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扈从诗视野下的龙虎台及其诗作

A Study of the Longhutai and its Related Poems in the Sight of the Yuan Literary Retinues’ Poetry

马奥远

MA Ao-yuan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0)

(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GuangxiChina541000)

[摘要]元代皇帝两京巡幸往返途中，居庸关南、昌平县境内的龙虎台都是其必定驻跸之所，元代龙虎台诗作因扈从制度而起，它在元代扈从纪行诗中展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元代文人也留下了一批与龙虎台有关的诗文作品，通过对元代龙虎台的文献的梳理，还原龙虎台在元人心中的地位，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心中的龙虎台凝聚了复杂的政治意义。对龙虎台的褒扬，表现的是对大元盛世的赞颂。而极少数的异质类作品实际上也是固化的龙虎台意象的侧面反映。

[关键词]龙虎台；扈从纪行诗；盛世；固化意象；文人心态

自忽必烈时代起，元朝设立两京，即上都(开平)和大都(燕京)，自此元朝皇帝每年的两京巡幸制度逐步确立。其路径据周伯琦《扈从集》称有四条，而据陈高华先生考证为三条。元代皇帝两京巡幸往返途中，居庸关南、昌平县境内的龙虎台都是其必定驻跸之所，两都巡幸例有文臣扈从，并时常沿途作诗赋咏，元代文人也留下了一批与龙虎台有关的诗文作品，在此称其为龙虎台诗作。扈从纪行诗是元代较为独特的文献，而龙虎台诗作又是扈从纪行诗中政治意味浓厚的文献，通过对龙虎台诗作的梳理，可以发现龙虎台在扈从制度中的地位和扈从制度对元人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一、元代扈从制度下的龙虎台功能及地理考略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除了龙虎台诗作以外，元人杂著、文集及《元史》中也有涉及龙虎台的文献记载。为了更好的确定龙虎台在元代的具体功能，先对有元一代除了龙虎台诗作外，现存的元人及《元史》对于龙虎台的其他文献记载进行梳理，目的在于考察在元代扈从纪行诗的场合之外，龙虎台的意义所在。

元人对龙虎台最早的记载来自于《元朝秘史》：

1.“成吉思中军随后到来，将金国的契丹、女真等紧要的军马都胜了。比至居庸，杀了的人如烂木般堆着。者别将居庸关取了，成吉思入关至龙虎台下了营，遣军马攻取北平等郡。”[1]P340成吉思汗征金时活动，攻破居庸关，驻扎北平近郊的龙虎台，可以看出龙虎台的地理位置较为重要，适于大军驻扎。

2.“兔儿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国，命者别为头哨，遂败金兵过居庸关。斡歌歹驻军龙虎台，分命诸将攻取各处城池。”[2]P385窝阔台征金时也效法其父，于龙虎台驻军，将此地作为运筹帷幄之所。

其次，龙虎台之在元人文集中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地理名词：

1.孛朮鲁翀《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大德九年)“秋九月，觐龙虎台。”[2]卷六八

2.程矩夫《太原宋氏先徳之碑》：“延祐元年……秋八月，天子至自上都，驻跸龙虎台，公卿百官奉迎。”[3]

3.虞集《平章政事张公墓志铭》：“延祐二年……间车驾时廵，既度居庸，皇太后宫幄在龙虎台。”[2]卷五三

4.虞集《曹南王世德碑》：“建元天历……癸未，太师右丞相会诸将于龙虎台下，奏凯于朝。”[2]卷二五

5.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文宗北幸，还驻龙虎台。”[4]

6.王沂《熊石心诗序》：“至元二年秋九月，沂望属车之尘于龙虎台。”[5]

7.许有壬《特进大宗师闲闲吴公挽诗序》：“皇帝即位……恭迓龙虎台。”[6]

8.杨维桢《春远轩记》：“后计偕上京师，得归游览，度居庸，陟龙虎台，下视齐、鲁、晋、宋、荆、秦、吴、越之虚，民物熙然，如在春台，了者无畔岸。”[7]

9.周伯琦《扈从集》：“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皁角、至龙虎台，皆巴纳也。国语曰巴纳者，犹汉言宿顿所也。龙虎台，在昌平县境，又名新店①，距京师仅百里……至居庸关，关南至昌平龙虎台。”[8]

