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胡 磊

(1.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济南 250002；2.山东《大众日报》社，济南 250013)



论韩愈的荀学观

张 明1，胡 磊2

(1.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济南 250002；2.山东《大众日报》社，济南 250013)

在荀学发展史上，韩愈是一位转折性的关键人物。他力排佛老，籍孟子的言论而发为“传道”说，但同时又将荀子排斥于“传道”谱系之外，造成后世扬孟抑荀的思想格局。然而，细致考察韩愈的荀学观可以发现，其并非有意贬抑荀子，实因荀子思想与孟子相龃龉，不利于道统的确立。在“传道”之外，韩愈则体现出孟荀并举的特点。他不仅对于荀学做过精深的研究，启发了杨倞《荀子注》的产生，并且作为一代文豪承继荀子文以明道的思想而发为“文以贯道”之说，要求文章著作要体现圣人之道的精神。韩愈作为关注现实、具有救世情怀的思想家，其风格更与隆礼重法、注重躬行实践的荀子相契合。

韩愈；荀子；孟子；传道

韩愈(768—824)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近代史家陈寅恪在《论韩愈》中评价他为“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332。谓之“承前”，是因为韩愈籍孟子之言而首倡“传道”之说，于中唐时期力排佛老，恢复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谓之“启后”，是因为他的学说奠定了此后宋明理学的基础，故钱穆认为治宋学“必始于唐，而昌黎韩氏为之率”[2]。不过，韩愈在推崇孟子的同时，又有对荀子的贬抑之辞。这就在客观上打破了历来“孟荀齐号”的格局，这种影响到了宋代，一方面造成了孟子的升格运动，另一方面又使得荀子被排斥出“道统”，以致荀学一脉千年以来不得彰显。然而，细致考究韩愈的荀学观，实则有其更为复杂的样态。

一、“大醇小疵”与“优入圣域”

韩愈对于荀子的评价，既有前后一致的地方，也有看似矛盾之处。这集中在他的几篇相关的文章中，最为典型的是《读荀子》《原道》与《进学解》三篇。

圣人之道不传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说干时君，纷纷籍籍相乱，六经百家之说错杂。然而老师大儒犹在。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醇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读荀子》)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

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进学解》)

考察这三篇文章，韩愈在提及荀子之时，总与孟子相提并论，但《读荀子》《原道》两篇明显地扬孟而抑荀，这就打破了自汉代以来“孟荀齐号”并且多为“先荀后孟”的格局。然而，相矛盾的是，在《进学解》中，韩愈却又将荀、孟一体而论，不分伯仲，并给予“优入圣域”这样崇高的评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韩愈荀学观的发展中有所变化，即由扬孟抑荀进而孟荀并举，或者反之由孟荀并举进而扬孟抑荀？

骥索三文的写作年代而加以排序，得以窥其评说的先后，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由于年代久远，文献不足，确定三文写作年代并无确凿的依据，只能通过有限的史料加以合乎情理的推论。其中《进学解》为新旧《唐书》全篇录入，皆言其为韩愈任职国子监时所作。《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本传云：“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本传云：“以愈妄论，复为国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宋洪兴祖《韩愈年谱》引《宪宗实录》云：“(元和)七年二月乙未，职方员外郎韩愈为国子博士。”又：“八年三月乙亥，国子博士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3]56，58《进学解》的写作年代当在元和七年(812)与八年(813)之间。《读荀子》写作年代失考，按《原道》《进学解》都提到荀子，而揣摩文中的语气，当是初读《荀子》之后进行的写作，故应在两者之前较为合理。

