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晓 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学术话语·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吴 晓 明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只有真正把握住这种关联，才能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也才能把最广泛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深刻地置入我们整体学术的对象领域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成果和创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绝不可能从总体上摆脱中国道路这样一个根本的立足点；历史唯物主义给予我们的一个基本启示是：讲中国语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必将转入这样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探索中国问题并把握其社会现实。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道路；社会现实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和探讨中国道路，是一个非常广泛而重要的主题。它的深入展开不仅对于今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来说意义深远，而且将会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积极转向，使之能够真正承担起研究中国问题并切中社会现实的时代任务。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只有真正把握住这种关联，才能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也才能把最广泛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深刻地置入我们整体学术的对象领域之中。因此，我的基本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成果和创新；第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绝不可能从总体上摆脱中国道路这样一个根本的立足点；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给予我们的一个基本启示是：讲中国语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必将转入这样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探索中国问题并把握其社会现实。

一

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实践，因为这种实践既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道路的出发点，也是由历史唯物主义实际地参与和引领的历史性进程，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积极成果和创新。所谓道路，总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它的最基本的规定一是“从何处来”，二是“向何处去”。因此中国道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中国近代的整个发展进程来把握。它的起点，大体上可以确定为1840年，它标志着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挑战，以及由于这种挑战而陷入的重大危机。在这样的视域下，中国是处于一种积贫积弱、列强环伺，并随时都在被蚕食瓜分的局面之中。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是由于现代性开辟了世界历史，以及现代性“在其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正是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7

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所以自那时起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事实上持续了一百多年的重大任务——现代化任务，这个任务直到今天还没有最终完成。但是这个现代化任务并不是轻易的、简单的、可以按照某种现成的公式来模写或订制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中国要实现这个现代化任务，首先必须有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这场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取向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依循此一现实的社会革命最终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根本不是任何一种主观想法可以任意改变和随便假设的。然而必须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和学术界，那种无头脑的主观意见却颇为盛行。时下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军事失败。什么叫军事失败？也就是一种极其偶然的并且因而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失败。在哪样一种层面上是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败呢？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层面上。可以问一下任何一位从事社会科学或稍有头脑的人，事情难道可能是这样的吗？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它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生活在民国也挺好》。我们且不管它的内容如何，这题目倒是真可以用来做那种无头脑的主观意见的标记，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任意性的领域，或黑格尔称之为“坏的主观性”的领域，在这个“客观性告诫”完全失效的领域中，每个人都只是随便谈谈他个人的主观想法罢了。也许，“生活在民国也挺好”，但其他的说法不也有同等的权利吗？“生活在大清也挺好”，“生活在汉唐就更好”；或者，“生活在法国也很好”，“生活在美国就更好”。虽然这些说法在知识界听起来可能颇为刺耳，但却很值得我们就此深思一番的。

如果说这样的情形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研究中国道路来说的必要性，那么它同时也提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参与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基础。正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通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来为它奠基，正是由于这一社会革命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道路来说的本质重要性也就不可能是主观假定或任意设想出来的东西，而是植根于中国道路这一历史性实践本身的。从一个方面来说，中国革命的展开过程已经同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必然的关联，费正清在研究中国革命时便清楚地看到了一班无头脑者根本看不见的东西。他说，美国的自由主义不可能和中国革命并行不悖；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中国人所需要的不是杜威的教义，而是某种其他东西[2]。我们在这里恐怕不必补充说，这某种其他东西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意味着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又意味着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脱离。如果说，中国未来发展的现实可能性首先来自于它纯全进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去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牢牢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意义就表现为：它从原则高度上把握住了这一文明本身的历史限度，并由此而提示出积极地通达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在这里，若要就中国道路“向何处去”有所言说的话，那就是：在它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还将积极地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既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具有这样一种本质关联，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会参与并引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有过曲折、错误和危机，都曾面临严峻的挑战和挫折，但其基本的发展态势是：中国在通过社会革命为大规模的现代化奠基之后，有效地构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并在这样的体系基本形成之后通过改革开放，迎来了我们最近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从哲学理论方面来讲，这样一条中国道路，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参与和引领下开辟出来并逐渐形成的，以至于我们确实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成果与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高明深透，但其最基本、最简单、最切近的中国表述无非就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无非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切目标、理论、纲领、举措和策略等等的依据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之中，植根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离开了这个根本之点，就会招致失败和挫折，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不会有这条道路的成功与前景。

