力来制衡中国。以西方话语权为武器，不断设置各种议题来瓦解中国人心，用各种手段抹黑中国，使中国内部陷入混乱乃至解体，实现“颜色革命”，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长期以来，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进行着制度之争。为了争取有关制度的国际话语权，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智库机构，与西方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交锋。但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往往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为参照来评判中国的政党制度，否认中国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功能价值。长期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研究领域多从政治话语、政策语言和习惯思维进行叙述和解读，一些基本概念不清晰，基础性理论研究不足，创新性研究滞后，由于这些现实问题，我们的一些学者对中国政党制度缺乏自信，底气不足，不敢正面论战，“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发展极快的时代，又是一个问题频发、利益多元、问题叠加、矛盾纠结的时代。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也更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而且，我们所面对的还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开放的时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不是生活在不知魏晋的桃花源中，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不可能不受影响。面对他们思想上存在的疑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民主党派联合党校的教师，在课堂上决不能无原则地一味迎合；面对学员提出的问题，应努力澄清谬误，明辩是非；要有政治担当，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要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否则，就是失职。要坚持好党性原则、履行好职责使命，就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深厚的学识修养、高尚的凝心聚力的感染力。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联合党校的教师要关注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立足时代，倾听时代声音，解决好时代问题，才能跟上和推动时代进步。当前，从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带来的一些理论问题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不同话语权的争夺。所以，在课堂上在讨论中，不能回避问题，必须直接面对。要冷静地意识到只要是问题都有解，先将问题进行梳理，在理性分析中定能找出答案。

例如，关于一党执政与一党制问题。这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民主党派成员根本就分不清楚。一些学者依据“以执政的政党数目”为分类标准，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党掌握执政权力，就是一党制；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八个民主党派是参与执政。所以，我国九个合法性政党是共同掌握国家政权，就是多党制，是“社会主义多党制”。多党制这一概念，在西方政治学分类体系中有着特定的内涵，指的是建立在多元竞争基础上的一种政党制度类型。上述观点虽然在多党制前冠以社会主义之名，但它既与西方政治学划分标准不符，也从理论上混淆了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差异，实际上是把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心搞偏了。我国多党合作的重心是合作而不是多党，多党之间所体现的是一种合作协商的政党关系。

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其最根本的都体现在与国家政权关系上，一党制是指只有一个政党掌握着国家权力；两党制在政党关系上体现为在执政权力上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在竞争中失败的政党是没有任何权力染指国家政权的，而只是在台下发挥掣肘的作用。

在我国的政党制度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虽是一党，但却是建立在多党合作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民主党派的参加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割开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是在各民主党派参政基础上的执政。这种执政与参政组合的政治格局是我国国体的民主性质和联盟性质所决定的。自新中国建立，我们的国家政权就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政权，而是多阶级、多政党的统一战线政权，无论是在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参加国家政权，参与重要方针政策、重要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都是这种政党制度的直接缔造者、参与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再如，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政党制度问题。一些学员把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政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民主的制度，优越于我国的政党制度。在西方比较政治学的视野里，中国从不被视为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比较政治学理论有一个民主与专制的标准衡量，把选举与竞争视为民主的基本要素。尽管中国有很高的参选率，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没有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用西方理论家们设计的衡量标准，那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众所周知，政党和政党制度虽然是当代世界政治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但由于每个国家基本国情和文化传承都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政治发展道路自然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种普遍性内含着各自相异、丰富多彩的民族性特点，从而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当然，在不同的政党制度之间，有的彼此差别不大，有的却大相径庭。这反映到人们的认识当中，体现在理论研究领域，没有“是”或“否”那么简单的答案。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人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往往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受到预设政治立场的影响，产生迥异的解读，造成理解上的误判。这种不同和差异是正常的。用同样的建筑材料去搞建造，中国人可能建造出亭台楼阁，而西方人可能建造出高楼大厦。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正是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规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应有适应自己的衡量法。其中关键，是应看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评论说，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中国没有以民主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局面，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的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

