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实体到文学意象
——论元诗中居庸关意象的生成与转化

From Geographical Entity to Literary Image:The Creation and Conversion of the Image of Juyong Guan in Yuan Poetry

王桢

WANG Zhen

(河南大学，河南 开封 475001)

(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China475001)

[摘要]元代之前有关居庸关的记述虽多，却殊少对其进行吟咏之作，居庸关仅作为地理实体见诸于记载。至元代，由于地理版图的扩大与政治中心的北移，加上扈从制度的有效实施，居庸关成为文士集中吟咏的对象。元代文士对于居庸关的描写，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其景致尤其是其险峻的描摹；第二类是围绕居庸关的怀古咏史之作；第三类则是在扈从制度下描写皇帝巡幸过居庸时的作品。而后世诗歌对于居庸关的描写，正是对此三类诗作的整合。作为文学意象的居庸关，正是在元诗的叙述中逐渐生成。

[关键词]元诗；居庸关；意象；扈从纪行诗

居庸关地势险要，自古便进入中国古代的空间视野中。然而，在元代以前，居庸关在诗文中却少有文学式的描述与想象。至元代，大量的诗文作品对于居庸关进行了记载与描写。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无疑与元代特定的历史语境及文学重心的转移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元代诗文中对于居庸关的描写，是如何使其成为此后诗文中一个较为稳固的叙写对象？而居庸关又为何独在元代开始成为文士们所关注的人文地理意象？上述问题虽然微小，然而却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元代诗学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独异性，因此仍有阐释之必要。

一、居庸关意象生成背景的历时性考察

居庸关位处大都西北百里，素为咽喉关隘，因而早见记载。《吕氏春秋》言：“何谓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殽、井陉、疵处、句注、居庸。”[1]可见在秦汉时期，居庸关之地理险要已然为人所知。至郦道元注《水经》，对于居庸关之险隘，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界，故关名矣。……南则绝谷，累石为关垣，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晓禽暮兽，寒鸣相和，羇官游子，聆之者莫不伤思矣。”[2]郦道元所见居庸关，甚是荒僻险峻，而周遭更是幽深冷峭，一副边关萧条之象。而居庸关的这种景观，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亦未有所转变，至高适出塞，过居庸关，依然感到清冷难耐：“不知边地别，秪讶客衣单。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高适《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其一)高适作为唐代重要的边塞诗人，久在塞外，却依然感叹居庸关景象之凄冷。在唐代，居庸关虽作为关防之枢纽，却少有文士其有过描述。由于唐代战事多兴于西北，士人投身边塞，多以阳关、玉门关作为起兴对象，抒一己之怀抱，居庸关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因而少见诸诗文。比至两宋，由于居庸关长期不在宋疆域内，对于文士群体来说，居庸关仅存在于想象中，因而对其实体描写较少，即便涉及，也多转述史料，并未有实地勘察。因此，在元代以前，关于居庸关之记载虽多，然而其中大多为史料之记述，少以其为题的诗文创作。

元代之后，由于文献留存数量远迈前代，且居庸关毗邻京畿重地，地理位置扼要，是以对其记述不可胜数。文人墨客，也因为“居庸叠翠”作为燕京名胜之一，对其景致描写亦远过前代，如李东阳：“剑戟森严虎豹蹲，直从开辟见乾坤。山连列郡趋东海，地拥层城壮北门。”(李东阳《居庸叠翠》)明代文士对于居庸关之叙述大类如此。然而，随着国力日衰，女真兴于东北，边防压力日渐加重，居庸关的军事功能再度被重视，文士对其景色描写日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奏议与论议文。而至清朝一统后，政治清宁，文士又将居庸关视为名胜，对其景进行摹写，对其历史进行追述，主题与前代诗作基本相一致。

从宋代到明代，对居庸关的描写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而且可以看出，明代以后关于居庸关的描写趋向稳定。那么，元代文士对于居庸关的描述是否成为了后代文士的范本？居庸关在元代首次作为京畿附近的重要关口，并成为扈从上都时的重要驿站，又使元代文士对其记述时出现了哪些特异性？若深入考察元代诗文中对于居庸关的描写，则会发现，元代实为居庸关意象的形成并完善的一个关键时期，且由于元代独特的地理格局与制度，使得元人笔下的居庸关，又具有了独特的内涵。