然而必须肯定的是：这样一条中国道路不仅在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正在充满活力地开辟出它的广阔前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展开过程中，我们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果，这不仅是我们能够亲身感受到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的GDP总量现在居世界第二，而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恐怕已是世界第一了。我们现在讲，光看GDP不行，我们的人均还不高。确实如此。但是从中国近代的历史来看，不讲GDP，不讲综合国力更不行。为什么？毛泽东曾经说过，“落后就要挨打”，甚至要被“开除球籍”。大家仔细想一想：落后就要挨打，这叫什么世道？现代世界就是这样的世道——弱肉强食，丛林法则。1840年以来的经验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今天讲GDP的提升，讲综合国力的成果，我认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太高，我们必须从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方面去把握这样的成果。诚然，我们在今天的发展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极为严峻的问题，但正像这样的挑战和问题在实践上只有通过中国道路的进一步展开来解决一样，它们在理论上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拓展和创新来解决。

二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是实践走在前面，而我们的思想、理论和学术，却似乎未能真正把握、揭示并切中这一展开过程中的实体性内容。举个例子来说，英国的卡梅伦前首相访问中国时曾多次提到：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快了好多倍。我们当然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为什么是这样？为了能够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需要对中国道路的现实内容有深切的理论把握和透彻的学术分析。尤为重要的是，众所周知，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几乎在任何一部世界近代史和经济学著作中都不能不提到它，而且关于这一重大事件也早已有了详尽完备的理论构造和分析框架。但是对于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应该在理论上如何来加以探讨和总结呢？其趋势和意义又应当在理论上如何来加以评判和估计呢？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真正深入地把握中国道路并切中其实体性内容——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那么，这种缺乏与其说是我们在理论和学术方面还学得不够(这方面实际上成绩相当可观)，毋宁说是我们就中国的社会现实方面还思得不够(也许在这方面还未曾开始思)。

在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方面构成真正障碍的东西是哲学上所谓的“主观思想”，其主要的形式叫作“外部反思”。外部反思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3]111。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外部反思也就是我们通常叫作教条主义的东西，因为教条主义就是不顾事情本身而只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我们知道，在中国革命时期就有一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讲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对俄国革命的经验崇拜到五体投地，所以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就应当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其结果却是一次次的惨痛失败。为什么事情竟是这样呢？是马恩的原理错了呢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我看都不是，是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错了。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他们才真正摆脱了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而深入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去了。我们确实要好好想一想：在前一个纲领中，根本不涉及中国社会的现实内容因而根本谈不上中国道路，有的只是俄国道路作为抽象原则被强加到中国革命的进程上去；只有在后一个纲领中，才使中国的社会现实得到了积极的把握，才包含着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才开辟出一条根植于社会现实的中国革命道路。

