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明形态变革之主题自觉与中国式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逻辑

2016-02-27袁祖社

学习与探索 2016年11期

关键词：文明理念发展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 710062)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学术话语·

当代文明形态变革之主题自觉与中国式发展理念的实践—价值逻辑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 710062)

发展与文明是现代性历史与文化进程中的核心主题。发展理念与发展观的自觉，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文明价值观自觉的体现。发展是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发展不仅有快慢、水平高低之别，更有质量、好坏、境界等的价值分殊。合理的、正当的发展实践，一定是理智对待、追求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多重因素圆融一体的有机的、协调的、全面的发展。此种发展本身作为一种文明价值观的践履，旨在自觉地矫治以往发展路向的偏颇，自主地创制一种新的文明发展样式。社会主义制度无疑是一种新质的文明制度，其内在优越性在于，始终秉持人民利益本位的坚定立场，坚持从整体性构架上谋划、设计和奠定属于这一制度的价值基调和蓝图。从共和国缔造者最早关于“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构想，到后来的几代领导人所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以及五大发展理念，都持续性地诠释着一个自信地迈向光明未来的执政党之新的“中国方案”。

文明形态；中国式发展理念；实践—价值逻辑

21世纪人类思想文化的主题之一，是对曾经作为西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之意识形态支撑的“发展主义”之正当性理据的持续、全面反思。这一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的理论自觉，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新的“发展文明”形态之理性建构的高度展开的。其重要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性启示在于：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人类之间的有效的交往实践需要一种文明价值观的规制与引领；另一方面，从作为社会发展之整体性的“文明”立场来观照，任何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都具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本民族发展理念、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捍卫自己发展模式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及其成功经验，在于秉持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逻辑，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理想和使命，坚定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现代性文明与发展新路。在这一历程中，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如何将中国的特殊发展理念、道路与全人类公认的普世文明和新发展观有机结合，如何在中国式发展的特殊性之中体现出进步人类文明发展观的普世性，并且进一步将中国式合理发展的特殊性提升为符合普遍人性的普世性，这是一个比实现富强更复杂、时间更漫长的文明发展观或发展文明观的转型工程。

一、符合人类文明正道的新“发展观”的出场逻辑：“文明形态史观”的反思批判立场与“文明重心转移论”的智识性启示

发展实践与文明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创制与价值互释的辩证关系。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和基本条件，是共同体存续、社会变迁以及不断进步的核心主题和重要动力，这是近乎常识性的事实。但如何发展、发展的价值目标究竟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发展与文明密切相关。发展造就文明，文明引领发展。一方面，发展本身蕴含着文明(某种文明观念与价值观)，发展创造文明、引领文明，发展的实践过程，其实就是对某种文明观念的践履。另一方面，文明不仅标识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和状态，文明同时更是一种合理的发展观所缔造的新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任何一种文明模式的内核，一定是某种发展成果积淀的结果。离开对发展的观照，没有发展作为支撑，文明就只是一个空壳。有学者指出：“社会发展是文明不断创造和提升的过程。虽说社会发展不简单等同于文明发展，但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文明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发展，文明的提高必须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以文明进步为其目标追求和价值指引，并以文明作为发展程度的标志。”[1]

西方近代社会的现代化实践，一直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发展主义”是二战以后产生和出现的一种新的话语。为了尽快恢复被战争所严重破坏的经济，二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无一例外，在国家战略上都将经济增长视为头等大事，出现了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增长，视文明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等现象[2]。显然，此处所谓“发展主义”与“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指向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是普遍性的，是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人们之共同的正当性要求(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所在)。而前者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是特殊意义上的，主要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发展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它通过“进步与落后”“愚昧与文明”等二元化思维方式，极力推崇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许诺，对“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包括贫富悬殊拉大、自然环境——生态恶化等在内的严重社会后果[3]。一般认为，为发展理论研究所公认的、对典型的“发展主义的第三世界的表达文本”，是以普雷维什1970年提交给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变革与发展——拉丁美洲的伟大任务》为标志。普雷维什时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第一任执行书记，他对发展主义做了自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一厢情愿式的诠释：“发展主义可以解释为相信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当前的发展步伐，并确信社会不均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逐步消除，重要的是发展。”[4]及至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进一步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自此以后，在发展问题上的“还原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具体表现就是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不难看出，“发展主义”的价值观是偏狭的，它在向所有的人许诺所谓虚假的有关未来“美好生活”的乌托邦的同时，顽固地遵循“西方中心论”的正义逻辑，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导的资本与技术的无情扩张，客观上助推这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交换——分配体系的再生产。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对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而且使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日益失衡[3]。无疑，“发展主义”从根本上背离了发展与人类整体的生存文明之间的和谐关系逻辑。从学理上讲，文明所表征的，是社会各方面协调、全面、有机发展的智慧结晶。但是，在现实的发展实践中，发展却越来越片面化、狭隘化。在一个时期内，发展一直被等同于纯粹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手段和工具。其结果，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恶化，社会生活中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更带来了精神生活的空虚、生存意义的迷茫和价值信仰的丧失。