从上述的元人文献记载来看，除了第四条是在此发生战事、第八条乃杨维桢游览至此以外，其余的都是元代扈从文人伴随皇帝北上大都时的旅途所见，可见，龙虎台是他们的必经之地也是途中休息的场所。

最后，见诸《元史》的有：

1.《元史》卷一二《世祖九》：“十九年……八月……大驾驻跸龙虎台。”

2.《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文宗尝驻跸龙虎台，祖常应制赋诗，尤被叹赏，谓中原硕儒唯祖常云。”

3.《元史》卷一四七《张柔传》：“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

4.《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二十七年……是岁地震，北京尤甚……时驻跸龙虎台。”

5.《元史》卷一七七《陈颢传》：“顺帝元统初，颢扈跸行幸上都，至龙虎台。”

6.《元史》卷一八三《孛术鲁翀传》：“从幸上京，次龙虎台……迎驾至龙虎台。”

7.《元史》卷一九〇《赡思传》：“泰定三年，诏以遗逸征至上都，见帝于龙虎台，眷遇优渥。”

第一到六条史料皆与扈从有关。第七条史料虽未明确说明泰定帝为何在龙虎台，也不妨根据扈从通例推测：泰定三年二月甲辰，泰定帝幸上都。据上文可知此诏书下达于上都，也即次年四月前后，而元代地域辽阔，各方隐逸赴阙觐见须以时日。七月，泰定帝车驾南归，其时此举已历时三月，众隐逸随大都留守百官迎迓于龙虎台，于时间上讲，较为合理，而在龙虎台接见隐逸，皇帝也便于立以恩信，宣扬文治仁德。

至此，通过对现存史料的梳理，基本可以确定，龙虎台在元代的职能确实是仅供元代皇帝两都巡幸时的驻跸之所在，即纳钵地。龙虎台在元代两都巡幸的往返途中有着特殊的功能：北上时在此驻跸，有文臣奏行程记，而南归时在此驻跸，则有大都留守百官迎迓于此，僧道都民，皆来观礼，可谓盛事。

《元朝秘史》记录了龙虎台最初的名字。《元朝秘史》畏兀儿体蒙语本的创作时间尚无定论，而其形成现在的这种以汉字记蒙语语音的特殊样式，则是在明初(1368-1382间)[9]，其中“龙虎台”的蒙语音译汉字为“失剌(舌)迭(克)秃儿(舌)”[1]P340，这些汉字所记之音在蒙语为何意，尚待方家解答。但是，只有推知此语在蒙语意非龙虎台，方有文章可做，若此语在蒙语中意为龙虎台，仍不可推知龙虎台之名为蒙古人所定、亦或蒙古人未至之前已有之地名。②

至于元代皇帝为什么在扈从途中选择在龙虎台驻跸，大概和龙虎台的地理形胜有关：龙虎台是一片高于周围地势的临山开阔地，并且适宜蒙古大帐驻扎，元代皇帝扈从仪仗甚壮，驻跸与此也较便利，而成吉思汗曾驻军于此，在此驻跸也颇有追寻先祖风韵之意。

二、元代龙虎台诗作的类型

现存的元代龙虎台诗作共涉及作者16人，以龙虎台命名的诗词作品29首，其他应该有更多。主要存在四种类型：扈从巡幸的文臣的诗作；扈从归途，百官迎迓龙虎台时的诗作；当时文人对前两种诗作的唱和应答；关于龙虎台的一般纪游或杂作。