那么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情形又如何呢？我的基本判断是：在对外学习方面确实成果丰硕，但外部反思依然盛行；说得不客气一点，比起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那时的教条主要来自苏联，而今天的抽象原则主要来自西方。但作为外部反思的主观主义，即从来不深入特定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而只是把一般原则抽象地强加到一切内容之上，这两者在性质上难道不是恰好相同吗？我们知道，黑格尔对拿破仑这位政治天才和军事天才评价极高，但却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中多次批评性地提到一个事件。黑格尔说：拿破仑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是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值得深思的是：法国和西班牙有多大差别？拿破仑那样的强权人物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几个？但即便是拿破仑尚且不可能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那么一切执西方抽象原则的外部反思难道有可能是正确的和具有实际效准的吗？外部反思仅仅具有思的外观，它的实质乃是“不思”，用我们通常的话来说，就是没头脑。所以黑格尔很正确地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的人称为“门外汉”，把外部反思看作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看作是浪漫主义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黑格尔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他开始，社会—历史的一度作为本质的东西进入哲学中去了。在以往的哲学中，例如在康德的哲学中，道德领域虽然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进行了规定并使之获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开端，但道德仅仅作为公设、作为“绝对命令”而停留在单纯的主观性上，还根本不具备或完全疏离于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所以伽达默尔说得对：黑格尔通过对主观思想(特别是外部反思)所做出的持续不断的、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3]111。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哲学必须从单纯主观性的立场上，从空疏的“应当”中摆脱出来，必须深入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单纯主观性的立场完全不顾及社会—历史的现实而仅只设定抽象的“应当”，外部反思虽说具有理论的和学术的外观，但由于从根本上撇开特定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因而实质上正从属于纯全主观的“应当”。外部反思仅仅通过理智的抽象作用获得一般原则并把这种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特定的内容之上，这种表面上的“推理”实际上不过是完全主观设定的东西，因而不过是停留在私见中的“应当”罢了。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说得非常透彻：“……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他们把理智的抽象作用所产生的梦想当成真实可靠，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能达到的。”[4]

正是由于牢牢地把握住了社会—历史之本质性的那个方面，黑格尔哲学才显示出它的决定性意义(这种意义直到今天尚未被充分理解和充分消化)，才显示出它对于马克思学说而言的根本重要性。在某种可以和黑格尔比较的意义上，恩格斯指证费尔巴哈的伦理学只是表现出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惊人的贫乏”，而洛维特甚至说，费尔巴哈粗鲁的感觉主义乃是“用夸张和意向来取代内容的思维野蛮化”[5]107。为什么事情竟是这样呢？因为在费尔巴哈那里，社会—历史的实体性内容再度隐遁消失了。在黑格尔哲学中，主观意识被客观精神所扬弃，而客观精神的领域正是广义的社会—历史领域(历史哲学和整个法哲学)；但费尔巴哈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归根到底只是纯粹的“应当”，即纯粹主观性的领域(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由此来定向的)。所以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6]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历史唯物主义乃是直接与黑格尔伟大的历史观点相衔接的。

三

当黑格尔指证客观精神超越主观思想而构成其真理性的领域时，他无疑是正确的；但当黑格尔把客观精神的本质性导回到“绝对精神”并为前者找到真正的哲学证明时，黑格尔便表现出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和黑格尔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客观精神的本质性不在绝对精神的天国，而是植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意识[das BewuB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B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2就此而言，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客观精神的本质性最终植根于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中，因而法哲学或历史哲学归根到底乃是“应用的逻辑学”，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客观精神的本质性必须被归结为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展开的事物才是真正现实的社会—历史内容(黑格尔是把这些内容放逐到注释中去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它的真理性不可能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活动及其纯粹形式(即逻辑学)来获得根据和保障，相反，其真理性需要通过不断地研究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并把握其社会—历史之现实来获得持续的展开(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科学”)。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可能是某种“应用的逻辑学”，也不可能意味着某些仅仅停留于抽象中的原理以及这种原理之外部反思的运用，毋宁说，它意味着一种全然不同的科学的“实行”。这一点从历史道路理论来看最为简明。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道路的描述有“五阶段论”或“三阶段论”，但无论哪一种阶段论，难道可以绕开对特定社会之实体性内容的研究而仅仅拿它来进行外部反思的运用吗？在这种外部反思中还谈得上历史唯物主义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在这里出现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当无头脑的观点把某种公式说成是马克思的主张时，马克思所主张的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无疑大大地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马克思并不认为德国会走英法的道路，他甚至认为德国道路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它走法国道路的不可能性[1]11-14。同样，当查苏利奇向马克思询问俄国革命的路径时，马克思的回应是多么谨慎，并且只是提示了某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可能性。如果说，马克思尚且认为他当时对俄国的研究和了解还不足以对问题做出具体的断言，那么，何以某些号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却毫无忌惮地把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一切他根本未曾研究过的内容之上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问题是太简单了，比解一个一元一次方程还要简单——一般原则已经提供了现成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不需要对特定社会的现实内容进行研究，无论是俄国道路还是中国道路，总已被先行置入西方道路的现成性之中了。但是，即便在马恩草创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他们便已经把这一学说和具体研究的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晰了：“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73-74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东西并不现成地居留于单纯的逻辑或抽象的原则之中，那么，对“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就是绝对必要的，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试金石。