作为一种对现代社会发展理念、模式的理性审视，对优良、健全的发展理念探寻的有益结果，影响深远的“文明形态史观”的反思批判立场与“文明重心转移”的实践，给了全球社会以全面、深刻的启示。

首先，“文明形态史观”对于变革和重新认识关于社会发展模式、规律、机制等的叙事方式的启示。从21世纪人类文明形态新变革的高度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历史经验，阐释社会发展理念和范式，需要重新回到并审慎对待、借鉴20世纪西方学者关于“文明形态史观”的理论成果。“文明形态史观”(The Historyof Civilzational Morphology，亦译为“文化形态史学”)，为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始作俑，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集其大成。此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布罗代尔(“文明形态史观”的批判者，主张用“长时段”结构理论取而代之)、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揭示了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理念背后的精神危机，确定了精神价值对于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以及当代美国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主张用文化和文明之独特视角考察人类历史发展和当前全球化趋势)，都提出了独特的识见。

斯宾格勒旨在打破启蒙以来“进步”史观的神话，立足一种世界历史的“比较形态学”的范式重思由发展所带来、所造就的成问题的、漏洞百出的残缺态的“文化”与“文明”。“文明形态史观”从根本上反对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个别的、经验化的具体性分析，主张对历史和社会发展模式及进程的“整体性”解释(与国别史和断代史的研究方法划清界限)；它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各大文明形态的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它反对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强调历史进步论和人的自决能力，并用“挑战”—“应战”法则来解释文明形态的兴衰更替。这种考察结果在于得出了如下结论：历史不应是某一思想家主观“设计的产物”，更不是单线索、直线式、由低到高、由恶及善的进步历程(摒弃了“古代”“中古”“近代”的思维模式)[5]。同时，更为值得肯定的是，“文明形态史观”并不认同所谓“欧洲中心论”和历史的“单线发展论”，而是承认历史的不同模式和多样性形态，倡导按照各民族历史自己的方式，还发展以本来面目：“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是一种动态存在的整体，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观念，它自己的爱好，它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6]因此，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

与世界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实践及其所提出的“人类发展与文明变迁”关系的主题相联系，可以说，所谓“文明形态史观”，就其本义和实质而言，是提供了一种以文化和文明的立场审视社会形态演进和发展的独特的视野和视角，力主发展与文明研究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文明形态史观”的反思性立场及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研究的对象上，由“社会”扩展为“文明”。这一扩充的用意在于表明，所谓“文明”本质上是一个领域广泛的整体性概念，不仅通常所谓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自然因素都在文明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的考量之中。另一方面，“文明形态史观”通过对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指出“文明或者文化类型”对于特定国家、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一认识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在一定意义上创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从而“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7]

其次，“文明重心转移”的实践对于中国和全球社会创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新的历史与时代要求。创新社会发展理念，矫正发展的坐标(突出增长本位的纯粹经济发展观——强调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人本发展观——面向后代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同时将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核心的人类发展观)，是二战以后从先发现代化国家开始进而影响全球社会的一场新的社会文明再造和价值观反思运动。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只有将其放置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之中加以审视，才能够有深刻的觉知。

进入21世纪以后的当今世界，全球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明重心转移”。一般而言，当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出现新的生存方式，同时也出现领头羊发展方式转向的时候，文明重心转移便会自然地产生。“当下面对的世界文明东移主要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状态与权力归属趋于稳定的状态下发生的，一方面，在农业文明发展及其与工业技术发展基本成熟的情况下，人类便开始超越陆地与海洋，努力寻找并建树太空文明时代；另一方面在诸多大国中，代表性国家美国意识到，非洲、大洋洲、欧洲与中东等地区大体处于稳定状态，并寻求新的拓展与称霸的新领域、新空间。东方尤其是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便成为文明中心移动的目标。”[8]

