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桂周



文本解读的几种方法

□章桂周

摘要：文本解读在语文教学中是最核心的部分。在文本阅读中，深入领会作者的匠心，从文字中捕捉丰富的信息，是为文本细读；在纷繁的线索中把握作者的精神实质，是为文本会通；多方面比较相似文本，开拓学生视野，是为比较阅读；利用后人对原作的评价作为我们阅读理解的有效资源，是为接受阅读。经由这四种方法，能更好理解文本。

关键词：文本解读；文本细读；文本会通；比较阅读；接受阅读

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学的奠基石，也是语文教师的核心能力，可以说是看家本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文本却无从下手，不知所措，对文本解读不透，理解不深。当然就更不能指导学生去阅读理解，教授他们文本解读的方法。所以，在教学中不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就是含糊其辞，浮光掠影。这样的教学，学生不仅得不到阅读的乐趣，感不到探究的新奇，更得不到阅读的方法、治学的门径。如此的窘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缺少文本解读的方法，以致剖解不开，沉潜不了。那么，我们就例谈几种常见的文本解读方法，以期共同探讨学习，学会在文本中出没其间，纵横捭阖，真正提高我们的文本解读能力。

一、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最早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被提出的。细读（close reading）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文本解读方法，而是 “新批评”派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原则性方法，指立足于文本，对作品语言、结构和细节进行“细腻、深入、真切的感知、阐释和分析”，进行“充分阅读”，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多次回溯性的阅读，对文本所蕴涵的丰富的内涵进行充分的发掘。它常常能够让读者在对作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功地解读晦涩难解的文本，发掘其深刻的内涵。美国学者威尔弗雷德·古尔灵将细读法概括为“词义分析——结构分析——语境分析”三步。这三步，从文学文本的细节出发，逐步深入文本的结构，最终达到对其意义的全面揭示和价值的正确评价。

我们现在讲的“文本细读”跟新批评的“文本细读”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种细读首先是我们的一种态度，深入阅读，细细品味，然后才是一种方法。阅读教学中的“文本细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说，文本细读就是“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用吕叔湘先生的话说，文本细读就是“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用南帆先生话说，文本细读就是“沉入词语”；还有其他种种生动的表述：文本细读是“在字里行间阅读”，就是“倾听文本发出的细微声响”，就是“逐字逐句摸索别人的行文思路”……

总而言之，文本细读是指为深入领会作者匠心，从而对词句含义、结构层次、情感意境、写作手法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细细咀嚼的一种阅读方法，从容悠游，沉浸其间，力求从简约的文字材料中捕捉丰富的信息，见微知著，读出意味，开掘更多的美点和亮点。

文本细读今天成了显学，好像是如今的一个伟大发现，于是乎言必称细读，报章之上文本细读满天飞。其实，文本细读没有那么神秘高深，也是自古有之。如宋代罗大经在解读杜甫《登高》是说：“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高台，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卷十一）这未尝不是一种文本细读。

《金岳霖先生》中有一片段：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很多人在教学本文时均将此处定位在 “有趣”上，但他们又发现这里并不能用“有趣”来概括，所以在教学时常避开不讲，但我们发现此处却有丰富意蕴，有很多言外之意需要我们去咀嚼。如果要我们深入文本，进行细读，可以有三问：1.金岳霖为什么在北京饭店这样高档次的酒店请客？（可见其对待此事之隆重）2.为什么不称“林徽因”，而称“徽因”？（可见林在金心目中的地位）3.其时，林徽因已经死去，要称“诞辰”才对，为什么却称“生日”？（可见林在金先生的心中一直“活着”）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许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实看重的都是一时之名利，看重外在的俗套形式，而对自己生命的真正意义、价值，反而是不关心，不负责任的。金先生身体有病，政治生活屡遭刺激，生活不甚富裕，无妻无子，快乐不多，但他有他教的哲学，还有对林徽因的爱，这是他快乐的源泉和生命的意义。金先生请客，有点类似阮籍母亲去世时“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完全是一种至诚至情之举，自是一种风神气度。金岳霖和林徽因二人平日不过相交如水，于此却足见率性天真，一往情深。

二、文本会通

“会通”源于佛教用语，会合变通之意，我们这里则取其“融会贯通”的意思。“文本会通”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自见本性、直指本心；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出乎其外”，因为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故有高致。文本会通与西方的结构主义，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结构主义有对深度模式的追求，它在事物个别因素的考察中，努力建构出统合个别因素的整体的质，再由它来考察、说明个别因素的特征。结构主义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追踪文学的深层结构。文本会通也有类似的追求，它不在于细枝末节，而在于整体关照，不在于具体感知，而在于理性深度，不在于一鳞半爪，而在于精神实质。

南宋陈善就有一段经典的话：“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扪虱新语》）此话未尝不可以用来理解文本细读和文本会通。文本细读重深入文字的细致分析，文本会通则重通观文本的整体综合。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经典解读犹如赏画一样，有“远观”和“近察”之分。如果说文本细读是艺术匠心的“近察”和“深察”，那么文本会通则是整体风貌的“远观”与“素描”；如果说文本细读是对文字细节的会心微笑，那么文本会通则是对文学系统的通神开悟。