西方的政党制度优越吗？西方政治思想家认为，只有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出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当今世界，西方政党制度功能发生扭曲，政党逐渐蜕变为“选举机器”。也就是说，政党被选票绑架，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为按选票排座次的民主。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但一旦掌握了权力，对选民的承诺往往变成一纸空文。与此相伴，拉票活动滋生金钱政治，竞选成为各竞选人之间的烧钱比赛。比如，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花费超过60亿美元，相当于尼加拉瓜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西方议会民主的主体是各持异见的政党，议会内各党纷争导致议员恶斗不止，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相互扯皮，导致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由于政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就组织不起来。如2010年比利时大选后，各党派多次协商未果，使政府难产，在长达540多天处于无政府状态。

再如，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问题。一些学者和民主党派成员总认为民主监督实效性不足，是民主党派无法履行的基本职能。一些学者专门设计了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与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相比较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效果最差的是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据此提出要把“软监督”变成“硬监督”以及民主监督法律化等问题。对民主监督问题的研究之所以长期陷入窘境，所存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不是一种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也不是以权利制衡权力的方式。研究民主监督问题视野一定要开阔，首先应该搞清楚当初设计者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什么。

民主监督思想的渊源来自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毛泽东提出打破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就是人民群众通过行使民主权利，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进行监督。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成为事实上的参政党，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思想。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身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1957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政治报告中提出：“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综上可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提出民主监督的初衷是为了打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解决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执政的问题。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互相监督是指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哪么，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所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听到不同的声音、“听戏”。这就赋予民主党派一种权力即话语权、表达权。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做为体制内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对执政党的执政行为、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问题都有权力提出意见建议或批评，这体现的是亲密友党之间肝胆相照的精神，与西方反对党、在野党与执政党对立监督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探索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探索什么？怎样探索？就是要在民主党派话语权、表达权问题上进行探索。针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能不能表达出来，表达得准不准确，针对性强不强，这些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权利的核心要义。现在的关键性问题是要增强民主党派的话语能力和表达能力。7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共中央请各民主党派与8个省份对接，对脱贫攻坚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这是中共中央赋予民主党派的一项新任务，是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新领域。如何监督、监督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家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对口地方一线调查研究，通过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对脱贫攻坚落实情况进行监督，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贡献。由此可见，新形势下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仍然是话语权、表达权。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三、理性思维是掌握话语权的根本途径

理论之所以科学，是因为符合实际，达到主客观相统一。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创新精神所体现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性精神，通过诉诸思辨回归常识。创设一套新的适体合身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创新精神去研究探讨。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有两层含义：一是推陈出新，也就是对原来的理论进行再加工，进行现代化改造；二是无中生有，用创造性思维提出新的话语理论。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创造性塑造，都离不开中国政党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要深入研究支撑这个制度的理论基础的内部构成、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当前，在中国政党制度研究领域，我们的学者所热衷的话语、概念、范畴、规则、标准等大多是西方政治学的概念，中国本土思想理论、学术话语等被遗忘和丢弃。最为关键的是，伴随着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老一代专家学者陆续退出，改革开放后在国外经过西方系统培训的中青年学者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力军，他们中不乏中西贯通的优秀人才，但也有不少学者只是学到了西方理论的皮毛，关于理论创新，不少学者只是简单地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或照猫画虎。这种洋八股不仅导致理论创新艰难，而且很容易在中西交流中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为此，要培养一批既熟知中国国情且具深厚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基础，又精通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工作者，构建上接天线下连地线的有学术含量的、兼融民间话语、民族话语和国际话语的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

理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是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能动活动。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兴衰荣辱往往同理性思维方式相联系，缺乏理性思维的民族是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把握时代脉搏，描绘建设蓝图，推进改革进程，破解发展难题都需要理性的哲学智慧。