世界文明重心转移的复杂实践昭示我们，发展方式变迁及其所带来的生存方式革命从深层次上决定文明形态变革。发展方式与生存方式所带来的深刻的文明转型无疑给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哪个国家能够顺应这一趋势，抓住重心转移的机会，确立新的发展理念，改变社会发展方式和战略，哪个国家就能够挺立于新的发展实践的潮头，充分利用转型所带来和创造的机会造福于本国以及世界民众，从而为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贡献属于本民族自己的发展智慧，矫正以往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文明价值观的偏颇，重塑发展与文明的新型关系。

发展与文明是内涵互释的，发展理念决定文明的质态，发展的水平决定文明的高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观及其价值观形态。反过来也是如此。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社会、后工业文明时代、后发展时代，现代文明得以具有优越性和超越性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与以“文明”立足点关于社会历史进行全景观照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迁和变革密切相关的。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道路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现代性文明难题、遭遇的许多困境，或多或少都与不尽合理的发展观念、不尽恰当的发展方式有关。而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其最重要的症结，则是为着某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之生存目的和意志，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对于特定时代人类文明正道的实质性偏离。

二、发展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对一种新的发展文明观的创制与自觉实践

近代以来，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论争一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性事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知识论视野和价值论立场，对其高下、优劣以及合理性与否等，给出了不同的文化评判和结论。在诸多识见中，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所著《历史研究》中有关中国文明的世界价值的评判较为中肯和独特。依汤因比之见，“在世界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文明都已经中断或衰落，唯有中华文明傲立世界五千载而绵延不绝。”为此，汤因比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这样一种关于中国古老文明的“同情式理解”和论断其实并不新鲜，尽管其对于鼓舞、提振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一个自强不息、发奋图强的民族，是人类文明的多样化的独特构成。

进入近代历史的真实情境，面对农耕经济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式落后以及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人不会忘记，当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以后，由于我们发展落后，由于我们未能找到一种恰当的与处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发展相融合的方式，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中西两种文明之间激烈较量及其带给一代代中国人的深痛记忆，迄今仍令中国人刻骨铭心。至少从明末清初中西两种文明遭遇并引发长期而激烈的“体用之争”以后，一方面，中华民族及其所代表的文明形态所面临的困境和关切的焦点，是通过接受现代文明尽快富强起来，救亡图存。另一方面，一直希望在自我反思和批判观照的意义上，按照民族文化自身的历史与现实逻辑，遵循历史的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特质，对处于强势态、主导态的“现代性”的西方规制，做出更加符合人类文明正道的矫治或者修正，找到自己的“文明发展正途”，从而在发展观上，为全人类共享的“文明体系”贡献出属于自己的智慧和识见。

为走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钳制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化的依附，通过发展并在发展之中找到中国文明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恰当路径，几代中国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与抗争。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幅充满了动乱和战争的艰难发展图景：北伐战争、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在1912年至1949年这一时段的发展情境，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先生在其著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做过较为深刻又不乏客观的分析。费正清先生评价道：(中国社会)“虽然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以比较快的速度继续增长，但在1949年之前影响极小。……在这40年中城市人口有所膨胀，城乡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虽然从国外和国内工厂引进一些新产品，但数量上微不足道，对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9]

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渴望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希望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美好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遵循文明人类的价值正道，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探索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明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体现的是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文明价值追求。具体来说，1949年10月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这个梦想变为现实。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还为中华民族文明开启了两个新的方向：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工业化。共和国建立之初，经历了百年沧桑巨变的历史，面对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坚定地表达了新中国的发展愿景规划：“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0]熟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1949年到1978年之前，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巨大的成绩(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有许多具体翔实的统计数据以为佐证)，也有过在成绩面前头脑的膨胀和“左倾”冒进，更有十年“文革”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停滞、倒退。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迈入新的发展历史时期、开启经济社会新的发展历程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顺应历史潮流，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战略部署，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确定了稳定的方向。自此以后，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等被纳入中华民族富强的实践中进行立体式思考。这一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贡献，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邓小平首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新的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此一回答突出了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本体性价值之所在，同时也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符合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目标：幸福美好的生活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不仅如此，上述价值目标正在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得到具体的落实体现。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学者给出了准确的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12]现在看来，没有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崛起的奇迹，就不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的逐渐强盛，就不会有不断现代化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和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体系。