二、元诗中居庸关意象多重面相的叙说

从元代开始，居庸关较之前代更受文士的瞩目，以居庸关为主题的咏叹也日益增多。而这些题咏、纪行之作，就内容上而言，大致可析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文士在游览、扈从的途中，对于居庸关实体及其景致的描写。后世被文士广为题咏的“居庸叠翠”之景，目前最早见诸记载的正是元代的陈孚。陈孚，字刚中，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他作《咏神京八景》组诗，其中便有《居庸叠翠》，诗云：

断崖万仞如削铁，鸟飞不度苔石裂。嵯岈枯木无碧柯，六月太阴飘急雪。寒沙茫茫出关道，骆驼夜吼黄云老。征鸿一声起长空，风吹草低山月小。

陈孚对于居庸关之险峻奇崛感叹不已，作为南方文士，陈孚对于太行山之雄壮景象自是从所未见。不难看出，在陈孚眼中，居庸关作为大都之北防，其地势扼要自不必说，而站在居庸关之上，遥望塞外之景，更令人大开眼界。可以说，对于陈孚等首次亲睹北国风光的南方文士来说，这种景象无疑是颇为震撼的。陈孚《居庸叠翠》着意突出的，并非全然是居庸关之实景，更多的是对关外风光的想象，这种想象，就使得居庸关演化为一个通向塞外的窗口。

南方文士对于居庸关之险，太行山形势之雄，在亲身领略后，往往会赋诗以申说之。贡奎为宣城(今属安徽)人，为元代前中期诗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近于唐调。他认为居庸关之险，与巫峡相比亦不遑多让：

居庸关高五十里，壁立两崖雄对峙。回峰作势遮欲断，百曲盘旋如磨螘。阴风白昼吹飕飕，乱石当溪泉啮齿。道狭才通车一两，贯尾钩连行不止。我从北来识此险，巫峡鑱天差可拟。但愿平生足游览，何用藏书岩穴里。马鸣关度日未斜，黄鹄远趂征云起。安得有酒令我歌，如城之愁今已矣。(贡奎《居庸关》)

贡奎对于居庸关的险峻形势进行了颇为详细的描述，虽不免夸张，却将居庸关周遭山岭之险极为细致的刻画出来。他眼中的居庸关，乃是绝巘崇山，阴风狭道，是极难逾越的天险，为当之无愧的天下名关。贡奎对于居庸关之观感，很能代表南方文士的体验，他们在看到久闻其名的名胜，自然深为其险峻所触动，因而便有了颇多吟咏居庸关的诗作。袁桷作为元代诗文大家，久在翰苑，曾经扈从上都，对于居庸关自不陌生。他笔下的居庸关，亦突出了其险峻的特征：“太行领群山，万马髙下拜。平蛮转城隍，隐隐南北界。危坡互交牙，寒溜泻泙湃。阴风玄虬涌，巨石忽崩坏。周遭青松根，下有古木砦。”(袁桷《居庸关》)无论是陈孚、贡奎还是袁桷，对于居庸关的第一印象均是其形势极为险峻，地势冲要，因而对于居庸关的描写，也都集中于表现居庸关的这一特点。

南方文士多从居庸关之险峻着手，反复摹写，可谓观察甚为细致。而久在燕赵之地活动的北方文士，对于居庸关之险，并没有如南方文士那样惊异。在北方文士的观察中，居庸关并非全然是剑戟森然之地，威严峥嵘之象，有时亦能显现出优美景致：“翠壁悬樛木，苍松挂女萝。霜清天宇豁，林瘦月明多。”(许有壬《次韵居庸道中》)情绪较为平和，摹景写情，殊少激烈的表达。居庸关虽险，然而却非他所着意关注的对象，他关注的焦点，反而多在居庸关周遭的自然风光。

在元代南方文士与北方文士的叙述中，居庸关均是一个常被提及的地点。从元人对于居庸关的叙述来看，居庸关逐渐由一个相对陌生的文学言说对象变为一个常被描述的实体。元代文士由于地理上的便利，在数十年中对居庸关进行了颇多的描写，这为居庸关后世依然受到关注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元代文士就居庸关为题所创作的诗赋，第二类是借居庸关发古之幽情，叹古今之兴衰。