《原道》一文较为全面地阐释了韩愈的儒学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儒家之道的传承谱系之说，实为后世宋儒“道统”说的滥觞，故在思想史的地位极为重要。然其具体写作年代却难以确定，自北宋以降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韩愈同时代的杨倞作《荀子注》，其中多处引用韩愈的说法，尤其在注《性恶》篇时，全文引用了韩愈的《原性》。按杨倞《荀子注序》的记载，该书完成于元和十三年(818)，那么遵循一般视《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为一时之作的观点来看，《原道》的写作年代至少不晚于此时。最早对《原道》写作年代做出推测的是北宋前期的僧人契嵩(1007—1072)，他在其所著《非韩·十四》中认为《原道》早于贞元十八年(802)所作之《马汇行状》，并以此证明“韩子既壮，精神明盛，始见道理，乃觉佛说之为至”。但是，他的说法全是为释家张本，不免荒悖，欠缺依据。稍后的程颐则将《五原》离析，以《原道》为韩愈晚年之作，而《原性》等篇则是早期作品。这种说法遭到了朱熹的反驳：“《五原》篇目既同，当是一时之作。《与兵部李侍郎书》所谓‘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诸篇也。然则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独以《原性》为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详也。”(《昌黎先生集考异·原性》)韩愈上书李巽时为永贞元年(805)，依照朱熹的说法，《原道》的写作时间当在此之前。清代李光地则又批评朱子之说，断言：“韩昌黎《原道》，某断他是晚年作，朱子说是二十余岁时作，决不然。”(《榕村语录》卷八)又云：“韩文公二十来岁，数传道，多一扬雄；三十岁作《送文畅序》，又少一孟子，都是识见未定。到四十岁作《原道》，便斩钉截铁云：‘轲之死不得其传’，卓有定见矣。至《与孟尚书书》乃是晚年之作，耑提出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几幸续在后，荀扬半字不提起，学识精进如此。”(《榕村语录》卷十九)韩愈四十岁即元和三年(808)。今人刘真伦先生通过详密考订，认为“《五原》作年，当以贞元二十年(804)前后较为近真”[4]19。

从上述考证来看，从《读荀子》而《原道》而《进学解》这一写作时间序列大致可通，然而是否就可据此说明韩愈思想发展中存在某种“转向”，即由“扬孟抑荀”转而“孟荀并举”呢？恐怕不然。

其一，韩愈儒学思想的要旨在“传道”，其所以特意标榜孟子，是因为在他看来，圣人之道在“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既然他下了这种断语，那么在《原道》所勾勒出的传道谱系中就没有给荀子留下位置。而他本人在其他文章中也一再强调孟子在传道谱系中的这种特殊地位，甚至不再提及荀子。如《送王埙秀才序》云：“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余少而乐观焉。”又云：“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按《与孟尚书书》写作年代可考，当在元和十五年(820)[3]72，已近于韩愈卒岁。由此比照《原道》《读荀子》等篇来看，韩愈思想上实有某种一以贯之的线索，即以孟子为圣人之道的合法传承者，而在孟子之后道的传承就中断了。韩愈本人则以呈递孟子的薪火为己任，所谓“道济天下之溺”是也。至于荀子，在传道的链条中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更难以与孟子比肩，这也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扬孟抑荀”的效果。

其二，为什么在《进学解》中韩愈又将荀、孟并称，并冠以“优入圣域”的评价呢？这是否与他贯穿始终的标榜孟子而不计荀子的“传道”说相背离呢？要回答上述疑问，不妨先具体考察一番文本的内容与特点。《进学解》是韩愈遭受贬谪、三为国子监博士时的作品。就文意而言，其写作的目的与内容一为劝学，即开篇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以先生老师的口吻对学生进行劝诲。而另一深层意蕴则是讲述自己精通学问却屡遭贬谪的经历，即借学生的口吻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诸种不得其志的状况。在这种语境下特举孟、荀为例以自况：以孟、荀为“优入圣域”的大儒，却在现实中皆不得志，前者“卒老于行”，后者“废死兰陵”，而韩愈本人的经历与两人何其相似，“其遇于世何如也？”就此而言，该篇的主旨是以老师与学生对答劝学的形式，抒发了自己不遇于世的愤懑抑郁之情。而《进学解》做成，也起到了实际的效果，史载：“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踰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通过这番文本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进学解》与《原道》《与孟尚书书》等以“传道”为主旨的文章不同，并不涉及圣人之道的传承问题，而是另有其他的写作目的。换句话说，当无涉“传道”谱系的理论建构之时，韩愈是将荀子与孟子并举的，相互之间并无高下之别。类似的情形也见于《送孟东野序》，其文云“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所要表达的乃是“不平则鸣”的文学创作论主张，孟、荀并举，也与“传道”不相干。据此可以见出，韩愈在发挥“传道”说之外，另有一种对于荀子的评价方式，这种方式沿袭了历来孟荀齐号的传统。事实上，即便在《读荀子》《原道》等篇中韩愈于“扬孟”之时不免有对荀子的贬抑之辞，但也称“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以“大醇”目之，可见在韩愈心目中，荀子的地位并不卑微。

