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春 花

(北京建筑大学 a.文法学院;b.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北京 100044)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爱德华·苏贾的空间叙事与行动策略
——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例

高 春 花a,b

(北京建筑大学 a.文法学院;b.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北京 100044)

美国城市学家爱德华·苏贾《寻求空间正义》一书聚焦正义问题展开了独具特色的空间叙事和行动策略。他阐述了社会、历史、空间“三位一体”的本体论，并以此作为统摄其“思维过程的DNA”来研究城市空间正义问题。他采用大量案例进行空间叙事，只为说明：人和世界是空间的产物，人所追求的交通正义、环境正义究其实质是一种空间正义，种族隔离、城市主义意识形态等问题也同时是空间问题。为了实现空间正义，应该采取行动主义策略，挖掘地方和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的力量，积极推动更具空间意识的抗争行动。

空间正义；空间叙事；《寻求空间正义》；爱德华·苏贾

爱德华·苏贾是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系教授，后现代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少年苏贾生活在以文化多元著称的美国纽约市布朗克区，10岁时便“活像一个街头地理学家”。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后，曾多次游历非洲，并担任过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和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客座教授。回到美国后，先是在西北大学任教，1972年移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城市政治经济学。2011年，应北京建筑大学之邀，赴京参加“第四届建筑与土木学术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并做题为《区域城市发展》的学术报告，之后赴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学术访问，并以《区域城市化》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自此以后，他和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多个科研院所和大学保持着学术联系。2013年5月底，他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的采访。显然，中国成了苏贾空间研究之旅的又一驿站。遗憾的是，其生命旅程戛然止于2015年，作为其著作《Seeking Spatial Justice》(中译文《寻求空间正义》)的译者之一，特以本文纪念这位为城市穷人的空间权利奔走呼号的城市学家。

一、建构“三位一体”新本体论

就像“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预设前提一样，苏贾也为展开空间理论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空间本体论。本体论是苏贾“思维过程的DNA，是一个被授予的模板”。他说，所有理论都根源于对人类存在及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本质的本体论假设。这些关于人类在世界中的假设，被本体论者称为此在(Dasein或etrela)，它不是对现实的检验，而是这样一个公理：世界是社会、历史(时间)、空间的“三位一体”[1]69-71。“上下四方为宇，古往来今为宙”，作为宇宙的一分子，人既是时间的存在，也是空间的存在。苏贾通过建构本体论意义上的“元理论”话语，揭示了“是”(to be)的意义，即世界和人类自身应当具有的样貌[2]。他引用马丁·布贝尔的“距离与关系”理论(1975)以说明“空间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在这里，人类通过创造“一种差距”“一种距离”“一种空间”来实现对世界的客观化。换句话说，人类的生存境遇取决于空间性。苏贾将布贝尔的“遥远的原始设置”与萨特的“虚无”进行过比较，发现了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妙。“虚无”是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物质分裂，是原始的距离，也即首先得到创造的空间，是为区分主体与客体提供本体论基础的极其重要的“分离”。有了布贝尔的“遥远的原始设置”与萨特的“虚无”，也就有了人类意识。因此，空间、空间性具有人之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就如空间、时间和物质描写和包含了物质世界的基本特性一样，空间性、当代性和人类可被视为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元素的抽象的多个方面……空间、时间和人类之间的这种存在关系在概念上如何被确定，在对具体事物的解释中又是如何被赋予特定的意义……是所有社会学说的诞生根源”，这种基于空间、时间、存在之上的本体论“共同构成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存在于世界当中的社会秩序围绕着社会的宪法、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制度和实践等在旋转”[1]25。空间思维为阐释人的生存夯实了方法论基础。

