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视野下的李陵台

2016-03-09梁建功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1期

关键词：李陵

文化地理视野下的李陵台

A Study of Li Ling T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梁建功

LIANG Jian-gong

(河南大学,河南开封475001)

(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China475001)

[摘要]元代李陵台位于闪电河沿岸，面向金莲川草原，是大都前往上都的重要驿站，同时还是上都路为数不多的人文景观。元代扈从文士除了在李陵台创作出大量写景诗，他们还品评历史人物，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展现其对待忠诚与个人遭遇的不同价值取向。在此过程中，李陵台的内涵也随之深化，展现出实用、自然、历史文化交织的多重内涵。

[关键词]李陵台；扈从；李陵；多重内涵

自忽必烈开始，两都巡幸制度使得大量任职翰林国史院等文化机构的文士能够随同皇帝前往上都，在扈从途中，这些文士创作出大量扈从诗歌。由于李陵台的存在，这些扈从诗中存在不少有关李陵事件的咏史诗。李陵台作为上都路十八大纳钵之一，首先要承担驿站的功能。其次优美的自然风光又使得其成为滦州八景之一。最后，众多文士在此咏史抒怀，使得李陵台的历史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元朝灭亡，李陵台驿站遂遭毁弃，附近地区成为明军同元朝残余势力交战的前线。李陵台在明代文士诗文中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一人文景观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从文人视野中消失。

一、元代李陵台位置考证

元代李陵台驿站与前代李陵台位置并不相同。

(一)元代以前李陵台的位置。自唐代开始李陵台就已经作为草原地区重要的文化景观出现，但是和元代的李陵台相比，不仅其地理位置不同，二者功用也是不同的。杜佑《通典》最早记载李陵台：“单于大都护府，战国属赵，秦汉云中郡地也。大唐龙朔三年(663)，置云中都护府，又移瀚海都护府于碛北(瀚海都护旧曰燕然都护府)，二府以碛为界。麟德元年(664)，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领县一：金河，有长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台、王昭君墓。”[1]由《通典》可知，唐代的李陵台在单于大都护府下属县的金河岸边。而唐代的单于大都护府在秦汉的云中郡地，据今考古发现可知，云中郡治云中县在今托克托县东北古城村古城，因此唐代单于大都护府也在托克托县。《水经注》中记载：“榆林县有金河、紫河，自马邑郡善无县流入境，合金河南流入大河。”[2]金河与紫河汇合流入黄河，而今托克托县内有大黑河流入黄河，因此古时所谓金河即今之大黑河。昭君墓就位于呼和浩特市内大黑河沿岸，因此杜佑所指李陵台位于今天托克托县境内大黑河河岸旁边。唐代李陵台与昭君墓的景观功能一样，都是作为一种供人凭吊的人文历史景观而存在的，不具有实际功用。

(二)元代李陵台位置。元代李陵台的位置与唐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忽必烈在领命总理漠南汉地军政大事时命令刘秉忠在金莲川营建开平城，1263年忽必烈将开平改名为上都，第二年营建燕京，命名为大都。此后忽必烈每年春季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至此延续整个元代的两都巡幸制度建立。《经世大典·站赤》中记载上都路站赤有桓州站、李陵台、察罕脑儿站、牛群头站、独石站、赤城站、龙门站、雕窝站、洪赞站、榆林站、雷家站、宣德府站、涌泉站、辛店站、凌云站。此外还有蒙古三站：懴道土站、七个岭站、尖山寨站。李陵台是其中最大的纳钵之一。

对于李陵台位置的考察首先需要确定元代文士的扈从路线，通过扈从路线来查找李陵台的大致方位，最后通过与李陵台相邻的几个驿站来确定李陵台的大致方位。

王恽扈从路线考察。王恽《中堂记事》中记载扈从时间以及沿途经过的驿站十分明确。翰林文士周伯琦在《扈从诗·前序》中记载从大都前往上都共有四条路线：“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3]元代文士王恽扈从北上时所走路线为驿路。