二、“传道”的主观意图与扬孟抑荀的客观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韩愈的重要性在于首创“传道”之说，复兴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其思想又被宋儒所发挥，遂有了“道统”的建立。此后，儒学无论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思想学术领域都成为不可撼动的主流正宗，绵延千年而不绝。

韩愈创立“传道”说，其原因是当时佛老盛行，造成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诸多问题以及思想领域中的混乱，他要借复兴儒学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困局。在方式上，模仿了有着严格宗教衣钵传递的新禅宗的方式，而又从《孟子》书中找到了言论依据。

《孟子·尽心下》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有乎尔。”实质上已经构成了道的传递序列：由尧舜到商汤文王，由商汤文王到孔子，孟子本人则以承续孔子之道自命。这就给予韩愈“传道”谱系说充分的启发，故他在《原道》中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既然当时兴盛发达的佛教有着自身的“法统”依据，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路迹，那么在儒学的世界、在圣人之道的传承中，也可以找到自身更为悠久的历史根源和流脉。通过这番正本清源的工作，也就为儒学的正统地位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孟子给予韩愈另一方面的启发则是两者所处时代思想风貌的相似性，以及两者自我肩负的使命之间的相似性。孟子所处的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为了昌明孔子之道，常常与杨墨诸家进行辩论，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膝文公下》)而韩愈所处的时代，则是佛老之言盈天下，以至于圣人之道不彰，孔门之学不著，尤其当政者迷信佛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于是笃守儒学的韩愈终其一生以排佛老为己任，与“距杨墨”的孟子相仿，《与孟尚书书》中所谓“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等言论，正可见出其所受孟子的直接影响。

由上述两点可以见出，孟子实在对韩愈“传道”说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故而他对孟子的尊崇超出了对其他儒者的评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然而问题是，为什么在“扬孟”的过程中又必然“抑荀”，韩愈在对荀子的评价中所谓的“小疵”又当作何解？

案《读荀子》篇樊汝霖注曰：“《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并仲尼，谓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其《性恶篇》谓人之性恶，礼仪生于圣人之伪。此其抵牾不合于道，而公所欲削者欤？”[4]115此说给我们两点提示，即韩愈之所以贬抑荀子，评其“小疵”：一是因为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评了孟子，称其不合于道统；二是因为荀子又在《性恶篇》中主张“性恶”论，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论。但是，上述两个因素乃是后人的推测，在韩愈那里究竟如何，尚需加以细查。

《荀子·非十二子篇》对子思、孟子大加批判，称其为沟瞀之儒，与道家、法家、名家诸人并列，并云“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以其为天下之祸害，而把铲除其学说言论当作要务，可见荀子之于孟子的激烈态度。

因孟、荀皆被后世尊为大儒，荀子这段针对孟子的批评颇为学者所怪，故王应麟说：“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困学纪闻》卷十)是为荀子批孟子事作解脱，以维护两儒之间不相龃龉的关系，有为尊者讳的意图。然而，杨倞注《荀子》时，对此段文字曾作注解凡七条，则其所参照的《荀子》书必然有此段文字；倞与韩愈同时，且所作荀注颇受后者的影响，那么韩愈所见的《荀子》书中也就绝不止于十子，荀子批评孟子的文字必为其所目见。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评孟子，一上来就说他“不知其统”，也就是指责孟子并没有真正遵循孔子所开出的正道，这就与韩愈尊崇孟子的缘由相悖逆。所以，尽管韩愈遍读《荀子》书，也找不出荀子学说异于孔子之道的地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却仍然要说他有“小疵”，这所谓的“小疵”实则就是指荀子在传承孔子之道的问题上排斥和否定孟子的地位这件事。