居庸关作为天下名关之一，自古即是出塞要冲，因而文士来此，以名胜起兴，怀古抒情，所在多有。其中，郝经的《居庸行》乃是此中名篇。郝经过居庸关，其视野却不仅限于眼前之景，而是借居庸关之形势，感叹金代之灭亡过程：

当时金源帝中华，建瓴形势临八方。谁知末年乱纪纲，不使崇庆如明昌。阴山火起飞蛰龙，背负斗极开洪荒。直将尺箠定天下，匹马到处皆吾疆。百年一偾老虎走，室怒市色还猖狂。遽令逆血洒玉殿，六宫饮泣无天王。清夷门折黑风吼，贼臣一夜掣锁降。北王淀里骨成山，官军城上不敢望。更献监牧四十万，举国南渡尤仓皇。中原无人不足取，高歌曳落归帝乡。但留一旅时往来，不过数岁终灭亡。潼关不守国无民，便作龟兹能久长。汴梁无用筑子城，试看昌州三道墙。

显然，郝经赋诗之重点并不在描写居庸关实体，他由居庸关延展开去，将金亡元兴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与发覆，既感叹金代末年朝纲不振，以致亡国，又写出蒙古灭金时的势不可挡。其诗气韵雄壮深厚，将自己之论议融入史实描写之中，展现出郝经深刻的历史认识，其描写不过寥寥百字，就将金代亡国历程极为清晰生动地刻画出来，自属上乘佳作，为历代元诗选本所青睐，同时亦是以居庸关为题的怀古诗中最为优秀的作品之一。

郝经从时代兴亡的角度，看待金元之兴替。而与之同时的胡祇遹，其视角则更具时事色彩，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局势：“缅怀会河战，事往将百年。金兵四十万，败甲遗河壖。寒沙埋战骨，永为蔓草缠。区区江汉人，孱懦何拳拳。退然弗胜衣，坐马不敢鞭。徙死无出乡，出乡忧食眠。凭谁语宋人，毋夸能戍边。”(胡祗遹《五月十九日過岭》)会河川之役作为金元战争的转折点，其战场便毗邻居庸关，“明日至会河川，承裕兵大溃。承裕仅脱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关，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3]事隔多年，元已代金为北方之主。在胡祗遹看来，以金兵当年之军势雄壮，尚与蒙古铁骑一触即溃，尸骨盈野，南宋战斗力远不如金，自也非元军之敌。作为元代文臣，胡祗遹熟知朝中政事，其立场亦与元廷相一致。诗中内容虽是怀古，然而立意却在眼前，既是追忆金元形势扭转的史事，又是彰明自己作为元臣对于本国兵力强大的自信。北方文士对于南宋之衰微庸懦的轻蔑，在此诗中亦尽显无遗。

第三类诗作，则是文士在扈从途中，过居庸关时所作的承平颂圣之作。

元代扈从制度是基于“大都—上都”两京制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从忽必烈时起，元代皇帝便每年春去秋回，移驾上都，巡幸避暑，翰林国史院文士亦在扈从之列。因此，有元一代许多著名文士，均曾扈从上都。而居庸关作为大都与上都驿路之间重要的关垭，几为必经之路，因而许多文士均在扈从途中对居庸关进行吟咏，“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涂，率以夜度关，跸止行人，列笼烛夹驰道而趋。”[4]其中，借居庸关而抒发对于国力昌盛的自豪，彰显大国自信的颂扬之作自不可免。柳贯为“儒林四杰”之一，并官至翰林待制，因而亦曾扈从，他过居庸关时，便对于扈从时皇家的浩大气象有所描写：“属兹景运开，六服联绥荒。两京备巡聿，离宫岌相望。守岳将考制，如祠匪求祥。式瞻龙德中，足征皇业昌。请继王会篇，勿赓祁招章。”(柳贯《度居庸关》)在柳贯看来，皇帝巡幸两都时的威严仪仗及整肃的礼制，足以证明王朝的昌盛兴隆。如柳贯这般以居庸关为题的扈从诗作尚为数不少。胡助与柳贯一样，均曾在翰林国史院供职，在扈从途中，亦有类似的诗作产生：“黄屋年年度，深仁育黔黎。从官多名儒，山石徧题诗。伊余备史属，斐然愧文辞。矧兹中兴运，歌诵职所宜。皇灵符厚德，岂曰恃险巘。”(胡助《居庸关》)胡助较之柳贯言说较为直白，直言皇恩之浩荡，歌颂皇帝之仁德，认为居庸虽险，然而在皇帝的仁政之下，并不需要凭恃其地势，便可化民成俗，天下太平。在这里，居庸之险反而成为了衬托，意在反衬出当时帝王的贤明。