1.扈从巡幸的文臣的诗作：袁桷(1首)，胡助(1首)，周伯琦(1首)，廼贤(1首)。其中袁桷和廼贤的诗作有明确的信息(文集中前后诸作的排列次序)说明它作于北上之路。他们的诗作虽然描摹了扈从仪仗和盛况，廼贤《龙虎台》：“千官候鸣跸，万骑如飞龙。帐殿驻山麓，羽葆罗云中。”(《金台集》卷二)袁桷《龙虎台》：“侍臣仰天威，长跪四方奏。往闻父老言，罗拜上万寿。”(《清容居士集》卷一五)，但诗作中更多的篇幅则在描述周围的自然环境。胡助《龙虎台》虽然提到了龙虎台迎迓宴饮之事，即“都人长此迎清跸，湛露光中白雁前。”(《纯白斋类稿》卷八)，但根据大部分龙虎台迎迓诗来说，它并没有描摹圣驾及宴饮的具体情态，虽有颂德之词，但也仅仅是基于地形地势而发的感叹，这与扈从南归，百官迎迓龙虎台的诗作风格大为不同(后文有论及)，所以此诗极有可能作于北上途中。而周伯琦的同名诗作则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风貌，他的诗作写于扈从的归途，全诗除第一句以外，皆极力描摹所谓皇元之气象，如“眀眀传正统，圣子及神孙。巡归遂驻跸，衣冠照乾坤。山川皆改容，草木亦被恩。”所谓“衣冠者”即留守大都并前来迎迓的百官，所谓“山川改容”、“草木被恩”者即君臣演礼中，周氏颂扬皇恩之语。同为扈从文臣于龙虎台所作之诗，其面貌之所以不同，除了个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分别作于北上与南归的不同境遇中。

2.扈从归途，百官迎迓龙虎台时的诗作：张之翰(1首)，陈孚(1首)，马祖常(1首)，吴师道(1首)，许有壬(4首)，刘鹗(2首)，吴当(2首)。这部分所谓“迎迓诗”也多具有类型化的特点。张之翰、陈孚、马祖常、吴师道的诗作可算作一类。其共同特点在于他们的诗作内容基本上都是在颂扬元代皇图巩固和扈从仪仗壮丽，如张之翰《龙虎台》：“年年积粟峯头月，长照君王象辂行。”(《西岩集》卷八)陈孚《龙虎台》：“微臣遥稽首，想象见龙颜。”(《玉堂稿》)马祖常《龙虎台应制》：“两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苍生乐至和。”吴师道《居庸关》：“腾凌万马骑，暮绕龙虎台。愚生一何幸，获忝儒臣陪。”(《礼部集)卷三)作为留守大都的官员，迎驾时发出这种感叹，并赋为歌诗，固然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许有壬、刘鹗、吴当三人的诗作中的情绪则显得较为不同。许有壬《龙虎台迎接次焦德元韵三首》充满了辞官归隐的情绪，如其三：“自信山林已半仙，山林回首又茫然。关河跋涉几千里，云水啸歌才二年。辇路云軿花接轸，故山茅屋竹为椽。鳯凰池上恩波阔，得似沧江理钓船。”(《至正集》卷二一)刘鹗的诗作则又表现出了较为消极凄凉的情绪，这在元人的龙虎台诗作里尤属另类，如《龙虎台肃驾》：“俯仰城空是，凄凉事已非。虚传天仗至，不见祖龙归。地迥风霜惨，云深日月微。高堂一惆怅，弱泪不胜挥。”(《惟实集》卷五)。但这种“异质”反而为解读作者心态提供了更多的层次。

3.当时文人对前两种诗作的唱和应答：黄溍(1首)，吴师道(1首)，郑守仁(3首)。黄溍《次韵孙伯刚龙虎台即事》：“谁念艰难献无逸，但闻欢乐咏灵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五)他所传达的劝诫之思在元代龙虎台诗作中实属异类。黄溍曾作有《上京道中杂诗十二首》，但是并没有涉及到龙虎台，吴师道《题黄晋卿应奉上京纪行诗后》也仅仅是提到了龙虎台而已，反观黄溍诸作，则是充满了对上京扈从的种种不适应。郑守仁《和吴大宗师九日迎驾龙虎台韵》极尽所能，颂扬皇图，如其二：“王道平平行凤辇，徳音秩秩哕鸾声。尧天澄湛星辰列，舜日昭融锦绣平。”(《草堂雅集》卷一〇)唱和之作，因为和诗对象的不同所以表现的情感迥异，但这些诗作可统一的看作是作者对作诗赋咏龙虎台之作的回应，在这个角度上，更适合将他们划归一类。