王恽在今天北京境内的主要路线是从大都大兴门北门出发，经过海淀区，前往龙虎台住宿，后又到南口，从南口出发又到居庸关，然后进入延庆县，从延庆县继续向西北前行，到达今天的八达岭。“二十二日，役来趣合省北上。越三月壬戌，五日丙寅，未刻，丞相禡禡与同僚发自燕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偕行者：都事杨恕，提控术甲谦，详定官周止，省掾王文尉、刘杰。六日丁卯午，憩店距京二古里。凡省部未绝事务，于此悉行次遣，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戊辰，卯刻，入居庸关。世传始皇北筑时，徙居庸于此，故名。”[4]此文中所谓“通玄”即为元大兴门北门，《金史·地志》“中都路”：“天德三年，始图上燕城宫室制度，三月，令张浩等，增广燕城门十三……北曰会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5]P572王恽文中所载新店即龙虎台，而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州西北二十四里，为居庸关南口。”[6]而此南口即今北京昌平西的南口镇。从居庸关出来后，到达缙山县，因元仁宗出生在县境内香水园“今名龙庆州者仁庙降诞其地故也。”[3]前序故缙山县在元代改名为龙庆州，而龙庆州在明代隆庆年间改为延庆州，即北京的延庆县。“己巳，辰刻，度八达岭。于两山俯望燕城，殆井底然。出北口，午憩棒棰店。天容日气，与山南绝异，以暄凉较之，争逾月矣!午饭榆林驿。其地大山北环，举目已莽苍沙碛，盖古女为川地也。”[4]

王恽在今张家口市境内主要为：从八达岭出来后继续前行到达张家口怀来县境内的新保安镇，扈从队伍继续西北行进，到达宣化县。后折向东北到达今天沽源县境内。

“己巳，辰刻……是夜宿怀来县。”[4]怀来县即今张家口市怀来县。“庚午，泊统墓店。询其名，土人云：店北旧有统军墓故称。是夜宿雷氏驿亭。”[4]此“雷氏驿亭”就是今天的张家口市新保安镇。《清一统志·卷四十·关隘》：“新保安城，在怀来县西北七十里，即故保安卫也。其地本名雷家站，明景泰二年……改筑新城”[7]。“辛未，午刻，入宜德州。”[4]此州为今天张家口宣化县。而后扈从队伍从宣化出发，经过牛群头驿站。周伯琦《扈从集·前序》说：“遂历哈扎尔至什巴尔台，其地多泥淖，以国语名又名牛群头，其地有驿，有邮亭，有巡检司，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驿路至此相合而北。”[3]牛群头驿为扈从路线中规模比较大的站赤。

此后扈从队伍到达扈从途中第一个行宫察罕脑儿。忽必烈在上都的东西两面各建两座行宫，即东凉亭、西凉亭。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诗“凉亭千里内，相望列东西”[8]卷二中所指“凉亭”就是东西凉亭。又曰：“上京之东五十里有东凉亭，西百五十里有西凉亭，其地皆饶水草，有禽鱼山兽，置离宫巡狩至此，必猎较焉。”[8]元代北行途中所建设的两座凉亭为皇帝休息狩猎之地，这里水草丰美，禽兽众多。周伯琦《右牛群头》诗：“凉亭临白海，行内壮黄图”[3]中可知西凉亭“白海”为行宫面临大湖。今人陈得芝在《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中考证其在今沽源县境内。同时从王恽扈从的路线以及当地的自然条件来看，只有沽源县符合上述条件，沽源作为滦河的源头，境内湿地众多，同时闪电河流经沽源，此察罕脑儿当在沽源境内。

王恽从察罕脑儿出发于二十四日留宿桓州旧城“二十四日乙酉，次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陵台。”并于二十七日到达开平，“二十七日戊子，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在，宛然也。距旧桓州三十里。二十八日己丑，饭新桓州。未刻，扈从銮驾，入开平府。”王恽文中所记载站赤主要有桓州站、李陵台、察罕脑儿站、牛群头站、榆林站、雷家站、宣德府站。结合王恽从上都返回大都时，“二十一日辛亥，辰刻，由都西门出，是夜宿桓州。”“二十二日壬子，抵旧桓州。”“二十五日癸丑，前次牛群头，取直东南，下崖岭宿山南农家，明日甲寅，居云州张继先家。”“二十五日乙卯，自望云沿龙门河南行。行入寒山峪。”[4]可以确定王恽所行路线为：