稍早于柳贯、胡助的吴师道，与柳、胡二人均属婺州文士群体，亦在居庸关之诗作中表达了相似的内容：“皇衢坦荡荡，来往无惊猜。毡车正联络，怒辙奔春雷。前趋见行殿，遥峙积雪堆。腾凌万马骑，暮绕龙虎台。愚生一何幸，获忝儒臣陪。凭高未成赋，琐琐嗟微才。”(吴师道《居庸关》)吴师道对于扈从场景，有着较为直接并详细的描写，将扈从队伍之严整浩大勾勒出来，从其描述之中，可以略微窥见当年元代皇帝过居庸时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扈从诗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南方文士，于诗作中出现歌功颂德的内容也以南士为多。无论是吴师道、柳贯还是胡助，均属翰林国史院的南方文士，在元臣中地位非尊，他们在扈从中创作的一些歌颂之作，难免有以诗赋取悦皇帝的嫌疑。结合元代后期国力日衰的历史语境来看，不难从南方文士对于居庸关的颂圣之作中看出他们的地位之边缘化，仅能担当辞章之士的尴尬地位。然而，这些诗作作为元代特殊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也从另一个侧面，窥得当时文士的境遇与心态，因而自有其价值，甚至影响了后世一些关于居庸关诗作的内容与主题。

三、地缘与政治：居庸关意象成因之探讨

以居庸关为题的诗作之所以在元代得以勃兴，其原因是多重的，然概而言之，大致可归为三：

首先，居庸关本身即是名胜，悬崖峭壁，狭道层峦，其险峻之势十分罕见，自古就是天下名关，为人所瞩目自非罕事。元代文士对于居庸关之特征有许多详细的描写，王恽之说最为平实可征：“入居庸关，世传始皇北筑时，居庸徙于此，故名。两山巉絶，中若铁峡，少陵云：‘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积铁’者，盖写真也。控扼南北，寔为古今巨防。”[5]中堂事记上有元一代凡赋诗居庸关者，多对其形势做出过描述：“连山东北趋，中断忽如凿。万古争一门，天险不可薄。”(黄溍《居庸关》)居庸关的险要峻峭，对于首次目睹此景的文士无疑颇具冲击力：“叠嶂缘青冥，峭絶两崖束。盘盘龙虎踞，岑巘互回伏。重关设天险，王气舆坤轴。”(廼贤《居庸关》)凡是亲见居庸关者，无一不为其冲要地势与绝巘峭壁所惊，因而多有赋诗，亦属人之常情。险要的地势与雄壮秀丽兼有的风光，使得居庸关为古今文士所关注，具备了先天的条件。

其次，从元代开始，大都正式成为全国范围内政治文化的中心，并首次使得政治文化中心北移至燕赵之地，打破了此前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的格局。元代对这一格局的突破，无疑是建立在其疆域极大地扩张的结果。元代幅员辽阔，“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6]，对疆域之开拓可谓空前。在这种情况下，以往的边塞之地，便成为了元代的腹里地区。居庸关毗邻大都，原本属于分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活动区域的界线，“形势自雄壮，古来番汉分”(刘鹗《居庸关》)。然而，这种情况随着元代版图的拓展变得不复存在，居庸关成为了临近京畿之所。供职于京师的文士，途经或至居庸关游览均非难事，因此必然会出现大量以居庸关为题的诗作。从元代起，居庸关便由边塞之天险转变为拱卫京畿北防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功能随着地理版图的变化而转变。文士亦由少有履足到纷至沓来，居庸关题诗在元代乃至后世的大量出现，正是中国政治重心北移所引发的一个细微的文学现象。

