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考察

Comment on Reportage in the New Century

梁志群

LIANG ZHi -qun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HubeiChina430079)

[摘要]选取新世纪头一个十五年的报告文学作为考察对象，对这一独特文学样式的整体面貌、发展态势、创作思想、内在追求与艺术表现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集中梳理与综合把握，试图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文体流变作出自己的初步思考与判断。

[关键词]新世纪；报告文学；考察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文学传统与创作思想上，表现出对早期经典报告文学和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内在精神的传承，延续了作为报告文学文体的灵魂与生命的“真实性”追求与“非虚构写作”。这种“真实性”、“干预生活”的文体特性，在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依然明显，既是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坚守，也是报告文学社会功能的延伸。譬如反映社会现实的认知功能，宣泄社会情绪的疏导功能，以及满足读者好奇心理的大众消费功能等等。

在传承的同时，新世纪报告文学也有显著的突破。譬如作家选取题材的领域继续开拓，触及与探入新世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留空白，不设禁区，几乎实现全覆盖。在题材领域不断开拓的同时，对重大事件人物、重大社会问题，作家持续关注，重拳出击，及时回应读者与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另外，在立足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继承新时期“史志报告文学”传统的历史题材新作，对历史真相和史实内幕有了新的发掘。

笔者尝试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特征作出简要辨析，对其创作态势作出粗浅概括，并就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创作发展与未来走势作出初步描述与判断，期望以此对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考与补益。

一、文体生命的延续与时代精神的书写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一如既往地坚守和延续着“真实性”的文体灵魂和视为生命一般的“真实性”的文体属性。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承继了国际国内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和创作思想，一如既往地坚守写实写真、非虚构的品格与特性。这不仅表现在作家的审美理想与创作观念上，也彰显于作家的创作实践与作品文本中。

例如，进入新世纪以后依然异常活跃的报告文学名家张胜友，曾经就报告文学的创作，发表过自己的独特看法和深刻体会。张胜友说：

“报告文学最重要的要求，是真实性。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浮躁，有人提出真实性可以适度打折，这是绝不允许的。报告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是在真实基础上显示你的精彩。”

稍加关注文坛的读者就会发现，张胜友是一个集新闻记者、出版家、企业家、文学家、政论作家身份于一身的奇人。张胜友在经过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绚烂辉煌以后，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其创作的焦点与题材重心就从报告文学的写作转向了影视政论作品的创作。他先后撰写了《基石》、《力挽狂澜》、《人口纵横》、《商魂》、《2000奥运：光荣与梦想》、《石狮之谜》、《海沧：中国热土》、《海南，中国大特区》、《中国公务员》、《崛起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让浦东告诉世界》、《海之恋》等数十部政论性文字脚本与作品。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张胜友又推出了两本很有分量的重头报告文学作品《行走的中国》及《珠江，东方的觉醒》。

社会学家们曾经评论说，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0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最跌宕起伏、最精彩纷呈的华丽篇章。改革开放三十年，风云激荡三十载。张胜友伫立于文明古国数千年历史的高端，俯身积贫故土八千里风云的现实，纵横捭阖、高屋建瓴地阐释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呈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理性思考，强烈的现实关怀、鲜明的思辨色彩，宏大的叙事结构，是作品显而易见的整体风格。可以说张胜友是全面记录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第一人。

张胜友说过，他不想“玩文学”。他始终秉持着“经世致用”、“干预现实”的文学理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荡涤人性，陶冶人生。这一创作思想支撑着他，驱使着他，在寂寞的书斋里笔耕，在火热的土地上前行。研读他的作品，你会强烈的感受到其厚重的历史感、雄浑劲健的风骨和鲜明的生命意识。它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生动记录，也是中国非虚构文体发展演进的典型缩影，也是新世纪作家创作思想承传的研究范本。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坚持不懈地保持和延续其“时代精神”及“时代性文本”的文体追求。客观地说，报告文学是各种文学文体中最富于“时代精神”的“时代性文本”。所谓时代精神，是指某个时期或时代在发展变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内在本质特性，以及这种本质特征在社会成员的社会意识、精神生活中的集中反映。德国著名哲学家乔治·黑格尔就曾经指出，所谓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普遍的精神实质，也是一种超越个人体验与经验的共同的“集体意识”。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性的文本”及文体追求，首先体现在“主旋律”的报告文学，以及报告文学的“国家叙述”上。而“主旋律”报告文学及报告文学的“国家叙述”，又集中和典型地体现在“跨世纪”的报告文学家何建明的创作中。在新时期到新世纪的30多年来，在报告文学创作的漫漫长路上，何建明一共创作了约60部报告文学作品，其中长篇报告文学约40部。当过兵、办过刊的何建明经历坎坷、慧眼独具、阅历非凡。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敏感地捕捉到社会重大题材，第一时间迅速地深入到人物事件现场，第一时间或冷静犀利、或慷慨激昂地传达出对社会问题、人物事件、时代变幻、社会走向的臧否针砭、思考评判。新时期乃至新世纪出现的每一重大社会问题或重大人物事件，都会迅速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创作的选题和题材。

