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刚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话语体系

龙 刚

(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

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多党合作话语体系以实践为基础，基本内容包括多党合作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构建特色突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实际工作的需要。

多党合作 话语体系 思想理论体系 知识体系

多党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多党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与中国国情相符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然而，目前，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对多党合作的研究多停留在对文件文本的解读层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中对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建设关注度不够，社会认知面不广，还不能满足新时期统一战线实际工作的需要。应当加强研究，构建特色突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在西方多党制“民主、竞选”的话语背景下，要更广泛深入地传播和交流多党合作，使国际社会能广泛认知、认同。

一、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强调，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多党合作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学问，加强其话语体系建设应从自身的特点出发。

(一)话语体系含义

话语体系具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是反映话语主体的价值、利益与权利的意义表达系统。[1]

有的学者认为，话语体系的内涵包含四个层次，即事实、逻辑、价值和表达；有的学者认为，话语体系的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话语；有的学者认为，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三类，即政治话语、学理话语和大众话语。韩庆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包含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八个层次，这八个层次是：一，话语基础，即“有底气可说”；二，话语核心，即由话语基础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三，基本内容，即“讲什么”，有哪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范畴及其逻辑关系；四，话语方式，即“你怎么讲”；五，话语自信，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六，话语传播，即“你的话语能传播出去”，涉及谁来传播、传播什么、向谁传播、用什么方式传播、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七，话语权，即定义权、解释权、主导权和控制权，要让人愿意听；八，话语创新。[2]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话语体系的结构框架和丰富内涵，当然也可以看出对话语体系的认识有待进一步统一和规范。

(二)多党合作话语体系

多党合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引领，以实践为基础的关于多党合作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已经提出多党合作的基本思想，他们认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表明了共产党与其他工人政党、民主政党具有共同的利益、价值而形成了团结、协调和合作。我国各民主党派，其成员主要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是多党合作的社会基础。多党合作的社会基础不容置疑。不同阶级、阶层的政党之间也是可以合作的，因为任何社会制度下的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人们都会因为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使合作成为可能，比如生态环境保护等。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给养，对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上，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尽管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独特文化或价值观，但共有的文化元素，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民惟邦本、群体致上、和而不同等文化观念，却成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共识和思维方式。可以通过这些文化认同引领对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认同，通过文化认同引领对多党合作的认同，并产生凝聚力。

自1956年《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首次提出“多党合作”概念[3]以来，经过60年的多党合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党合作的相关知识和理论成果，这些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内容。

二、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

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我国多党合作实践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直至改革开放、中共十八大，其间历程风雨同舟。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最有底气可说的，就是多党合作实践。在多党合作实践中，参与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现在的八个民主党派以及具有党派性质的无党派人士，多党合作历史以1949年9月新政协召开为起始，可以分四个时期，贵州省毕节试验区的多党合作可以作为实践典范。

(一)多党合作实践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年9月至1956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民主党派11个(会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当年11月并入民革；中国人民救国会于当年12月解散，大部分成员加入民盟，有的加入其他民主党派)，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80人组成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其6名副主席中3名为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其56名政府委员中27名为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到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至此，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成为人民政权的参加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部门都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和共产党一起担负起管理和建设国家的重任，多党合作制度形成。

第二个时期：1957年5月至1976年10月。这一时期在曲折中前行。1957年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举行座谈会，会上有极少数人对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表攻击言论，之后逐步演化为批判右派言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4]“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多党合作基本上没有实践内容。在这段长达近20年的时期，多党合作主体都受到挫折，这一时期成为多党合作的教训和考验。

第三个时期：1978年12月至2012年10月。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30多年改革开放期间多党合作生机蓬勃，组织建设发展很快，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走上领导岗位。在政策、理论上也都形成了一些多党合作的新概念、新理念，如：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党外人才是党的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等等。

第四个时期：2012年中共召开十八大至今。这一时期多党合作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程序，如协商民主制度、党外干部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政策等，明确了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二)多党合作的实践典范

毕节试验区是198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作为改革试验发展的内涵。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改革、发展，成为多党合作实践的成功范例。

毕节地区是我国西南典型的贫困山区，贫困人口多，生态脆弱，人口素质低。据资料统计，1987年，当时毕节地区8个县就有6个县被列为国家重点贫困县，贫困率高达65.45%(当时总人口558万)，森林覆盖率仅14.94%，农民人均纯收入182元，上百万极贫农民人均财产不足100元，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48.2%。[5]到2014年，贫困率下降为20%(总人口已达880.7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15.21万人)，森林覆盖率上升为46.23%，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23元。[6]

1988年4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在大量调研毕节情况后提出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构想，并邀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深入毕节考察调研。1988年5月，以九三学社中央徐采栋副主席为组长、民革中央四化委员会沈学斌副主任为副组长的赴黔工作组，深入毕节地区开展了为期13天的调研，提出“建立毕节试验区是一项战略任务，它将为我国西部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探路子、积累经验”的论断，并向中共中央和国家有关领导汇报，从而促成了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试验区。