由此需要来检讨的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曾经进入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去，我们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多大程度上曾经去关注和深入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像任何学术一样，马克思主义学术同样是需要分工的，但是，如若这一学术在总体上不以切中社会现实为旨归，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总体上不去涉及甚至刻意远离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及其变迁，那么，这里除了经院哲学和“纸上功夫”，还可能是什么呢？在这里还谈得上历史唯物主义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到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法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雷蒙·阿隆晚年有一个评论，他说，萨特和阿尔都塞都有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提出了某种中学生的问题——恩格斯会把这种问题称为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能的；但他们却没有用《资本论》的方法去真正研究过欧洲社会，特别是没有去研究法国社会。我认为这个批评意见是很有一点道理的。第二个例子是：20多年前，冯契先生主持编写“毛泽东思想大系”，他说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应包括《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当时我们很惊讶，觉得哲学著作应该就是像《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现在想来冯先生讲得非常正确，而且是有深刻道理的。为什么？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武器，是一种深刻的分析工具。什么是“武器”或“工具”呢？它们是用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比如说，锋利的刀是医生用来解剖或厨师用来切菜的。对于一把真正的刀来说，它的第一义的东西总在于“用”，在于“庖丁解牛”，也就是说，拿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武器去研究与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人们或许会说，那么研究这把刀本身难道不是也很重要吗？确实很重要，但是要真正研究这把刀本身，除非你用过这把刀并且经常用这把刀去切割各种不同的东西，否则的话就根本谈不上对刀的研究。这就是说，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同样必须使之运用于社会现实的分析之中。也许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才可能仅仅局限于“纸上功夫”，那就是“说明书研究”——一种工具或一件武器往往会附有一纸“说明书”，然后我们就开始阅读和研究说明书。这种阅读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始终停留在“说明书研究”上，既不去触碰工具也不去使用工具，那么这工具不是被弃置一边并且变得毫无意义了吗？不过这样一来，说明书研究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属于这种永无止境的“说明书研究”，它甚至以不和现实事物打交道来标榜自己的优越性，来自诩其“纯正的”学术意义。

但是，当我们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纲领来研究社会生活——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内容时，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就成为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纲领呢？不，决非如此。对于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来说，不仅要研究中国问题，而且要把握和切中问题的社会现实。我们决不可过分轻易、过分草率地来想象“现实”(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都是如此)。现实(Wirklichkeit)不是通过知觉可以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事实”或“实存”，而是本质和实存的统一，是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因此，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现实概念不在“有论”中，而在“本质论”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问题根本不在于罗列诸“事实”或从诸“实存”中取得一个平均数，而是在实存中把握本质的东西，在展开过程中揭示必然的东西。这无疑意味着相当高的理论要求(这种要求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根本未曾梦见的)，因为在本质和必然的东西尚未被揭示的地方，“现实”根本不可能前来同我们照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维特说，马克思之所以针对费尔巴哈而捍卫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理解普遍者的决定意义(就此可以说马克思恢复了“客观精神”的学说)，而他之所以攻击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在哲学上把历史的普遍关系神秘化了[5]127。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得对：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要比其余的历史学来得优越[7]。且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唯当我们深入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时，那个被称之为社会现实的领域才成为可通达的。

由此可见，在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的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是：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总体上必须研究中国社会并以切中社会现实为鹄的，而只有当这种学术达到大大地超越于外部反思的理论制高点时，切中社会现实才是可能的。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要求给予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启示是：只有当讲中国语的学术能够普遍地把中国道路把握为思考的枢轴从而使真正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映入眼帘之际，这一学术才可能摆脱它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242-243.

[3]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4]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4-45.

[5]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7]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82.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6-09-14

吴晓明(1957—)，男，长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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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462X(2016)11-0001-06