文本会通或如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样，将文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索其内在的结构规则和思想主旨，从芜杂纷繁中领会其精神实质，得出可靠的规律结论。就如中国传统绘画追求“传神写照”，表现其内在精神、思想性格、气质风貌，“意思所在”，所以顾恺之说：“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魏晋胜流画赞》）文本会通也是这个意思，文本细读固然重要，但它更强调将语段细读与整体参照结合起来。

钱理群先生就认为，鲁迅的一系列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阿Q正传》《长明灯》等，都可以看做是《示众》的生发和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 《示众》看做是鲁迅小说的一个“纲”来读。钱理群在分析《示众》这篇小说时说，“小说中所有的人只有一个动作：‘看’；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而形成一个‘看与被看’的模式。”进而说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看/被看”的情节结构模式就是钱理群先生通过文本会通得来的深刻发现，由此揭示出鲁迅小说的深刻内涵与艺术张力。

鲁迅在一系列小说中描写了神情麻木不觉醒的看客形象。《药》、《示众》里，欣赏杀人场面时，“一堆人”“竭力伸长了脖子”“嘴张得很大”；《孔乙己》中，酒客们取笑孔乙己写“回”字、偷书被打；《祝福》中，鲁镇上的人们拿祥林嫂额头上的伤疤做笑料，特意寻来，一遍一遍地听阿毛的悲惨故事；《阿Q正传》中，未庄的人们十分“欣然”地听阿Q讲杀革命党的事，而阿Q游街示众时 “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看客”们又露出“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狼一样的眼睛等等。

《祝福》中有这样的描写：“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可以说，她们一面将祥林嫂痛苦的叙述、呜咽，都当作演戏来看；一面自己也演起戏来：“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于是满足的去了。她们本也是不幸的人，也有自己的苦痛，但她们在赏鉴他人的痛苦过程中得到了宣泄，填补了她们空虚的心灵，以至于忘记了自己那苦痛的生活，在不死不活的生存状态下苟且偷生。她们“纷纷的评论”着，要充分地“利用”祥林嫂的不幸，来作为她们无聊的茶余饭后的谈资。钱理群先生说：“在‘好奇’的看客‘看’（鉴赏）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三、比较阅读

比较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法。有平行比较、影响比较、跨界比较等等。而比较阅读就是指把内容或形式相近的或相对的两篇文章或一组文章放在一起对照阅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比较，分析其相同点和不同点的一种阅读方法。所以比较阅读可能主要涉及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其具体方法可分为类比和对比两种，研究其同异，一是在相互没有关联的作品中考察相似之处，以期从中发现文学的共同规律；一是比较研究不同文学体现的不同特点，从而使两者的特点相形突出。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析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规律性的东西，把握住作家的创造个性，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比较不是获得一种知识，而是建立一种联系。阅读教学，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在课堂的各个层面中，寻找和确定比较的元素，然后让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不仅一个层面建立联系，不同的层面也可以建立联系，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集合体”——系统，从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类似于对学习者的干扰，这种干扰是将学习者带入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他只有从这种状态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状态才能实现自身的进化，完成自身的更新。阅读教学，就是在这种比较的建设中，走向深入和深刻，达到自新与成长。阅读教学的比较除了兼有这种清晰性特征外，如鉴别比较出文本的优点和缺点，更多的是关联和结构。阅读教学的比较应该是“一生二，二生三”的思想，而非“一是一，二是二”的思路，特别是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的语义，通过比较，让学生对原来的理解更进一步，更全面，具有多重价值参照。

比较应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或就题材、主题、体裁、内容、风格，或从结构、构思、技法、语言、修辞……根据材料特点和教学需要，选取恰当对比点，进行比较阅读，能够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准确把握中心，提高分析和理解能力；能辨别真伪、正误，区分文章的高下、优劣，提高认识水平；能举一反三，拓宽视野，增长知识。可以说，比较阅读不仅可以打开学生的思路，开拓学生的视野，实现自我的更新，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沈从文的成名作《边城》和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都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两篇小说都是乡土题材作品，两位作家都是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用民间视角叙写平民大众的“人事哀乐”，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通过比较阅读，梳理作品的旨趣，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迥异个性。（参看杨汉瑜《〈边城〉与〈透明的红萝卜〉比较阅读》，《语文建设》2013年第5期）

一是两个社会理想：乌托邦世界和儿童世界。《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都给读者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理想。沈从文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在《边城》里带给读者一个乌托邦式的湘西世界；而莫言基于对冷漠的成人世界的否定，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奇幻的儿童世界。

二是两个视点：健康的人性和病态的人性。对人性和生命的关注是《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的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同样是以生命为关注对象，《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视点。大致而言，沈从文侧重于通过描写人性之善来求证理想人生形式；莫言侧重于通过揭示人性之恶来找寻社会的病根，思考人性的本质。换言之，《边城》表现的是健康、优美的生命形式；《透明的红萝卜》揭露的是畸形、病态的生命形式。