高扬“主旋律”与“国家叙述”，是长期以来许许多多的评论家，赞誉点评何建明的专有名词和关键热词。何建明的如《共和国告急》、《部长与国家》、《根本利益》、《永远的红树林》、《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本世纪的最后秘密》、《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国家行动》、《警卫领袖风云录》、《大国的亮点》、《野性的黑潮》、《天堂祭》、《国色重庆》、《我的天堂》等等。这也是为什么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勇立潮头、常出常新、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总能深入社会、紧扣时代、动人心魄、引起轰动的原因。所以，何建明的弘扬“主旋律”的作品，既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反映崭新的时代和新型文化的“先进性要求”的时代内涵，又又有融合了足以体现人类本性的、具有全人类公德性质的“广泛性要求”的普世追求，即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主义光辉。对人性的关怀，对民意的尊重，对民生的诉求，对尊严的维护。何建明高扬“主旋律”的作品，就是报告文学的“人民性”与“时代性”的典型印证与集中体现。

二、文学功能的拓展与文体美学的突破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文学文体的社会功能、疏导功能、消费功能等方面，较之上个世纪，又有了新的升级、扩展与延伸。较之于上世纪，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更加广阔。这一时期的政治变革、社会矛盾、重大事件，人民群众的关注焦点、思想情绪、行为方式乃至周边局势、国际关系等等，都在新世纪的报告文学中有着及时迅捷、真实生动的记录和反映。对于一个希望了解中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快速发展、深刻变革的读者来说，报告文学无疑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的阅读对象。这是报告文学独特的文体特性，在新世纪显现出的社会认知功能的内在依据和先决条件。

然而，在新的世纪，报告文学的反映现实生活、以及揭示历史真相的认知功能方面，较之上个世纪，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和延伸？简单地说，就是报告文学对于反映社会生活及揭示历史真相的广度与深度，对于现实社会的写实性和影响力，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新世纪十五年来，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继续担任主力首发，继续成为创作中坚。他们笔耕不辍，佳作迭出。比如杨黎光、徐刚、卢跃刚、黄传会、赵瑜、何建明、陈桂棣、李鸣生、王树增、王宏甲、徐剑等等。另外，一批“新世纪”的新秀报告文学作者，雏凤新啼，惊艳亮相，来势凶猛，后生可畏，成绩斐然。譬如朱晓军、李春雷、朱玉、党益民、王树增等等。这些不以年龄划分、只以亮相先后界定的“新老”作家们，以他们题材丰富、风格各异的一批批优秀作品，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知道，发展至今天的报告文学，几乎已经全然超越了早先的新闻的体式，而更加趋向于真实性、思想性、主体自觉性和文化反思性的边缘、综合、跨界、交叉的新颖新型文体。与其诞生发轫之初、尚未脱离新闻母体的早期的报告文学相比，当今报告文学的写作者的角色担当，已不仅仅是单纯摹写客观事件人物的新闻记者，而更加趋向于具有文体自觉意识、高超艺术表达力的传递者、记录者、思想者与批评者。因此，报告文学提供给社会和读者的不仅仅是停留在事实与真相的层面，而是对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社会走向的全面剖析与深入思索。这无疑使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社会认知功能，得到了深化和升华。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加剧，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自媒体时代和全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文学的属性观念和社会功能，文学在当今社会生活、时代发展中的定位与面貌，都急剧的、悄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变化。报告文学这种以“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为特征的文体，无疑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严峻的挑战。