苏贾之所以高度关注本体论世界，是因为在过去至少一个世纪的知识形成中，存在着根本性的本体论扭曲，即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社会和时间或者历史方面，几乎不过问人类生活的基本空间。他引用福柯的观点(1986)说，19世纪后半叶，人们把时间看作动态的和发展的，把空间看作相对固定和静止的，这种观念一直左右着西方人的思维，几乎所有哲学思想流派，包括社会科学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将真实的社会性、历史性凌驾于基本空间之上。实际上，没有任何恰当的理由预先假定我们作为社会与历史一员的存在，要比我们的生存空间更重要、更基础。因此，要发展批判性空间正义理论，就必须把颠倒的本体论再次颠倒过来，以社会、时间和空间“三位一体”的视角看待人和社会。苏贾把这种本体论称为“新本体论”，认为它给予人们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识：人类生来就是空间的存在，我们生来就占有空间，并努力地塑造生活的空间，同时在空间中塑造着自己的生活[1]69。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后现代大都市——城市和地区的批判研究》被称为苏贾空间研究的“三部曲”。他分析了空间之于存在的重要意义，张扬了空间及空间性这一人类生活的第一原则。苏贾演绎“三部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展开人类空间画卷的过程。在这里，空间、社会、历史的“三位一体”，构筑起城市问题研究的擎天大厦。他在分析人类思想史时说道，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1880年至1920年间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其理论缺陷是“用时间摧毁了空间”，使地理学“患上理论的休眠症”“地理学被挤出理论建设的竞技场”，进而导致传统社会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失衡；其实践危害则表现在，空间的“贬值”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周而复始的危机与重建中所产生的“空间定势”，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因此，必须扬弃长期以来“时间优于空间”，“历史创造”优于“地理创造”的陈词滥调，以生动活泼的空间批判视角分析当代人的生存问题。如果说，苏贾前“三部曲”论证了“人是空间的存在”这一哲学命题，那么《寻求空间正义》则继续沿着这个命题，将人们带向思维的纵深之处。西班牙学者阿尔伯特说，《寻求空间正义》是“第四部曲”，它既是前“三部曲”的和弦，又开启了空间研究的新乐章——空间正义理论与实践。在这里，苏贾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生动素材中，爬罗剔抉、抽丝剥茧，以寻求空间正义为主旋律，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基调，奏响了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资源不公平分配的空间研究“第四部曲”。

二、将空间置于首位

人是一种空间的存在，人的问题究其实质是空间问题。在建构起“三位一体”空间认识论之后，苏贾重点探讨了城市空间权利问题。他发现，城市权利的斗争始终围绕着空间而进行，“正义的地理学或者空间性(我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对正义而言，是一种整体性、构成性要素，在社会实践中，正义或者非正义是城市空间问题的关键性指标”[1]1。苏贾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重建城市、发展城市、改造城市成为波及世界的潮流，这为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幸福生活、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城市化运动的负面效应也逐渐呈现，而这些负面效应无一不和空间正义缺失相关联。

苏贾是用案例来说话。交通正义是一种空间正义。这本书“前言”以“巴士乘客联盟判决”来说明之。1996年10月，在美国洛杉矶市区的一个法庭，展开了一场以巴士乘客联盟为代表的草根社会针对洛杉矶城市交通局(以下简称交通局)的诉讼。案由是：为使洛杉矶显得更像世界大都市，交通局拟建立一个地下轨道交通系统，此计划投资巨大，花费昂贵，造福于富人，但非常不利于居住在市中心、大部分属于少数族裔的工薪穷人，后者祖祖辈辈乘坐价廉的公共交通工具，轨道交通无疑将会加重其经济负担。劳工/社区联盟经过法律和政治上的不懈努力，开启了一个法律判决的新时代：草根阶层胜诉。判决要求，交通局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环境友好型巴士以缓解过度拥挤，维持合理票价结构(fare structure)，增进巴士安全，减少巴士站犯罪，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为此，需要花掉交通局几乎所有正在执行的预算，致使那个雄心壮志的轨道交通计划无从实现。

苏贾认为，“巴士乘客联盟判决”极具启发性，它颠覆了美国城市规划和治理传统，由以前的服务于富人(这些服务甚至是在消除贫困的名义下进行)，变为有利于穷人。判决之后，社会公众对昂贵和充满问题的轨道交通项目的支持随之消失。这说明，草根运动影响金融支持、城市规划和管理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要行动起来。交通正义何以成为一种空间正义？苏贾认为，一个人身居何处，对其选用何种交通工具至关重要，一个人所处阶层也直接影响人们对交通工具的选择。因此，“巴士乘客联盟判决”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正义的探索”，在这里，“空间正义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理论概念，一个经验分析的焦点，一个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靶子”。在苏贾看来，交通工具不仅仅是一种背景，或者一套可图绘描述的物理对象，它是一个空间表达，是一种意识形态，寻求交通正义就是寻求空间正义，为交通而斗争就是为空间而斗争[1]1。

环境正义也是一种空间正义。在美国，空间分异、不公平的地理位置、恐怖主义等导致了环境不公正。贫穷的少数人群特别是非裔美国人(即：美国黑人)承受着更多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生活环境充满了危险。环境主义者对此给予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积极回应。苏贾对这些回应抱有敬意，认为他们的运动构成了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那些悲观的环境主义者过分强调物理与自然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从更为广阔的空间视角看待环境问题，致使许多环境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苏贾强调，地球上的一切，无论是否有组织，都与空间有关，基于空间区别的研究可以修正对环境正义的看法，并为全球和地区联合提供更多的机会。他断言，环境正义运动可以从地理学研究中明显获益，研究人类如何通过生产以及对非正义的地理条件和全球结构进行再生产而带来空间的优劣短长，意义重大，对于环境与空间关系的更广泛的政治响应迫在眉睫[1]53-54。