文明的表现就是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所形成和确立的对秩序的尊重和呵护，而秩序则是一个民族共有的文化精神的共识与体现。现代意义的文明，是指人类从农业革命以来在发展过程中所创立的、与秩序相联系的一定生活方式及其内容的反映[13]。从对文明的这一维度的理解着眼，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实践紧密相连。这种文明形态不但继承了古代中国文明传统的精华与特色，同时在吸纳世界先进文化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形态，也创造了与这种文明形态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和社会规范。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模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崭新形态。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文明形态都是以对抗为基础的。他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中国模式创造的文明不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谐的基础上，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区别于以往各种文明的崭新的文明。”[14]包括中国的文明在内的一切进步人类所崇尚的文明，就其特征而言，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追求：一是秩序的统一与和谐，二是社会的繁荣与公正，三是人性的自由与发展的持续稳定。这种特征，不仅体现的是世界历史的真实过程和必然趋势，同时更是人类精神的自为逻辑在更高阶段的自觉和完善的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

三、“五大理念”的理论创制及其制度性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对新发展文明的主体体认与价值主题(理性)自觉

发展方式的变革与文明演进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过改革开放实践的伟大洗礼，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与中国的发展观念所引领的现代人类文明形态自主创制问题，因其关涉具有时代性高度的中西文明论证之新的理论制高点和实践方略的探寻，一直是海内外知识界热议的一个严肃论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密切关注人类文明变革进程中中国发展的目标与方略问题，明确主张应将中国的发展纳入人类文明演进的宏阔视野做历史比较性分析。有学者指出：“有史以来，人类经济文明形态大致经历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等形态，这些经济文明形态在人类发展的相应历史阶段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创造财富的主要特征。尽管当代中国经济的文明形态尚处于需要加快补上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 (知识) 和金融化 (资本市场化) 的历史之课，但它已经破题并赋予了中国特色，而且正信心十足地向着创造更加统筹协调、更加全面发展、更加成熟高质的新型文明形态发展。”[15]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仅作为一种“事实”，同时更作为一种“理论”反思的对象，“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当下和长远来说，都一直是一个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向前进’。就是改变原有的面貌，使得社会出现一个新面貌。这个新面貌与原有面貌相比，是人们改善自己本身的生存状况、改善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更高追求、更美好的理想，也是人们在此前为之而奋斗的目标。因而，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发展就是缔造一种高于原有状况的新的人类文明。也就是说，发展不应该是寻求人的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单项生活需求和规划目标的获得，而是文明的不断前进和不断升华。”[16]中国的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理应创造一种高于、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形态，理应站在人类历史的新起点上，依照中华民族自己的智慧，自主地奠定与历史进步相一致的新的文明的基调，描绘中华民族富强、复兴的宏伟发展蓝图。显然，这是一种有宽阔胸襟、有宏大气度和气魄的“文明发展”的大思路、大谋划。这其中，“文明性整体”的眼界是起着统领性的、统摄此一规划发展的思想起点和一切发展实践的总归宿。与一切私有制社会相比，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文明的制度，它首次承诺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因此，通过这一制度，并在这一制度下所实现的“发展”，无论从品质、还是从境界上看，都理应是一种更高级、“更文明”的发展形态。这是确保社会主义的“发展”始终与“文明”达到内在契通，从而真正避免借“发展”之名，产生形形色色的“低俗化”“粗野化”“庸俗化”和各种可怕的人性“退化”[17]。

从创制新的文明价值观、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全局的新的主张，表明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新一届执政者站在人类历史转折点的新高度，审时度势，决意抛弃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曾经通行的不合理的旧的、传统的发展价值观，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矫正人类文明的轨迹，澄明“发展”的真意，切实提升中国社会整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实力，让发展回归、服务于发展主体(人)的美好生活，促进其自由全面发展的真实逻辑。

此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总体性新理念提出以后，国内外论者的关注点大多聚焦在发展本身的相关问题方面(譬如，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发展手段、发展速度、发展质量与效益等)，而鲜有从一个全新的分析和评判视角，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时段着眼，辨识其在文明发展(新的发展文明观)方位中所应有的重大前瞻性和引领性意义。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对新发展文明的主体体认与价值主题(理性)自觉，聚焦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五大理念”何以是发展文明观(“文明发展观”)的新形态和新高度；其二，“五大理念”何以是当代有关“中国道路”之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最合理形态的有力诠释。这其中，贯彻中国发展道路始终、支撑新文明形态的一个不变主题，是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探寻问题。所谓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其实都是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上，并以对发展性质的理解和界定为实质性依托。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

首先，“五大理念”是发展观问题上的“文明自觉”。文明是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价值的实践凝练，脱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的发展无一例外都是对文明的偏离。“五大理念”所主张和呈现的总体性意义，不仅仅是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绿色发展)、发展方略等转变(创新发展)，其结果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方式的变革(共享发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协调发展)，其结果一定是“文明发展观”或新的“发展文明观”。与自由资本主义之个人与特殊集团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相比，一方面，就其性质而言，此种发展之所以被判定为是“文明的”，其最深刻的理由在于，这种发展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是整个社会福祉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兼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被共同考量，因而是具有最大的成长性和生命力的新的发展理念。