新世纪报告文学，在题材领域里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不断聚焦深化重大题材，不断拓展开掘新颖题材；重新发掘整理历史题材。

新世纪十五年来的报告文学，在继承“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品格的基础上，继续聚焦社会重大题材，深化社会热点问题的剖析与报告。其创作实绩和艺术突破，突出表现在新世纪的“时政报告”、“民生报告”、“灾难报告”、“问题报告”、“生态报告”和“反腐报告”上。新世纪的作家们一如既往地聚焦时代变化，深入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在典型新闻人物、重大新闻事件、重大社会问题面前，总是身先士卒、捷足先登，出现在第一时间与第一现场，崇尚一贯的“不回避、不缺席、不失实、不矫饰、不失语”的创作原则，充分展示了报告文学迅捷、真实、形象、思辨的文体优势与艺术魅力。

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灾难同时也袭击降临了中国。这大概是“天将降大任”的民族国家版，是对民族艰难复兴之路的装点，是对全体中华儿女的考验。“非典”肆虐、南方冰雪、汶川地震、列车颠覆、如麻矿难等等，成为了新世纪“灾难报告”的沉重选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灾难报告”有：徐刚的《国难》，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李西闽的《幸存者》，何建明的《生命第一》，以及朱玉的《天堂上的花朵》等。

比“灾难报告”更为沉重的是社会热点问题报告。因为它既是天灾造成，更是人祸所致。如女作家阮梅的浸透深情的关于广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世纪之痛》，朱晓军酝酿已久的揭露病入膏肓的医疗体制腐败的《天使在作战》、《一个医生的救赎》，女作家梅洁揭示西北广大贫困地区生存惨状的《西部的倾诉》，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披露的是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形势，黄传会的大胆直击农民工子女教育困境、忧思民族未来的《我的课桌在哪里》，杨晓升的异常沉痛的关于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家庭失孤的社会难题《只有一个孩子》，曲兰的描述和感叹越来越严重的空巢家庭老人苦境的《老年悲歌》，以及魏荣汉、董江爱的真实报告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民主建设两难处境的《昂贵的选票》等等。

令人倍感温暖、促人向上，也催人泪下的是“英模报告”，作家满怀激情的为先进人物、时代楷模、英雄烈士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互换社会良知，重建理想信念，再塑民族灵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英模报告”的代表作有，何建明的《根本利益》，蒋巍、徐华的《丛飞震撼》，蒋巍的《灵魂的温度》，张雅文的《生命的呐喊》，党益民的《守望天山》，徐风的《花非花》等等。这些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报告文学用铁的事实批驳了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反英雄”论者的谬论。

近十余年来，在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的创作领域，还涌现了一批坚守、专注于某一类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题材的专业户”，他们的坚守和专注，丰富了文学的题材领域，强化的文学社会功能，深化的作品的表现深度，提升了文学的阅读效果。如部队作家李鸣生的航天与高科技题材，朱晓军、一合的法治建设与反腐倡廉题材，徐刚、李青松的生态文明与环保题材，王树增的中国革命重大战争题材，党益民的西藏边疆题材等等。它不仅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越来越“专、精、深”的体现，也为报告文学作家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宝贵的经验。

三、创作题材的丰富与探索领域的深入

新世纪报告文学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与上个世纪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代的发展提速，社会的变革加剧，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问题。因此，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继续在题材领域进行拓展和丰富,以回应和反馈新世纪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其中，题材领域的开拓，比较集中突出的表现在：一、农民与土地问题，或称“三农”问题；二、农村的“空壳化”与“留守儿童”的问题；三、医疗腐败与医疗改革的问题；四、海洋争端与海外营救的问题；五、教育的困境与改革问题；六、“中国梦”的题材和主题等等。这些，都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相继出现的复杂课题与崭新题材。

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历史题材领域的探索与发掘，继承和发扬了新时期“史志报告文学”的传统，并赋予了新的特点与质素。这种开拓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题材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二是还原历史的求真意识不断加强；三是评说历史的反思精神不断高扬。