首先从大都城北门出发，向西北行进，至昌平(即龙虎台、南口、居庸关)，后进入延庆县之八达岭，到达今怀来县(内有榆林站与雷家站)，继续北行到宣德县(有宣德府站)，进入今赤城县(内有赤城站、云州堡、龙门峡)，从赤城县向北到达今天的独石口北石头城，即牛群头站。继续向北到达沽源县内察罕脑儿站。离开察罕脑儿站到达滦河上游的桓州旧城，出桓州城西南四十里到李陵台，出李陵台至新桓州城，出新桓州片刻到达开平府。

而周伯琦《扈从集·前序》记载：“此去纳钵曰郑谷店，曰明安驿泥河儿，曰李陵台驿双庙儿，遂至桓州，曰六十里店。桓州即乌丸地也，前至南坡店，去上京止一舍耳。”[3]这就说明在李陵台附近还有一个明安驿。而《大清一统志·卷五四八·古迹》记载： “明安，明初开平西南第三驿，城西有凉亭旧址，又西白海子也。”[7]即察罕脑儿站向东到达明安驿。又曰： “威卤驿，亦名李陵台。”[7]《尚书王文安公传》曰：“惟城止门有石出尺余，掘土拭磨观之，额曰：李陵台驿令谢君徳政之碑。”[9]《畿辅安澜志》曰：“威卤城，蒙古呼波罗河屯。犹华言青城也。在明安城东北六十里。”[10]也就是说在明安城东北为李陵台。李陵台东北为旧桓州城，据《金史·地理志》：“桓州有金莲川，有凉陉。金莲川更名曷里浒东川。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陉。”[5]P566《大清一统志·卷五四八·山川》也记载桓州故城在“直独石口东北一百八十里。”

综上所述，李陵台在明安城东北六十里桓州旧城西南四十里。桓州城在今独石口镇东北一百八十里处，今天的考古证实明安驿在今马神庙古城。由此推算，李陵台在闪电河沿岸，沽源县东北70多里，正蓝旗西南70多里处。

二、自然与人文：李陵台的双重内涵

李陵台驿站是滦州八景之一，也是上都路中最具历史文化内涵的驿站。李陵台兼具自然与人文双重内涵。李陵台紧靠闪电河，面临金莲川大草原，自然景观十分优美。同时作为两都之间重要的交通节点，李陵台需要接待元代帝王率领的庞大扈从队伍以及南来北往的信使、军队。人员的频繁流动使当地变得十分热闹繁盛。元代许有壬、胡助、贡师泰等文士在其诗文中对此都有描述。

一、李陵台附近的自然景观。李陵台位于闪电河沿岸，东北为金莲川草原，自然景观十分优美，元代文士诗文中大量关于李陵台附近自然景观的描述。李陵台周边的金莲川大草原，以及草原上的牛羊以及奔马成为文士诗文中描摹的对象。许有壬诗《李陵台谒左大夫二首》：“马驰如蚁散平冈，帐室风来百草香。羱盏泛酥皆黑湩，瘿盘分炙是黄羊。”“李陵台下驻分台，红药金莲徧地开。斜日一鞭三十里，北山飞雨逐人来。”[11]文士胡助《再赋李陵台》有“李陵台畔秋云黄，沙平草软肥牛羊。”[12]卷五扈从文士在李陵台不仅能够看到牛羊遍地，骏马奔驰在遍地金莲花的大草原，同时享用颇具草原风味的奶酪、烤羊等美食，对于一路辛苦扈从的汉族文士来说，这应该是扈从途中美妙的感官体验。以布衣身份行走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文人杨允孚在其诗文中也有关于李陵台周围金莲川草原阔大，以及月夜下的李陵台月白风清，时有狼啼的景色。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有诗曰：“李陵台畔野云低，月白风清狼夜啼。”[13]卷上