最后，元代独有的扈从制度，使得居庸关成为驿路上重要的纳钵之一，夜过居庸成为巡幸路上经常出现的仪式。由于元代文士大量出现在扈从队伍中，对于居庸关这一必经之地，他们纷纷赋诗吟咏，相为酬唱。其内容虽未必尽是歌功颂德之作，却在制度层面为文士接触并熟悉居庸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杨允孚《滦京杂咏》对于扈从时夜过居庸曾有过描述：“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听啼莺。”有元一代，由于两都巡幸制度贯通终始，因而元代文士不断扈从上都，也在同时对居庸关甚是熟稔。经过层累式的歌咏赋诗，使得居庸关的文学意象逐渐确立并完善，对后世相关的诗作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通过元代诗人的大量题咏，居庸关作为一个文学符号，为后世诗人所持续关注。诗文风尚往往随着时代的潮流而有所改变，而文学上的意象一经前代确立，基本上就稳定在固定的所指空间内，很少有大的转变。具体而言，元代题咏居庸关之诗在后世延续最广的，当属“居庸叠翠”一题。居庸叠翠作为燕京名胜，其名便得自于元代，“曰居庸叠翠，盖即元所谓“金台八景”者，颇更定之”[7]，后世以“居庸叠翠”为题者不知凡几，诗作大部分以摹景为主，间有怀古，亦有一些希望居庸关能够拱卫京师稳固，立万世不拔之基的颂赞之作，总的来说是对元代居庸关诗内容的糅合。如明代文士胡广，其《居庸叠翠》便是如此：

军都之山矗居庸，飞崖曲折路当中。白昼千峰阴欲雨，翠屏万叠高连空。西望洪河底柱小，东接沧溟碣石雄。天非长城限南北，神京永固无终穷。

除胡广外，尚有许多明清文士表达在居庸叠翠诗中表达了相似的内容。①

元代之后，以居庸叠翠为题的诗作内容大率不出前代之范围，文士多将居庸关视作拱卫王畿的要塞，诗中少了冷峭凄清意象的表达以及对于王朝兴替的怀古之思，取而代之的是优美祥和的承平气象。

元诗中关于居庸关诗作的明确分类，在后世的相关诗作中虽也有体现，然而却无如此明显的分野。由于元代以后扈从制度不复存在，随之共生的扈从诗亦不可能继续发展。元代文人所作居庸关之诗，其独异性正是在扈从过程中所产生的，其情感体验虽然是个人化的，但其生成机制却源自扈从制度，这一点与后世诗作有所区别。然而，仅就居庸关诗作而言，元代文士诗中的内容，到了明清之后仍然得到了保留，只是由于其制度的迥异，元代居庸关诗作为扈从纪行诗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因而有其独异之处。由居庸关诗作中所略微窥得的元代文士心态之演进与转变，正是其与明清士人的差异所在。由于历史语境的差异与转变，使得元代文士与后世文人对于居庸关的历史想象与叙述既存在着相通之处，也存在有一定的断裂。而通过对于元代居庸关诗的考察，可以看出有元一代对于居庸关的历史想象，是如何影响并决定了后世的相关创作。与此同时，创作于扈从制度下的居庸关诗作，也因为扈从制度的消亡，而成为绝响。

[注释]

①此类内容之诗在明清居庸关题诗尚有许多，然囿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胪列，兹录两首。[明]王绂《王舍人诗集》卷四《居庸叠翠》：“峰峦叠叠树冥冥，黛翠浮光向日横。髙耸青霄临北极，遥连紫塞到东瀛。路通绝域来番使，天设重关壮帝京。四海车书今混一，好磨崖石颂皇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彭蕴章《松风阁诗钞》卷八《居庸叠翠》：“千里龙蟠拥帝京，蠮螉山色插天横。于今绝塞巡黄幄，终古雄关护紫荆。佳气葱葱连北极，仙云蔼蔼接东瀛。九边要地归冯翊，四海为家咏太平。”(清同治刻彭文敬公全集本)

[参考文献][1][战国]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M].四部丛刊初编本.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321.

[3][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066.

[4][明]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51.

[5][元]王恽.中堂事记上[A].秋涧先生大全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6][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345.

[7][明]李东阳.京都十景诗序[A].怀麓堂集(卷二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李春辉]

DOI:10.16161/j.issn.1008-0597.2016.01.006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16)01-0034-05

[作者简介]王桢，男，河南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翰林国史院与元诗风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CZW040。

[收稿日期]2016-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