上个世纪，以钱刚的《唐山大地震》、《海葬》、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为代表的“史志报告文学”，达到了一个创作与艺术的高峰。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创作态势有增无减，以王树增等为代表的作家，继续在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园地耕耘，硕果累累，著述甚丰。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不少的作者只是把目光集中在中国革命历史战争和领袖人物身上。而且，相当比例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字的长篇，显现出一种严重的“史料化”、“书橱化”的倾向。背离现实生活，堆砌史料文献，完全无法看到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回应和思考。深层次的原因，是部分作家在规避现实题材的写作风险。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希望借此与网络、电视、电影抗衡，以文字与篇幅的优势和魅力，来强化报告文学对历史真相、重大史实的认知的深度。

进入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其叙事的整体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单一的人物事件的描写，到综合的人物群体和事件系列的呈现；从单一的线性结构方式，到复杂的网状结构形态；从单一角度的观察，到多侧面、全方位的观照；从卡片式、集合式，到全景式、立体化；从激越的批判干预，到冷静的理性反思；从全知全能的主观叙述，到中和理智的客观叙事。尤其是近年来，这种“干预叙述者”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更多的作品文本，表现出对“客观叙述者”的倾斜与青睐。具体而言，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叙事模式和艺术上的探索与新变，主要集中在“宏大叙事”与“国家叙述”，“平民化视角”和“知识分子写作”上。新世纪报告文学在审美风格上，有了令人瞩目的崭新变化。主要表现在语言风格的变化与成熟，理性与思想的穿透力加强，表达方式的多元多样化。尤其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在叙事模式上的探索，成绩尤为显著。如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与“国家叙述”，报告文学创作的“平民化视角”与“知识分子写作”。

回眸十五年的新世纪报告文学，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而感到欣慰，也完全有理由为报告文学的成熟和繁荣而充满期待。然而，这十五年中，报告文学的“裂变”也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发生以及危机的显现，也对报告文学下一阶段的成熟与发展，产生了阻碍与困扰。譬如，社会生态的急剧变化，传播方式的更新换代，使一些报告文学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偏离了经典报告文学所奠定的文体的核心价值与精神，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对现实问题与社会文化的探究、反思、批判、改造和引领。或者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重大问题，要么是视而不见的缺席，要么是熟视无睹的麻木，甚或屈服于社会威权，甚或拜倒于经济利诱，炮制违心之作、应命之作、粉饰太平之作、低俗娱乐之作和商业广告文学。这些“伪报告文学”的出现，在误导读者群体、异化社会良知的同时，也损害或消解了报告文学文体的核心价值和存在意义。进一步说，即使在那些怀揣文学理想、有志报告文学创作的作者作家那里，也仍然存在着因为文体界限模糊和理论失范，而带来的文体创新意识的缺失和创新能力的不足；因为法律法规的缺失与趋利避害的心理，而带来的批判品格的弱化等方面的问题和困扰。

新世纪的十五年来，报告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在进行着独特与独有的艺术实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在追踪现实生活的时效性上，在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性上，在探索叙述模式的艺术性上，都有着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和明显突破。然而，由于社会转型的加剧，文化生态环境的挤压，网络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同样会长期、持续的面临着文体创作的困境压力和生存空间的压缩危机。

应对和解决当下报告文学存在的危机、困境与问题，寻求和探索新世纪报告文学“复兴”的方法和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破解的世纪难题。这其中，需要继续坚守报告文学“真实性”、“非虚构性”的文体生命和特性，需要继续回归经典报告文学“干预生活”、“艺术报告”的传统与精神，需要继续探索报告文学“跨文体写作”、“文化反思”的发展道路，同时，也需要全面提升报告文学作者的内在素质，继续加强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文体规范，继续发掘与培养新一代的文学青年投身报告文学的创作，使新世纪乃至未来的报告文学创作队伍新老交替、薪火相传、青春永葆、活力常在。

用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无疑应当成为当下报告文学领域的“头等大事”。所谓“中国故事”，用青年评论家李云雷的话来说，就是“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庄子·齐物论》里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意思是只有合乎大道的言论，才能得到广泛的流传。这同样也是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充分发挥报告文学文体的特殊优势，继续自己新世纪的文学复兴之路的崇高追求和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1]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2]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思[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王 晖.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4]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王雪炎]

DOI:10.16161/j.issn.1008-0597.2016.01.010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16)01-0055-05

[作者简介]梁志群 ，男，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