4.对于龙虎台的一般纪游或杂作：王恽(词1首)，袁桷(1首)，欧阳玄(词1首)，吴师道(1首)，许有壬(2首)，廼贤(1首)，杨允孚(1首)。这部分诗作虽然创作各有起因，如欧阳玄《渔家傲南词》的创作目的在于“余读欧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王荆公亟称赏之，心服其盛丽，生平思彷佛一言不可得，近年窃官于朝，久客辇下，每欲仿此作十二阕，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他日归农，或可资闲睱也。”[10]吴师道诗乃次韵之作，廼贤和杨允孚都是记录风俗人情的杂咏，除了许有壬《和神保钦之御史监试上京韵四首》其三：“龙虎台前新雨露，人间无此一天秋。”(《至正集》卷二九)只是点明了送别的地点在，在其余人的诗歌中，龙虎台都作为一个和迎驾有关的意象出现。

之所以将元代有关龙虎台的诗作按照以上类型进行划分，是为了突出这些诗作在创作驱动力上的不同，也就是要把它们放回到其产生的最初环境中去研究。

三、龙虎台诗作表现出的固化意象与文人心态

将元代有关龙虎台的诗作放在元代扈从纪行诗的整体中观察，它的意义才更为独特。从根本上说，龙虎台并没有像其他的扈从形胜一般给元代文人较为自由和私人化的创作空间。因为它没有脱离出皇权的范畴，它的存在就是因为皇权，这里虽非实体的庙堂，却具有了庙堂该具有的一切现实意义。在这种有限的现实意义中，龙虎台在元代文人眼中成为了一个“固化”意象。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元代龙虎台诗作题咏的内涵和外延是极其有限的。而在这种有限的文学创作场域内，难免出现题咏感情的相似，甚至其中的一部分诗作更像是一种政治意图的传达，并具有了应制诗的特征，不过这种“应制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确实有应制要求而作的应制诗和文臣自发的、即景的单向“应制”。而在这种“应制式”的创作驱动下，难免会产生一种叙述的雷同，因为促使他们创作的原因接近，而他们创作描摹的对象也不允许他们过多的抒发自我的感受。是前者如马祖常《龙虎台应制》自然需要极尽辞藻描摹大元盛世及皇恩之浩荡，后者如接驾文臣的诗作、一些并未到场接驾的文臣的和诗、乃至一些回忆性的作品，都被限制在了这种有限的创作环境中，这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

扈从与留守之作、唱和与杂咏之篇，即使他们吟咏的对象相同，甚至有些诗作在意象、情感等方面十分接近，但总归是有如黄溍《次韵孙伯刚龙虎台即事》、许有壬《龙虎台迎接次焦德元韵三首》、刘鹗《龙虎台肃驾》这种内涵迥异的作品存在，不妨从创作驱动的差异及作者身份的不同去剖析其中隐含的细微心态。

这些诗作突破了现存元代龙虎台诗作的一般创作格局，在他们的作品中并没有充斥着颂德之语，反而传达着对皇权的疏离。黄溍站在儒教的立场上感叹无人劝谏两京巡幸，但这也只能是在次韵朋友的作品中出现。许有壬的《龙虎台迎接次焦德元韵三首》中，欲意归隐的句子比比皆是：“早拜君王乞身去，休教敝尽黑貂裘。”“赖有三升门下酒，不须轻典鹔鹴裘。”“自信山林已半仙，山林回首又茫然。”(《至正集》卷二一)观许氏生平，后至元元年(1335)，他因长芦韩公溥事，自归彰德，之后又南游湘、汉间，直到后至元六年(1340)，方才受召入朝为中书参知政事。两年后，即至正二年(1342)，许氏又因为不堪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剌沙诬蔑东冈书院，携弟称病归家。其后数十年间，许有壬一直辗转于朝堂于地方之间，偶有征召，旋即辞归。直到至正十五年(1355)方才为官至中书左丞，过了两年便致仕而归。有如此的仕途，即使是在龙虎台接驾中，许氏也无法对这些皇图仪仗产生亲近感，而多发一种归暮之感，正如其《同约伯髙尚书行昌平旧邑》所言：“山英多事今犹昔，应笑重来两鬓秋。”(《至正集》卷二一)许氏自48岁始，仕途坎坷，这些诗句未免不是由此引起的内心变化的写照。刘鹗《龙虎台肃驾》、《九月三日龙虎台接驾晚宿新店》两首诗作都萦绕着一股萧索失意的情绪，虽然前者在卷五(四库本)，后者在卷六(四库本)，但四库本是按照诗体编排的，而从刘玉汝《元故中顺大夫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副使刘公墓志铭》也看不出什么端倪，但从这种场合、情感的相似上看，这两首诗极可能作于同一时段内。但这些作品中的龙虎台也仍然是个充满政治意味的存在，它仍是元代大一统格局下盛世皇图的象征，不过是因为作者心态的不同而产生了这种异质情感。