种族隔离主要表现为空间隔离。种族隔离始终由地理位置争端所肇始，苏贾描述道，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和地区，有为白人精英特别设立的隔离行政区(其中大部分是最发达地区)，有将大部分非洲人口安排在被称为“家园”的周边地区。它将城市空间分割成不同的街道，一旦认为有必要进行空间净化时，由白人控制的行政区便驱逐长期居住的非洲人种、有色人种(混合人种)以及亚洲人种的居民。比如，南非的这片“坏土”就严格限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限制了城市、地区以及国家政治，在这里，人们犹如穿着一件受空间制约的“紧身衣”。苏贾认为，种族隔离是另外一种空间非正义性，受压迫的地理空间蕴藏着抵制运动的潜在空间，他以发生在南非的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为例，认为有理由期待开启一个消灭种族歧视的充满希望的空间[1]52-62。

城市主义意识形态也与空间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发达国家涌现了一股城市主义思潮，人们为了私密性、机动性、安全性而大规模迁往郊区，造成城市建筑千篇一律、公共建筑散置各处、农业用地和自然空间被吞噬、通勤距离和时间被拉大、对小汽车交通更加依赖、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加剧，甚至导致城市与郊区发展失衡、城市税源减少和种族隔离等一系列问题。苏贾指出，这种无限蔓延的城市主义使得城市布满了摄像头，居民处于监督警报系统的包围之中，一些禁入社区和城堡式大院，由全副武装的保安看守，私自闯入者“格杀勿论”。他举例说，在美国，最早一批禁入社区建在洛杉矶南部帕罗斯·福德斯半岛上，岛上的自治市均由完全封闭的围墙组成，而这只是(至少在美国)城市政治地理变化的冰山一角。苏贾说，受恐惧和个人偏好的驱使，越来越多的高收入群体(被某些人称作幸运的第五等级)，纷纷退出城市公共生活，生活在个人的“狭隘空间”中。这种远离城市和逃避城市责任的“离心运动”导致富人和穷人的居住分异，整个洛杉矶弥漫着一种过度防御气氛，空间被无比清晰地分割和定义，私人领地安装了各种监控设备，富人区没有人行道，穷人区环境每况愈下，公共空间成为城市的消极面，这种社群与社群、空间与空间、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张力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1]42-44。

相比于洛杉矶学派的其他成员，苏贾更关注边缘空间的居民如何争取居住空间权利。从最低生存工资运动、到公共交通正义、再到社会公共服务，均在苏贾的学术视野中。他认为，不平衡地理发展不仅构成新的资本增殖来源，而且形成了阶级剥削的新花招。这种剥削表面来看以一种自愿互助的形式出现，但实质上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资本家聚居的地区往往处于城市中心区域，这里没有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也排除了交通拥挤、治安混乱、相关配套生活设施及公共空间缺失所带来的生活不便。这些区域有良好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有足够宽松甚至是奢侈的个体空间占有率，以及穷人难以获得的金融、信息和网络资源。而穷人居住的边缘空间则与此相反。在美国，有一种病态的郊区生活模式——人们住在漂亮的房子里，但生活质量却相当糟糕。有些人选择从中心城市迁移到棕榈谷(Palmdale)、兰卡斯特市(Lancaster)或莫雷诺谷(Moreno Valley)，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能买到便宜的住房。开发商向人们许诺这些边缘城市的发展也将像奥兰治郡一样，无论住宅设施还是工作机会都将步上正轨，但是他们承诺的工作却永远没有出现。苏贾通过研究洛杉矶地区人们在居住和工作地之间的时间花费，发现有20%的人单程花费两个小时以上。而在这20%的人口里，离婚率和自杀率高居不下、家庭暴力频发、心理问题严重。人们在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疲于奔命，咀嚼着“中心—边缘”城市结构而酿成的苦果。