二、信使、大军多往来。李陵台作为元代上都至大都之间重要的站赤，信使、军民往来众多。因此元代文士诗文中有不少对这一现象的描述。贡师泰在《滦河曲》中描述了外国使臣朝见元帝以及臣下为皇帝进献瓜果的情形：“椎髻使来交趾国，槖驼车宿李陵台。遥闻彻夜铃声过，知进六宫瓜果回。”[14]陈孚在《明安驿道中》描述手持弓箭的大军经过李陵台的壮观景象：“风吹滦水涌如淮，十万雕弓饮马来。长啸一声鞭影动，金鞭飞过李陵台。”[15]

三、李陵台上开大宴。作为临近上都的纳钵地，每年元代帝王北上上都期间，都要在李陵台驻留，并在此大开宴席，不少文士诗中都有记载。杨允孚在《滦京杂咏·卷下》中描述李陵台大宴：“白白毡房撒万星，名王酣宴惜娉婷。李陵台北连天草，直到开平县里青。”[13]杨允孚诗文中对元代帝王在李陵台举行宴会的情形，也可以看出元代帝王北上上都时规模之大。而色目文士马祖长《车簇簇行》则对作为临近上都三大纳钵地之一李陵台的繁盛做出精彩的描述：“李陵台西车簇簇，行人夜向滦河宿。滦河美酒斗十千，下马饮者不计钱。青旗遥遥出华表，满堂醉客俱年少。侑杯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陆离。细肋沙羊成体荐，共讶高门食三县。白发从官珥笔行，毳袍冲雨桓州城。”[16]卷五从马祖常的描述可以看出依托李陵台，其附近已经形成一个物质供应丰富，并且伴有娱乐活动的居住地。李陵台作为十八大纳钵地之一，一直承担着来往上都与大都之间的帝王以及行人的住宿、物质供给的责任。而北上的文士在此住宿、休整，在此期间来自汉地的这些文士充分领略了草原宏阔壮美的自然风光，因而其诗中对李陵台所在金莲川草原的描述与赞美不仅仅记述了这些文士在扈从途中的重要活动，还扩大了汉语诗歌的审美题材范围。

除此之外，李陵台中所包含李陵登台望乡的历史意涵还引发了这些扈从文士对李陵事件的集体抒怀。这些文士有的深切同情李陵不幸的个人遭遇，也有的则批评其叛主投敌。元代文士对李陵投降匈奴一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同情李陵的历史遭遇。伴随着元代扈从文士对李陵历史遭遇的深切同情的是对汉武帝不顾事实，滥用威权的不满，也有对司马迁仗义执言的肯定。参与编修辽、宋、金三史的张翥诗中有：“英雄不死非无意，空遣归魂故国来。”[17]P116直接将李陵称之为英雄。翰林待制、集贤学士贡奎就直接指出李陵降匈奴于情于理都是合情合理的。“赴死宁无勇？偷生政有为。事疑家已灭，身辱义何亏？汉网千年密，河梁五字悲。荒寒迷宿草，欲问意谁知？”[18]P157李陵深陷重围，不得已而投向匈奴，希望日后能够有所为，但是汉武帝听信他人之言而杀李陵全家，这就使得李陵投降匈奴的行为“义何亏”。而色目翰林文士乃贤《李陵台》不仅对李陵虽陷险地仍然奋勇杀敌的行为进行赞扬，还直斥汉武帝“少恩信”：“呜呼李将军！力战陷敌围。岂不念乡国？奋身或来归。汉家少恩信，竟使臣节亏。所愧在一死，永为来者悲。”[19]而南方汉族文士袁桷对于李陵当时的处境似乎感触格外深。“汉法重失律，轻生表奇才。一跌不能返，欷歔壮心摧。形影胡越分，骨肉参商乖。万事已瓦解，谁能写余哀。”[20]P827李陵因为军事失败，“矢尽弮空计未疏，囊封朝奏似怜渠。”[20]P816最后不得已而降敌，直接导致与自己的亲人“骨肉参商”。这些元代文士对李陵同情的主要理由在于他们认为李陵并不负汉：“臣岂负朝廷，忠义夙所尚。”[21]P260