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性课题，具有浓厚的实践性、政治性和学理性特质，其基础理论包括人民民主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政党关系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其基本构成包括概念、范畴、理论、逻辑、功能、价值、运行机制等。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应包括两大系统的组合，这两大系统一是国内话语体系，这一体系要建立一个具有实践性、政治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相统一的话语体系，既要解释清楚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实践特色、结构功能、价值理念、效能发挥，使民众了解、认同中国的政党制度，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制度自信；二是国际话语体系，这一体系要在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规则下，从学理上厘清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注重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表达方式，交待清楚这一制度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实际效能，遵循国际上通用的表达方式 ，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讲得通，使世界各国人民听得懂，从而进一步获得他们的理解、认同和信服。

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必须克服以下制约因素：

一是我们内部有一些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已经67年，一直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怎么来的，内部构成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优势，制度效能如何发挥，因而底气不足缺乏制度自信。

二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往往以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来评判中国政党制度。我国有一些学者受西方比较政治学影响很深，往往以西方政治学为参照，总是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说三道四，“言必称希腊”，妄评和否认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不足，尚未形成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但学理性研究不足，多为政治话语、政策解读且解读不规范，各说各话；概念界定不清晰，基础理论研究滞后，创新性研究能力薄弱。

四是习惯于感性思维与孰优孰劣的简单比较，缺乏理性思维的精确性。中华民族生活在一个封闭型自然环境中，较少受到自然界的压力，我们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哲学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社会治理观是“大一统”，思维内涵是“综合思维”，强调整体大于部分，推崇演绎逻辑，从一般推出个别。不重视分析哲学和实证研究，只重视结果不重视过程，偏好模糊。

欧洲民族生活在山呼海啸气候恶劣的海洋环境中，有发达的航海商业文明，有强烈的空间拓展欲望。形成的哲学宇宙观是认为人处于改造、征服自然的支配地位之中，强调功利。与中国的农业文明不一样，西方在思维方式上非常重视实证研究和分析哲学，轻视模糊，忌讳笼统，推崇归纳逻辑。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用理性思维去梳理研究才是根本途径。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有了思考才会有新的发现，才能够突破前人，才会有理性的升华。不忘初心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现代理念，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习近平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当然，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互鉴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应科学地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地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本本主义，不断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推动大胆而又慎重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必须讲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9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共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要使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迈向现代化，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保证，是团结亿万人民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广阔领域的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特别具有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政党制度，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兼听则明”的理念；中国在执政团队中的“选贤任能”，从组织上保证了政治路线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长于借鉴别人的有效经验，这种借鉴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而是综合了别人的经验，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吸收创新。在学习过程中不失自我，坚持以我为主，这是我们综合创新的真正要义。

第二，参政党问题。“参政党”是中国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中一个独创的概念，是对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的统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类型。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中国的参政党与西方国家的在野党、反对党有着本质区别，中国的参政党不是以谋取国家领导权而是以影响国家政权、协助执政党建设国家为目的，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制度安排来获得权力和权利。参政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具有与其政党性质相适应的权力、权利及政治资源配置，这些权力、权利和政治资源配置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由国家宪法、法律和制度加以保障。参政党不是执政党、不是亚执政党或参与执政的党。“执政党”一词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具有固定的含义，专指中国共产党，参政党不与中国共产党分掌执政权。从中国政党制度的规定性出发，一方面，参政党的参政进入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深层，体现在国家政治运行的主要环节中；另一方面，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总体上是发挥辅助而非主导作用。

第三，无党派人士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同时，也同无党派人士建立了亲密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容之一。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虽然没有组成为一个政党或政治团体，但在所联系的群众中具有代表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参加了反帝爱国的民主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同各民主党派一样，围绕着国家建设事业履行职责，反映和代表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王相红

2016-08-23

李金河(1955—)，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665

A

1671-2803(2016)05-0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