是时候改变这样的生活状态了！

三、采取行动主义策略

和行动相比,话语永远处于第二位。《寻求空间正义》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独特的战斗精神，苏贾自谦为“策略乐观主义”和行动论特质。他认为，要想摆脱“边缘”处境,占据“中心”位置，需要进行“地域权斗争”，其主要形式是边缘群体的集体社会行动。苏贾通过1992年美国“洛杉矶暴动”来推销自己的行动论方案。他分析道：“洛杉矶暴动”的实质是由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阶级冲突，并展示了在洛杉矶这片“福特方式弹性空间化以及不平衡发展工业的风景”里，再度中心化和边缘城市化的扩散性都市伸展和重构的都市肌理，无序的随性城市的两极分化以及混合的阶级边界，门禁和护卫的监禁群岛的保护性堡垒和坚固管辖，以及模拟城市迷人和狡猾的超现实非美学性都市想象[3]。在考察了北美的商业城市、竞争型工业城市、垄断集团城市、国家控制福特主义城市和以洛杉矶为原型的后现代城市等五种城市类型之后，苏贾认为，要实现空间正义，必须唤起民众觉悟、激发社会行动力量。他分析了1992年美国“洛杉矶暴动”后成长起的三股政治力量：第一股力量相对悲观，对通过资本主义全球化区域经济及其制度体系解决社会和空间正义问题存在质疑；第二股力量是兴起于白人排外倾向的暴力主义者；第三股力量是行动主义者，他们既不主张撤退也不主张采用暴力，而是以高度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挖掘地方和非政府组织、市民社会的力量，积极推动更具空间意识的创造性抵抗网络，一种地方、空间和区域的进步文化政治学的积极实践，以及更广泛的为实现区域民主和空间正义的抗争行动。

苏贾赞赏第三股力量,积极探寻空间正义的行动主义路径，并将行动的地点定位于边缘空间。他借用女性主义者瑚克斯的说法，将边缘空间的精神要素做出如下界定：边缘及边缘性并不是要丢开、放弃的东西，而是要在其中逗留、坚持使之平衡的地方。因为它增进反抗的能力，提供可能的激进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眺望、创造、想象其他新世界……对被压迫、被剥削、被殖民的人来说，认识到边缘乃反抗之所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是把边缘视为一个符号，视为对痛苦、贫困和绝望的标示，那么浓厚的虚无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所以，在苏贾眼里，边缘空间既是镇压之地也是反抗之所[4]。

针对话语与行动脱节的现象，苏贾呼吁：人们需要真实的食物和居所，而不是被告知应该拥有食物和居所。他希望通过切实可行的集体行动来改变空间生产和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改变生活于空间中的人的边缘地位，最终实现空间正义。为此，必须增加边缘空间的开放性和团结性，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提升边缘空间的权利比重，优化权利配置。弱者只有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才可能现实地改变居住空间的不平等、不正义。这就是空间的资本化所产生的抵抗力量。的确，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结果造成“中心与边缘”的悬殊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区域居于主导与决策地位，享受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一切好处：便捷的生活、优美的环境、完善的服务等等；而处于依附与附庸地位的边缘地区则承受着现代性带来的一切恶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描述过这种状况：“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使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拥挤的角落里去。”[5]许多都市穷人区的环境沉沦到“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的近乎野蛮状态。这种空间不平衡发展不仅成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新的抵抗力量的发源地。对此，列斐伏尔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称之为“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从最卑贱者到最高贵者、从马前卒到统治者”[6]。苏贾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空间资本化既是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动力，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作为弱势群体，那些被剥夺空间权益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学生、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流浪汉构成新的反抗力量，争夺空间的“控制权”成为反抗的主要目标。“洛杉矶暴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苏贾的行动主义策略固然是解决空间正义问题的一条路径，但是他没有看到，只要资本还存在，资本主义空间就内在地孕育和滋长着不平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本性的阐释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资本将最终成为它自己的“掘墓人”，毁灭资本的是资本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空间资本无疑也符合这一规律。我们知道，“增殖”是资本的根本属性，“资本就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限制”[7]。疯狂扩张与榨取一切可能利润的秉性促使资本把全球作为它的市场，以维持自身存在与无限增长。但是，资本也会遭遇它自身的限制，多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同样，空间资本化也必然遭遇它自身的界限与危机。一方面，空间的资本化程度越高，可用来制造与使用的空间就越少。当空间差异与障碍趋于同质化时，其利润增殖的程度会逐渐减少乃至于消失。另一方面，生产过度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将引发资本主义危机，美国由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如此。

[1] 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2] SOJA.Postmonden Grographie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89:131.

[3] 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钧,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549.

[4] 索杰,等.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行[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2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1-722.

[6] 勒菲弗.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7.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78.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6-04-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空间伦理问题研究”(13BZX087)；北京市教委重点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空间公平问题的伦理考量——以北京市为例”(SZ201210016011)

高春花(1964—)，女，教授，从事城市哲学研究。

B1

A

1002-462X(2016)11-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