质而言之，韩愈将荀子排斥出“传道”谱系的做法，虽然维护了其理论内部的逻辑统一性，但同时也凸显出这一理论自身的不足。韩愈讲“传道”，其主观意图是基于极为现实的功利目的，即排斥佛老之说，所以他真正着眼之处是“道”之用，至于“道”本身的体悟、研习和阐发则并不为其所重。他推崇孟子，但除了“传道”“距杨墨”之说外，鲜有对孟子学说的发挥；贬抑荀子，也仅仅因其攻击孟子的正统地位。至于韩愈在应用儒学话语评论时政、言说主张时，则无非君臣之义、治乱之理，既合乎孟子的学说，也不违荀子的学说，这本身就说明了孟荀在承继孔子之道问题上只是道同而术不同，皆为韩愈纳而用之。所以，在韩愈的思想中，涉及“道”之传，则扬孟抑荀；涉及“道”之用，则孟荀并举。

在人性论问题上，韩愈有其独特的见解。在《原性》篇中，他提出“性三品说”。韩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为善，下品为恶，处于中者可善可恶。又举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以及扬雄性善恶混三种前说为例，实则加以批评，称他们只看到了三品中的某一品，而忽略了其他两品，同时也忽略了可善可恶的变化。

韩愈的“性三品说”貌似比孟、荀的人性论复杂而全面，兼容了两者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但在实质上却显露出他对孟、荀学说认知体悟上的欠缺。孟子倡导性善论，在改造“性”概念的同时，试图将所谓“善端”内化为心之本体，故性善实乃孟子心性之学的根本。而荀子与孟子相对，提出性恶论，一则回归“生之谓性”的“性”概念之原初涵义，二则为其“化性起伪”的理论留出思想空间。韩愈只关注到外在的善恶表现形态，却于内在的思辨内容缺少觉察，以至于向来尊韩的朱熹也评论说：“三品之说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恶者由其禀气之不同为未尽耳。”(《昌黎先生集考异·原性》)

就韩愈本人而言，在人性论问题上既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荀子，对性善、性恶两说实质上都持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在扬孟抑荀的问题上就与人性论无干。然则，为何后世韩文注者会进行这样的推测，把韩愈视作持孟子立场而反对荀子性恶论者呢？这实则既与韩愈有关，而又无关。一方面，说它有关，是因韩愈在创立“传道”说时，已然导致了扬孟抑荀的实际效果，宋儒接续其说而进一步发挥孟子的心性之学，就把其学说根基的性善论抬升到至高的地位，而触犯这一理论的荀子及其性恶论则遭到了彻底的打压。自程、朱开始，儒学道统之内，只谈孟子，而荀子则隐没不彰。从这个角度上说，韩愈既然开辟了一条扬孟抑荀的道路，在后世发展到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形，也就难以摆脱干系。另一方面，说它无关，是就韩愈自身而言，实在除了“传道”说之外并无特意贬抑荀子之举，甚至他对荀子的关注与评说，前有《读荀子》专篇之作，后有对杨倞《荀子注》的启发，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格局。后世儒家对他的偏执一端的发挥与比附，绝非由他自身所能决定的，这可真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翻版了。

三、扬孟而疑《孟》与抑荀而“注”《荀》

韩愈虽在其“传道”说中褒扬孟子，但在《孟子》书的作者问题上却提出了质疑。关于《孟子》成书及作者问题，在韩愈之前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司马迁在《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中认为《孟子》是孟子本人与其弟子万章等人的集体著作。其二是汉代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孟子》是孟子本人所著，与门人等无干。第三种意见却是韩愈首创[5]，他在《答张籍书》中认为《孟子》并非孟子本人所著，而是其门人的记录。