二是赞扬司马迁仗义执言。司马迁客观陈述李陵降敌是形势使然，此后必当报汉。但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有“欲沮贰师，为陵游说。”最后“下迁腐刑。”[22]P549而元代文士在李陵台创作的诗歌中有不少赞扬司马迁刚正直言的诗句。袁桷直接赞扬司马迁：“昂昂司马生，义色与壮怀。”[20]P827直斥汉武帝“汉家天子春秋责，从此降臣直笔书。”[20]P816而金华文士黄溍赞扬司马迁能够秉持求实的精神而敢言进谏：“常怜司马公，予夺多深意。奏对实至情，论录存大义。史臣司述作，遗则敢失坠。”[23]P18

三是指责李陵辜负汉恩。除了同情李陵的历史遭遇之外，元代文士所作咏李陵台的诗歌中有不少对李陵的降敌行为提出批评。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柳贯对李陵投降匈奴的行为提出直接的批评，李陵身负汉天子赋予的军事重任但是“想其深入初，步卒亦材壮。手张天子威，气夺名王帐。覆军□囚虏，此志乃大妄。”[24]兵败被俘但是不能杀身以报天子，而是成为匈奴的俘虏，这种行为被柳贯称之为“大妄”。柳贯又进一步指责李陵娶匈奴单于之女为妻是“一为情爱牵，皇恤身名丧。”[24]浙江文士胡助《李陵台》也认为李陵：“君恩如水覆，臣罪与天通。”[12]卷七元代文士诗文中在批评李陵辜负汉恩时，还经常用苏武北海牧羊来映射李陵降匈奴事。马祖常《李陵台》诗中不讲李陵故事而赞扬苏武牧羊事：“颇闻苏属国，海上牧羝羊。”[16]卷四其褒贬之意可见。胡助《李陵台》诗则中有：“河梁他日别，凄断牧羊风。”[12] 卷七表达出对苏武的赞扬。从以上不同文士所做诗歌可以看出，同情李陵包括赞扬司马迁的文士多认为李陵在当时情况下投降匈奴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家人被杀的情况下只有投降一条路。而指责李陵投降匈奴行为的文士则多用苏武北海牧羊之事对比其投降之事，既然苏武可以北海牧羊以待汉主，李陵为何要投降匈奴。因此对李陵投降匈奴持理解同情态度的文士多从人情事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指责李陵的文士多从忠君观念出发对李陵发出道德责问。

元代李陵台已经从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草原驿站向具有多种文化内涵的草原人文地理景观转变。元代文士描写李陵台的诗文中多是对其附近草原风光的赞美以及草原诈马宴的描述，而来自汉地的文士第一次进入广袤的草原，在李陵台驿站中观赏草原景观的壮美，体味异质文明的特殊风情。李陵台也就成为汉地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之地，因此文化交融也就成为李陵台这座融汇草原景观与当世文人情怀的地理景观的重要文化内涵。除此之外，李陵台超越了时间的局限。传说中的李陵台是作为李陵望乡而建，其景观功能是历史回想。《汉书·李广苏建传》中载李陵送别苏武归汉时舞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报恩将安归。”[22]P552身在匈奴的李陵纵然想归乡，但已经胡服椎结，同时考虑到自己在汉朝名声已毁，为了不再受辱忍弃还乡之念而病死匈奴。后世在演绎这段还乡故事时，想象李陵筑望乡台以寄托故乡之思。来自汉地的元代文士在来到以此为名的异域之地多有感发与议论。这一承载后人对李陵故事历史想象的地理景观在历经千年后又在元代文士这里重新得到展现，而这使得李陵台成为上都至大都十八大纳钵地中最具文化与历史内涵的站赤。

三、政治变奏下的地理景观：明代诗文中的李陵台

明初上都及附近地区已成为明朝与北元残余势力征战角逐的前线，李陵台也随即遭到毁弃。“五月旋师过威虏镇李陵城已四十里，上召公曰：‘闻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视之。’复遣锦衣卫官校随之以行，时城中被虏杀掠烧毁一空”[9]唯余一碑略可读。永乐年间改李陵台为威虏驿。明代文人诗中对此也有直接的描写“滦河河北开平府，云是前朝故上都。万瓦当年供避暑，孤城此日事防胡。”[25]