从龙虎台诗作到江孚、刘基的《龙虎台赋》，元代文人心中的龙虎台凝聚了无数的政治意义，对龙虎台的褒扬，基本上就是对皇权、国威的赞颂，而极少数的异质类作品也实际上从外一个侧面反映了龙虎台意象的固化。 明代的龙虎台诗作也是元代龙虎台意象内涵的另一层面的反映。明永乐八年(1410)起，明成祖数次北征蒙古，金幼孜、胡广多次随行，二人在龙虎台皆有诗作，胡广《次龙虎台》：“龙虎台前驻六师，千官迎驾画威仪。青山绕涧围黄幄，落日连营照大旗。浊酒喜逢京国醉，淸笳不似塞垣吹。征裘准拟明朝脱，便着朝衣拜赤墀。”(《胡文穆公文集》卷二〇)当皇权暂时围绕龙虎台时，明人的即景创作在意蕴上便开始接近于元代的龙虎台诗作。因时代而产生的扈从制度让它曾在元人笔下辉煌一时，但笼罩在龙虎台上的皇权最终的命运还是消散，它在文人笔下也变成了萧索的存在。正如明人杨东里《龙虎台》诗所咏：“髙台久已倾，蒿蓬纷簇簇。犹存龙虎名，常散牛羊牧。”(《东里集》卷三)

四、余论——龙虎台诗作的文学史意义

有元一代，扈从纪行诗的文献意义是多层次的：首先，它可谓是元代两京巡幸制度的实录，通过对这些诗歌的解读可以部分的还原出元代两京巡幸的面貌及沿途地理风俗；其次，它作为诗歌，固有其文学特色及文学价值；最后，它反映出了扈从文臣对当朝政治、皇权、版图的议论和对自身际遇的慨叹。可谓一种立体的文献。龙虎台诗作虽然不尽为扈从途中所作，但因为龙虎台在元代的特殊地位，理应将其划入广义的扈从纪行诗范畴，固然就应多角度的发掘它多层次的意义，即，它作为元代扈从纪行文学的一部分与其他文学的区别意义，与它在扈从纪行诗中的独特的意义。简言之，龙虎台诗作除了它本身所蕴藏的元代扈从制度与地理信息外，它所保留的元代文人在元代大一统的盛世格局中的个体心理的差异，以及元代文人身处这种极强的政治场域中的文学创作，才是其文献核心意义所在，而对这种核心内涵的诠释与理解，才是还原龙虎台诗作在元代文学史中应有地位的途径。

[注释]

①案:此处所引周伯琦《扈从集》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若此“新店”乃周氏以汉字记蒙语语音，则此处必已遭四库馆臣以当时蒙、汉语音重做订正，而《扈从集》又别无他本，故此语原貌为何不得而知。今北京昌平区有辛店村与龙虎台村，当是彼时遗留地名。

②清人对龙虎台之地形有较多记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又南口而东六里，有龙虎台台。广二里，袤三里，与积粟山相峙，如龙蟠虎踞状。元时往来上都，每驻于此。”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又西十里为龙虎台，地势高平如台。广二里，袤三里。”则知龙虎台乃是一个地势开阔的高地，若积粟山为龙，则此高地便为虎，故而得名。但这也只是清人看法，可为一说。

[参考文献][1][元]佚名著，乌兰校勘.元朝秘史·续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元]苏天爵.元文类[M].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

[3][元]程矩夫.雪楼集·卷八[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M].民国适园丛书本.

[5][元]王沂.伊滨集·卷一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许有壬.圭塘小稿·卷五[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一六[M].四部丛刊景旧钞本.

[8][元]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后序[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元]佚名著.乌兰校勘.元朝秘史·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2.5～10.

[10][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四[M].四部丛刊景明成化本.

[责任编辑：李春辉]

DOI:10.16161/j.issn.1008-0597.2016.01.005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16)01-0029-05

[作者简介]马奥远，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