韩愈向以孟子自况，言孟子不著书，于是自己也不愿著书，这是他在《答张籍书》与《重答张籍书》中的想法。至于何以认为《孟子》书不是孟子所著，其依据韩愈并未言明，但以韩愈的影响之大，这种说法遂流传开来，不仅韩愈的朋友张籍，其后的林慎思，宋代的苏辙都赞同之。倘若《孟子》书并无孟子本人的亲自参与，那么其中所载孟子的思想事迹就难免在可信度上大打折扣，势必对尊孟派的学说主张造成麻烦。故而朱熹也不得不站出来进行辩护：“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朱子语类》卷十九)

然而，即便像朱子这样的儒学大师，也无法阻止疑《孟》思想的传播，韩愈看似无意的一番说辞，竟引起后世接续不断的涟漪。宋代的晁公武(1105—1180)就首先为韩愈的说法找到了依据，他说：“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汇集，与岐之言不同。今考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无恙时所见诸侯，不应即称谥。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6]即从谥号问题上说明孟子之卒年当在书中所记诸侯之前，故《孟子》书不应为孟子所作。此说证据凿凿，难以辩驳，让朱熹等以《孟子》为自著之书的说法无法自圆。疑《孟》之说遂埋下了种子，虽后世孟子的地位不断升格，乃至于列入《四书》，成为自明代以降的官方意识形态范本，而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清人崔述更列出其他证据：“《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7]就此而言，扬孟始自韩愈，疑《孟》也始自韩愈，这对后世的孟学及其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这种客观性的效果，却是韩愈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与上述情形恰恰相反，因“传道”说而贬抑荀子的韩愈，却在《荀子》书的事情上做出了更多更实际的工作。历史上首次为《荀子》作注的杨倞，与韩愈同时而辈分稍晚，在所作注解中，凡八处引用韩愈的言语文字为据，并尊称“韩侍郎云”。韩愈与杨倞的交往事迹于今亦不可考，然而就上述情形来看，杨倞注《荀》定然受到了韩愈的直接启发。甚至有论者推测韩愈本人也曾注过《荀子》，这当然只是凭空的假定，杨倞本人在《荀子注序》中已明确说过“独《荀子》未有注解”的断语；不过杨倞如此看重韩愈的意见，尤为突出的是在《性恶篇》注中，全文采用了《原性》，因此若称韩愈为《荀》注的重要参与者，似并不为过。

杨倞注《荀子》引韩愈之说兹列举四处如下：

其一，《劝学篇》“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下注引：韩侍郞云：“则，当为‘财’，与‘才’同。”

其二，《修身篇》“加愓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下注引：韩侍郎云：“‘愓’与‘荡’同字，作‘心’边‘昜’，谓放荡凶悍也。”

其三，《非相篇》“仲尼之状，面如蒙倛”下注引：韩侍郎云：“四目为方相，两目为倛。”

其四，《非相篇》“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抴”下注引：韩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

纵观上述注引韩愈的文字，多为字义、典故的细节考证与解释，且散落于《荀子》诸篇之中，一则可以见出韩愈对荀书的熟稔，虽细枝末节亦有所洞察，其对《荀子》所下的功夫绝非泛泛；二则也可以做出合乎情理的推测，即杨倞注《荀》凡遇到疑难之处，必向韩愈作直接的请益，且以所涉篇目颇多，亦必非止于一时，定是多次往顾，屡受垂教。韩愈之说被杨倞直接采用引入注解，也可见出他对韩愈荀学修养的信任与推重。

对比疑《孟》来看，韩愈固然在倡导“传道”说之时称荀子“大醇而小疵”，但是在实际上反而对《荀子》书更为关注，在文本的解释与考证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启发杨倞作了史上第一部《荀子注》。由是观之，孰能谓韩愈仅止扬孟抑荀？反过来说他是重荀轻孟也并不违于事实。