三是两种审美形态：美和丑。同样是站在民间的视角创作，《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却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审美形态——美和丑。沈从文的 《边城》是建构的、审美的，他以一种抒情的笔调，讴歌顽强、健康而优美的人生形式，给读者呈现了一种美的形态；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是解构的、审丑的，他以夸张和富于想象的笔触，展示了一个充满暴力和饥饿的荒凉世界，一个在巨大的政治文化势能下扭曲、病态的人生形式，给读者呈现了一种丑的形态。

四、接受阅读

文学经典的意义整体始终处于动态生成和历史累积的过程之中。前人的理解不是我们理解的障碍，而是我们创造性理解的前提和财富。所谓的解读其实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和沟通。任何个人的阅读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阅读史的一环。名家点评往往是名家们在读完同样的内容后很精炼独到的评价。作为读者，他们跟我们一样在作品中读到了自己的体会，但由于有名家的体悟创造，所以他们的理解往往高出我们一层。这种高度刚好是我们在文本解读中比较缺失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比较恰当的利用这种评价，不仅能提高文本的解读深度，更能容易设计教学方案。如果说比较阅读是从横向来寻找联系，那么接受阅读就是从纵向来寻求帮助，让我们的解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说“接受阅读”可能与“接受美学”有关联，但二者的意义可能不尽相同。接受阅读可能更接近姚斯的“接受研究”，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论。文学作品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客体，而是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意义显示过程或效果史，作品是一种历史性存在。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存在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因此，读者的理解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据此，姚斯认为文学研究应落实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文学作品的研究应落实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研究应落实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史的研究。接受阅读正是将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作为自己阅读理解的起点和资源，站到一个历史的高度。

在经典阅读史上，几乎每一部作品的主题、意蕴和意境都充满了歧见和争议，不同时代的读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作出了各自的解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和审美风格，是经典阅读中最令人关注，也最容易产生歧见的，接受者的理解又始终处于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因此，文本意蕴的历史阐释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思想意义由浅而深的历史累积；二是艺术技巧由简而繁的历史探讨；三是审美风格由粗而细的历史阐释。而这些历史积累都将成为我们阅读理解的有效资源，引发我们的头脑风暴，从而完成我们的创造性阅读。

《春江花月夜》这篇杰作诞生后近400年间无处寻觅，无人过问，直到宋代，才侥幸地因为它是一篇乐府而被凡乐府皆见收录的郭茂倩 《乐府诗集》保存下来，但由宋到明代前期，还是始终没有人注意，更不用说承认它是一篇杰作了。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才以低调入选，被置于第13卷的“旁流”中。明代中叶的嘉靖年间，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在《古今诗删》中再选此诗。此后的数百年间，经过晚明和清初的两个接受高潮，《春江花月夜》的经典地位逐步确立。

在其经典化的进程中最值得重视的诗评家有三个：明代万历年间的胡应麟、清代乾隆年间的贺裳和清代末年的王闿运，他们从三个不同角度，由品赏风格到定为“名篇”，再到推为“大家”，构成了《春江花月夜》经典化进程的三部曲。

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三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流畅婉转，出刘希夷《白头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详其体制，初唐无疑。”贺裳《载酒园诗话》说：“《春江花月夜》，其为名篇不待言，细观风度格调，则刘希夷《捣衣》诸篇类也。此诚盛唐中之初唐。且若虚与贺季真同时齐名，遽分初盛，编者殊草草。吾读诗至贺秘书，真若云开山出，境界一新，毋宁置张于初，列贺于盛耳。”清末王闿运在这个基础上，大胆地指出了这篇作品之于四杰歌行，实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陈兆奎辑《王志》卷二《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条云：“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宫体之巨澜也。”

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对张若虚这篇杰作，作了尽情的歌颂。闻先生认为：“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诗篇的第十一句到第十六句，比起篇首八句来，表现了“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寂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对于第十一、十二、十五句中提出的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对于第十七句以下，开展了征夫、思妇的描写，则认为“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将近四十年之后，李泽厚进一步作出了解释，他不同意闻先生“没有憧憬，没有悲伤”的说法，而认为：“这首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永恒的江山，无限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的，是一种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悲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闻一多形容为‘神秘’、‘迷惘’、‘宇宙意识’等等，

其实就是这种审美心理和艺术意境。”（《美的历程》第七章《盛唐之音》，第一节《青春·李白》）

如果将《春江花月夜》的接受史呈现出来，不仅可以开拓阅读视野，加深我们的理解，更好地把握作品意蕴，而且让学生自觉到他的阅读是一种历史中的阅读，发现一种全新的阅读境界。

最后，我想说的是，任何文本解读方法都是死的，真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像吹毛利刃还要顶级高手去使，才能剑人合一，所向披靡。所以，我们还必须苦练内功，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将自己的思想高度提升到作者的高度，面对文本我们就会豁然开朗，了悟于心。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学养丰富了，功力深厚了，再配以恰当的方法，我们就能做出正确的、深入的，甚至创造性的解读，乃至进入到游刃有余的化境。

［责编潘务正］

作者单位：（安徽省舒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