同为李陵台，在元代它是皇帝巡幸上京的必经之地，是文士领略异域文明绝佳场所；在明代它却变成两族相争的战场。同一地理景观在不同时代涵意的差异在文人心理中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投射。元、明两代文士诗文中对李陵台的不同描述就是这种投射的直接反映。如果说元代文士诗文中的李陵台是一个可以观赏到草原上骏马奔驰，品尝到草原烤羊，同时又能在月白风清的夜晚时听狼啼的异域文明载体，而在明代文人看来，李陵台已经变得无比萧索。“龙冈夜照乌桓月，凤辇时巡敕勒区。何处登临□愁寂，李陵台上望平芜。”[25]当年元帝巡幸热闹非凡的上都地区，从李陵台向周围眺望满目萧条荒芜。不过同元人一样，明代文士经过李陵台时也多有感怀李陵降敌之事，其诗中也多流露出对李陵降敌的不满。“天命虽弗遂，一降颜有腼。居胡二十载，咄嗟不再回。至今荒泽里，徒有望乡台。扈从破虏还，裵回重延佇。怀哉苏子卿，与君不同语” 。[26]

和元代诗文存在大量对李陵台的描写不同，明代诗文中的李陵台主要有以下特点：

1.明代诗文中出现对元代的李陵台驿描写极少。上文引用的两处诗是明代文人直接描写李陵台的诗句，此外并未发现其他文士对其进行描写。

2.明代诗文中大量出现的李陵台并非元代李陵台驿站而是文化观念中的李陵台。一方面明代诗文中的李陵台往往是边塞的代表。如谢四演《塞下曲》：“秋高沙漠断鸿哀，大将旗翻风色来。落日半天追虏骑，弯弓直过李陵台。”[27]唐之纯《留别钱塘友人戴钱二公》“西子湖边灯照月，李陵台下雪如云。一身万里寻常事，塞北江南几夕曛。”[28]另一方面，李陵台还是投敌变节的耻辱象征。明代诗文中多赋予李陵台一定的感情色彩，如“乍闻南雁数声哀，寄语交河汉使回。不是望乡无处所，月明羞上李陵台。”李陵台成为投敌变节的一种象征，寄寓了明代文士对李陵投敌之事的道德评价。

对比元、明两代文士对李陵台的描述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李陵台在不同时代的地位差异。在元代李陵台作为上都地区十八纳钵地之一,一直是上都与大都往来的交通要站，每年往来两地的皇帝扈从队伍以及差役、军旅等络绎不绝，所以元代文士诗文中的李陵台驿站多繁盛热闹。随着元政权退出中原统治，上都以及附近的驿站随即遭到毁弃，滦河附近地区在明初成为元朝残余势力与明朝交战的前线。在明代只有少数随同皇帝亲征的大臣才能够到达滦河地区，他们看到的李陵台驿站也是破败不堪。因此明代文士诗文中关于李陵台驿站的描述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评论明显少于元代，同时其诗文中展现出的感情也多是寂寥、感伤。明代诗文中大量出现的李陵台是历代文化积淀下的李陵台。这些文人并不象元代文人那样能够大规模地游历广袤的边疆，因此其诗文中的李陵台多是沿袭唐宋之时形成的文化内涵。所以元代文人对李陵台的描述多是写实的，而明代文士诗文中的李陵台多是带有写意的色彩。

从元代到明代，李陵台从两都之间的大驿站到只剩一通石碑。这种变化在元、明两代的诗文中都有直接的体现。伴随着李陵台驿消失的是元代汉地文人大规模前往草原地区的扈从经历，明代文人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元、明两代文士不同的生存处境使得其诗风也展现出不同的风貌，从两代文士诗文中对李陵台的不同表现展现出的正是这种变化。由此可见对于同一地理景观而言，不同时代人的生存境遇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地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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