其次，“五大理念”所彰显的文明发展观，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中国道路”“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之最合理的、最具正当性的深刻理据。具体来说，五大理念以其理念、方略的前瞻和日益明晰的现实理路，在对单纯“增长本位”的狭隘发展观的超越中，必将成功地引导中华民族走上富强、文明、富裕的康庄大道。不仅如此，这种具有文明新境界的发展观正在为全球社会所认同、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从世界范围来看，从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着眼，“五大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人类发展观演进变迁中的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意味着旧的发展观的“终结”和新的发展观的开启。

最后，“五大理念”之所以是一种新形态的文明发展观的表征，一个更为深刻的理由还在于，它构成正在成长中的由中国所引领的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坚实内核。“五大理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大国成员中的负责任的一分子，立足中国现实，着眼整个人类前途、命运和未来，在发展方式上对国际社会所作出的庄严的承诺。这一承诺意味着，在中国社会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政府将率先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从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和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发展将兼顾经济、社会、民生、环境、代际等多重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18]。这一新型的发展理念、发展实践，符合人类共同体之生存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福祉，所以更加符合发展原本具有的文化的、人文的、人道的本质，本质上就是重构和捍卫一种新时代的“发展文明观”或者“文明发展观”。马克思指出，文化上的每一次发展，都是迈向文明的一步。文明作为人类创造性智慧的价值积淀，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总体性、根本性表征。一种理论主张、一种文化形态以及一种道路的选择、设计与实践能否上升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文明态”，进入人类文明的总的“谱系”，从而实际地构成人类文明自主演进历程中的有机构成和质素，并有可能成为具有典型性、引领性和示范性的新文明价值观的主流，获得具有不同传统的民族的欣赏、理解、效仿、认同和践履，并不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事情”，而是一种长期的、复杂的实践探索与复杂博弈的过程。

客观地讲，一方面，“五大理念”彰显的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性，代表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高度”。当今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诸多生存难题、困境和危机(愈来愈严重“生态危机”“文明扩张”和“霸权主义”等所引发的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冲突)，究其根源，是错误的文明观念指导下的发展价值观自身(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危机。西方文明与发展价值观无法克服和走出自设的困境。不仅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而且非西方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被这种不合理的发展价值观所牵制、误导，以致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五大理念”作为一种最先进的“文明发展观”的体现，传达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总体性意义上的文明发展的精神特性和高远的价值理想。《周易·贲卦·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与人类的发展、生存与生活理念相联系，中华文明的发展观主张，文明人类在满足自己的生存与生活需要的实践过程中，必须节制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减少或者禁止对自然等无限度地开发、利用、征服和掠夺[19]，践行一种适度生存信念。另一方面，“五大理念”作为有关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一种新的主张，作为一种基于文明高度的价值主张和姿态，深刻地观照了现代化以来人类在发展问题上所遇到的深层困境，表达了一代中国人对于全球命运共同体之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深深关切。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现代文明的底色是由健康的发展理念构成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倡导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之所以是迄今为止最为合理、最为前瞻、最具有示范性、辐射力和引领性的“文明发展”理念，最深刻的理由在于，其所直接针对的是对现代性的“发展主义”(把内蕴丰富的发展本身等同于“增长”的狭隘之见，忽视了发展的整全性、全面性以及人性、人道、人本追求)观念的全面、深刻、系统的反思，其中的每一个理念和相应的实践，都是从一个特定的维度切入当代人类发展进而文明发展的危机和病症本身。

不仅如此，“五大理念”代表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高度”，其更进一步的理据还在于，它是一种更加强调发展的历史性、阶段性、民族性，充分尊重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差异性的更具张力的发展价值理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小康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中华民族抓住了决定文明发展态势和演进方向的大势、命脉和规律，因此，其所主张和力行的文明发展的价值观，一定会在与世界其他类型的“发展文明”观的交流、较量和博弈中，不断赢得整个世界的理解、尊重和认同。

[1] 丰子义.全球化与文明的发展和建设[J].山东社会科学，2014，(5).

[2] 郁建兴.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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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君成.评拉美发展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实践[J].拉丁美洲研究，1985，(2).

[5]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21.

[6]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

[7] 柳昌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文明类型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8] 于文杰.文明重心转移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J].人民论坛，2015，(29).

[9]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5-36.

[10]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3-344.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12] 俞可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J].人民论坛，20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