多党合作实践在毕节试验区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创新。试验区每年、每阶段的重要工作、重大活动、重大项目、重大战略，都与由各民主党派共同组建的试验区专家顾问组协商，由专家顾问组提出意见建议，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决策。据不完全统计，在参政议政方面，各民主党派中央帮助试验区制定规划方案40余个，如《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毕节试验区“十五”人口控制规划》、《毕节试验区畜牧业发展规划》、《毕节试验区2004～2010年教育事业发展战略规划》等，召开规划评审会、论证会、推进会60多场；在民生、开发扶贫方面，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48批领导、492批专家学者、企业家400余人次深入毕节试验区考察调研，开展帮扶活动；协调项目850多个，涉及资金1280亿元，促成了铁路、公路、电厂、机场等一大批重要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拉动试验区发展作用明显；在人口控制方面，新建或改扩建各类学校190多所，投入资金1661.54万元，培训各类人才50746人次，为提高人口素质竭尽全力；在生态建设方面，完成项目15个，投入资金4.09亿元；在精准扶贫等方面，完成21个示范带动项目，投入资金861.4万元。

毕节试验区28年来的改革试验发展中，积累了多党合作的丰富经验，为构建多党合作话语体系作出了贡献，使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做到了“有话可说”、“有底气说话”。

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实践十分关注。2014年5月批示，“毕节试验区创办26年来……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基本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跨越。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长期支持，广泛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助推贫困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希望在毕节试验区“多党合作在服务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新经验”[5]。多党合作地方实践又有了新的探索，将取得新成果，并为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建设丰富和夯实实践基础。

三、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

多党合作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多党合作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一)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从我国多党合作实践看，把多党合作理论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准确的。我国的多党合作具有中国特色，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话语如政治协商、协商民主、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政为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对话西方多党制的诸如专制、自由、民主、竞选等话语。尽管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多党合作”概念，但正式提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1987年10月。此后，1989年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把多党合作制度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内容；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又分别把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中共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从历史角度看，多党合作思想理论体系归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全正确。

(二)多党合作的思想理论体系

思想理论体系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有思想的出发点、理论的落脚点。思想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的逻辑关系、独特风格、创新品质、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实践中检验的正确性，与其他思想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价值意义，都有自己的概念、范围、理论框架和理论自信。

多党合作思想理论体系的建设比较零散，虽然近十年来出了不少成果，但缺少完整的理论框架，总体上仍缺乏理论自信，常常局限于对文件文本的谨慎解读。中央社院游洛屏教授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从逻辑体系、应用体系、运行体系进行了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中央社院王小鸿教授的《多党合作思想史》从马恩列斯的多党合作思想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各个历史时期的多党合作思想做了研究阐释；辽宁师范大学林建华、张广鑫教授的《现代中国党派关系史》则从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到1949年政协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的政党合作、多党合作的建立作了梳理；李金河教授主编的《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对多党合作历史作了分期和论述。这些研究，对多党合作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很有价值。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总体来看，讲历史多，讲理论少。

参照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结合多党合作的独特性，多党合作思想理论体系应包括：思想理论的萌发、思想理论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思想理论的文化伦理、思想理论的哲学政治学价值、思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地位、思想理论的形成完善及逻辑、思想理论的实践指导及普遍性意义、思想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等等内容。

(三)多党合作的知识体系

多党合作的系统知识构成多党合作知识体系。这些知识是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表达元素。只有具备丰富的、系统的知识，才能获得话语自信。

从多党合作的独特性看，这个知识体系应包含多个话语，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党合作话语或多党合作经典文献选读、多党合作思想史话语、政策制度文本话语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政策文献及解读、多党合作实践创新、多党合作基本理论、民主党派建设理论等。

四、构建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多党合作话语体系要涵盖政治性话语、学理性话语和大众性话语；要有开放性，能与其他社科话语体系和西方多党制话语体系相沟通和交流，并体现自己的理论品质、实践成效和人类文明价值、对人类幸福的贡献。

第一，要注意多党合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实践的基础性研究。基础性的理论、实践问题，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话语体系要站得高、较好发挥功能作用来说，都不可获缺。

第二，要注重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和创新问题。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是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创新的。比如对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的认识。毛泽东1939年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确“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由原来的“三个法宝”发展为“三个重要法宝”。又比如对各民主党派的性质的认识。从五十年代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到“是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到是“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表述更加科学完整，符合历史定位，符合实践的需要。

第三，要注重大众化和开放性。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在表达形式上要能让更广泛的人们乐于接受、容易接受。要能用大众话语表达多党合作话语，如果只有政治性和学理性或学术性，社会影响力、感召力就会降低。同时还要有开放性，能与其他话语体系相交流、相融合，有国际视野并与世界进行交流，尤其还要能与西方多党竞选制的所谓自由、民主为主题的话语体系对话，突出中国视角，并进行多党合作话语体系价值观的渗透，以独特有效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参政党的话语体系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话语体系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包括多党合作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多党合作实践充分证明这一话语体系的政治话语价值和人类文明价值。当前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更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赵士发.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双重构建[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mkszy/mkszyzgh/201604/t20160421_2977457.shtml,2016-04-21.

[2]韩庆祥,唐爱军http://news.163.com/14/1117/16/AB91JQ2SOOO14SEH.html，网易新闻，2014-11-17.

[3]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4]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王向东.毕节试验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6]黄水源,郭凯.2015-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报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王相红

2016-08-19

龙刚(1960—)，男，侗族，贵州天柱人，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副教授、学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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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03(2016)05-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