四、文人风骨与救世情怀

韩愈既是中国思想史上转折期的关键人物，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大师，其文名更甚于其思想家的地位。韩愈为文，与他所勤学的圣人之道相合，而非毫无内容只追求绮丽的文辞。这就一反汉晋以来只注重文字形式的华丽，而不关注文章内容的浮夸文风，在中唐文坛掀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古文运动。所谓古文，在韩愈看来就是指先秦上古的文章，其不仅有辞彩，圣人之道的精髓亦在其中，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

先秦儒家特别重视礼乐教化，重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孔子论《诗》辄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皆本此意。荀子承继孔子之说，作《礼论》《乐论》诸篇，发挥了文以明道的主旨。其言曰：“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集，是礼之中流也。”(《荀子·礼论篇》)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荀子·乐论篇》)韩愈虽未明言直接本于荀子之说，但按其追迹先秦，有志于道的态度，实则于内在理路上与荀子暗合，不可谓其未受荀子之影响。

韩愈所开创的文、道相合的理论，后世皆以“文以载道”称之，然考其实，韩愈并未有此语。其门人李汉论之曰：“文者，贯道之器也”(《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即所谓“文以贯道”者也。载道之说，实出于宋儒周敦颐，其言曰：“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又言：“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矣。陋矣。”(《通书·陋》)一字之易，已然重道而轻文，颇悖于韩愈的本意，也消磨了孔子“文质彬彬”的期许，得失之处未可轻下判语。然而，从荀子的“文以明道”，至韩愈的“文以贯道”，又至周敦颐的“文以载道”，构成了一条发展线索，纳圣道精髓于文艺创作之中，体现了儒学传统一以贯之的文艺观，韩愈居其间，上承孔、荀，下启宋、明，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其关于“道”的探究阐扬除去少数单篇专论之外，多体现于其文学创作中。因此，其儒学思想呈现出零散、不成体系，甚至于颇相抵牾的面貌，这往往被后世儒者所诟病。然而究其原因，并非韩愈自身的过失。从社会现实状况来看，有唐一代诗文之风盛行，而儒学思想在佛教、道教的冲击下显得黯淡无光，韩愈虽有心致力于恢复儒学的传统，也只得向先秦儒家那里去寻找思想的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时代没有给予足够的土壤与养分，也就不可能产生出成熟的思想果实，所以韩愈能在文学领域成为一代诗文大师，在思想领域也只能做到“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地步，这已属难能可贵的了，不必苛责。

从个体自身的角度来看，韩愈并非那种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学以致用的实干家。他以接续孟子所传圣人之道自命，留意于《荀子》等诸子之书，并非想要独创儒学的新体系，而是着意于“道”之用，即按照儒家学说来规范自己的处世方式，践行君臣之义、亲民之策。由是之故，他才会在宪宗迎佛骨之时，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上《论佛骨表》犯颜直谏。此种事迹观其一生，不一而足。韩愈曾在《答张籍书》中谈著书立说的事情时，曾设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然而，天不假年，其寿不考，韩愈病逝时仅五十七岁，且在吏部侍郎任上，著书立说的愿望也就无从实现了。后世苏辙评论说：“愈之言，朝夕从事于仁义、礼制、刑名、度数之间，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昌黎先生集考异·原道》)事实确乎如此，不过韩愈作为儒者，其特点正是在于其经世致用的救世情怀。就此而言，韩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轲荀卿列传》)的孟子并不相类，反倒与隆礼重法、重视躬行的荀子差可比拟。

[1] 陈寅恪.论韩愈[C]//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332.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

[3] 洪兴祖.韩愈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 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杨伯峻.导言[C]//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5.

[6]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415.

[7] 崔述.孟子事实录卷下[C]//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33.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6-09-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荀学史”(12AZX007)

张明(1976—)，男，副研究员，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胡磊(1973—)，男，记者，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B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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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6)11-0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